第8版(副刊)
专栏：金马人物特写征文
绿色的化身
张聿温
一位身穿旧军装的老人，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顶着早春的寒气，风尘仆仆地从天津直奔北京亚运会工地。
“同志，您是……”
“我叫宗景仁，是来义务植树的。”他已找上门来联系过两次了。群工部的同志告诉他，已决定聘请他为“亚运村义务服务总队顾问”，担任“义务劳动军队系统联络员”，专门负责绿化工作。
生活中不能没有绿色，他对绿色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么说吧，他在打盹，只要一听到“植树”二字，他会立刻蹦起来。
他１９４８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军区空军航空兵某师副参谋长的位子上干到离休年龄。那是１９８３年。本来，他可以住进干休所安度晚年，可他却下决心把余热献给祖国的绿化事业。经组织批准，同年１０月，他一家４口迁到河北省昌黎刘台庄，在一片盐碱滩上义务植树造林。他的宏伟计划是植树一万棵，不达目的不收兵。碱地上种树的困难和劳动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４年过去了，他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在白花花的盐碱滩上浇出了片片新绿：栽树５５０００余棵，育苗５１０００余株，栽下的树木５０％成活，原来一条长达２０００米不见树木不见草的河堤，变成了一条绿色林带。他心醉了。
组织上给他记了二等功，以表彰他的奉献。同时考虑到他原定的植树计划已超额完成，生活上也有实际困难，劝他离开了盐碱滩。但是，绿色仍使他魂牵梦绕，他人住在天津的干休所，心又飞到北京，飞到了亚运会工地。去年３月１８日，他发出一封不到５０字的短信：“我除去不要报酬义务为亚运会工程绿化工作劳动１００个工作日外，再为亚运会绿化工程捐款１０００元，祝亚运会成功。”随后，他来到北京，被分到东城区园林局绿化队五班，在工人体育馆、地坛举重馆附近种树、种花、种草。他白天一身汗，晚上睡在一家公园的值班室里，一日三餐赶不上在街道居委会食堂就餐，就在路边的小餐馆随便买个大饼买碗面条，整整干了１０３天。要不是手腕子得了腱鞘炎，他还真舍不得离开呢！
整个亚运会绿化工程，人民解放军驻京１０个大单位要参加２４万个劳动日，他的职责是接洽联系，检查质量，了解进度，协调矛盾，当然还要进行技术指导，搜集掌握绿化中的好人好事，以便向上汇报。“宗老，到天坛公园路远，给您派个车吧。”“不用，省着点吧。”他一直骑着自己那辆旧自行车，从各个绿化工地到总政、空军等大单位，一个个地跑。有时一骑就是三四个小时，累了，就在路边歇会儿；饿了，就在街上随便买点什么充饥。那次跑总政，突然风雨交加，回到指挥部，浑身上下全湿透了。同志们心疼他，他哈哈一乐：“正好洗个澡！”
他说他当联络员有“三招半”，第一招是说话和气，笑脸相迎；第二招是加以鼓励，表示感谢；第三招是亮出亚组委的工作证，公事公办；那半招么，是拿出自己的军官身份证。这半招很灵，部队的同志一听说他是军队离休干部，都格外客气，团长、政委向他敬礼，一口一个“老首长”，热情地给他让座，留他吃饭，还要派车送他。不过，他也碰过“钉子”，虽然只那么一次。他到某单位去检查质量，了解情况，当他拿出那“半招”时，不料接待他的一位年青人说他的军官身份证是“假的”，给没收了，大概看他不像曾当过参谋长的样子。
３个月过去了，在他掌管的那两幅亚运会工程绿化图表上，清清楚楚地显示出这样一组数字：驻京部队参加义务劳动１０万多个劳动日，整地３８万平方米，植树３４万棵，植绿篱５９０００多株，种草１０万多平方米。数字是闪光的，这上面闪耀着他的汗珠呢。
宗景仁，好一位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终生常绿的化身。
（作者单位：空军报社）
第8版(副刊)
专栏：
红旗
周民
这些日子我怀念天空：
不加掩饰地飘扬，
唱出心中的呼啦啦的歌。
不怕召唤什么、刺激什么，
知道刺激不刺激都一样；
只有这样才能集合队伍，
誓言才变得由衷和痛快。
因为浑身沐浴真理的阳光，
早已公开宣言、代表美好的未来。
我就是从硝烟冲杀而来，
倒下、树起，再倒下、再树起，
扫荡阴霾和旧世界的污泥浊水。
只要我在风中神圣地呼吸，
就回答了一切，不惧怕一切，
就不会惊慌失措，也不会垂头丧气。
既然历史选择了我，
我就珍惜自己的荣誉和成功之路；
应当更加温暖、完美、璀璨，
永远不让胜利的火焰熄灭，
人类仅有的唯一的希望呵！
这些日子我怀念天空，
这样地招展、招展：
亲吻《东方红》的音符，
怀抱《国际歌》的旋律。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一本小书的发现
孙犁
前些日子，忽然接到老朋友陈肇的一封信，内称：“报告你个好消息：几十年来未曾找到的，你在通讯社写的那本《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今天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不是原本，是翻印本）。他们可供复制，可供抄写，你考虑一下用什么办法复制下来？”
