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抗战军人之魂
——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五十周年
陆诒
半个世纪之前，１９４０年４月，入侵我国的日寇集结重兵，再度进犯湖北襄樊地区。５月初，敌军前锋已到达襄阳双沟，形势危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当时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他审时度势，不顾众人劝阻，亲赴前线督战。
５月８日，张将军亲率总部直属特务营和７４师的两个团，由宜城窑渡口过襄河出征。行前，他亲笔写了致前线将领及３３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
致前线将领黄维纲等的信中说：“看最近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致冯治安将军的信中说：“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拚，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连（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拚。设若与１７９师、３８师取不上连（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周恩来同志曾于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６日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追念张荩忱上将》一文，其中写到：“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这是他对张自忠将军精当的评价。
张将军率部渡襄河以后，进军山地，出罐子口，在方家集附近与敌激战，将北进之敌军第３９师团截为两段，战斗剧烈，双方伤亡重大。５月１５日激战终日，旋接到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命令，敌军主力南下，命我军向南截击。张将军即率部再经罐子口南进，到沟沿里宿营。１６日清晨，战斗在罐子口附近打响，敌军抢占山上的制高点向我炮击。我军转移至杏仁山，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作殊死之战斗。这时，敌军大量援军涌到，并出动飞机大炮配合作战，将我军总部紧紧包围。在敌众我寡、形势最危急的时候，张将军在南瓜店东山岗上，指挥战士往返冲杀，沉着应战，直至下午伤亡殆尽，他身负七处重伤，壮烈殉国。临终时，他还向随从卫士说：“对国家，对民族，良心都平安。大家要杀敌报仇！”
冯玉祥将军曾在悼文中说：“抗战以来，以兵团长兼集团军总司令，亲率队伍，冲杀敌人，受伤不退，力战身殉者，此为第一人。”
抗战初期，我有幸在前线多次访问张自忠将军，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忆首次访问，时在１９３８年台儿庄战役胜利之后，地点是在鲁南向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远处尚有炮声，敌机不时在高空侦察。
那次他接见我时，身穿一套灰布军装、布鞋，剃着光头，态度诚恳、谦和。他身材高大，体格结实，浓眉大眼，说话声音响亮，精神极好。西北军那种朴实、勇敢的风格，在他身上充分显示出来。
我们的谈话，从台儿庄战役谈起。他说：“我们在台儿庄一仗打得很好，好在各军之间协作配合得好。可惜我们当时没有足够的兵力，未能及时向峄县、枣庄方向大举追击，扩大战果。我们前些日子在临沂打仗，也是打得太匆促。当我奉命到临沂近郊作战时，敌军坂垣师团已围攻县城多日，形势非常紧张。在敌人的飞机、大炮猛攻之下，庞炳勋军团长带领五团步兵坚决抗战，守此危城，很不容易。他已年过五十，作战经验丰富，资望也高。过去我们都是西北军冯先生（指冯玉祥将军）的部下，中原大战时，他受蒋的收买，倒戈反冯，跟我们打过仗。现在大敌当前，过去的一切宿怨私仇都不应该计较了，我们要团结抗战，枪口对外，这不是口头上说说的。我这次服从他的指挥，协同作战，打胜了临沂之战”。
我说：“这次张将军与庞炳勋部队在临沂并肩作战，粉碎了敌军坂垣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不仅在军事上打了胜仗，也在政治上打了胜仗，为捐弃前嫌、团结抗战作出了好榜样。你在抗战开始时留守北平那段经历，外间仍有传说，你是不是谈谈，澄清事实真相？”
他听了，恳切地对我说：“当时我奉上级宋哲元将军之命，留守北平，忍辱负重，掩护二十九军的撤退。我看，过去的事就不必去谈了。军人应当以死报国，为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让今后的事实去澄清外间的传说吧！”
