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为粮食而奋斗的人
——访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萨乌马
本报记者 刘兆祥 顾玉清
联合国粮农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最大的专门机构，共有１５８个成员国。爱德华·萨乌马于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７年三次连选连任该组织总干事，至今已达１５年之久。他是联合国内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高级官员。最近，他来华亲自主持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二十届亚太区域大会。趁此机会，记者采访了他。
萨乌马是黎巴嫩人，虽已６４岁，但脸色红润，精神矍铄。他首先告诉记者，在粮农组织１００多个成员国中，有一些国家他还未访问过，而中国他却访问了四次。他始终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
十几年来，在萨乌马的领导下，粮农组织已成为一个促进全球农业、畜牧业、林业和渔业进步的不可缺少的机构。它协调国际活动和各国间的合作，以国际共同努力对付全球粮农方面日益严重的挑战。
１９７６年，萨乌马提议设立“技术合作计划”，从粮农组织的正常预算中专拨一定比例的资金对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自创立以来，该计划已经向１３４个国家提供了４０００多个短期、高效项目援助，金额达３亿多美元。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开发需要巨额资金，萨乌马上任以来致力于资金的筹集，赋予粮农组织“投资中心”以新的活力。“投资中心”已制定了约８００个项目，３８０亿美元总投资额中的３３０亿美元是１９７６年以后提供的，其中一半以上的资金是从外部金融机构以贷款形式筹集的。这些投资已使２亿人口受益。
８０年代中后期，非洲的饥荒震惊了全世界。萨乌马先生早在１９８３年在世界尚未觉察的情况下就提出了警惕非洲将要出现的粮食危机，当时他向国际社会首次发出了要求援助的呼吁。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５年，非洲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他再次向全世界呼吁提供紧急粮食救济。他的呼吁得到了各国的响应，２１个国家提供了７００万吨粮食援助。正因为如此，在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斗争中，萨乌马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扬。
此外，他还倡导了“全球植物遗传系统”、“世界粮食安全”、“全球农业战略”等有意义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因而他赢得了很多国家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信赖与支持。
萨乌马先生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在访问中，他对记者说：“中国是一个有１１亿人口的大国，７０％以上是农业人口。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业，认为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农组织同中国的合作一直很好，我们赞赏中国政府的农业政策和采取的措施。”接着，萨乌马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了有关合作情况。
自１９７８年以来，粮农组织利用“技术合作计划”和信托基金为我国提供了２０００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兴办了包括农业遥感、种子加工、粮食干燥、油橄榄种植、种子检验、农业统计等在内的８６项小型农业项目。其中有的填补了我国的空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外，粮农组织还利用其技术力量执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的援华农业项目，如黄土高原土地利用、热带作物研究等。
采访快结束时，萨乌马先生带着赞赏的口气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一些亚非国家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援助。例如，在非洲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时，中国通过粮农组织捐助了５０吨农药，支持援助非洲消灭蝗虫的行动。对此，很多国家都很欣赏。”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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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访归来
储蓄：幸运与决策
本报记者 艾丰
访日之前就知道，日本的个人储蓄额是世界上最高的。到日本后，得到的最新数字是：到１９８９年，日本每户的储蓄余额达到８９３万日元，按现在汇率，折合近３０万元人民币。
日本朋友也常常把提高居民储蓄作为发展经济的一条重要经验提出来，并希望中国也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这次我们人民日报一行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很短暂，不可能对此进行深入的考察，但它始终是我们注意了解的问题之一。
