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银幕上的时代精神之光
——谈近年来少儿题材影片创作
蔡师勇
若干年前，少年儿童题材影片《苗苗》、《泉水叮咚》、《月光下的小屋》，虽然先后在不同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口碑甚佳，却并未曾促使人们对这类影片形成“价值判断”。近年来则不然了，继《我只流三次泪》、《霹雳贝贝》等等之后，《多梦时节》、《特混舰队在行动》、《豆蔻年华》、《哦，香雪》、《大气层消失》等（本人没看过的尚不在此列），接踵而至，犹如风南来，吹入影坛。这批少儿题材影片程度不同地具有思想健康、视角独特、构思新颖、制作精细的特点，博得了舆论界的赞扬，认为它们是近年来电影创作上成绩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
我以为，上述少儿题材影片之所以赢得好评，主要在于一个“新”——题材新、角度新、思想新、人物新、手法新……一言以蔽之曰：富有时代精神。
《豆蔻年化》所表现的是８０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中学校园生活：充满着进取、开拓精神和激烈竞争的气氛。人们从表面静谧的校园生活，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沸腾的大千世界的影响。毫无疑问，如果缺少竞争意识，学校的教学质量无从保证，迅速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将成为一句空话。然而，同是竞争，可以受制于截然相反的价值观。为取得优异学习成绩，既可以依靠不择手段、损人利己来实现，也可以依靠刻苦勤奋、团结互助来实现。《豆蔻年华》一方面肯定了竞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在学习竞争中目的与手段的不可分离。把德育和智育（自然还有体育）联系起来作为教育的双重任务，这是使人类成为高等动物的因素之一。应该看到，《豆蔻年华》所揭示的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和现实性，其意义并非仅止于教育领域。
《豆蔻年华》还接触到如何评估人的价值的问题。同是龙城中学的校友，从海外归来的名闻天下的女科学家，一辈子默默无闻地甘当打字员的老职工，以及为那位女科学家开汽车的司机，怎样评估他们三个人的价值？这是当今大讲“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青少年十分关心的敏感问题。《多梦时节》的情节也是围绕着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展开的。处于瞬息万变时代的中学生们，像影片小主人公罗菲一样，大多有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关于个人前途的梦：从当一名宇航员到成为大使夫人……社会发展为他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那么，一个人是否只有像罗菲母亲的早年恋人华光那样，成为著名音乐家，曝光荧屏，生活在鲜花和掌声中，才算有了价值，实现了“自我”呢？作为对比，罗菲的父亲，一个牙科主治医生，整日操劳，虽然医术高超，却因无暇从事学术研究，总也评不上高级职称，似乎从此与“名人”无缘了。他是否不如华光有价值？《多梦时节》好像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答复，但它至少在客观上是寄更多同情于罗菲的父亲的。
不必讳言，人的能力、地位、待遇（名与利），不可能没有差别。在竞争中，必然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但是这种差别，决不能变为人格的不平等。把职业分成“高尚”与“低贱”，是同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相抵触的。《哦，香雪》讲述了穷困山区的女中学生香雪和她几个小伙伴的故事。香雪是村中唯一考上中学的女孩。香雪的优势在于她作为山民女儿的诚实和淳朴。在城镇同学面前，香雪一度感到了自卑。但她很快恢复了自尊。香雪和她的小伙伴依靠火车通车后给山区带来的方便条件，获得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却又不失其精神上的诚实和淳朴。香雪在用一整篮鸡蛋换到了朝思暮想的新式铅笔盒后，体验到自尊心被维护之后的无比欢愉。香雪当然暂时还不懂得人格的真正含义，但她的行为实际上表明，山里人和城里人尽管存在种种差别，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哦，香雪》的这层意义，不是也十分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感么？
