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
——江汉钻头厂的启示
温厚文
江汉钻头厂是全套引进美国休斯三牙轮钻头工艺技术和关键设备的现代化企业。１９８５年９月建成后，近三年每年产值平均增长３５％，税利增长７４％，劳动生产率增长３２％。１９８９年提前４０天完成全年计划，全年生产钻头１．７万只，达到预定生产规模，产值超过２亿元。从１９８６年开始，钻头质量达到休斯钻头的标准，而价格仅为进口休斯钻头的一半。过去我国石油工业为适应钻井需要，每年要进口大量休斯钻头，仅１９８４年进口的钻头，所花外汇相当于引进一个江汉钻头厂的全部设备和技术费用，而四年来我国自己生产休斯钻头所节约的外汇，大体相当于新建三个引进的休斯钻头厂，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江汉钻头厂的建成，使我国钻头生产由六十年代末水平提高到八十年代水平。国产休斯钻头比国产其他牙轮钻头效率提高１—２倍，对提高石油工业钻井水平，增加石油储量和产量作出了重要贡献。引进钻头厂，不仅使我们尽快掌握了世界先进钻头生产技术，加强了企业科学管理，培养锻炼了一支思想技术过硬的职工队伍，更为重要的是把引进先进技术、管理与中国企业的特色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走有中国特色的办企业道路方面，给人以许多启示。
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全面提高职工的政治、技术素质
这个厂的女厂长汪启麟认为，必须树立这样一个观念，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除了要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外，还要用优等的工作标准来保证优良的产品质量。引进休斯钻头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在工艺上比我们严格、细致。严格执行这些工艺技术规范，严格工艺纪律和劳动纪律，才能确保产品质量。因此，他们一开始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与老毛病、坏作风作不懈斗争。１９８６年试生产时，出现了一次牙掌质量事故，８００多个牙掌，逃过道道关口，最后发现质量不合格。怎么办？有的同志说如果报废太可惜了，配上牙轮还能用。厂领导认为，此风不能开，要用它作为学费教育青年工人。他们召开全厂大会，当众宣布把８００多个牙掌全部砸掉报废。有的工人痛心地说，这相当于砸８００多台电冰箱啊！但是厂长说，我们浪费几十万元，可以避免井场上百万、上千万元损失，更重要的是砸掉马虎凑合的坏作风，树立自觉从严的好作风。这件事在全厂职工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从此在厂内建立起全面质量管理制度，从原材料进厂，每道生产工序直到产品出厂、售后服务、质量反馈，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达不到质量标准的产品一律不得出厂；还建立了产品质量分析制度，坚持班组分析、车间分析到全厂质量分析；使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９９．５８％，获得了国家银质奖。
用工艺、技术规程保证产品质量固然重要，但规程和技术都要靠工人去掌握、去执行，关键还要依靠工人的自觉和高度的责任心。这个厂结合实际深入进行全面质量管理的意识教育，使广大职工认识管好进口设备，人人把好质量关的重要意义。从厂长、书记到每个工人都要进行质量管理考试，没有操作合格证不能上岗。为了提高工人政治、技术素质，在全厂开展培养评选“三优”工人活动，要求每个工人做到全面完成生产任务，创造一流的产品质量，管好一流的生产设备，遵守纪律，作风严细，大大调动了工人钻研技术、岗位成才的积极性。
现代化生产的科学管理，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江汉钻头厂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认真学习国外科学管理的经验。他们适应钻头厂的特点，建立了生产指挥、经营管理、后勤服务、思想政治工作四个系统。他们根据休斯钻头的全套标准，建立了７００多项工作标准、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使全厂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做到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为确保贯彻执行，所有标准都与经济责任制、岗位责任制和奖惩制挂钩，实行科室考核、车间考核、个人考核。在实践中，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生产的科学管理制度。
钻头厂领导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的力量源泉在于群众，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科学管理必须扎根于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之中，体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权利，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作用，这样才能把企业管好。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进行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和责任感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为谁劳动，为谁生产，认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１９８８年全厂钻头生产任务提高近一倍，但工人的计件工资不能同步增长。有的工人有怨言，认为这不是按劳付酬。厂领导在贯彻落实经济责任制的同时，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使大家认识到，作为企业的主人，不仅要讲按劳分配，还要讲奉献精神，要为国家分忧解难。这样，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一直保持高涨。
二是充分发扬经济、技术、管理民主。全厂的生产任务、经济技术指标和经营承包指标，都交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充分听取职工意见，修改后由厂长与工会签订双包协议书。车间建立民主管理小组，由工人代表参加管理。工会还定期收集工人对生产、管理上的建议和意见，组织职工代表与厂长座谈。凡是与职工切身利益有关的住房、招工、工资等问题，都要在群众中讨论，做到解决合理，职工满意。
三是沟通上下渠道，密切干群关系。建立厂长信箱，所有职工来信都由厂长批示处理，并将结果定期公布。每周一天厂长接待日，听取工人意见，切实帮助解决问题。
四是把领导干部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每年两次请职工代表检查全厂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和机关科室工作，提出批评建议。还建立厂领导与基层的分工联系制度，随时听取工人意见。
五是充分发挥工人在生产技术和管理中作用。除按规定评定技师职称外，对不够技师条件，但有较高技术水平，经过理论与实际操作考试合格者，由工厂授予“工人操作师”职称，作为晋升技师的台阶。他们还从优秀工人中选聘干部参加管理工作，进一步调动了他们当家作主的积极性。
认真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在实践中创新与发展