在日本企划厅，国内调查第一处处长大来洋一先生向我们介绍情况。他给我们每人两张统计表，然后着重讲解了日本经济的两个良性循环：经济增长促进了储蓄的增长，储蓄的增长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储蓄的增长促进了设备投资的增长，设备投资的增长又促进了储蓄的增长。表格上，列着日本同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对比数字，具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例如，１９５２年—１９６０年，日本的个人储蓄率是１３．２，美国是７．２，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日本是８．５，美国是２．７。１９６０年—１９７０年，日本的个人储蓄率是１７．３，美国是６．５，同期经济增长率日本是１０．５，美国是３．９。１９８２年，日本的个人储蓄率是１７．７，美国是５．９，经济增长率日本是３．０，美国是－１．７。日本同其他国家的对比也是类似的情况。
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起了最大作用的不是股票，而是贷款。银行贷款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是储蓄。１９６１年，日本的总储蓄额曾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８．７％。储蓄包括企业储蓄、政府储蓄、个人储蓄，但最重要、占比例最大的还是个人储蓄。
大来先生是日本每年公布的经济白皮书的撰写者之一，他提供的情况，应该说是带有权威性的。
日本人天生就是喜欢储蓄的吗？当然不是。二次大战前，日本的储蓄率并不很高。战后日本经济是相当困难的。１９４６年，日本政府第一次发表经济白皮书，里面有一句话：“个人家庭是赤字，国家也是赤字。”国家和个人都是赤字的情况下，哪里有钱储蓄呢？
“但是，战后的日本是幸运的。”日本朋友向我们这样说。
“幸运”在哪里呢？首先，日本的许多生产设备在战争中并没有遭到破坏。同时，日本对技术人员的培养在战争中也一直进行着，水平没有下降。由于有了这两条，就可以利用较少的投资，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在资金方面更反映了日本的幸运。战败国本来是要对战胜国给予战争赔款的。但占领日本的美国，出于其世界战略的需要，由抑制日本的政策改为扶植日本的政策，不仅没要日本的战争赔款，还给了日本救济款。稍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把日本当成了后勤基地，又把许多钱花在日本了，为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注入了最需要的资金。
把话扯得远些，在近代史上，日本和中国对比，它在资金积累上的“幸运”就更加明显了。１８６８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后，正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候，它从１８９５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获得了２．３亿多两白银的赔款。据日本历史书上记载，这笔巨额资金，对日本经济发展有如春苗逢甘雨一样。二次大战后，日本是应给中国战争赔款的。日本著名人士宇都宫德马在一篇文章中曾说，按照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日本要拿出５００亿美元的赔款，而当时日本银行掌握的硬通货最多不过２０亿美元，就是５０年还清，对日本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后来美国操纵旧金山会议，单独媾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表示放弃索要日本的赔款。新中国政府出于中日长期友好和不让日本的下一代承担上一代的错误而产生的后果，在７０年代初，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的时候，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
当然，把日本经济发展、储蓄增加，仅仅归结为日本的“幸运”，那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公允的。日本的储蓄率较高，根本的恐怕还是取决于它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
日本人有两个普遍的苦恼或者叫做后顾之忧。一个是住房问题，房屋、地皮异常昂贵；一个是子女教育问题，学习费用相当之高。解决这两个问题，都需要大量的钱，这就需要储蓄。我们这次访问中，仍然听到这方面的众多呼声。人们抱怨说，一个中等收入的人，辛辛苦苦干一辈子，未见得买得起一套房子；如果要供子女上大学的话，那么家庭主妇就要打零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攒钱防老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储蓄就成了个人和家庭生活稳定和提高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宣传教育也是很重要的。要爱国，要振兴日本，就要多多储蓄，成为人所共知的道理。政府在存款利率方面，也制定了较为优惠的政策。
有的学者还认为，日本储蓄率高还有一些具体原因：日本的企业多采取一年两次分红制，夏、冬各一次，每次分的较多，分红的钱大多用于储蓄了。战后人口出生率降低，子女负担减轻，也是一个原因。
围绕日本储蓄的这些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需要依靠储蓄来积累资金。必须向全体人民广泛、深入地宣传“勤俭持家，积极储蓄，支援建设”的思想。
从日本的经验看，储蓄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也必须从更多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例如我们的消费结构是否太狭窄了。我国的住宅还没有进入商品领域，职工的医疗、养老又有基本保证，子女教育费用也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手中的钱自然就很容易集中冲击不断变换的所谓“几大件”，市场紧张与市场疲软，很容易互换。这不能不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许多问题。再例如，我国企业大都是每月发奖金，这既不利于职工把零钱攒成整钱，而且这样的发放办法，也不利于把奖金和企业的效益真正挂起钩来，因为企业的效益如何，一般至少要在半年或一年才看得清楚。如此等等。因此，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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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国经济动向
