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多党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朱岩
近年来，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竭力鼓吹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和恶劣的政治影响。什么是多党制？多党制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在我国不能搞多党制？弄清这些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多党制是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
多党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党制度。当今世界各国存在三种类型的政党制度：一种是一党制，其中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的区别，但从政党制度的表现形式来讲都是一党制；一种是两党制或多党制；还有一种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资本主义国家除少数实行一党制外，多数国家都实行两党制和多党制。
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两党制或多党制，都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种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制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必然造成资产阶级内部激烈的竞争，因而分化出不同的阶层，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有着共同利益的阶层或集团在斗争中结成政治联盟，组成政党，通过政党去争夺议会席位，攫取政府要职，掌握国家权力。因此，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主义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和手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可以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用最肮脏的手段为最卑鄙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个大的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３３５页）
有人会问，有些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不是也允许无产阶级政党存在吗？是不是意味着劳动人民可以对各种政党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呢？表面上看好像如此。但是，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人们选择的只能是代表资产阶级某个阶层、集团利益的政党，“自由选择”是有条件和范围的。允许无产阶级政党存在，只不过是为了装饰门面而已。一旦人们真正选择无产阶级政党，触动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资产阶级就会动用国家机器的一切力量进行阻挠和压制。例如，１９４７年４月法国共产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为支持雷诺汽车厂工人的大罢工，在议会里投了对政府不信任票。按法国宪法规定，议会第一大党投不信任票，政府必须辞职；但结果相反，１９４７年５月４日，拉马迪埃政府在美国支持下，竟将法共排挤出政府。
西方多党制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我国现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掌握领导权，起核心领导作用。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这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政党的重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它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因而中国共产党比其它任何政党更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规律，是最坚决并且始终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和动力；它是以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它的严格纪律性、坚强的战斗力和独有的先进性，是其它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它正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历史的事实，其领导核心地位是其他任何力量所无法取代的。
第二，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来看，在中国实行多党制是行不通的。多党制，在民国初年的一段时间内曾经实行过。这种政党制度，也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理想。当时，立国会，建政党，搞选举，颇为热闹。全国政党团体最多时达到３００多个。在共和与立宪，拥袁与反袁，维护与破坏《临时约法》等各个问题上你争我夺，相互攻讦，朝三暮四，尔虞我诈，“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谁也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是为争夺部长、议员席位而党同伐异，完全是一场上层官僚、军阀、政客演出的政治闹剧，根本没有民主可言。最后，在袁世凯和各系军阀的枪口下，多党制等如过眼烟云，雨中泡沫，即生即灭。这种多党制的闹剧使国家进一步陷入了军阀割据、战火纷飞、民生凋敝、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与掠夺的深渊之中。多党制失败之后，在我国出现的是一党制，即国民党在１９２７年以后掌握政权时期所实行的一党专政。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压迫和剥削的工具，理所当然地为全国人民所反对。在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同全国人民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１９４９年终于推翻了国民党这一反动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处于领导的地位。同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民主党派，又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合作，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多党合作制度，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在我国已有４０年的历史，其间虽然经过曲折，但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２３１页）。
第三，从经济基础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人民内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私有集团之间的利害关系，不存在搞多党制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特别是１９５６年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国各族人民组成了一个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共同体。而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总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可以通过监督、民主和法制的正常途径解决，根本不需要通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权力转移的办法解决。
第四，从政治基础来看，我国不具备搞多党制的必要条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国各阶层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各个民主党派已不是阶级联盟的政党，而是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党。它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长期共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政治基础。由于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的矛盾，所以它们只能成为共产党的盟友，而不是什么在野党、反对党，在国家政权中同共产党处于合作共事的地位，是参政党。历史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也拥护这一历史的选择。今天它们仍然认为，要办好中国的事情，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其他政治力量是不可能担当此历史重任的。