《大气层消失》以奇妙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的故事，但又绝对不能将它是归结为科教片。影片深层揭示的却是道德伦理问题——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今人与后人的关系，等等。影片的中心事件，是装载在列车上的液态氯化烃泄漏造成臭氧层破坏，然后主人公们为挽救臭氧层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原来，是银行抢劫犯和偷伐木材者共同造成液态氯化烃泄漏的。当那个听懂动物语言的小孩四处对人们发出大气臭氧层即将被毁，人类将因暴露于太阳紫外线超强辐射下而毁灭时，一些只顾个人蝇头小利的市侩们，却大加嘲讽，或以为与己无关而不闻不问。然而，事实是人类必需组成社会，且只有通过社会才能生存。一个不择手段，以邻为壑，奉“他人就是地狱”为人生信条的人，终究也会因为不见容于社会而自取灭亡的。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大的危害，莫过于利己主义和目光短浅。我们在《大气层消失》这部影片中，看到了和《豆蔻年华》等作品类似的主题，即对于价值观的思考。
时代精神在《特混舰队在行动》这部影片里，得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体现。我们看到的，是一所海军子弟学校。由于特殊环境的熏陶，这所学校的学生自幼热爱海洋，熟悉海洋。影片注意通过叙述传播了许多海洋与海军知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它突出地宣传了海洋意识。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开发海洋，保卫祖国海疆，越来越显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影片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首次对我们的少年儿童和其他观众进行了中国也是一个海洋国家这一极为重要的海洋意识教育。《特混舰队在行动》在艺术上有不如上述几部影片的地方，但就适应少年儿童心理发展特征而言，它优于上述几部作品。
这便牵涉到了什么是“儿童片”的有争议问题。我不想在这篇短文里讨论它，所以一开始就不采用“儿童片”的概念，而采用了“少年儿童题材影片”这个“中性”概念。然而，不管怎么说，上述少儿题材影片都是以“儿童片”的名义摄制的。于是，人们不能不思考，为什么近几年来“儿童片”普遍得到好评，而在其它题材领域（革命历史题材除外），却显示不出同等的成绩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围绕着少儿题材影片创作的有关领导者和艺术家，指导创作的思想是健康的。他们毕竟没有忘记他们面临的是一部“儿童片”，无论如何应当有利于陶冶性情，培养少年儿童的高尚情操，而不是将脱离作品内容与“寓教于乐”的所谓“个人艺术追求”、或牟利放在首位。换言之，这些影片的制作者们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着社会责任。但是，仅有这一点还不够。从上述几部影片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的作者们热爱生活，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投身于四化建设的人民大众；对于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事物十分敏感，充满激情，决不是冷漠，疏远，麻木不仁。前几年流行过一种观点，认为电影创作必须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作品不会具有生命力。有些人更把反映现实生活视为畏途，敬而远之。然而，正确的结论应该是：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艺术作品，决不会具有生命力。我们赞赏近年来创作的少儿题材影片，不是因为它们已经完满无缺，或者已经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峰；而是认为，这批影片体现出来的艺术家的创作心态、精神风貌，是值得倡导的。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艺家的社会责任感
刘润为
新时期以来，漠视、压抑文艺家主体性的错误观点逐步得到纠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出现了新的转机。但是，几乎与此同时，文艺领域又滋生着以主体性来贬低、否定社会责任感的倾向。
由于哲学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非理性主义风靡一时，“人在本质上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情欲的动物”之类的言论屡见不鲜。在文学研究领域，强调极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学主体性，并以此来全盘否定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将一大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加以歪曲并视为嘲笑的对象，一时间成为一种时髦。什么“我所表现的就是我”，什么“贵族意识”等等，居然成为某些文学青年自鸣得意的标榜。由于失去了严肃的社会责任感的维系，艺术生产关系在相当的程度上出现混乱。
