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中国同拉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舒云祥
应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总统的邀请，国家主席杨尚昆即将对上述５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访拉丁美洲国家，具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这次访问不仅会翻开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友好合作关系史的新一页，也将为双方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贸易关系可以追溯到１６世纪７０年代。那时，中国的大量丝绸、陶瓷器、香料、纸张等经过菲律宾的马尼拉输往墨西哥，再从墨西哥转往拉美各地。同时，拉美的蕃茄、烟叶、马铃薯等也传入了中国。这条经菲律宾通往拉美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我国明清时期兴盛一时，前后延续了将近两个半世纪。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同拉美１８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基础上，中、拉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迄今，中国同几乎所有拉美国家或地区有经济贸易往来。同墨西哥、古巴、牙买加、厄瓜多尔、秘鲁、巴西、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乌拉圭等１２国签订了政府贸易协定；同特立尼达—多巴哥签订了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协定；同牙买加、古巴、圭亚那、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尼加拉瓜、乌拉圭、玻利维亚、苏里南等国签订了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在拉美１７个国家设立了官方经济商务机构，在巴拿马设立了贸易中心。我国还先后与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圭亚那、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古巴和乌拉圭成立了政府间经济贸易混合委员会。中国同拉美的贸易额已从１９５０年的１９６万美元增至１９８９年的２９．７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中国出口５．５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４２％；中国进口２４．２亿美元，增长１０％。
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是中国在拉丁美洲的重要贸易伙伴。１９８９年，它们同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与拉美贸易总额的７２．２％。去年，中、墨贸易总额为１．９亿美元（其中我进口１．５亿，出口４０００万）；中、巴贸易总额为１０．２亿美元（我进口９．４亿，出口８０００万）；中、乌贸易总额为１．１３亿美元（我进口１．１亿，出口３００万）；中、阿贸易总额为５．７６亿美元（我进口５．６７亿，出口９００万）；中、智贸易总额为２．４亿美元（我进口１．８亿，出口６０００万）。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有铁砂、铜、钢材、原木、羊毛、原糖、纸浆、化肥、化纤等；向这些国家出口的主要商品是轻纺产品、化工品、石油、机电产品等。
近几年来，中国和拉美的经济合作也有较大发展。在“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四项原则的指引下，中国同拉美国家开展劳务合作，开办合资企业。迄今，中国已同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等国就１７个合作项目达成协议，投资总额达３６００万美元，其中我方投资约２２００万美元。合作范围包括林业、渔业、采矿、石油开采、纺织等领域，其中一部分项目已投入运营并正在取得效益。值得提到的是智利铜公司和北京铜管厂在北京市合资开办了“京圣铜管有限公司”，这是拉美国家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合资企业。
中国同拉丁美洲虽然远隔重洋，但同属于第三世界。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持有相同或近似的立场。在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方面，有许多领域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补充。因此，中国和拉美的经贸关系发展潜力还很大，前景是广阔的。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和开放的不断深化，刚刚到来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年代，也将是中拉经贸关系结出累累硕果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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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访归来
黄酒加冰块
本报记者 艾丰
一个繁华的东京之夜，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宴请日本朋友秋冈夫妇。他们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不少工作。席上特地备了中国黄酒，大家举杯畅饮，肚中顿觉暖和，话头也开始热烈。