第五，从群众基础看，我国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亲身体验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发展中国。过去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走获得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现在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虽然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过失误，党内也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已经看到，我们党一旦发现错误以后，能够自己把它纠正过来。因而从总体上说，人民群众是衷心信赖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如果有人企图利用党内存在的某些缺点和失误而否定党的领导，妄图篡夺党的领导权，广大人民群众是不答应的，因为那样会从根本上丧失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
去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再一次证明多党制是不符合中国社会进步历史潮流的。那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煽动者和策划者所鼓吹的多党制，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图谋在中国建立反对党，成立依附于国际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的。在当时，如果允许建立反对党，实行多党制，势必造成各种政治力量、各种政治主张纷纷出台，国际敌对势力就会乘机插手，扶植反对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把中国推向政党斗争的漩涡之中，中国社会将出现大的动荡和倒退，中华民族又将遭受深重的灾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有很大的优越性
我国政党制度的实践已经证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能够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竭力标榜他们的政党制度最民主，其实不然。从表面上看，似乎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群众可以任意选择某个党执政，但实际上都是垄断资产阶级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不管资产阶级如何标榜自己多么民主，其本质都不会改变。以美国为例，表面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你上台，我下台，你骂我，我骂你，激烈的竞选和议会的辩论，可谓热热闹闹。但在美国能够当上议员的，没有一个不是拥有几十万、几百万美元财产的富翁。一个众议员的竞选费用平均达１５万美元，一个参议员的竞选费用则高达５０至１００万美元。目前竞选总统的耗资已上升到１０多亿美元。在这种财富和资本的较量中，一般选民是根本当不上什么议员或总统的。美国总统的选举，实质上是不同财团之间相互倾轧和利益上的争斗。美国情况是这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英国规定每一议员候选人须交１５０英镑的选举保证金，法国为１０００法郎，日本为１０００美元（众议员）到２０００美元（参议员）。选票计算方法也非常复杂。每次选举采取哪种计算票数的方法，完全以对资产阶级是否有利为转移。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法共在国内领导游击战争，１９４６年法国制宪议会选举时，法共曾获得１６个席位，成为获得席位最多的党。但是１９５１年国民议会选举时，法国资产阶级采用“一轮多数联盟制”，使获得２５．６％选票的法共，只得到１６．４％的议席。１９５６年国民议会选举时，法共又取得了１４４个议席，但是１９５８年改用“单记名二轮多数制”，使法共只得到１０个议席，而极右派的保卫新共和联盟，尽管获得的选票比法共少，但却获得１８８个议席。可见选票计算方法，也是资产阶级政党操纵选举、控制议会的一种手段。所以说，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竞选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民主和一阶级的专政。
我国的政党制度，各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共同纲领”和宪法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参加人民政权，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反映各党派所联系的阶层的利益、意见和要求，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是合作共事的友党关系。一党领导，多党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大业。我国多党合作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轮流执政有本质的不同，有利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党和政府广泛联系和团结民主党派及其各界人士，维护社会安定，而不是像西方国家的多党制那样，造成人民群众的对立和分裂；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能够避免西方多党制的互相抵消力量；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而不是像西方国家的多党制那样，压制和打击另一些党派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的积极性，尔虞我诈，分崩离析，损害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把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搬到我国政治生活中来是断然行不通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
田心铭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爱国主义作了精辟论述，高度概括了爱国主义的基本概念，又着重阐明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统一。这个讲话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爱国主义传统指明了方向，它也是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
究竟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中的“国”是指什么？是指“祖国”，还是指“国家”？人们对此有过各种议论。有人说，爱国主义是爱祖国，不是爱国家；我爱祖国，但不一定要爱“国家”。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要看对什么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言，因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江泽民同志说：“我们所讲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是同促进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同维护国家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科学界说为我们衡量人们的各种行为是不是爱国主义的提供了一条基本标准，那就是看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促进还是阻碍历史发展，是维护还是损害国家的独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爱国主义是有不同具体内容的，但是，在事物的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一切爱国主义行为都离不开江泽民同志上述论断所指出的崇高精神。
“国家”这一范畴和“祖国”是不同的，它是一个阶级的范畴，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在反动统治者掌握着国家政权时，爱国不表现为维护国家政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相反，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正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黑暗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光明的新中国。
但是，在当代中国，爱祖国和爱国家是完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国家第一次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自己的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爱国主义与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也是统一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使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只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独立，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繁荣昌盛。相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使中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使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重新沦入被奴役的境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爱祖国可以不爱国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