问题就是这么尖锐地提出来的：如何排除各种极端倾向的干扰，把我们对于文艺家社会责任感的认识和理解纳入正确的轨道，已是推动新时期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以主体性来否定文艺家的社会责任，是以一种抽象的主体原则来认识人的本质。它强调人是社会的主体，但同时又否定人是社会的产物，因而总是用减去一切社会群体特征的方法来认识人，理解人。由于排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关系，所见的“人”就只能是一个抽象的个体，而人性，当然也就不外乎是从个体表象中抽取出来的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的情欲之类。正因为如此，他们所理解的“人”就只有本能需要而没有社会需要，只有利己动机而没有利他动机，只对社会要求权利而不对社会承担义务，因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便陷于一种无法解脱的冲突、对抗之中。上述两种极端倾向，都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只不过是所站立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而已：一种无非是以社会为本位（其实往往是以某种“虚幻的集体”为本位），以社会否定个人意义；一种无非是以个人为本位，以个人否定社会整体利益。
历史唯物主义则以一种辩证的主体原则来看待人的本质。它既强调人是社会的主体，又强调人是社会的产物，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关系。所谓个体，绝不是抽象的、独立自足的或可以为所欲为的人体，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体。一定的社会关系必然要对个人提出种种限定、规范和要求。个人要想在现实中落实自己的需要，要想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在现实中获得肯定的形式，就必须遵循客观的社会规律及其在现实社会产系中的具体规定——一定的合理的伦理规范等等。
在社会分工中，文艺家属于从事精神生产的特殊角色。这种特殊性决定文艺家处在特定的多种社会关系的交叉点上，而各种社会关系无不对文艺家提出必要的使命、职责和任务。例如，工人、农民、军人为文艺家提供物质生活和安全的保证，文艺家就应当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而不能漠视他们的精神要求，更不能提供有害于他们精神健康的精神食粮。文艺家生活在一定的民族共同体、处于一定的阶级地位中，就应当反映本民族的哀怨和欢乐，传达本阶级的悲愤和希望，以文艺的助力推动本民族、本阶级的解放和进步，而不能将文艺单单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更不能以嬉皮士的态度来“玩”文艺，在文艺的历史链条中，每个文艺家都处于继往开来的环节。他必须在前人提供的思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因此必须对前人负责，而不能一味地彻底反传统；同时，他又必须对来者负责，应当用自己的创造为来者留下新的精神财富，而不能保守僵化、固步自封、无所作为。在文艺的对外关系上，文艺家是整个民族的责任代表。一方面，他应当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力，致力于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不能崇洋媚外，有辱本民族的尊严；另一方面，他又应当有虚怀若谷的态度，广泛吸收人类的现代优秀文化成果，以营养、壮大民族的文学艺术，而不能采取盲目排外的态度……文艺家对这些关系所提出的客观要求的理解和体验，就是自己的社会义务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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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独特的探索
——评冉红著《儿童文学写作概说》
汤锐
从写作的角度来论述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这在国内还是较少谈到的，也许正因为冉红既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又是一位理论研究者的缘故，这种两栖状态反倒为她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发挥角度，因此就有了《儿童文学写作概说》这样一本著作的问世。
在绪论中，开篇第一节就是“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作者并未如一般的“概论”那样将此归纳为既笼统又抽象的一些条条，而是提出了“直感”（形体感）、“动感”（动作性），“乐感”（色彩感）这样三点，此三点完全是从写作的角度出发，具有鲜明浓厚的审美色彩，抓住了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因而既与一般的“概论”相通，又具有一般“概论”所不具备的具体性、针对性和实际指导意义。再比如，书中第八章谈及儿童戏剧之特点时，通过细致的分析和举例，将“动作性”、“集中性”、“单纯性”、“趣味性”、“幻想性”等特征化解为具体的表现手段；而论及写作方法时，又从“基调”、“选材”、“角度”等几方面回归呼应前面所述特征，从而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文中处处是在谈写作，又处处紧扣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这正是冉红下笔的妙处之一。