秋冈夫人说，现在日本青年人中也有喜欢喝黄酒的，不过，他们的喝法，不是像中国那样把酒烫热，而是按照西方人喝威士忌的方法，在酒中加上冰块、使酒变得冰凉爽口再喝。
妙！稀奇古怪而又别具一格。问到其中道理，两位老夫妇也一时说不清。于是大家猜测，也许是姑娘们喜欢苗条，用此法减少摄入的热量；也许是西式喝法显得时髦。总而言之，也不失为一种“创造”。
黄酒加冰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有象征性的细节。不是吗，日本的文化不就有点“黄酒加冰块”的味道吗？日本人善于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这一点似乎是大家公认的。
日籍华人陈舜臣在其所著《日本人和中国人》一书中说，“中国是一面向前走，一面树立目标的民族；而日本则是依靠着目标走过来的民族。”他的意思是日本并不创造模式性的理论，而是靠吸收别人创造好的理论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前进的。
美国人埃兹拉·沃尔格曾写了《日本名列第一》一书，日本人广和中哥子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社会评论家马克斯·拉纳说，美国拥有复数人种各自带来的文化，是一种‘合金文化’；日本虽是单一的民族，但从各国引进了各种文化和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合金文化’的国家。”
在悠久的日本文化史中，日本曾吸收了中国和西洋各国的文化。能够毫无抵抗地吸收异民族文化的国民，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文化应该被称为红、黄、绿、蓝、白各色混合而成的“灰色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文化引进上，既不拒绝，也不照搬。正像陈玉龙在《汉文化论纲》中说，“日本摹仿盛唐制度，而不学道教；抄袭我国典章，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礼俗，而不学缠足；殊不失为明智。”
曾经有这样的论点：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必须发展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文化。据说，商品经济是讲竞争的，而这样的文化是与竞争相适应的。这种论点还说，儒家文化是强调整体扼杀个性的，因而，传统的文化必须一点不留地扫荡净尽。
但在现代商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的日本，我们看到的并非这种情况。
在大阪，我们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所属的茨木电视机厂。公司的一位部长向我们介绍说，松下的基本指导思想有四条。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制造产品之前先要制造人（培养人）”。其他三条归结起来也就是一句话：用“企业精神”把公司的职工凝聚起来。
从１９２０年松下幸之助和他的妻子连同一个少年创办电器小作坊开始，到８０年代，松下公司发展成拥有１５０亿日元资产、２．５万多名职工的“世界电器之王”。在这个过程中，这位传奇式的经营者，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一样，遇到过种种内外矛盾。他的独特经营思想就是强调协调和企业的集体主义。１９２２年，松下就组成了２８人的“步一会”。所谓“步一会”就是在他的“全体职工要步调一致，一步一步地实实在在地前进”的思想下诞生的。１９２９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松下的产量不得不减少一半，但是他一个工人也不解雇。他认为，“对立关系是盐，协调关系是糖”，盐和糖的比例应该适当。后来，他们又调动职工参与管理，逐步提高企业职工的福利待遇，其目的都是为了让职工把企业当成“家”。如果我们透视一下松下的思想，就不难发现它的儒家“齐家治国”、“忠孝”等宗法思想的渊源。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对于这种文化形态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写《日本名列第一》的那个美国人说了这样一段话：“日本的制度比产业革命以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实现工业化的西欧制度更为适宜。这是因为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工业发达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公害、资源缺乏等问题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只有像日本那种中央集权而又灵活的体制，协商一致的社会，才有能力适应这种时代。”
原本看来对发展商品经济是劣势的东西，竟然转化成为具有优势的东西。这是更有意思的现象。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此行在访问一家著名新闻社的时候，我问他们的社长，你们对不称职的职工是否可以解雇？他摇了摇头。我又追其究竟，是国家有法律规定？是贵社有如此传统？还是工会反对？在座的日方的人都笑了，他们说，是第三条。这种现象更有点东西合璧的味道了。
日本学过中国，但仍然是日本；日本学了西方，也仍然是日本。是否还可以大胆地说一句，日本把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些经验也学过去了，也还仍然是日本的资本主义企业。这中间的道理，是需我们搞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三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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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残疾人享受正常人生活的权利
本报记者 顾耀铭
刚到瑞典的人常常会产生一个疑问：这个国家怎么有这么多残疾人呢？确实，无论在街头巷尾，还是在公司学校，你时常会遇到一些残疾人，包括严重伤残的人。
