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当代军人风采
与“死神”打交道的人
贾永 章熙建
１５年前，２２岁的军械技术员刘旭担任了南京军区某部检修所长——一个专和弹药打交道的活儿。这，是勇敢者的岗位。
刘旭受领的第一个任务，奉命销毁一批旧炮弹。他带了几个助手赶到弹药销毁场。这是一条狭长的山谷，溪流潺潺，鲜花如锦。这批旧的杂式炮弹几乎全无标记，但从规格和外观上判断，有美国的、日本的、苏联的。没有资料，亦没有记载，这批炮弹虽然经过数位专家之手，但仍然是个危险的谜。刘旭决定分成８个坑穴销毁。炮弹被按类分到成梅花状分布的８个坑内，他命令助手后撤到１０００米外的山腰上，自己进入现场引爆。
战士们高高地卧在山腰的灌木丛中，透过树隙目不转睛地盯着所长刘旭。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当西山衔住残阳时，刘旭终于撤了回来。他头一次领略了征服“死神”的欢悦。
蓦地，谷底荡出阵阵巨大的震动波，８次猛烈的爆炸迸发出８朵巨型火花，与天边灿烂的晚霞相连，给山谷披上了一幕瑰丽的彩帘。
１５年间，刘旭上百次穿越这一被称为死亡的谷地，拆卸销毁了数千计的险弹废弹引信。他曾被醒来的哑引信掀翻过跟头，弹片擦着头皮而过。他的冒险并非出于某种怪癖嗜好，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们拥有生命的安全。
初春的金陵，春寒料峭。某仓库营建工地，紧张作业的掘土机突然从５米深的泥土中掘出４枚锈迹斑驳的炮弹，工人们大惊失色。
刘旭赶到现场，让助手们在外围观察，自己爬上掘土机高擎着的掘臂。当他取下炮弹，抹去泥锈，将弹丸与药筒分解后，取出的药包上，隐隐现出“昭和９年”的字样。查找资料，没有这种炮弹的记载。凭着经验，刘旭判定这批隐藏数十年的炮弹是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炮弹。
刘旭的判断被一个意料的插曲证实了，仓库一个年逾花甲的老职工听说库区掘出了炮弹，风似地赶来。看着炮弹，老人饱经风霜的脸庞上落下了痛苦的泪水。他叙述起一个噩梦般的过去：侵略者那凶残的狼狗、毒蛇一样的皮鞭和沾满血迹的枪托，还有那在苦难中挣扎的民工……他说当年炮台修好后，推上了短脖子铁骨碌的洋炮。末了，老人心有余悸地提醒说：可得小心，这家伙炸起来可厉害啦！
“挖！”炮弹一发一发地被铲掘出来。整整４天，洞穴向山体延伸了９米，１２００发炮弹，８７６枚引信沮丧地躺到山坡上。
山谷里腾起了冲天火柱，隆隆爆炸让刘旭骤然失色。尽管这场较量他是胜者，但他心底还是掠过了一丝寒气。
１５年间，刘旭处理了３２万发２５００余吨各类险弹废弹，收集了数以百计的各式炮弹，上到清朝的土炮弹，远到日、美、俄的洋炮弹，获得了数万个珍贵的技术数据。一天，刘旭拖着疲倦的步子从销弹场回到自己温馨的小屋，妻子迎了上来，彼此无言，顿时，无数酸楚涌上刘旭的心头。
刘旭觉得，与“死神”周旋，那只是抗拒“死神”交响乐中一个短暂的节拍；热爱生命的人们所以要殚精竭虑的研究战争，目的就在于遏制战争，消灭战争。
从销毁弹药的震颤声中，刘旭感觉到了短暂的生命对于久远和平的意义。他决心撰写一部《弹药辞典》，经过１０年艰难而漫长的“妊娠”后，前不久终于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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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献出一份爱”
杨国胜 李绍祥
今年３月２２日，河北省保定市南章村农民陈全信心脏病发作，经医生检查，决定施行心脏手术，需治疗费２万元！
正当陈全信一家人面对巨额医疗费愁眉不展，忧心如焚的时候，村里的广播传出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发出的“把全信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募捐号召。广播一停，人们便纷纷涌向村委会。只１０分钟，村委会办公室被捐款的村民挤得水泄不通。“我拿１００元！”“我出２０元！”捐款声不绝于耳。７６岁的田井春大娘，颤巍巍地走过来：“我拿５块少不少？”她一边走一边问。“自愿捐献，多少不限。”有人回答。
田大娘点点头。等到登记交款时，她捐的竟是一张“大团结”，还自言自语地说：“全信病了，大伙都来帮忙，现在的世道真好哇！”
已到掌灯时分，捐款的群众还是络绎不绝。困难户王秀芝，刚刚借钱盖了房，没想到她也拿出５元钱。６１岁的陈冒老汉，体弱多病，靠放羊维持生计，可这位１９４６年就宣誓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老党员执意掏１０元钱。卖油条的个体户陈士清，把当天卖得的钱全部送到村委会。在南章村个体纸厂帮忙的外地退休老工人曲得文，也捐了３０元，说是“略表寸心”。
多为陈全信捐一分钱，就多为陈全信增添一份战胜死神的力量。怀着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心愿，南章村的男女老少为拯救陈全信尽心尽力。南章小学３３名小学生，献出了自己平时节省的零花钱，一共２６．３５元。个体沙发户陈树中，出差刚回来，听说陈全信有困难，冒着雨雪，趟着泥泞，连夜把１０００元钱送到患者家中。他说：“党的政策给我开了致富路，乡亲有难不救助，就对不起党。”