五月中旬，敌军快速部队突然袭取徐州西南角上的永城，进而切断陇海铁路，包围徐州。当时我军在徐州外围虽有数十万之众，但大都装备低劣，而且历经战斗，伤亡重大，亟待补充整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决定我军分三路突围，避免与装备优势的敌军进行决战，以保存有生力量，并任命张自忠将军所部作为后卫部队，在突围战斗中掩护我数十万大军安全撤退。在战局关键时刻，张将军毅然受命，亲赴第一线指挥部队边打边退，始终掌握好部队，有条不紊，并主动承担起收容沿途各部队失散官兵和伤病员的任务。
徐州突围时，我和一部分新闻同业跟随张将军所部第三十八师骑兵连行军作战。在黄维纲师长亲自指挥下，我们从杨楼与黄口车站之间，插过陇海铁路，冲出了敌军的包围线，无一伤亡。张自忠将军曾命令全军大小军官一律不准坐车、骑马，用所有的车辆和军马运送伤病员。我在行军途中亲眼看到张将军以身作则，不骑马，不坐汽车，和部队一起徒步行军。他还命令全军官兵沿途不准骚扰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守纪律。我们在豫东平原上连续行军四天。为了防止敌机空袭，经常白天休息，晚上行军，经过拓城、太原等地，最后到达扶沟，部队奉命就地休整。
这时，我采访了张自忠将军，与之亲切交谈。他说：“这次突围，我们看到敌军兵力分散，包围圈内留下许多空隙，因此在突围中没有重大战斗，部队也未受损失。你们在突围中同我们一起共患难，招待不周，受苦受累了！”我们都非常感激他。最后，张将军派出军车送各报战地记者到许昌，搭上平汉路火车赶回武汉，及时报道徐州突围战讯。
武汉会战时，张自忠将军率部坚守潢川，阻止敌军达半月之久。武汉失守后，他率部转战随县、枣阳，屡建战功，升任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１９３９年７月底，我到达湖北宜城，适遇１８架敌机疯狂轰炸这座小城市。在投下一百多颗炸弹的同时，还散发了汪精卫主张屈膝投降的传单，这在当时还是前所未见的现象。
张自忠将军所部经过最近一次随枣会战之后，正在宜城附近整训。我到赤土坡第三十三集团总司令部驻地，又一次访问了张将军。他十分兴奋，同我紧紧握手说：“去年徐州突围豫东一别，已有一年多了。你这次不远千里而来，就得多住几天，我们是老朋友了，应该多谈谈。我对新闻界朋友还有意见要提呢！”我说：“当我从重庆出发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曾一再嘱咐，要我向前线抗日名将约稿并征求对我们报纸的意见。张总司令肯对我们提意见，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
接着，他说：“报纸、刊物对鼓舞前方士气，作用很大。前方部队需要文化食粮，其迫切程度不下于给养和弹药。最近敌机在前方散发汪精卫主和的传单，加强对我们的政治攻势，但我们对前方供应文化食粮的工作反而不及从前。记得去年临沂大战时，我们还能看到一周之前的汉口各报，包括《新华日报》在内。当时官兵们看到报纸都极兴奋，对抗战形势心中有数，认为我们的鲜血决不是白流的。此刻我们关心国内外抗战形势，特别关心国共两党合作和国内团结问题，但在前方长期看不到后方的报纸和刊物，特提出呼吁。”
我说：“对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在报上大声疾呼，促进各方重视，求得解决。我这次所带少量报刊当如数捐献，先供大家阅读。”张将军表示欢迎。
我在总部几天中，看到张将军倾注全力在训练部队，有时到操场上视察他们的劈刺动作，有时找下级干部个别谈话，起早摸黑，非常忙碌。
有一天，我见到他正在向伤愈归队的官兵们讲话，方式很特别。他先按名册点名，然后逐个地问伤在何处？如果敌人的子弹是从胸前穿进的，他就叫他们站在前几排，张将军走到他面前，亲手抚摸他们的创伤，亲切慰问。可敬的抗日英雄们一个个都圆瞪着眼睛，向他立正行军礼，并大声报告。
“报告总司令！我的伤在右肩膀，是敌人的机枪子弹从前面打进去的。现在子弹已经取出，伤口尚未全好。那天听到刘占魁班长有便车回前方，大夫还不让走，我顾不得这些，就走了。反正到前方来休息三、五天就行，谁还肯呆在后方。”
“报告总司令！我的伤在前胸，那是冲锋时被敌人刺刀刺伤的。现在伤口好了，我回前方跟敌人算账来了！”
几乎大部分弟兄都有一段英勇作战的事迹，用朴素的语言来叙述。只有极少数人是子弹从背部穿进的，他们在向总司令报告时低垂着头。
张将军听完大家报告后，开始讲话。他不用老一套方式，而用问答式来激励士气。例如他问：“日本军国主义者硬要我们做亡国奴隶，还要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像牛马一样过奴隶生活，你们愿意吗？”众答：“那不答应！”又问：“不答应，那应该怎么样？”众答：“只有同日本兵拚刺刀，痛痛快快干它一场。”又问：“单靠咱们军队去拚，行不行？”有人回答：“行！”也有人说：“还不够！”又问：“究竟应该怎么干才对？”众答：“必须同老百姓联合起来，大伙儿一起干！”张将军微笑说：“那就对了！”最后，他勉励大家，回到部队以后，要勤于操练，提高杀敌本领。
我在第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停留一周后，就告别了张自忠将军，从宜城经过襄樊到洛阳，渡黄河，经过中条山战区，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去采访。没有料到这次和张将军握别竟成永诀，留下无限的深切怀念和哀思！
