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金马”人物特写征文
他迷恋大海
刘见
他找海找得很苦。他的家在古都西安的城边上，没有海。那儿的天空是灰色的。
他爱海，梦中也常听到大海涛声，他常想：海很大很美很广阔，海水湛蓝湛蓝的，海里一定有许多神奇的宝藏。他要找到海。
１９岁那年，他成为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口腔系的一名学员。开始，他喜欢无线电。后来，医学中的奥妙使他着迷。六年大学生活，他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毕业那年，他真的找海去了。他含泪告别黄土地，远离父母兄妹，独自一人来到坐落在胶东半岛的莱阳１４５医院口腔科，当了一名军医。医院离海很近。虽没找到海，却找到了一个来自大海边上的妻子。或许是找海心切，一条缠绵清澈的五龙河，像玉带出现在他的面前，成为他日后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章节。
医生被喻为人类幸福的天使。医学事业很高尚，身在其中，乐在其中。转眼１０年过去。在那间整洁、宽敞的口腔科病室，他默默地为病人治病，他喜欢静：静静地看书，静静地工作，静静地生活。
一天，他静静的内心突然不平静了，眼前的情景像鞭子重重抽打着他的心。
有位大娘，因患三叉神经痛来院求医。按照传统方法，他先采用口服药物治疗，后用局部封闭治疗，都没有成效。最后，他又采用了注射无水酒精治疗法。没想到，不仅痛没解除，反而造成了注射局部组织坏死，大娘的左鼻翼烂掉了一部分。然而，大娘仍紧握着他的手，用微弱的声音向他连声道谢。大娘知道，为了她，面前这位和蔼的军医已经尽心尽力了。但他却不肯饶恕自己。作为医生，他深知三叉神经痛带给病人的痛苦是多么深重。如刀割，如锥刺，常把病人折磨得死去活来。
多少年来，医院在治疗方面都只采用这些方法：口服药物，局部封闭，注射无水酒精，穴位埋线。最后不得已，要给病人做三叉神经周围支撕脱术或开颅手术。而这些手术的疗效并不很理想，甚至有时还会给病人造成终生残废乃至死亡。
他流泪了，医生治不好病还算什么医生呢？！
月光如洗，给五龙河边的树叶草丛披上一层淡淡的轻纱。他沿着河边漫步，河水默默地伴着他。这水是要流到海里去的吧？他的目光随着河水延伸。冥冥中，他寻找的那个大海出现了，神奇的宝藏召唤着他。
他想起十几年前老校长对他和他的同学们说过的话：“你们这５００名学员，如果中间能出一个牛顿式的人，我就心满意足了。”
声音遥远而亲切，他不觉一振。人生在世必须做出一点什么。别人能治好的病，我能治好；别人不能治好的病，我也能治好，这样才行！
晚上，灯下。他聚精会神地查找资料。５０年代，国外有人曾采用自家组织埋藏疗法，６０年代，国内有人采用肠线埋藏疗法。疗效不很理想。难道患上三叉神经痛的病人，就只能听命于电击刀割吗？他思索着。资料室实验室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并和同事反复地研讨。
突然，一道闪电从他的脑海划过，蔚蓝的大海立即在心中翻涌起来。这是他寻找的海。
他研究的有别于前人的药物埋藏疗法，在治疗过程中大显神威。过去，病人痛得走投无路，只好冒险上手术台，打开头颅，将三叉神经根切断……现在，一把小小的手术刀，只需在三叉神经的某一个分支上，轻轻切开一个小口，把药放进去，几天后刀口即可愈合，疼痛逐日减轻。这种方法操作技术简单，安全可靠，治疗时病人痛苦小，而无任何副作用及并发症。
好事飞万里。不久，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三叉神经痛患者，满怀希望，纷纷来到１４５医院。
他初步成功了，他并未陶醉。他的治疗方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而最重要的，他还未找到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和发病的本质。他还要在茫茫大海里继续探索。
然而，一道任命飞过来，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折。他被任命为医院的医务处主任、院党委常委：响当当的实权派。任命书一到，他就找领导说：“还是让我干我的口腔科副主任吧。我喜欢干业务。”领导回他：“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没了话，最后留了一句：“三年一到，我自动辞职。”三年过后，他果真辞职了。
到处有人说：“李文治这不是傻了吗？医务处主任，这可是医院名副其实的实权派哩。”也有人说他是“光荣下台”。他心里虽然丢不下他的病人，但在任职期间，却扎扎实实地干了几件实事。
