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支柱
——首都部分史学工作者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学术座谈
周源 华立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今年正值鸦片战争150周年,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学术座谈会”,首都的60余名史学工作者参加了座谈。
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高度发扬及其意义
与会学者指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150年前,英国资产阶级为保护他们肮脏的鸦片贸易,蓄意制造发动了这场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1840年2月英国就决定派遣侵华远征军,6月到达中国海面,开始进犯广东、福建、浙江及天津沿海。1841年1月25日,英国与琦善谈判,在“川鼻草约”中就向中国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并于1月26日武装侵占了香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1840年是丧失主权,蒙受列强侵略和凌辱的开始。从此,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一步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但是,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鸦片战争中,地主阶级抵抗派和广大人民群众英勇地抗击英国侵略军,奏响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曲悲壮的爱国主义乐章。此后,许许多多优秀的爱国人物,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富强,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其事迹可歌可泣。因此中国近代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屈辱史,同时又是一部人民群众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历史。今天我们纪念鸦片战争这一事件,归根结底是要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精神。
不少学者在发言中谈到,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时代内涵,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地丰富发展。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人物、爱国英雄,他们的爱国主义或表现为抗击异民族、异政权的压迫和侵略,或表现为反抗黑暗统治、反对反动暴政,减轻或解除本国、本民族人民的苦难。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最突出最根本的矛盾。社会矛盾的这一变化,使得爱国主义思想在近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扬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与古代的爱国主义相比,近代的爱国主义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百余年来中国在遭受了如此之多的帝国主义侵略,经历了如许众多的惨重残酷的战争之后,最终没有被帝国主义瓜分灭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爱国主义思想鼓舞下人民群众的反抗,使帝国主义不能够也不可能灭亡中国。爱国主义是我们国家、民族赖以生存、自强自立的精神支柱。
到会学者强调,继承发扬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在今天形势下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广义上说,爱国主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和可贵的品质,是人们对于自己的乡土、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育、生长、成熟。人们无论何种宗教信仰,何种职业或民族成份,心底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蕴藏着深厚的爱国主义。这种崇高精神的发扬,就能够变成切切实实的物质力量。过去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我们渡过了多次民族危机,今天要实现社会稳定,从事四化建设,也必须有这样一种凝聚全体人民,凝聚全国各民族的精神力量。
近代中国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我们今天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除了要继承、发扬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振奋民族精神,还要科学地总结这150年来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有的学者指出,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政策,与世隔绝,因此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却妄自尊大,把自己视为“天朝上国”,世界的中心,而世界其他国家不过是应向中国朝贡的“夷狄”。相反,英、法、美等国虽距中国万里之遥,但为殖民扩张的需要,长期刺探有关中国的情报,对中国的情况知之甚详。清朝统治者对世界形势的无知和错误估计,是导致鸦片战争以至后来几次对外战争中,中国方面失败的重要原因。
有些学者指出,尽管中国人民从未停息反抗外来侵略压迫的斗争,但这种斗争的结局总是失败,未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很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其最早的代表人物是林则徐和魏源。他们最早意识到中国确有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处,开始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事物,奋起直追,谋求祖国的富强。但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未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甚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也未产生多大反响。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发起了洋务运动,洋务派继承了“师夷长技”的思想才付之实践。在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期间,政治上虽也有所变化,但变化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方面,兴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仗,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要救国救民,非改变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可,他们寄希望于光绪皇帝,希望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结果,以慈禧太后为头子的封建顽固势力轻而易举地发动政变,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不堪一击,“百日维新”昙花一现,光绪皇帝被囚居,六君子伏尸都门,康、梁流亡海外。随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帝制,建立了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的结果只是“可怜购得假共和”。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等军阀武夫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把“中华民国”当成一个空招牌,将其玩于股掌之中。