江汉钻头厂引进设备调试生产结束后，即将离开的美国专家表示有三个担心：工艺规范能不能一直严格执行；先进数控机床能不能掌握；钻头质量能不能保证。但他们再次返回时，亲眼看到这三条都做得很好，佩服得连声说中国人行。
如何用好引进的全套设备？厂领导首先要求职工虚心学习，一丝不苟地按照工艺规程办事。全线工艺调试通过后，又花了一年半时间吸收消化，下功夫掌握休斯的技术诀窍。为提高职工技术水平，全厂有８５０名技术工人接受美方专家来厂培训，还先后派出３００多人次到美国学习，９０％以上出国人员做到学什么，回来就干什么，很快形成一支能熟练掌握技术的骨干队伍。
在吸收消化、掌握技术的基础上，技术人员和工人发现休斯工艺的某些环节、工序不够科学和合理，影响到质量和效率。他们并不迷信国外技术，而是反复实践，反复研究，弄清问题和原因后，加以改进和创新。比如，他们改进了牙轮合金槽铣削和焊接的热处理程序，设计了检查钻头同轴度和高低差的检测装置，提高了加工效率，确保了钻头质量，得到休斯公司确认，并在休斯公司采用。类似这样工艺方面的改进，共达６９０项，重大的有２１项，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的智慧和才干。
努力提高钻头的国产化程度，是全厂职工的共同奋斗目标。他们采取两个“三结合”的办法，一是工厂与全国５０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大专院校结合，共同研制代用材料和刀具；二是工厂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结合，组织科技小组攻关。几年来，已使钻头国产化率达到９０％，工具刀具和机床配件国产化率达３０％到６０％，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江汉钻头厂领导并不满足于已有的革新、改进，坚持生产一代，研究一代，重视新产品的开发研究，为新型钻头的设计打下基础。现在他们已经把消化、吸收的重点转到新产品开发上，决心经过艰苦的努力，搞出我国自己设计的新一代钻头。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形成一支群众性的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
江汉钻头厂领导认为，引进的现代化工厂，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要抓好党的建设，基础在支部，重点是党员。因此，他们下功夫从严治党，在各个岗位上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
这个厂抓支部，抓党员，最大的特点是严格按照党章办事，严格要求党员。他们定期请群众评议支部，评议党员，在全厂开展做合格党员的活动。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小组评议，支部评定，党委审查，张榜公布。这样过硬的评议，群众反应好，党员震动大。从那以后，凡是苦活、累活、危险活党员争着上，工资晋级、奖金分配党员向后让。这样，党组织的凝聚力增强了，要求入党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一个奋发上进、争取入党的好风气。
党委平时对党员严格要求，加强教育，在关键时刻党员就能经得起考验。去年４月，钻头厂派出三批２０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到美国进修，不久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在这种情况下，三个进修小组的三名党员团结全体同志，认清形势，不信谣言，站稳脚跟，搞好学习。通过学习，他们更加坚信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出色地完成了学习任务，按期回国，并向支部作了思想汇报。从这件事中，人们看到钻头厂支部工作过硬，党员的思想作风过硬，能经受住各种复杂环境的考验。
由于支部和党员作用发挥好，工会和共青团密切配合，带动了群众，有效地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他们针对青工占全厂职工８０％的情况，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活动。在动乱中，他们在全厂进行“把爱国热情变为爱厂实际行动”的教育；在日常生产中，他们开展现代化工厂同样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教育，组织团员、青年搞“义务奉献日”；在思想上，特别重视做好后进青年的转化工作。
办好现代化企业，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
江汉钻头厂有一个团结协作，互相支持的领导班子。厂长汪启麟在职工中有很高的威信。她对职工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格。她一心扑到发展钻头事业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她和党委书记李心伯的共同看法是，要办好工厂，党政关系一定要处理好，不要去争谁大谁小，不要争论“中心”、“核心”，关键是党政要一条心。无论厂长、书记，都要一心对党的事业负责，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凡是重大问题，厂长、书记都要事先交换意见，集体讨论，做出决定后党政工团协力贯彻。他们深深体会到，企业是经济组织和社会主义阵地的统一体，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如果企业领导不树立这样的指导思想，企业党政领导干部没有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品德，不讲团结和大局，无论实行什么样的领导体制也是搞不好的。他们把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作为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把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每半年要由职工代表民主评议一次厂领导干部，然后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交给本人，在生活会上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为了搞好廉政建设，厂领导还带头制定了“十公开”、“十不准”的规定。凡是涉及招生、招工、出国、选聘干部、职工升级、住房分配等敏感问题，都要对群众公开；凡是搞以权谋私、弄权渎职、贪污受贿、违反法纪、不执行外事纪律的，都要严肃处理。他们还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选拔干部不搞任人唯亲，不看私人关系，而是看品质，看能力，并由党委集体讨论，真正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干部，防止一个人说了算带来的种种弊病。