现在，他终于还却夙愿，回到医疗室亲自为病人治病。近几年，他用药物埋藏疗法，为许多三叉神经痛患者解除了痛苦。１９８８这一年，他一下子就在国家级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译文九篇，居全院之首，荣立三等功。
（作者单位：青岛市企业家俱乐部）
第8版(副刊)
专栏：
交谈
唐恒
你要下井了
我的朋友，此刻已近正午
时间要把你扔到很远的地方
去种植阳光
从地面步行到地层
你的脚步响了整整十年
十年后日子会渐渐好起来的
你眼中热辣辣的欲望
会切削着煤的积郁
我因此感到
你是我读过的一本寓言
你的矿灯像崭新锃亮的钢轨
静静地延伸在
巷道
挥汗如雨的时候
你拒绝感冒
背着风的时候
你潇洒地挥一挥手
后面有你初次下矿的兄弟
你可以陪他们说些话
说点他们不知道的事情
你可以朗诵炉中煤
想起流泪的红烛
为生命中有一段挖煤的岁月喝彩
如果疲惫了
就靠着坑木打个盹吧
纵然这样老去
我也相信这里面有你的
青春岁月和职业良心
第8版(副刊)
专栏：
响自远方的鼓声
——观贵州晋京剧目《二月天》《故乡人》
毓钺
观看了贵州最近送上北京舞台的话剧《二月天》（编剧龙方）和民族歌剧《故乡人》（编剧罗迎贤），好像忽地又惊起了我们对改革这一词汇含义的新的理解。这两出来自边远黔地的戏剧，似乎使我们听到了一阵强劲但并不和谐、激昂但并非欢快的鼓声，使人警觉、令人深思。
这是两出很写实的戏。《二月天》写的是一个因结婚三日死了丈夫而被乡人视为灾星的布衣族姑娘，如何背着世俗、封建和愚昧的重压，奋力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故事。它表面上是一个事件过程，而作者的意向焦点却远远地聚向了历史与民族的沉疴，在戏中它伴着神秘的驱邪降妖的典仪、伴着乡中德高望重的老者那威严的声音向我们面前推来，使人震颤。而戏中那年轻的主人公就在这令人心悸的氛围中向前迈进了。这是这出戏的力度所在。歌剧《故乡人》则向人们提出了一个绝非一出戏可以解决的问题，它通过金米这一具悲剧色彩的人物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坎坷，将一个真实典型提供给观众，并以一种未完成式的结尾提出有关经济发展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的发问，从而获得了撞击感，留下了观后的回味。
这两个戏来自少数民族地区，散发着黔贵山地特有的泥土的芳香，然而不管地处如何边远，地域文化之间、民族特性之间有何差异，在当前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一步的大背景下，进步与改革作为一种社会的根本意识是具有同一底蕴的，那已不是某一个人的意志，而已成为民族生存的必然需求。观此二剧，其鼓点和舞步虽各有民族和地域的特色，但它无疑是时代之音，并引发着我们对这场改革的深刻和复杂性的领悟。
从艺术效果上看，由于地域文化和民族色彩的突出运用，使这两个戏另具一番别致的审美意趣。比如《二月天》中村民对白花姑娘灭灾除妖一场，编导者借鉴了傩戏的手段，不仅舞台氛围、色彩十分别致，同时贴切地暗合了主题的揭示，强化了直观的感染力，显出了少数民族题材戏剧在表现手段上的特有优势，使观众在陌生的兴趣中得到了认同和思考。
第8版(副刊)
专栏：世纪风
我在这一方
张彬彬
那是个黄昏。我正要下班，电话响了。
“可以见一面么”？听筒里传出重温了千百次的男低音。在夕阳的光影里，我仿佛看见那张被爱燃烧的痛苦的脸，那受了伤仍然执著于爱的心。我怕，怕再见他。也许大脑瞬间的凝滞或错乱，我对话筒一叠声地喊了三个“不”。接下来两分钟的沉默，令我泪流满面。
小小的电话成了奇特的红娘。那一次次固执的铃声，像一束丁香，嚼起来苦涩，然而芳香四溢。
“喂，咱俩已唠了十多分钟，该书归正传了！”我催促说。
不能相聚的日子，在声音的海上来来去去，无数人间烦扰扬弃在听筒之外，那美丽的回音多少次将我的眼睛濡湿。
最近电话变成全国直拨。想到许多名字灌耳不曾谋面的朋友，忽然冒出个怪念头：统统拨他电话！不知号码怕什么，拿过电话簿；查不到，问问１１４。线路真忙！拨到第十次，铃声骤起，一个陌生的声音猛地出现了。想象对方的音容笑貌，揣度那颗心细腻而复杂的感情，一堆温热的话，一串甜蜜的笑，我的心刹那间变得孩子般纯净快活。对方呢？不也跟我一样么！想到天南地北南腔北调里融进了相同的情绪，忽然觉得握住听筒，便握住了人世间的全部感觉全部秘密全部情绪，爱及一切不过如此。
我无意间注意到电话机这一隅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大地图，思绪一下飞腾起来。那座座高山，道道江河，那红那黄那绿那蓝——我的声音就从那些色彩中穿过。即使寒冬腊月，电话里的声音也如一缕暖人的春风；便是阴云满天，电话里的声音也如一线醉人的阳光。我知道此生此世有许多地方我永远不会涉足，但我的声音却可以代表我抵达那里。
自那以后，每次打电话，我的眼睛不再盯着那台桔黄色的电话机，而是在地图上寻来觅去。目光停在电话线那一方的人所在的位置，我的视野和胸怀一下开阔起来。