迅速发展的阿联酋经济
刘沙
遭受几百年殖民统治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九七一年获得独立后，努力利用本国资源，发展多样化经济，扩大对外贸易，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阿联酋面积八点五八万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三十万，地处亚热带，大部分地区是沙漠，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石油储量丰富。据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处发表的数字表明，到一九八七年底，阿联酋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为九百七十一亿桶，占海湾国家总蕴藏量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世界总蕴藏量的百分之十一。天然气储量为五万七千零六十亿立方米，是海湾国家总储量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一，居海湾国家之首，是世界总储量的百分之五点四。阿联酋石油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石油收入约占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一九八八年石油出口收入为四百八十多亿迪拉姆（一迪拉姆等于零点二七美元）。七十年代末，石油日产量约为二百万桶。近年来，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日产量有所下降。根据石油输出国的规定，现日产量为一百一十万桶。
为了改变单纯出口原油和天然气的状况，国家大力发展石化工业和天然气液化工业。目前全国建有多家炼油厂和石化工厂，一九八八年出口的石油产品为二十八亿迪拉姆。天然气液化工程主要集中在阿布扎比的达斯岛和鲁韦斯，迪拜的阿里山。一九八七年出口的液化气为三十八亿迪拉姆。
建立石油以外的其他工业是阿联酋经济多样化的重要措施。过去，其他工业的产值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百分之二，目前已提高到百分之十。每年出口石油获得的大量外汇收入，为引进先进设备、建立现代化工业基础提供了有利条件。全国各地现建有三十五个工业区。这些工业区各种设施齐全，水电供应充足，内外交通方便。政府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建厂。目前最著名的工业区有两个：一个是阿布扎比的鲁韦斯工业区，这里集中了阿联酋的一些大工厂，如钢铁、机床、冶金、化肥、纺织厂等；另一个是迪拜的阿里山工业区，这里建有制铝、水泥、电缆、造船厂等。到目前为止，全国的工业区拥有八百六十家工厂，年产值达八十亿迪拉姆。
过去，阿联酋农业十分落后，可耕地仅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零点一五，粮食全部靠进口。八十年代以后，国家重视农业生产，治理沙漠，扩大耕地。政府不断调整农业政策，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免费向农民提供种子、肥料、农药、农机，发放农业贷款，推广先进技术，举办农业培训班，建立农业指导站和试验点。经过几年的努力，椰枣已能满足本国的需求，蔬菜已自给有余，并向其他海湾国家和一些欧洲国家出口，饲料也可满足本国百分之八十七的需要。目前在一些地区已种植小麦，力争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粮食自给。
畜牧业和渔业近几年突飞猛进地发展。鲜鱼生产已完全能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并向海湾各国大量出口。
近年来，阿联酋的金融业不断发展，在国民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九七四年底海外金融总额仅为五点零六亿迪拉姆，到一九八九年八月底达到三十八点六七亿迪拉姆。
扩大对外贸易是阿联酋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标志。阿联酋政府与外国签订了三十个经济协定，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二十二个国家成立了联合委员会。委员会每年轮流在双方国家的首都召开例会，研究协定或议定书执行情况，根据情况变化采取更有效的合作措施。例会还交流双方在经济、科技方面的最新成就，以便相互受益，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一九七一年成立了阿布扎比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它不仅向本国企业投资，而且还向一些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提供贷款或援助。基金会已向四十二个国家的九十五个项目投资。从一九七一年成立到一九八八年止，基金会向国外贷款已达四十一点六四亿迪拉姆。
阿联酋的迪拜自由贸易区，面积一百平方公里，是东西方交往的枢纽。自由贸易区允许各国在这里办贸易中心，许多国家看中这里的市场，客商纷至沓来。到目前为止，已有二百五十多家公司在这里设立贸易中心，其中包括我国的长城贸易公司。
阿联酋在过去十九年中，在扎耶德总统的领导下，致力于发展经济、振兴国家、改善人民生活，取得光辉的成就，现在又以惊人的步伐，向工业国方向迈进，使这颗“海湾明珠”更加光彩夺目。
（附图片）
图为阿联酋迪拜一制铝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