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国内新闻)
专栏：
港台报纸发表评论指出
台湾当局不该为和平统一设置新障碍
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８日电 港台舆论连日来纷纷批评台湾当局近一时期提出的大陆政策以及李登辉５月２０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谈到的不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主张。
港台报纸认为，李登辉就发展两岸关系提出的先决条件，大陆“显然无法接受”。国民党《中央日报》载文表示，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要“促使大陆实行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制度”。香港报纸就此评论说，所谓的“民主政治及自由经济制度”，“仍然是要中共在大陆实行与台湾一样的社会制度，说到底，就是以‘台湾经验’统一大陆。”台湾和香港报纸认为，这是“糊涂的空想”，“实际上是把统一问题推到遥遥无期”。台湾一家报纸还说，李登辉的“大陆政策没有增加新的意义”，是“没有出路”的。
近一个时期来，台湾当局多次鼓吹海峡两岸“必须以‘政府对政府’的对等立场”“才有谈判的可能”，声称“‘一国两府’是政治现实”。李登辉就职演说中更是“明显表达了‘一国两府’的理念”。香港、台湾的一些报纸在评论中指出了台湾当局这一论调的不可行性和危险性。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黄河清认为，两岸沟通谈判“比较理想的是党和党来谈”，“政府和政府谈判是不可能的”。香港《成报》发表社论说，台湾当局“既不接受‘一国两制’，又不接受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反而提出‘一国两府’”，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一中一台’”，“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李登辉实际上比蒋经国倒退了。”甚至连国民党操纵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一国两府”的推行“毕竟有法理上的争议”。
一些报章还指出，台湾当局公开提出“一国两府”，以及要求“在国际上有独立的政治空间”，如此政策，将给予“台独”分子可乘之机，是危险的。
祖国和平统一，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心愿。多数港台舆论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对祖国和平统一“不该再提出什么先决条件，设置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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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能源部公安部联合通告
严厉惩处窃电行为
本报北京５月２８日讯 在我国目前电力供应紧张的民政部下，窃电现象严重。据普查分析和测算，全国每年被窃电量至少在１５亿千瓦时，占１９８９年全国用电量３‰左右。
为此，在今天召开的贯彻能源部、公安部《关于严禁窃电的通告》的新闻发布会上，能源部副部长史大桢强调采取有效措施，查处窃电行为。
《通告》规定，在供电企业的供电设施上擅自接线用电；绕越供电企业计费计量装置用电；伪造或启封供电企业加封的表计封印；故意损坏供电企业计费计量装置；包灯用电户，私自增加用电容量；致使供电企业计费计量装置计量不准或失效等六种行为为窃电。
史大桢说，要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揭发检举，打击窃电歪风。供电企业要加强用电管理，使电力销售环节的抄表、核算、收费和查稽查等工作走上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各级电力、公安部门，要根据《通告》的要求，共同制订查处窃电行为的实施办法。对于城乡管电部门徇私舞弊或勾结他人窃电的，要从严查处。
（王清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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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沙吾提·玉素甫一家捐资修路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通讯员刘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的维吾尔族老人沙吾提·玉素甫及其全家最近为方便群众，捐资修路，被传为佳话。
７４岁的沙吾提老人在伊宁市土生土长，退休后当过个体商贩，老人所住的伊犁路六巷，道路宽不过七八米，全是土路，春秋雨雪满街泥，夏季过风一巷土。
今年３月，他拿定主意找子女商量，全家人共捐资３．３万元修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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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我摄影测量与遥感应用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新华社武汉电（记者方政军）记者从最近结束的“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第三委员会学术讨论会”上获悉，近１０年来，我国在摄影测量与遥感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已成为国际这一领域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
目前，我国已开发了一批当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在“全数字化自动测图系统”、“高精度定位系统”、“遥感信息、地理信息系统”、“机器人视觉”、“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等摄影测量与遥感方面进入了世界学术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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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福建将建第二条出省铁路
新华社福州电（记者肖伦添、张瑞三）福建省政府最近批准兴建第二条出省铁路。
这条铁路南起南平市东站、北至江西省横峰，并与浙赣线连接，全长２０３．０２公里。线路通过福建主要粮食、林业基地的建瓯、建阳等县，以及风景秀丽、闻名于世的武夷山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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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赤坑镇不演神戏修水利
本报讯广东海丰县赤坑镇因势利导，带领群众移风易俗，把准备用来搞封建迷信演神戏的２１万元投放于水利建设，为把农业生产推上新台阶创造了有利条件。去年，赤坑镇在早造粮食获得丰收的基础上，晚造又创单产、总产历史最高水平。
（林健生 叶业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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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我国又一条复印机显影剂生产线投产
本报讯我国又一条复印机显影剂生产线最近在广东湛江市投产。这条生产线的投产，填补了国内正性单组分显影剂生产的空白。产品品质经日本佳能复印机品质保证中心检验认定，各项指标均达世界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罗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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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若干问题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答《党建》杂志记者问
在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一周年前夕，《党建》杂志记者孙黎明、程桂芳就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关问题，走访了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