江汉钻头厂的治厂经验说明，只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提高广大职工队伍的素质，并与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科学管理结合起来，我们的企业就会如虎添翼，就一定能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稳定大局 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史》序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布赫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史》（以下简称《经济史》）一书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４０多年来，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顺利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和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经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社会生产力以及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全区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昔日贫穷落后的内蒙古，如今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４０多年来，尽管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曾经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与破坏，但总起来看，正如《经济史》中所概括的，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４０多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几百年、几千年的发展史。改革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３１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指引下，内蒙古和全国一样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７８年相比，社会总产值增长１．２倍，年平均递增８．２％；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１．３倍，年平均递增８．５％；国民收入增长１．３倍，年平均递增８．８％；国民生产总值增长１．３６倍，年平均递增９％，大大超过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增长速度。１０年累计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财政收入以及许多产品产量，大多超过了以往３１年累计增长的总和，这就是对１０年成就最简明的概括。《经济史》对此作了充分的对比和论证，印象深刻，令人信服。
经过４０多年的努力，内蒙古自治区已建成了具有地区特点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且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１９４７年自治区的工业比重很小，工农业产值的比重是０．８∶９．２，而到１９８８年，工业已上升为主导地位，工农业产值的比重已改变为６．７∶３．３。这个变化标志着内蒙古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越性在内蒙古的具体反映，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在１０年改革中，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大大缩小。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７８年相比，城镇居民和农、牧民的收入已分别由２．１７∶１和１．４６∶１改变为１．６７∶１和０．９８∶１，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缩小５１％，而牧民的收入已超过了城镇居民的收入。这个可喜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
《经济史》一书探讨了内蒙古自治区４０多年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基本经验，这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认真总结经验，对于提高领导决策科学化，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经验就是规律性的问题，有各部门必须共同遵循的，也有各部门自身的某些特殊的经验。这里，我想就各部门必须共同遵循的经验谈两点意见：一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一是巩固与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问题。我在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经谈到：“在四十年的发展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基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内蒙古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今天的发展、兴旺和繁荣。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党英明领导的结果。自治区各族人民，真心实意爱戴我们的党，拥护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热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顽强的意志建设着祖国的北部边疆。这种纯洁忠贞的感情信念，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克服困难，胜利前进的强大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决不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实践证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背离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历史的经验还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各族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苦果”记忆犹新。在“文革”十年中，自治区的一些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下降，全区的财政收入１９７６年比１９６６年下降４５．１６％，而同期财政支出却增长１．３４倍。这一减一增，造成财政自给率大幅度下降，把经济搞到了崩溃边缘。《经济史》对“文革”十年和改革十年的情况作了多方面的比较和论证，仔细阅读这方面的材料，会使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许多经验教训。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只有政治稳定，经济才能发展；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进一步促进政治的稳定。党中央把稳定当作头等大事，正是出于对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考虑。