在瑞典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就会明白，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既不是医疗条件差，也不是人体素质低，而是这个国家的残疾人政策决定的。根据这项政策，残疾人应当在必要的帮助下，充分参与社会生活，享受正常人生活的权利。
在五十年代，瑞典曾让残疾人住进专门为他们建立的公寓大楼或康复院。后来发现这种将残疾人“孤立”起来的做法，容易给残疾人造成不良的生理、心理影响。现在大多数残疾人都留在自己的社区内，同家人一起过着正常的生活。对他们的住宅，政府提供特别补贴进行改建，使之更适合他们的需要。对一些严重伤残者，社区提供家庭特别服务，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得到所需要的护理和服务，如交通接送、伴同散步、料理家务等。康复治疗大都也是在残疾人家里进行。而且，这里的火车站台、超级市场，包括交通信号、住宅电梯及公用电话的设计都考虑到残疾人的需要。例如，斯德哥尔摩市内停车的位置供不应求，但残疾人不用发愁，他们可以将车停在专门开辟的区内。在公共电话、电梯的按钮上大都有盲文。任何一个商场的门口都有为轮椅车设计的便道。笔者多次看到一些智力障碍者在市场买东西，服务员对他们都很热情耐心，也从来没有人围观。
瑞典全国性的残疾人协会有近三十个，省、市残疾人协会已超过一千二百个。这些组织同一些国家的残疾人组织不同。它们不是为照顾残疾人设置的，而是残疾人自己创办管理的，所有的活动都由残疾人自己讨论决定。近年来，政府和社区在决定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同残疾人有关的事务时，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在中央、省市的特别调查小组中，也经常吸收残疾人的代表参加。现政府负责老人和残疾人事务的福利大臣就是一位商人，他从一九八五年开始一直担负这项职务。
在残疾人受教育方面，瑞典不仅优先考虑他们的需要，而且尽可能安排他们进入正规的学校学习。据统计，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学龄前智力障碍儿童在普通幼儿园入学，大多数残疾青少年在普通中、小学学习。瑞典为聋哑、智力严重障碍者办特殊学校或特殊班，但是它们大多与普通学校设在同一幢大楼里，尽可能使孩子生活在正常的环境中，使他们从小克服自卑感，努力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在瑞典还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尽可能使残疾人在公开劳务市场获得就业机会。如对残疾人进行职业培训，对雇佣残疾人的雇主给予一定的补贴，为残疾人创造就业机会等。此外，《就业保障法》对残疾雇员给予特别保护，使其不受雇员可被开除或解雇这一规定的约束。职业介绍所还可以根据有关法令，要求雇主雇佣残疾人。但是，拒绝雇佣残疾人的现象还是存在。
近几年，由于瑞典的经济发展缓慢，通货膨胀率和国际收支赤字都保持高水平，虽然政策规定不允许影响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但实际上还是产生了消极作用。另外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为残疾人提供的服务和支援方面也还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都是瑞典正在解决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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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剪影
哥伦比亚的新兴行业——
私人安全警卫
近年来，在暴力活动频繁的哥伦比亚，一项新兴的行业——私人安全警卫正在发展，业务繁忙，已成为人们“第一需要的服务项目”，被称为“以低廉的价格换来生存的希望”。
哥伦比亚宪法规定，国家有义务保护全体公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然而，暗杀、袭击等恐怖活动经常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仅１９８８年就有１．８万人被害，３００人遭绑架，富商、记者、法官、工会人士等都成了歹徒暗算的目标。
面对暴力浪潮上升，哥伦比亚人采取了相应的自卫措施。据统计，全国约８０万公民手里有自卫武器。没有犯罪前科的公民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均可购买一件武器。
用于保护私人安全的产品是多种多样的，除枪支外，从简单的报警器到先进的汽车铠装设施、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以及反间谍器材都可买到。
不少人出钱保护住宅。仅波哥大就有１６０多家公司提供私人警卫服务，负责守卫住宅、银行和工厂，估计有８万至２０万武装人员从事这一行业。不久前还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的“环形警卫”装置，即在住宅或楼房周围装上特殊设备组成的栅栏，有一个总的控制箱，不论外人从地下、空中或是越墙而入，它都能立即发现并报警。
一向只在电影里看到的反间谍手段成了生活的现实。如窃听电话用的小盒子、暗藏的话筒、能获取周围信号的微型麦克风等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为防止电话被窃听，还设计了一种改变电话通话频率的机器，使第三者听不懂通话的内容，只有用另一台同样调频的机器才能破译。
（彦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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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克里姆林宫内场地上供游人观赏的“炮王”。大炮用铜浇铸，重40吨，炮管长5.34米，直径为89厘米。1586年铸造。
本报记者 张允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