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仅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反对爱国主义。１９８８年方励之就说过：“我不赞成爱国主义的口号”，“爱国主义这东西，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最保守，最反动的那些人提倡的”，“中国不是要解放，而是要解散、要解体”。刘晓波甚至鼓吹中国的出路在于“三百年殖民地”，说什么“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这是何等露骨的卖国主义！但是，在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中，为了利用青年学生满腔的爱国热忱，这些人又把他们煽动和策划、指挥的动乱和暴乱标榜为“爱国民主运动”。这是十足的政治欺骗。少数动乱暴乱分子叛逃国外之后，投靠国外敌对势力，不要国格、人格，进行危害祖国、反对人民的活动。这就清楚地表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本质上是与爱国主义不相容的。
爱国主义有不同层次的表现。总的说来，“在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热爱社会主义，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献身，体现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热爱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和祖国壮丽多娇的大好河山，拥护祖国统一，为祖国的统一和强盛做出贡献，也表现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赤诚的爱国之心。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对于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我们并不要求他们都赞成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赞同“一国两制”。这是因为，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我们党高举起爱国主义这面旗帜，就会产生伟大的凝聚力，把一切爱国同胞最广泛地团结起来，并且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或社会主义的朋友，共同去开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光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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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学如积薪 后来居上
——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
陈祖武
黄爱平撰著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四库全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力作。
清代乾隆间《四库全书》的编纂，不管我们对它作何评价，而作为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举措，它的影响则是十分巨大的。因此，较长时间以来，以《四库全书》为论题，前哲时贤多所究研，学术成果亦比肩接踵。其间，诸如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任松如先生的《四库全书答问》，郭伯恭先生的《四库全书纂修考》等，皆早已脍炙人口。晚近以来，台湾学者吴哲夫先生的《四库全书荟要纂修考》，亦是这方面难得的佳构。然而对于《四库全书》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的专著，自郭著《四库全书纂修考》之后，半个多世纪过去，却一直未有问世。如今这一学术空白喜得填补，实是令人欣慰不已。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已经步入其晚期。至清中叶乾隆时，国际社会的格局在变，中国社会的状况也在变，近代社会的曙光闪烁在地平线上。因之作为客观历史条件的折射，当时的学术文化也体现出对传统学术文化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历史特征。《四库全书》的编纂，便是这一特征的集中反映。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紧紧把握住这样一个历史特征，对产生《四库全书》的社会环境，学术文化渊源，编纂、庋藏的具体过程，学术价值，以及历史局限等，做了全面的深入考察。书中既有对《四库全书》得失的实事求是评价，也有对中国古代学术演进规律的探讨，还有对十八世纪末叶中西文化发展水准的比较研究。论著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集以往诸家研究之所长，皆取得了总体性的实破。
《四库全书》汇历代典籍于一堂，经史子集，包罗万象，不啻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我们今天要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这部卷帙浩繁的大型丛书，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认识对象。人类历史的发展，无论是社会史，还是学术文化史，都是一个有规律的演进过程。因此，历史研究并不是对既往现象的简单复述，而是要在从本质上还历史以旧貌的基础之上，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丰富我们的理论思维，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最终创造出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黄爱平对《四库全书》的研究，也正是由此出发的。因而她没有把《四库全书》作为一个孤立静止的认识对象去研究，而是将其置于十八世纪末叶的历史环境中去进行多角度的动态的剖析。唯其如此，在她的论著中既详细地考察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庋藏，肯定了这部大型丛书保存文化典籍的历史功绩，同时又以《禁书与文字狱》为题，辟为专章，对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进行了透视。根据著者的研究所得，《四库全书》功过参半的历史本质朗然在目。她认为，一方面《四库全书》是乾隆“盛世”的产物，它对历代典籍的系统整理和全面总结，“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因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另一方面，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清廷征书与禁书并举，迭兴文字冤狱，改窜、销毁文化典籍，禁阏思想，摧残人才，不仅酿成一时学术界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给这套丛书打下了封闭、保守的时代印记，而且也“使我国古代，尤其是宋元以后的文化典籍，遭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浩劫”。她的研究成果表明，《四库全书》“既保存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明的精华，也包含着封建文化的各种糟粕”。因此，我十分赞成著者的如下认识：“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不仅是研究《四库全书》及其纂修过程所要注意的，而且也是我们今天整理古代典籍，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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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导论》出版
随着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科学实力的抗衡在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企业与企业之间愈演愈烈。其原因在于，科学是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强大的精神动力，是推动物质生产力飞跃的关键。
钟阳胜著的《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导论》对科学生产力效应理论的主要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阐述。其中包括：科学作为生产力的确切含义，科学作为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科学生产力效应过程实现的基础、条件、途径和一般规律等。本书由科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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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读》出版
中外名人研究中心主编的大型哲学工具（参考）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读》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一百六十万字。为了便于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哲学，该书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内容，将哲学原典与资料化繁为简，不用注释和引文，以通俗的语言表达抽象的哲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