短短的一天半，南章村的父老乡亲为陈全信捐款６３００多元！
“陈全信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理应献出一份爱，让他享受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保定市四纸厂厂长白德对职工们这样说。他率先捐款１００元，并动员全厂职工向陈全信伸出温暖的手。在他的倡导下，全厂３００多名职工有２００多人捐款，金额达５０００元。在该厂洽谈业务的港商叶柏杨先生见此情景也慷慨解囊，捐助１０００元港币。
保定市新市区区委书记、区长和机关干部捐款了，陈全信所在的南奇乡党委、政府带头捐款的同时，还向全乡发出了“抢救陈全信生命”的呼吁，全乡所属１０个村的群众闻讯后，纷纷捐款救助陈全信这位素不相识的农民弟兄。当乡领导把全乡群众捐献的近２０００元钱交给陈全信的妻子李素芬时，李素芬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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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和国卫士”沈运田
梁万魁 严泽波
“共和国卫士”、济南军区某炮团一营教导员沈运田出差回到营里，当天午餐炊事班特地为他加了几个菜，沈运田硬是将菜分到战士碗里。下午，在全营军人大会上，沈运田公布了自己的“约法三章”：生活不搞特殊化，不摆功臣的架子，不用荣誉称号为自己捞好处，并请求大家监督。
沈运田公布约法三章的第二天，他６０多岁的父亲拖着因车祸致残的腿，从湖北老家一拐一拐找到部队，要沈运田出面给家里的小妹找工作。沈运田对父亲说：“组织给了我荣誉，但这荣誉不是我向组织提个人要求的资本。”老人一听火了，提着行李就要走。沈运田和妻子又拉又劝。他从党员要体谅国家困难，讲到农村的发展前景。同时，也谈到了自己妻子随军一年多，仍就在部队做临时工的事。老人听后眯眯一笑：“还不是要我不给共和国卫士抹黑么！”第二天，老人就回去了。
沈运田为使部队的学雷锋活动深入扎实，他和其他学雷锋标兵一起，到各连演讲，介绍自己成长的体会。
今年初，沈运田又组织全营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基本知识，让每个党员重读入党申请书，并请党员的入党介绍人指出继续努力的方向。有位中尉排长由于专业不对口，经常发牢骚，工作不负责任。沈运田多次找他谈心，对照党员标准，指出他的问题，当得知他家确有实际困难时，又提议营党委给他困难补助。这位排长深受感动，在党员大会上，他惭愧地说：教导员有功不居，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比比他，我没有不好好干的理由。从此，他发奋钻研军事知识，成为深受战士欢迎的好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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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家忧乐在心头
本报记者 鹿舫
中原油田钻井一公司党委是全国石油系统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唯一被中央组织部授予的先进基层党组织。谈及此事时，公司党委负责同志不加思索地说：把广大石油工人的忧和乐挂在心上，是公司党委成员的为政之道。
近年来，钻井一公司的大本营搬到了河南省清丰县马庄桥镇，全公司５０００多名职工的家属也纷纷来这里落户。随之而来的是能否安排好职工家属的工作，直接关系到职工的情绪。党委负责同志动员职工家属拧成一股绳，兴办第三产业，生产那些既能满足油田建设需要，又能挤进市场的产品，不愁解决不了各家各户的实际困难。
党委为职工着想，职工为党委分忧。１９８８年７月，就在不少地方刮抢购风的日子里，一公司职工响应党委的号召，一周之内集资６００万元，解决了家属工厂的开业资金不足的问题。
如今，该厂已发展成年产值２００万元、上交国家税金１００万元的中型企业，主导产品经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等单位鉴定，全部技术指标均达到世界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该厂不仅为一公司的４０００名家属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它所创造的利润使一公司能按低于市场价格，每个月向每个钻井工人供应１公斤油、１．５公斤蛋、３公斤肉、３公斤鱼。家家的菜篮子都充实了。