张自忠将军在抗战时期的光辉战绩和英勇牺牲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共两党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纪念张将军殉国五十周年，我们要发扬他那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团结海内外的同胞，共同为振兴中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黄花岗壮士饶国梁
刘圣化
一九一一年夏历三月二十九日，经孙中山先生事先在槟榔屿主持议定，由黄兴、赵声、吴玉章等领导的广州起义，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遭受失败，七十二烈士长眠于黄花岗。孙中山先生后来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悲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仰，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之役并寿。”（孙中山全集第六卷，５０至５１页）
我的二舅饶国梁，是死难的七十二烈士之一，他不仅直接影响到他的弟、妹，也对于后代亲属起了思想上的启蒙作用。
饶国梁字作霖，号绍峰，四川省重庆市大足县云路乡人，公元一八八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生，幼年受业于塾师，勤学好问，年十二、三已熟读经史，能诗善文，年十四肄业于大足县立高等小学堂，好议论时政，后因顶撞学监而遭斥退离校。
后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受到学堂监督陈宦重视，在学习期间，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潮影响，毅然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参加了同盟会。
宣统元年（一九○九）八月他在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充任六十五标见习官，仍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深感本省陆军中同志过少，难于起义，乃弃职投奔当时革命力量较集中的云南。
从他遗留的两首诗，可以看出他离家赴滇的心情和志向。他在《己酉八月别家》中写道：“我材终有用，遮莫自沉论。帝国名虽旧，英雄志尚新。痛心伤黎首，拚命趁青春。凛凛乾坤气，茕茕父母身。此身难报本，得死可成仁。忍拭家乡泪，遨游大海滨。”随后在《己酉八月赴滇》一诗中，他又写道：“餐风露宿苦奔波，易水寒兮吊古歌。久辞家山魂梦远，头颅欲试剑初磨。”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辛亥初，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议定要在广东大举起义，在香港设统筹部，由黄兴负责。并通知各地同盟会员尽量到广东参加。后吴玉章同志回忆：“在上海，我碰到了熊克武、但懋辛和井勿幕等人，我们于是一同南下，到香港去找黄兴和喻云纪，共同商议发动广州起义的事情。……我一到香港，即被分配到日本去负责购运枪弹。”（吴玉章回忆录，５７页）随由同盟会通知饶国梁约同陈汝环来广州参加起义。他极为高兴地偕同乡六人，经广西、广东转香港，到统筹部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为将他从日本采购并冒险运来香港的武器枪械等运入广州，国梁多次化装成苦力亲自搬运，不辞辛劳与危险，并被吸收参加起义的敢死队。
统筹部原定三月十五日起义，因三月十日广州铁路工人温生才枪杀了清将军孚崎，引起了两广总督张鸣岐惊恐，清军加强了戒备，总督衙门增加了警卫，到处进行搜查，造成了人员、军械集中的困难。统筹部乃决定延期到三月二十九日举行。
据但懋辛先生所写广州起义亲历记载，当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后，由黄兴率领百余人进攻总督衙门前门，由喻培伦领导的一支十六人小队则从督署后门进攻，这支小队有五名四川人，他们是喻培伦、饶国梁、秦炳、熊克武、但懋辛。还有由小东营起义指挥部派来共同战斗的十一名广东人。
喻培伦字云纪，四川内江人，曾留学日本千叶医学校，精研化学，在革命党人中以长于制造炸弹著称。广州起义，他是主张最力的。抱定“生死成败，在所不惜”，“纵令全盘牺牲，也可激励全国人心”的决心。起义时他带领小队从督署后面进攻，先用炸弹爆破洞穿后面围墙，小队随即冲入，从后花厅一直打到二堂，与从正面进攻队伍会合，到处搜捕清两广总督张鸣岐，因张已逃走，乃继续进攻督练公所，途中与清军遭遇，展开激烈巷战，因敌众我寡，小队战士大部分牺牲。饶国梁与熊克武等冲出重围，撤入街道两侧店铺，利用走廊、墙壁掩护，阻击清兵，且战且走，国梁行至北大门，被清兵包围，他仍不断向清军还击，不幸手臂中弹负伤，终因力竭被捕。小队仅余熊克武、但懋辛二人幸免于难。黄兴在战斗中亦伤右手而断两指，最后剩一人避入小店，换衣后躲入女同志徐宗汉家亦幸得免。