他说的“今天”，就是他写信的５月２７日。肇公是久病之人，但他这封信，写得清楚通畅，看来也是因为这一件事而高兴。我们都是晋察冀通讯社的最初成员，他当然也参加了这本小书的“集体讨论”，我是“执笔”者。
我喜出望外，对于这本小书，我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随即给他复信：如果精力来得及，希望设法复印一本，费用由我来出。又考虑，他是有病之人，就又给在北京工作的二女儿写信，叫她去陈伯伯那里商量这件事。不久，女儿回信说，她去了陈伯伯家。看到陈伯伯走路十分艰难，陈伯母双腿已不能行走，只能坐在藤椅上，看上去，已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原来高兴劲，顿时凉了一半。我们这一辈人，现在都老了！
肇公还是帮她找了，发见这本书的曹国辉同志，也是晋察冀的老人。曹同志告诉女儿复制的手续。
过了几天，女儿来信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规章制度很严格，经过多种手续，并经主任批示，她才见到了这本小书：３２开，５５页，铅印。封皮、封底，用一种黄色薄牛皮纸包着，用毛笔写的书名（竖写），封底有一个依稀可见的方戳：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
据此可知，书的原有封面及封底，已经破损。但据书皮上写的“抗敌报社经售”字样，我仍断定为原印本，并非翻印本。
书已经拍照、复印，即将寄来。
难得呀，难得！
经过５０多年，它究竟怎样留存下来？谁保存了它？怎样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又怎样到了北图的善本书室？都无从考查，也没有必要去考查了。
我只在这里，感谢善本书室，感谢曹同志，感谢肇公和我的女儿，他们使我临近晚年，能够看到青年时期写的、本已绝望的书。
这本小书，写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出版于１９４０年４月。地点是阜平。
它现在陈列在北京图书馆，就像那些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老式枪支、手榴弹，陈列在历史博物馆里一样。
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５日记，时患感冒。
第8版(副刊)
专栏：
沙荒上深深的足印
——读《沙都散记》随笔
江霞
陈舜瑶同志的《沙都散记》（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作者前些年多次深入宁夏沙漠地区调查研究的成果。
这本书，以沙坡头沙漠科学研究站为中心，写那里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为保障包兰铁路建设的需要，不畏艰难困苦，开展防治沙害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历经三十春秋，终于创造出一个保护铁路不受沙漠侵害的防护体系——人工植被固沙带，中国的第一个治沙大工程。这些可敬的治沙人，亦即沙坡头人的治沙论文，不仅写在纸上，而且写在辽阔的沙丘上。
写这样题材的书，既不撇开科学工作的内容，又要使广大读者不感到沉闷，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
作者善于把人物和景色交融描写，几位科学家：“登上沙山顶，豁然开朗，层峦叠嶂，无边无际，雄浑辽阔，苍黄一色。那沙岭上的脊线迂回婉转，纵横交错，宛如回纹织锦上的图案，单一中含着变化，粗犷里透着柔和，这真是大沙漠独有的壮美，不由你不心折神驰。”作者还透过治沙人的生活情趣，来揭示思想，弘扬革命乐观主义：“在骆驼蹄窝般小天地里，他们自得其乐，尽管肚子吃不饱，人们晚间还会和着黄河波涛的节拍，引吭高歌。他们最爱唱‘洪湖水，浪打浪’……”
当然，全书更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作者透过人和事写出一些发人深省的思想：爱国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传统和前进的动力；辩证唯物论是照亮科学工作行程的明灯；党的领导是科学工作兴旺的保证；等等。在沙坡头人身上，热爱祖国就是要报效祖国。只要祖国召唤，就义不容辞，全力以赴，不畏艰苦，勇挑重担。爱国热血在胸中奔涌，这正是可敬的治沙人自愿到沙荒中去，默默无闻、一干３０年、白了少年头的奥秘所在。
书中在描写治沙人同群众相结合，用麦草铺成方格，压进沙表，再在格子里栽上固沙植物时，深情地写道：“中国西北遍地疮痍，她的好儿女也学会植草补地，在大地创面上精心植皮，让它再生出光洁的新肌”。书中在描写治沙人不怕苦和累，用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称干沙和湿沙，计算干沙重量和水分重量，找寻沙下稳定含水率时，亲切地写道：这工作好比“为这块病入膏肓的大地量脉搏，取血检验，天平指针的微微倾侧都引起他心脏的震颤，他由衷盼望贫血的大地有希望康复”。而当治沙人惊喜地发现赤裸沙丘下面潜藏着生命之水时，作者又写道：“一息奄奄的大地母亲呀，他们摸到了她的脉搏，没有停止，虽然微弱，却很清晰”。这些拟人化的描写，情深意切，很能打动人，使人发生共鸣。