在野外作业的钻井工人常年远离生活基地，打一口井挪一次窝，生活极不规律，近年来，公司党委改革工作制后，钻工们每出勤一个月就可以回生活基地休息一个月了。他们在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业余学习、文体活动等方面碰到的难题，随之得到了解决。男女老少都高兴。今年一季度的生产仍保持着去年的好势头。石油行家们说：对于拥有３５个钻井队、１．４亿元固定资产、年生产投资达２．７亿元的大摊子来说，这是多么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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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反贪污、贿赂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思卿答本报记者问
就如何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坚决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一系列措施，把反贪污贿赂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思卿回答了本报记者提出的有关问题。
记者：请介绍一下检察机关近年在反贪污贿赂斗争中，查处了哪些大要案件？
张思卿：１９８８年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把反贪污、贿赂斗争放在打击经济犯罪的首位，积极受理和立案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特别是去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有力地推动了反贪污、贿赂斗争的深入发展。
１９８９年检察机关受理和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比上年大幅度上升，查处大案要案有突破性进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人民检察院先后立案侦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受贿案，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中央宣传部宣传局常务副局长曹斌受贿案、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唐韧受贿案、广东省驻澳门南粤五金矿产机械有限公司业务员张玉维贪污案、公安部预审局副处长王乃刚贪污案、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段开盛受贿案。
不久前，我曾经到江苏、上海等地调查，发现目前人民群众同贪污、贿赂犯罪斗争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各级检察院举报中心受理的群众举报仍然比较多，举报的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记者：当前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有哪些新情况，新特点？
张思卿：可以归纳为这样五个方面，一是共同贪污犯罪多。二是“一对一”受贿犯罪多。三是一人犯数罪的多。四是许多“小金库”、“帐外资金成为贪污、贿赂犯罪的温床。五是多用“奖金”、“劳务费”等形式向上级主管干部行贿的也时有发生。
一些犯罪分子变换手法掩盖犯罪行为，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是必然的。但是，检察机关根据贪污、贿赂犯罪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必须运用法律武器，有效地同犯罪分子进行了斗争。
记者：据了解，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些省、市检察机关相继建立了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请谈谈建立这一机构的目的和进展情况。
张思卿：检察机关建立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的目的是增强侦破贪污、贿赂案件的能力，提高侦查工作水平，更好地发挥法律赋予的职能作用。这是深入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的一项重要措施。