新疆，大西北。我的声音，越过黄土高原、戈壁滩。就连那个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人不能通过，电话却能畅通无阻。打完电话，我觉得自己又去了那个神秘的地方，领略了沙的海驼的帆云的烟。
往祖国最北的北极村打电话感受如此，与祖国的海南通电话不也如此么？朋友说，她正摇着蒲扇跟我通话，那里好热呀。我说：“嘿，我这窗外飘着雪花，屋里烧着暖气哪！”祖国多大！国土多辽阔！抚摸着地图，谁能无动于衷？！
我对电话有了浓酽的感情，新年送给儿子的礼物，不自禁地选中了电话。许是心有灵犀，儿子一见如故，捧着电话，一个劲地上劲，他的小模样在哪，铃铃的声音就响在哪。“喂，喂，一休！一休！”小家伙打得一本正经，一休真有其人么？他能接到这个电话么？“喂，喂，你是米老鼠么？”儿子又对着话筒呼叫了，还喊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大人通话都有那一方，而儿子的那一方却神秘缥缈得不可思议。他想与什么通话，就能与什么通话，而我却不能。这茫茫宇宙浩浩太空有那么多电话线所不能及的地方：远古的民族部落，法老安寝的金字塔，神农架的野人，沉睡的火山冰川，那些不会说话的植物动物，以及一切我所未知的世界。我若是个孩子多好，那样我的那一方就是我能想象到的一切了。
那一刹，我忽然有所悟，世界上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越复杂深奥。小小电话，只那么一线相牵，靠那变来变去的１０个号码，就能将五湖四海聚到你身边，将许许多多人世间的感情载入你的耳畔。有时笑，有时嗔，那惊喜，那亲切，那情那韵，那不假思索的机智幽默——１０个数字变化出千千万万条线，伸延到世界上所有角落，使陌生人成为朋友，使爱的暖流淙淙不息，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点，使所有人成为可以贯通和联系的网络；而有多少网络，便有多少奇迹在网络上诞生。
第8版(副刊)
专栏：
仍有新意的老话题
江霞
现在已不是写文言文的时代，我们的书面语与口语大体相近，所以写文章是否吸收群众语言，并不那么显眼。要是在从前，随便说吧，比如晚明小品中，有人（好像是徐文长）写道：“西兴脚子云：风在戴老爷家过夏，在我家过冬”，这就很引人注目。因为这种群众语言生动、尖锐、有风趣，用了可以给文章带来生气。
在文雅的诗词中，这种情形更加突出。像李清照，很会把民间口语加以锤炼，引进音律，所以她的词作使人读后感到浅近、清新、亲切。例如：“风柔日薄春犹早，夹衫乍着心情好”；“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等等，都是。她对民间口语（从词汇到语法、口吻），一是有选择，不用糟粕；二是有加工，使之更精炼，所以很能传神。这种语言风格，应该是构成“易安体”特色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不显眼的事情往往容易被忽视。本来，在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的影响下，人们写论文（当然不包括那些专门科学研究报告之类的论文），还比较注意吸收变化中的群众口语的精华。可是现在，这个空气淡薄了。有些文章，不但不吸收群众活的语言，也不是正确地使用科学概念，而是追逐一种蹩脚的时髦，把某一专科的术语乱搬到另一领域来，弄得文章诘屈聱牙，似是而非，使人费解。还有，在并非专科研究报告的论文中，也存在着向古奥、艰深、生涩方向发展的倾向。有的人甚至将这种情况，美其名曰：“文体革命”。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陶行知诗歌：书呆子煮饭，一锅四样：“生、焦、硬、烂”。读那些生涩文章，确实有吃夹生饭的感觉。这种夹生饭，我煮过，也吃过，所以有体会。
其实，令人费解的文章，未必就是高深。毛泽东的理论文章，鲁迅的短评、政论，都很深刻，同时却又很平易近人。毛泽东提倡下苦功学习语言，特别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鲁迅也早就强调：要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生活在前进，新事物在涌现，群众语汇也在变化着。倘若我们十分努力，大概也能够像鲁迅说的那样“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
看来，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不仅适用于实际工作，不仅适用于文艺创作，恐怕也适用于作文章。——文章是写给群众看的，那么，落笔时心里就不能没有群众，勿使语言同群众相距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