国梁受审时，大义凛然，怒斥敌人，无所畏惧，但求速死。他慷慨陈词：“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终于四月二日被害，年仅二十三岁。与喻培伦、秦炳等七十一人丛葬黄花岗，世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至今英名镌刻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墓碑上。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砸碎封建婚姻枷锁的重要法律
——忆第一部婚姻法诞生前后
罗琼
４０年前，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一部砸碎封建婚姻枷锁的重要法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了，也就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第一部婚姻法正是改造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为千家万户、男女老少造福，稳定群众生活的法律。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这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旧社会的封建婚姻制度是人民的桎梏，更是妇女的枷锁，新中国婚姻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一项极其深刻的婚姻家庭关系改革，也是一项伟大的社会改造。
它用法律来保障中国妇女从几千年野蛮落后的旧婚姻家庭制度下解放出来，对建立新民主主义新型婚姻家庭关系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４０年过去了，这部法律产生的前后过程却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
大约是１９４８年秋冬，刘少奇同志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布置起草婚姻法的工作。
当时，担任中央妇委副书记的邓颖超同一批妇委委员刚刚从农村开展土改回来，她们深切了解农村青年男女迫切要求婚姻自由的愿望。党中央的想法与群众的愿望正相吻合，中央妇委的同志很乐意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在邓颖超同志主持下，由中央妇委秘书长帅孟奇、委员康克清、杨之华、李培之、我以及王汝琪等同志组成起草小组，开始了法律的起草工作。
起草者主要学习研究了１９３１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调查、研究了当时各解放区群众的婚姻家庭生活状况，政府颁发的婚姻条例及实施经验。对土地改革后农民的觉悟程度、特别是广大群众反对封建婚姻的迫切要求进行了反复讨论。
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的基本原则，即废除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精神是正确的，符合人民群众要求，是起草工作的指导准则。
在整个起草过程中，邓颖超同志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意见，对婚姻法初稿的拟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婚姻法初稿拟定后，即从西柏坡带进了新解放的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当时成立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把初稿送交中央人民政府法制机关。
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司法机关及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曾举行了多种多样的座谈会，对婚姻法初稿的内容和文字作了多次修改。
以后又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委员三方面的两次联席座谈会作了最后的修改，于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３日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并经过毛泽东主席明令公布，自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从这部婚姻法的起草经过，可以看出党中央、人民政府一贯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在民主基础上进行集中，采取了多么负责慎重的步骤和态度！