去年夏天，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直接指导和省委的大力支持下，设立了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此后，其他一些地方也相继成立了这样的机构。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１４个省级检察院、５５个地市级检察院设立了反贪污贿赂工作局。从实践的情况看，尽管时间还比较短暂，但是普遍反映效果很好。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继续抓好这项工作，把各级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都建立起来，同时逐步完善各项工作制度，推进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深入发展。
记者：在全国进一步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检察机关还有哪些设想？
张思卿：检察机关将把反贪污、贿赂作为长期的工作重点，坚持不懈地同贪污、贿赂犯罪作斗争。当前贪污、贿赂犯罪还比较严重，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会长期存在。贪污、贿赂犯罪不仅直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还严重地破坏党和政府同群众的联系，影响社会的稳定。
最近，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提出：“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这是改善党群关系，保证我们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措施。”我们要从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高度来认识反贪污、贿赂斗争的意义，义不容辞地把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职责担负起来，通过办案促进廉政建设，为保持和发展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一直认为，反贪污、贿赂斗争仅仅是开了个好头，任务还相当艰巨和繁重，要防止和克服满足现状、盲目乐观的思想，不搞“一阵风”。人民群众是我们同贪污、贿赂犯罪作斗争的力量源泉。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疏通和拓宽联系群众的渠道，进一步开展举报工作，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扎扎实实地把反贪污、贿赂的斗争进行下去。
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对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有不同看法，你对此有何评价？
张思卿：这个问题，在去年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中，被极少数人搞乱了，动乱精英们不顾事实，制造谣言，有的完全是恶意的诽谤和攻击。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受到影响，对我们的工作抱怀疑态度。我认为，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廉洁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绝大多数是廉洁的，这是党和政府的性质和根本宗旨所决定的。这不只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基本的事实。如同承认这个基本事实一样，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确实存在腐败现象，确有极少数国家工作人员堕落为贪污、贿赂犯罪分子，有的还相当严重。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反腐败问题上，党和政府历来是重视的，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且还正在加快廉政建设的进程。我们党和政府有决心也有办法、有能力同腐败现象作斗争，保持党和政府的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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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好的队伍 多好的人
——记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
孔晓宁 王平
珠穆朗玛峰，海拔８８４８．１３米。测量这一举世无双准确数据的，是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