问：平息动乱暴乱已经过去一年了。经过学习、反思，绝大多数人对去年那场风波的成因及其严重危害有了正确的认识。但是，至今也还有人认为他们当时参加某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进民主，动机是好的，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人们常说，大道理管小道理。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弄清楚去年春夏之交那场风波的性质。当时，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动乱和暴乱的策划者们或者说幕后指挥者们的目的，根本不是什么推进民主，而是为了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变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场斗争的实质在国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在国际是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严重斗争。在极少数动乱暴乱分子活动极其猖狂的那段时间里，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遭到践踏，保障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首都处于严重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祖国处在极度危险之中。现在回想起来，大家记忆犹新，可以说，当时的情况是一切善良的人们决不愿意看到而又不得不承认的严酷事实。
应该看到，在去年那场风波中，有些人之所以卷入，动机和目的确实是为了帮助共产党反对腐败，推进民主。当时就流行过这样一种说法：“闹一闹也有好处，可以促使党和政府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当然，这种主观愿望不能说不好，这和极少数动乱暴乱分子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他们的爱国热情也是党和政府始终予以肯定的。但是，在当时动乱和暴乱越闹越凶，社会主义祖国已面临被颠覆危险的大背景下面，任何参与都只能助长动乱暴乱的气焰，出于好心的动机和实践效果无法统一，良好的愿望都不可避免地被极少数搞阴谋、搞颠覆的人所利用了。对有些同志来说，承认这样的事实是痛苦的，是需要勇气的。但是，我想，这恐怕也是善良的人们通过对动乱暴乱的反思不能认真吸取的一条重要教训。
还应该看到，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确实还有不足之处，还存在着缺陷。从根本上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广大人民依法参加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和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在本质上是比资本主义民主要高得多的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我国人民的参政议政权利和其他基本的民主权利，在宪法中都有明文规定。但是，正像我国整个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社会制度一样，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也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客观限制，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和经验不足，由于我国社会还存在着违反民主原则的封建残余影响，也由于我们在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后未能进一步切实致力于民主政治具体制度和程序的建设，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比较充分的实现，甚至在有的时候比如“文革”期间，使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当然问题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
我想，在去年那场风波中，极少数人以反对腐败、推进“民主”作为他们进行颠覆活动的陪衬口号，当时之所以能起到迷惑和蒙蔽相当一部分人的作用，也是同上述这种情况分不开的。正因为通过反思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训，在平息动乱暴乱之后，我们党一再强调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题中应用之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共产党人，既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同民主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把民主看作是外在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更没有理由拒绝、放弃和放松民主政治的建设，这是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态度和根本立场。
问：有人认为，现在民主气氛不如过去活跃，民主少了，是不是这样？这一年来我国的民主建设有没有前进？您是怎么看的？
答：平息动乱暴乱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我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绝对不变。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就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首先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民主的推进、加强和发扬，必须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必须受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和制约，它同绝对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绝对民主化盛行，无政府主义泛滥，如同“文革”期间和去年动乱暴乱期间已经出现过的情形那样，其结果只能是彻底违反宪法和法律，严重破坏法制，使一切民主制度和秩序荡然无存，从而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为了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消除再次发生动乱的隐患，依法清查动乱暴乱活动和惩处极少数严重违法犯罪分子，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依法惩处极少数明目张胆地颠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敌对分子，社会不能稳定，国家不得安宁，又怎么能谈得上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呢？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和反社会分子的专政，恰恰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这正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真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经历了去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之后，痛定思痛，各级干部需要反思，广大群众也需要反思。这种反思，是建立在自觉自愿，分清原则是非，不断提高认识的基础这上的。经过反思，真正吸取教训，才能防止重蹈覆辙。就民主观这个问题而言，经过反思，我们必须注意认真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防止用抽象的、绝对的、超阶级的民主来混淆这种界限，绝不允许有人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充分肯定广大群众要求推进和发场民主的愿望，高度重视和正确提高各界群众的参政议政意识，切实地认真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这一年多来，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虽然还做得不尽如人意，但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的。