我记得，婚姻法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两个方面。如何体现离婚自由是当时争论的焦点。
婚姻法草稿开始规定，“对于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有不少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有的怕因此出现草率离婚；有的担心进城男干部抛弃农村妻子，对妇女不利；也有的是头脑里封建思想作祟。
当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等省农村中，婚姻案占民事案件的３３．３％到９９％；在北平、天津、上海、西安、哈尔滨等８个城市中，婚姻案在民事案件中占１１．９％到４８．９％。而婚姻案中离婚与解除婚约的，在上述农村平均占５４％，城市占５１％到８４％。离婚原因主要是包办强迫、买卖婚姻、虐待妇女、早婚、重婚、通奸以及遗弃等，共占７８％到８２％，女方提出离婚的占５８％到９２％。这证明离婚自由的规定，符合广大妇女的要求，是改造封建婚姻制度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旧中国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社会传统，从来都保证男子片面的“休妻”，而女子不论如何痛苦，只能“从一而终”，绝对不能离婚。
新中国建立伊始，由于旧的封建的婚姻制度尚未彻底铲除，群众仍受着旧传统、旧思想的深厚影响，妇女在离婚方面所受的障碍比实行结婚自由还要大。很多妇女常常因为离婚不自由而发生自杀与被杀等惨事。因此，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即准予离婚，有利于广大妇女、有利于人民群众，但起草者也接受了各方意见，在婚姻法第五章第１７条规定要作多层次的调解，如果多次调解无效，由县市人民法院判决。
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正式实施婚姻法后，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男女，纷纷要求照婚姻法办事，实行婚姻自由，改变旧的家庭关系。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传统习俗，使婚姻法的执行，遇到很大的阻力。
１９５１年政务院发出检查婚姻法实施情况的通知。有关各单位成立了若干个联合调查组赴各地了解婚姻法执行情况，发现包办、买卖婚姻的情况在许多地方仍然存在，不少地区发生严重干涉男女婚姻自由和歧视、虐待妇女的问题。
妇女因为争取婚姻自主，特别是要求离婚自由而被迫害的事件不断发生，这反映了当时妇女反对封建势力的一场剧烈斗争。
１９５２年全国农村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土地，作为封建婚姻制度的经济基础已被摧垮，人民群众反封建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１９５３年２月通知各级政府，决定１９５３年３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男女权利平等、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宣传教育工作。
通过这次宣传婚姻法运动，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受到沉重的打击，婚姻自主基本上逐步地实现了，过去夫妻不平等、婆媳不和的旧家庭关系也逐步得到改善，民主和睦的家庭一批一批地涌现出来。
据当时内务部不完全统计，１９５４年全国１５个省的５６２个县市，到人民政府申请结婚登记的４０余万对男女青年，属包办买卖婚姻而未被批准的仅占１．０７％；１９５５年２７个省市申请结婚的２６５万对男女青年，自主婚占９７．２％，出现了崭新的社会风尚。在农村，一时间不少男女青年谈恋爱找对象的标准是：“政治进步、劳动好，对心眼儿！”
近年来婚姻家庭领域又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今天在纪念第一部婚姻法颁布４０周年之际，我希望能学习和借鉴５０年代贯彻执行第一部婚姻法的好经验，有关领导部门、人民团体的干部到基层去，真正密切联系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从实际出发，提高人民群众执行婚姻法的自觉性，批判、抵制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和生活方式，扎扎实实地为人民办好这件“终身大事”！
（本报记者 毛磊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