３０多年来，这支英雄的测量队纵横驰骋４０００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１０００圈，获取大批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急需的测量数据。他们用汗水浇灌出的成果，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就是以他们攀登过的千万座山峰作笔，用他们跨过的大地当纸，也书不尽。
足迹处处
新疆北部沙漠，火辣辣的太阳将地表气温蒸至近５０摄氏度。
这是１９８７年８月的一天，测量队员们为了拿下最后６个测绘点，又顶着毒日，背着沉重的仪器和苦涩的盐碱水，分两个小组奔向沙海腹地。下午６时，被队员们戏称为“十全大补汤”的水喝完了，可为了赶任务，他们坚持工作到１０点，完成了３个点的测绘，才往后撤。
不料，离住地远的一个小组黑夜中迷失了方向。极度的干渴再次袭来，他们浑身发烫，头像要爆裂似的。５名队员神志进入半昏迷状态。年仅１９岁的小邢忍无可忍，用颤抖着的双手将自己的尿倒入口中。其他队员，却连尿也没有了。５个人瘫倒在沙丘，张大嘴巴喘着气，他们想喊，却难以出声。忽然，一度断了电的报话机又开始了工作。中队长苏凤岐一把抓过报话机，嘶哑着喊道：“快送水！”
刚从沙漠返回住地的老工程师徐帮田，已经精疲力竭。他二话没说，带着组员钱建民，提上２０公斤水，折身走进沙漠。双方相距１０００米时，所有的人都动弹不得。他们相对着爬完这１０００米，用了两个多小时。７条汉子，喝完２０公斤“十全大补汤”，便在沙丘上昏睡过去。第二天下午，他们才回到营地。次日晨，他们又向更远的３个测绘点奔去。
多少年来，测量队员们的足迹遍及西北戈壁、沙漠，也征服过座座险峰。
１９８８年５月，一批队员上祁连山进行水准测量。这儿的山路，蜿蜒崎岖，连续多日的大雪、冰雹，地上积雪一尺多。
３０岁的组长段同林与７名队员，赶着背驮仪器的１０头牦牛，向海拔５３００米的山顶爬去。蓦地，一场更大的暴风雪再次袭来，队员们顶风冒雪继续行进。离山顶还有２００米时，号称“高山之舟”的牦牛怎么也不肯走了。队员们只好卸下沉重的仪器自己背上，一步一步地向山顶挪动。狂风几乎要将他们卷下山脊，吹入崖底。那一天，段同林记下了这样的工作日志：“当我们完成任务下山时，只见１０头牦牛一字排开，个个瞪着大眼睛盯着我们。那只花白头牦牛看着我们这些硬汉子，流出了眼泪”。
第一大地测量队从１９５４年组队至今，２２次进新疆，１７次到内蒙古，１３次去西藏，足迹遍及祖国３０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先后完成了中苏、中蒙、中尼边界联测，京、津、唐、张地震水准会战，国家重力基本网布测等大批国家重要测绘项目。中国最热处，他们竖起测量标志；中国最高峰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中国测绘史上，他们写下丰厚的篇章。
巍然丰碑
拥有４００名职工的第一大地测量队，技术人员占了一半。目前野外作业队员中，青年人占８０％以上。他们发扬了吃苦耐劳的传统，创造着新的业绩。一个盛夏，技术员吴昭璞率领一个水准测量小组，进入新疆核试验场边缘上的戈壁滩。这片“死亡世界”上，没有一棵草，不见一滴水，持续高温，队员们带来的一箱蜡烛化成了汤。
“水桶漏了！”队伍中突然有人惊叫起来。果然，满满一桶水一滴不剩。“你们赶快返回，我在这里看守仪器、资料。”吴昭璞果断下达了命令。患难与共的队友拗不过他，只好陆续离去。救援的汽车闻讯驶来，不料中途陷入泥潭。当汽车载着队员赶来时，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３１岁的组长倒卧沙丘，口含黄沙，全身干枯，两手深深插进沙中，再也不会醒来。只见仪器和资料上，严严实实地盖着他的衣裳。
吴昭璞牺牲的那一天，正是５月１日。
曾经与吴昭璞并肩奋斗过的现国家测绘局副局长黄云康，噙着泪花告诉记者，每年春暖花开，百十位测量队员依依告别妻儿，由西安踏上征程，直到寒霜降临，队员们才从四面八方回来。这期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出发前的离别场景显得格外悲壮。
对于测量队员来说，高山缺氧、冰雪严寒、高温酷暑、沙漠干渴、洪水猛兽、车祸疾患……哪一个不构成对他们生命的威胁？！３０多年来，全队就有３０多名职工及１０多位民工在测绘途中以身殉职。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死后没被追认为烈士。甚至连一抔黄土的坟冢都没有。然而，谁能说测量队员们在国土上立下的座座觇标，不是记述他们业绩的巍然丰碑？谁能说他们在祖国版图上描绘的点点线线，不是生命的赞歌？！
无私方能无畏
为了祖国的测绘事业，测量队员们付出的有的是家庭，有的是爱情，有的是青春，有的则是生命。
测量队员一年８个月以上工作在野外，每天只有４元的野外津贴。即使到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出测，一天住宿费只能报销１．５元。
与亲人长期分离，是队员们的家常便饭。测量队一位青年司机的妻子预产期快到了，她一连给丈夫拍了几封电报，可盼来的却是一封回电：“工作需要，难以赶回，自重。”她只好拖着笨重的身子，独自去医院分娩。结果将孩子生在去医院的公共汽车上。