痛定思痛,又一代新人崛起。他们意识到,光变革政治制度还不行,还要用新思想启迪、教育人民,于是出现了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从西方引进的思想流派形形色色繁多庞杂,其最大的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从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但无论地主阶级改革派,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民主派,都未能使中国摆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命运。事实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关于爱国主义与向西方学习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实现近代化,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任何一个严肃的救国方案,不管自觉不自觉,都必须顺应这一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有其他方案,如顽固派拒绝一切外国的东西,把中国封闭起来,但这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因此,在近代的中国,爱国主义必须落实到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上,就当时的国内情况、国际环境而言,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反之,救国救民的探索,也离不开爱国主义思想的指导,否则,这种探索就会走入歧途,甚至带来恶果。在中国近代史上,尽管也有过拒绝一切西方事物的“爱国主义”,如义和团运动,但从主导方面看,爱国主义与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是相统一的,如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头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在他身上具体体现了二者的统一。魏源在鸦片战争中是抵抗派,并写出了《海国图志》,他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本身就包括学习西方(“师夷长技”)和抵御外侮(“制夷”)两个方面的内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政治方案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同样表明了两者的统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分鲜明,他们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事物的广度与深度也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就说明,反帝爱国与向西方学习并不相互排斥。
有的学者强调,我们赞扬和肯定中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并不意味着我们肯定“全盘西化”的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但即使在那时,就有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应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反对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制度。他们当时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有科学、透辟的认识,但他们通过耳闻目睹的事实,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完美,存在许多弊病。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更没有理由去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不加分析地引进西方文化,把“全盘西化”当成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充分重视农业在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中的地位
杨振家
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充分重视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发展农业。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首先,我国11亿人口的吃饭靠农业,穿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靠农业。其次,发展轻工业所需的原料大部分来自农业。其三,扩大出口和繁荣国内市场,有赖于农业的发展。其四,整个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农业的生产状况。农业丰收,整个经济形势就好,我国解放以来4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其五,我国8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只有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才能稳定大局。总之,在我国发展农业生产非常重要。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在现有基础上再登一个新台阶决非易事,需要采取综合措施,才能实现。这里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一)各级领导、全国上下都要坚决贯彻执行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牢固树立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思想,要充分认识粮食登上新台阶的艰巨性,决不能掉以轻心,把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永远不能放松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只有这样,才能把农业生产、粮食生产搞上去。
(二)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各项方针政策。一方面要保持农村基本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一步完善与加强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继续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各地区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双层经营,进行综合开发,加强生产经营服务体系,以繁荣集体经济,增加集体积累,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地方,抗灾能力就比较强,农业生产就能稳步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和集体积累就较多,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就得到加强,农业生产的后劲就比较大。
(三)各方面都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要鼓励和引导广大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中央、地方、集体、农民个人都应积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自实行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以来,地方和农民个人的财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增强。因此,在国家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的同时,地方各级政府都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广大农民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现在,许多农民逐步富裕起来以后,收入大多用于消费,出现了建房热,目前每年的建房投资已高达600多亿元,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仅为50多亿元,还不到建房投资的10%,其中不少是投向非农产业的。因此,要教育农民顾全长远利益,鼓励和引导他们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包括增加投资和劳动积累,增加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振兴农业。
(四)确保粮食和棉花的播种面积。从目前我国的需要看,粮食至少保持人均400公斤,棉花总产量不宜少于9000万担。这样,至少要保证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7.6亿亩,约占总播种面积的80%以上;棉花播种面积最好能达到9000万亩。但是,由于粮食、棉花收入的比较利益较低,农民种粮、种棉的积极性不高,粮、棉播种面积往往得不到保证。为了解决种粮、种棉比较利益低的问题,应当采取综合补偿的措施:一是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庭院经济,栽种瓜果,发展养殖业,可以大大增加农民的收入。据调查,多种经营、庭院经济搞得好的地方,可使农民增加收入30%以上。二是在按照产业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的原则下,要适度发展乡镇工业,实行以工补农,增加对粮食、棉花生产的投入,给粮农、棉农以补偿。三是国家要给种粮、种棉等收益较低的农民保证平价化肥、柴油等物资的供应。订购粮、棉与平价生产资料挂钩。要完善农业生产资料专营,减少中间盘剥,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四是在控制物价总指数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粮食、棉花及其他价格过低的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以增加从事种植业农民的收入。