首先，从决策的民主来讲，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的召开及其重要文件的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重要文件的形成和通过，都曾经几上几下，广泛征求意见，展开认真的充分的民主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比过去做得更自觉更认真了。
第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工作正在努力进行，人大及其党委会的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工作监督作用逐步有所加强。举例来说，这次人代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几个重要法律的制定，就是认真按照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进行的。
第三，公布和实施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这个文件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界群众参政议政和加强监督的作用。
第四，干部人事工作的民主程度有所提高，初步扩大了干部选拔上的选举权和监督权。有的省试行了公开选拔厅局长的制度。吉林省４月份公开选拔的二十几名副厅级干部，已经走上领导岗位。
第五，各级监察、审计部门的作用逐步增强，群众监督渠道明显增多，不少案件是通过群众举报发现的。１９８９年监察系统受理和查处案件的数量显著增加，共受理群众举报２２２４６１件，比上年增加３２８％；立案查处５９６９７件，结案５６２３２件。
由于缺乏深入的思考和认真的总结，我讲的未必周全和准确，仅供大家参考。总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同其他工作一样，都需要肯定成绩，克服缺点，继续前进。
问：有人提出，既然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大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还要强调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两者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
答：发扬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同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绝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的民主是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和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只有加强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才能保证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领导人民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和任务。
新中国成立前，党领导人民前仆后继，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无数革命先列流血牺牲了，他们为了什么？一句话，就是为了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聪明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因为，只有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人民也才争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也就不可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也就谈不上人民的民主。新中国诞生后，逐步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获得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这也才在政治上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权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真正享有民主权利。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包括民主政治建设在内的各项建设，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也才能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历史的实践充分证明，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长期革命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人民获得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和成为社会主人的根本保证。
纵观全球，在现代的民主政治生活中，不是实行资产阶级政党统治下的资本主义民主，就是实行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政党政治的民主是不存在的。至于将来国家和政治政党消亡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还是很的事情。在去年的动乱暴乱期间，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大肆鼓吹抽象的、绝对的、超阶级的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把广大人民群众排除在民主之外，由他们那些动乱“精英”们来垄断国家的政治权力。如今逃亡在国外的动乱“精英”们不是已经明明白白地供认他们制造动乱的力量基础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吗！他们在国外拼凑起来的反动动组织“民主中国阵线”不是还在那里鼓噪说要组成所谓的政党，将来有朝一日还要回来同共产党分庭抗礼，乃至把共产党赶下台吗！尽管他们的“美梦”注定是要幻灭的，但他们毕竟在怎样理解民主的问题上又从反面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问：有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多党制比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更有利于发扬民主，甚至说后者比前者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和腐败，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这首先涉及到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多党制的实质的问题。有人从表面上看问题，总觉得西方实行的资产阶级多党制，在竞选中唇枪舌剑，热热闹闹，似乎显得很“民主”。但从本质上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是一党多派制，还是两党制、多党制都没有改变政党和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更不会消除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正如恩格斯当年在谈到资本主义国家两党政治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３３５页）。
在我国如果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以此来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那就会造成党派纷争、循序混乱、政局动荡、国家分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将无从谈起。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党竞选，实际上不过是腰缠万贯豪富们的金钱和权力的角逐。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财产的民主，是有钱人的民主。以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凡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在５０年代每人需花费１．５万至２．５万美元；到７０年代，已超过１０万美元。参加总统竞选的费用，１９８０年为１．５５亿美元，１９８４年增加到了１．８４４亿美元。如果本人不是富翁，或者没有富翁们或垄断集团的支持，谁又能参加这样的角逐呢？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民主选举，只不过是每隔几年由垄断集团来决定一次究竟由什么人来代表资产阶级对人民实行统治罢了。