细读此书，便又发现作者运笔十分灵活，根据阐述内容的差异而随时调整论述方式。例如在论及寓言的特征及其写作时，作者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将与寓言在体裁上相近的童话拿来作为参照物，使二者的异同在比较中更见细腻和清晰，作者举出童话《小羊和狼》及寓言《狼和小羊》为例，由于二者题材、故事、人物十分相似，因而放在一起时，前者幻想的奇丽、故事的曲折有趣、语言的活泼生动、篇幅的展开性与后者幻想的浅显、故事的浓缩性、语言的凝练与哲理性及篇幅的简短等特征便各自相互映衬，更加清晰可辨了，作者据此对寓言与童话之间异同的阐述也更具说服力。另外当论述科幻小说的特征时，作者也将之与幻想小说、科学故事等相近的体裁进行比较，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除比较的方式之外，作者也常运用剖析的方式，如在谈到儿童故事的改编一节时，作者以将民间故事《龙牙颗颗钉满天》改编为儿童故事《桑哥哥》的过程为例，通过对改编步骤的具体而细致的剖析，使读者十分清楚地随着作者的思路，逐步了解了儿童故事改编中如何在保留原作要素的基础上，进行情节的取舍、主题的提炼、人物性格的突出等环节的处理。此外，作者还经常将理论分析与艺术欣赏相结合，使抽象枯燥的理论剖析融于对作品的具体生动的艺术欣赏之中。
凡谈写作的这类论著，最忌平直的文字和面面俱到的观点，而能否抓住写作中的重点问题，则是读者所最关心的。冉红的《儿童文学写作概说》恰恰善于捕捉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的、带普遍性的问题，结合某种体裁的特点及写作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在“童话的写作”一节中，她便提出了“幻想与现实的结合是童话创作的根本问题”以及“把握好童话逻辑是创作的关键”这两个重要问题，而这也正是童话创作和理论领域中常引起争议、众目所瞩的焦点，这就远较泛泛而谈更能击中要害，从而对读者更好地掌握童话创作的钥匙，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夜幕下的紫禁城》研讨会
长篇历史小说《夜幕下的紫禁城》研讨会最近在浙江宁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和浙江省、宁波市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宁波业余作者汪卫兴创作的这部小说再现了１７世纪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前两国的外交、军事斗争，歌颂了中国各民族为祖国所作的贡献。小说作者和责任编辑在会上介绍了小说的创作和出版情况。与会者认为这部小说把波澜壮阔的史诗场面和曲折的爱情纠葛有机地结合起来，再加上宫廷轶事、风俗趣闻、武林角逐，使小说悬念迭起，扣人心弦。同时这部通俗历史小说又写得比较雅致，有吸引人的情节，但又没迎合一些低级趣味。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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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厢记》国际研讨会
来自日本、荷兰等地的近４０名中外学者、专家，近日相会在《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山西永济普救寺。学者们针对《西厢记》的作者、版本、艺术形象、戏剧语言等问题交流了研究成果。同时，与会者还对普救寺新挖掘出土的《崔莺莺故居》石碣和新发现的皮影戏手抄本《西厢记》进行了研究，并详细考察了新修复的普救寺，领略了古寺的风光。 （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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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美化新一代精神世界
沈虎根
最近，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一套“红星丛书”，其中包括《路标》（革命故事选）、《但求身后有灵魂》（革命书信·日记选）、《黎明前的音符》（革命诗歌选）、《火种在这里点燃》（革命回忆录选）等，这是一套以真实的事例、真挚的感情和生动的形式系统地表达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的书。它表达“大公无私”、“无私无畏”的精神，比较充分而颇具说服力和感染力，是一部青少年接受革命传统和品德教育的好教材。