(五)加强商品粮基地县和优质棉基地县的建设和中低产田的改造。目前,国家与地方联合投资和利用发展粮食生产专项资金建设的商品粮基地县,共800多个;同时,还建设了优质棉基地县74个。这些商品粮基地县,不论其粮食播种面积或是其产量在全国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优质棉基地县,其播种面积占全国棉田的33%,产量约占全国棉田的40%。这些商品粮和优质棉基地县,现在是相继进入发挥效益的时期。因此,必须加强对这些粮、棉基地县的领导和管理,并作为农业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这样,不但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粮、棉增产中的骨干带头作用,而且可以促进粮、棉持续稳定增产。我国有10亿亩左右中低产田,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3。现在低产田亩产粮食在200公斤以下,中产田亩产在200—300公斤之间,经过改造以后,低产田亩产可以提高到目前中产田的亩产水平,中产田亩产可以提高到300公斤以上,甚至400公斤以上。如果分批进行改造,即使先改造其中的1/3,每年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产数百亿公斤粮食是有可能的。所以,加强对中低产田的改造,是促使粮食登上新台阶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积极推广科学种田,实现科技兴农。现阶段,可使农业获得最佳增产效益的办法,就是积极推广现有的科学技术成果,提高土地产出率。例如,推广地膜覆盖、配方施肥、农田模式化栽培、滴灌等技术,扩大良种种植面积,都能较大幅度地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增产一成、二成甚至三成不等。现在的问题是,全国有将近一半县、乡尚未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机构,农业科技队伍尚不稳定。为了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可以推广一些地区行之有效的经验,比如鼓励他们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实行科技承包,使他们的报酬与农业的增产效益紧密挂钩,等等。这样,才可使科技兴农真正落到实处。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报刊文摘

  读一点毛泽东的科学著作
石玉山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它不但记录着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过去,而且影响着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未来。然而,在一段时间内,许多人却不大重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对于这种现象,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应予纠正。1979年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明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98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谈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见的时候,又强调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小平文选》第255页)
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做了阐述,这些就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问题。《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这就再明确不过的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作出了肯定的结论。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名言要理仍然没有引起一些人的重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甚至做出异样的或根本相反的回答。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我们要科学地评价和认识毛泽东,认真地学习和运用他的科学著作的基本观点,全面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摘自《中流》1990年第4期)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稳定大局必须抓好基层
赵金铎
保持大局的稳定,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在诸多工作中,基层工作是最基础的工作。基层稳定了,大局才能稳住;基层工作搞好了,稳定大局的工作才能落到实处。因此,稳定大局必须抓好基层。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级领导的正确决策来源于基层。以往我们在一些工作上出偏差,犯错误,归根结底,都是由于脱离实际,对基层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缺乏正确的了解,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级的决策,归根结底都要通过基层去落实。从科学的决策程序讲,制定决策,不是终点,它最终要落实到基层并在基层实践中接受检验。
基层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深化改革的“前沿阵地”。农村基层组织是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的组织和推动力量。尤其是农业问题,这是经济、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企业是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就业的主要渠道,在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落到了实处,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姿态在发展生产、改善管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维护职工民主权利等方面发挥了作用,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就会打得更牢固。这正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所在。
抓好基层,最主要的是要树立面向基层,为基层服务的思想。抓好基层,不能走形式,要办实事。   
       (摘自《河北日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论自由的相对性
齐康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本身包含着限制,自由只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自由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自由要受到客观规律性的限制。从认识上说,自由是对必然(规律性)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由此表明自由的争取和必然的约束同时存在:自由包含必然的约束,又扬弃必然的约束;必然的约束则规定着自由,同时又保护着自由。
第二,自由须受理性的引导。一个人对于来自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性的约束,既不能自弃也不能转让,需要明智的理性来协调自己的言行,并使之适应必然。感情冲动丧失理智的行为,皆不属于自由范畴。所谓“跟着感觉走”,实际上是放弃追求真理、自身修养和真正自由的自我嘲弄。
第三,自由必须受法律的约束。法律,规定了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社会对他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个人的行为超越了法律所容许的范围,就必然要受到法规的处置。
另外,自由要受到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道德风尚和传统习惯等的限制。从微观角度来说,自由还须受到某些特殊的纪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绝不像有人所言的“不能有半点约束”。       (摘自《长江日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农民日报》开辟《学哲学》专栏
《农民日报》从五月二日起,开辟《学哲学》专栏,刊登干部、群众学哲学文章。
周德中在《坚持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的文章中说,近几年在农村也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许多地方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列宁关于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缺乏深刻的理解。贾玉春、张景春在《信贷管理的辩证法》一文中说,做好农村信贷工作,要研究生产与信贷的辩证关系,要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生产情况,把握信贷工作,学会用信贷杠杆来调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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