我们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建立、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争一己私利，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关系。民主党派同共产党是通力合作的友党，是参政党，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实行这样的制度，有利于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利于广泛联系和团结各阶层群众，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反映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有利于巩固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一项创造。
至于说到官僚主义和腐败，如果相比较而言，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恰恰更是必然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当然，为了掩人耳目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资产阶级也会采取一些权力制衡和制约的措施。我们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有的党员本来就是为了捞到什么个人的好处而进入党内来的，有的党员经受不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因而滥用职权，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滋长蔓延，这是我们党一贯坚决反对的，党的主张和人民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而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产生，同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根本不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而且实行这一制度恰恰会有利于对上述现象的克服和消除。
问：有人主张用一般民主制代替民主集中制，认为强调集中容易导致个人专断，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基本政治体制。我们的各级政权，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和行使职权。民主与集中，两者应该实行有机的结合而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它们之间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实行正确的集中，才能发挥我们各级政权的长处和优势。如果只强调民主，不要正确的集中，就会导致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泛滥；如果只强调集中，不要民主，就会导致个人专断、一言堂和家长制成盛行。“文革”期间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专断并存，就是既破坏了民主，又破坏了集中，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结果。所以，对这两个方面的片面性，我们都要防止和反对。主张用所谓的一般民主制代替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只能是既没有充分的民主，又没有正确的集中，从根本上取消民主集中制，导致对我国基本政治体制的严重破坏。
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它在我们党建党以来近７０年的实践中，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只要坚决地认真地按这样的组织原则办事，党的决策就能够保证正确或比较正确，就能够不犯或少犯错误，就能够不走或少走弯路。因此，民主集中制已成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和主要优势之一。
民主与集中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和好，结合得好，不仅不会导致个人专断，恰恰可以防止个人专断。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实行，不能仅仅靠领导者个人的素质，更重要的还是要有具体的制度和程序来加以保障。因为任何德才兼备的领导者，如果离开了行之有效的比较好的健全的制度，也难免会犯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为了适应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情况，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能够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各项具体制度的建设。
问：有人用我们党在工作中曾经发生过的失误作为反证，认为在我国不存在真正的民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７０年的历程。从新中国诞生，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到现在也有４０多年了。这中间，我们取得了在旧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巨大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当然，我们党在工作中也有过不少的失误。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我们的面前又没有现成的固定的模式，需要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的探索。既然是探索前进，就可能既取得成绩，又会有失误，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从一般的情况或绝大多数情况来看，失误的产生，决不是共产党有意违背人民的意志，或者根本不愿意尊重群众意见和不愿意发扬民主造成的，而是主观认识同客观规律相背离的结果。认识与实际相吻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一般来说又总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当然，有些失误也和我们决策中发扬民主不够有关。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一言堂或家长制作风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倾听群众的意见，不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尤其听不得反对自己的意见，因此在他们所领导的部门或工作中失误就多，甚至很严重。经过对动乱暴乱的反思，现在我们的党中央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了脱离群众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并且为此在十三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党要密切联系群众的决定。如果从为了防止失误而需要更好地联系群众、发扬民主的角度提出问题，我认为这样的意见是积极的，有益的，应该充分加以肯定和充分重视；如果认为党的工作有过失误就证明我们的国家根本不存在民主，甚至以此来根本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否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那就走得太远了。对这样的意见，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载《党建》杂志１９９０年第６期，新华社转播时作者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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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四面八方
在广州，各种型号的电脑开始进入部分市民家庭。图为小姐妹俩正在学习使用电脑。新华社记者 陈学思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