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地处祖国北部边疆的内蒙古自治区，安定团结尤为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民族分裂，反对各种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巩固与发展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的大统一，这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义务。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前景是美好的，令人鼓舞的，对此，我们满怀信心阔步前进。（本报刊载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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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骥伏枥 志在求真
——读冯契先生的几部近著
张琢
１９８５年已年逾古稀的冯契教授撰著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３卷）出版时，他在下卷《后记》中曾感慨地写道，这本书是他早就计划要写的。５０年代就已勾画了轮廓，到６０年代初，在大量资料工作的基础上系统地作了笔记，写成了若干章草稿。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数百万字的手稿和更多的写作准备资料，连同青年时的习作、亲友来往信件、日记等等，被一扫而空，从此下落不明。冯契的遭遇和苦恼，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和心声。然而，比起那些壮志未酬、遗恨终身而去的学者，冯契还算是幸运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从劫灰中复活过来，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哲学园地上重新开始了耕耘。而且在短短１０年中，他在哲学的理论与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的结合上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自成一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术结构。这个学术结构，主要由５部书构成。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去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已完成尚待出版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以及正在撰写中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他主持完成的“六五”期间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下册），以及他个人的其他小册子和论文选编，其内容和观点也多与这５部书相呼应。
“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冯契的两本贯通古今的中国哲学史专著《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首先从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来具体考察人类认识是如何由具体到抽象，又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的辩证发展过程。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与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研究的结合和统一，是冯契的哲学和哲学史研究在宏观学术结构和微观具体分析研究中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在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这两部书以确凿的事实材料为依据，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和论证，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哲学由古代到近代在历史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人的自由问题上的论争和演变。这四个问题中，他认为历史观和认识论问题，经过一百多年的探讨和发展，到３０—４０年代，毛泽东哲学思想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一个飞跃。中国革命实践正是在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指导下取得的伟大成果。但冯契先生认为，方法论和人的自由问题还未能得到总结。因此，他在对中国哲学史的考察后，就着手系统地研究这后两个问题。其研究的成果之一便是《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这部书的主旨是从逻辑学和认识论的统一来考察、阐明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对于人的自由问题的研究，他写成了《人的自由和真善美》，该书着重探讨人的要求自由的本质和历史的发展，即把真善美以及功利价值看作是人的要求自由的本质的展开和表现。作为这４部书的总结，即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他又回到了认识论（广义的认识论），以得自客观现实的认识，还治于认识过程本身：“把理论化为方法”即把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科学认识理论化为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把“理论化为德性”即把从现实中汲取的理论反馈于现实，改造现实，同时也以理论来改造人自己，从而取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培养真善美的人格。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所著的《近代哲学的革命》和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以“古今中西”之争为主线，对中国近代（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年）纵横交错的哲学和思想文化的论争作了客观全面的总结。这对我们冷静地反思前些年的“文化热”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和问题，是很富于启发和解惑作用的。
冯契教授的这一套哲学著作，不仅在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有一定理论水平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学哲学，进行深层的文化反思和指导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也具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