“大公无私”这种精神通过各个历史时期的英雄的生动体现，不但早已有之，是无可争辩的客观存在，而且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和中华民族之魂的组成部分。比如刘胡兰、周文雍等多少革命先烈，在高呼革命口号中牺牲，战斗英雄黄继光、董存瑞等舍身堵枪眼、炸碉保，好战士雷锋、王杰，共和国卫士刘国庚等的业绩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还有方志敏、赵一曼、李硕勋等在临刑前写下的壮丽诗篇、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把革命担子和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的奉献等等，也是这种精神的闪光。试问，这里面还有什么“私”字可言？至于“先人后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观念更要广泛得多了。
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要坚持和发扬这种种崇高的精神。但是在前些年，由于国际国内的大小气候，这些精神就不那么讲了。于是精神文明出现了滑坡，价值观念出现了混乱，资产阶级人生观有所蔓延。有些人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权利，不尽义务；只要索取，不讲奉献；只讲享受，不讲理想……甚至为了私利和欲望，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什么伤风败俗，伤天害理，损害国家、民族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影响所及，有一些青少年被腐蚀，被引向堕落。这是何等的可怕呵！
当前，全社会一致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为克服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作软任务而一度放松的偏差，党和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颇见成效的措施。此时此刻出版这样一套丛书，用中华民族之魂来美化新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是很有针对性的，是非常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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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的争鸣综述
上海电视台录制的电视连续剧《十六岁的花季》播出后，《文汇报》和《文汇电影时报》发表了一些对这个剧的不同意见。
中学生李菁认为，本剧贴近中学生生活，许多细节和语言都发生在中学生周围，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地写中学生，把中学生活融入了一个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中。九十年代的中学生，其思维方式与前辈不同，喜欢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如剧中涉及的出国潮、脑体倒挂、第三者插足、打击报复等一类事情，将中学生渴望成长、有时又难免对一些社会现象感到迷惘的心情揭示得淋漓尽致。本剧没有写成“中学生道德准则”，简单地提醒中学生应该怎样，而是让中学生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文艺评论工作者王纪人认为，本剧走出了同类题材拘泥于校园的规范，以一种散点透视的方法，把校园、家庭和社会生活勾连起来，辐射出更加广阔的社会现象。
中学生章哲倩则认为，一部好作品不仅应真实地反映生活，还应引导生活。如剧中涉及到的男女学生朦胧感情问题是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的，作为青春片，它应该指导我们来看待中学生这个年龄层所面对的诸多问题，而不应该只是“反映”。
一些老师、校长、教导主任对本剧有一些保留，原因就在于感到本剧有些地方使理解跨过了一步，变成了原谅和姑息；或者理解得不足，没有能够很好地教育。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但大多数问题，特别是根本问题，还是有答案可寻的。文艺作品耳提面命的说教固然不好，但如果连倾向性，连基本是非都没有了，那也不是我们的文艺应有的态度。中学生向扬认为，剧中各类社会问题谈了不少，但对于前途、出路这些最为本质、中学生最关心的问题电视剧中却反映得不够。中学教师张文瑶认为，编导没有更深入地开掘教育价值观上的根本性冲突。让童老师完全随心所欲地按个人意愿处理问题，并且一帆风顺，有点理想化。
在谈到剧中对教师、学生艺术形象的塑造问题时，大家的意见也有明显分歧。中学生曾惠和王岚认为，剧中的学生形象身上，有自己的影子，这些学生形象是真实、可信又可爱的。干部张荣震认为，剧中表现了一些中学生犯规违纪事件，并非所有中学生都能正确理解它，对这一复杂情况，作为家长、教师、文艺工作者切不可放弃对青少年教育引导的责任。
剧中的童老师是编导着力刻画的当代中学青年女教师形象，几位中学生及教师认为这个人物有人情味，迎合了当代中学生希望有这样一位好老师的心理。中学生贾敏认为童老师不仅年龄与他们相近，更主要是心灵上与他们相亲。童老师将心比心，既不伤学生的心，又指出前进方向，跟这样的老师在一起就有劲。可惜他们周围的“童老师”太少了。中学教师施耀严则认为作为一个教师，童老师负有教育帮助学生健康成长的神圣责任，光做学生的朋友不够，还应当好严师。
（东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