测量队员向我们展开了他们的个人影集，每一幅照片，都展示着一个迷人的世界。首攀上珠穆朗玛峰海拔７０５０米的北坳天险的郁期青骄傲地说：“大自然的参观券，只发给敢于拚搏的人！”
一个初夏子夜，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６９次特快列车在西安车站缓缓停下来，一群神色焦急的妇女连忙迎了上去。几位测量队员赶紧下车，与站台上的领导同事交接工作。他们刚说句：“家里还好吗？”催人的车铃声就响了。妻子们来不及说什么，噙着泪花坚定地点点头。列车带着队员，也带着他们亲人不尽的牵挂，消逝在茫茫夜色中。
“奉献似乎是我们的天职。既然命运使我们选择了大地，大自然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艰苦的工作、恶劣的环境曾使我们流过弱者的眼泪，饥饿和干渴有时会把我们唯一的希望砸得粉碎。然而，当我们登上高山之巅时，脚下的一切都变得那样渺小。”这就是测量队员们的心声，多么豪迈！多么崇高！从这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测量队员们大地般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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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一字最难写”的联想
徐坤三
据说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向著名书画家李苦禅请教：“什么字最难写？”李老应答：“一字最难写。”乍一听，不解其意，莫非是名家风趣，在开玩笑；然再一沉思，却又觉得含意深邃：世间最简单的事情往往就是最难做到的。
数学上的“一”，连呀呀学语的孩童也懂得。没有一，就不会有二、三、四……，百、千、万、亿……，都以一开始。一次，我看苏州评弹《一粒米》，说全国每人节约一粒米，一年就是１０００多万公斤。要做到节约一粒米，你说难不难？不难，也难！就像李老所说“一字最难写”一样难。记得过去社会上有个好风气，看到地上一分钱，都要捡起来放进“失物箱”。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可是如今却很少有人能做到，有些人对踩在脚下的一分钱，不屑一顾，还会说：一分钱有什么用？不要说一分钱，就是一元、十元、百元也不在乎。这种“不在乎”侵蚀人的肌体，因而“富贵病”滋生，吃喝成“灾”。据有关部门统计，前两年一年中公款酒宴消费额高达数十亿元，这个数目真是惊人！难怪那些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汗马功臣，面对现实，依杖叹息：如此下去，金山也要吃空，海水也要喝干。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吃一点、喝一点何必大惊小怪！但要知“夫有尽之物，不能给无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无底之器也。”前人的严律训诫，今人仍应引以为鉴。
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有一句铭言警语：“不测之渊起于汀滢，陶朱之资必积百千。”意思就是：深不见底的湖海之水是由一滴滴水珠汇集而成，陶朱公的巨万财资是从一点点本钱积累而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大业大，且尚未完全摆脱贫困，怎能大手大脚！全国人口１１亿，每个人节约一分钱，可就是一千一百万元；一分钱不足为奇，而一千一百万元，那就很引人瞩目了。
记得５０年代初，在小学读书时的一首歌谣：“省吃一粒糖，少吃一块糕，节下钱来买飞机呀买大炮……”６０年代初，以雷锋同志为楷模，提倡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分钱……支援社会主义建设。那时，一点一滴，人人爱惜，造就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为美德的好风尚。最近以来，随着学习雷锋精神的深入开展，这股正气在社会上有所回升，优良传统像春雨点点入土，十分喜人。
“一字最难写”。究其原因，因为“一”字被社会遗忘在角落里。要能高度认识“一”的重要意义，以“一”为鉴，心中有了“一”，“一”字自然就不难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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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福建省莆田市委书记郑义正（左）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图为他在梧塘镇西庄村农户家，同老人亲切交谈。老人说：“这几年农村就业门路广，生活变化快。”郑义正说：“只要党群一条心，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