书中写治沙队伍中的一位老科学家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经常强调：搞科研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学习唯物辩证法。那治沙的第一仗，便是对风沙活动规律（如起沙风的速度、风沙移动的形式、特点等）进行调查研究，从亲自动手实测开始，积累最基本的数据，并且同变化多端的风魔作顽强的斗争。“人工植被”方案的提出和实施，就是突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即首先是治沙人观察、考察黄河南岸的“天然植被”，研究它形成的条件、规律，然后加以灵活运用，精心选择、试验，才搞成“人工植被”。
“呵！花棒、柠条、油蒿、沙拐枣，你朴素无华，深藏不露，根底深厚，顽强坚韧；你索取最少，却奉献一切；你默默无闻，却欣然自得；你不羡慕种在名园，供人欣赏，却乐在天涯战风沙……”该书这样结尾，十分耐人寻味。
第8版(副刊)
专栏：
“扇文化”琐谈
王心喜
炎夏，人们离不开扇子。扇子在中国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和人类的文化史有着密切的关联。
扇子的创制年代众说不一，或谓源于黄帝时，或说源于舜时，反正在古史的传说时代已有制作。其见于史传的最早名称为“五明扇”，相传舜为广开视听求贤自辅，曾作五明扇。
最早的扇有羽制和竹制两种。以禽鸟之羽翎编织成的扇子，往往是用作统治者礼仪之具，如殷高宗制雉尾扇，以备出巡时障尘蔽日。以后历代统治者及显贵均备有此种仪具，而且在使用的数量、规格和质地上，均有严格的等级之分，一般人不能僭用。唐玄宗时，大臣萧嵩又订定了制度，在正殿上设置羽扇，使得皇帝尊容不轻易显露，以示尊严，并有专职人员负责掌扇。
当然，扇子最广泛的用途是逐暑致凉，自汉代始，作为夏日纳凉的扇子已经很普遍了，当时平民百姓爱用蒲扇和团扇。至于折扇，是宋太宗时由日本和朝鲜传入中国的。
扇子进入中华民族的生活中，也影响了中国的艺术、文学和日常行为诸方面。
在中国绘画史上，扇面画占有一席之地。魏晋时期在纨扇、竹扇上题字、作画的现象已经出现。当时的著名书画家都曾为扇泼墨挥毫，使扇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成为一种艺术品。在折扇上题字作画从明成化年间开始盛行，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受到人们的欢迎。唐寅、沈周、仇英、文征明等一代名家，都曾为人为己在扇面上题诗作画。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书画扇面竟达两千多件。
扇子常用来表演戏剧舞蹈。梅兰芳在《贵妃醉酒》中，运用扇子巧妙地表演了杨贵妃的醉态和复杂心理；民间舞蹈中，扇子常常成为表演艺术的重要部分。
在我国文艺作品中，把扇作为题材的，历代皆有佳作。汉成帝时，宫廷女诗人班婕妤写的《怨歌行》云：“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状物言情，隐喻封建时代的女性，年增色衰，好似到了秋天，时过冷落。《水浒传》中白胜唱道：“赤日炎炎似火烧，田野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揭露了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对劳动人民寄于深切同情。《红楼梦》中浓墨重笔描写扇子的也很多。
扇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用途更多。在古代，执扇与否，执何等样扇，已成为人们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尽管天气不热，士大夫还是照样手持折扇拜亲会友，出入公共场所，以示风雅。清末及民国年间，民间婚丧嫁娶也有用掌扇作仪仗的风俗习惯。扇子的种类很多，用途各有千秋。苏州的折叠式檀香扇，工艺细巧，造型优美，是很好的饰物；杭州的黑纸扇“雨淋不破，日晒不鼓”，不但可以降暑取凉，还可以遮阳蔽雨，有“半把伞”的美誉；四川的棕榈扇，生风、遮阳、挡雨、代垫，一扇可四用。
现今，尽管许多家庭和公共场所都有现代化的降温设备，但是扇子仍然有它广泛的用途，特别是它的文化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譬如南京金陵扇厂、杭州王星记扇厂，将我国传统工艺与绘画艺术巧妙结合，赢得了国内外人士的喜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旅游文化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