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江南水乡的“厕所革命”
新华社记者 慎海雄
江南水乡的风景是迷人的。但当你看到一口口露天粪坑置于村前屋后时，又不由得会感到大煞风景。
如今，杭嘉湖平原的一个小山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厕所革命”：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数百口露天粪坑转眼间全不见了，代之以一座座别致新颖、干净卫生的农家小厕。
莫干山脚下的老山农细毛伯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些笑容可掬的外国朋友走进他的篱笆院，为的只是亲眼看一看他家的“茅坑”。
细毛伯一家是村里最早用上家庭组合式厕所的。这座背倚莫干山的小山村名叫燎原村，在２０年前还是杭嘉湖平原上血吸虫病流行区的一个重点村，丝虫病发生率在２４％以上。改革开放以后，村里人上山辟茶园，下山跑运输，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但蚊蝇孳生、恶臭熏天的数百口露天粪坑却依然如故。３年前的一天，德清县防疫站站长老王来找细毛伯商量怎样推广县防疫站试制的家庭组合式厕所。细毛伯一拍胸脯，自告奋勇地当上了“厕所示范户”。如今燎原村４３３户人家全用上了新厕所，成为水乡的“厕所示范村”。
在参观者看来，这种农家新厕所简直“绝”了！它的外形酷似城市里的抽水马桶，全部设备只有三口普通瓦缸，外加两截塑料管和一只座便器。处理后的粪水，病菌和虫卵下降率在９８％以上，肥效也大大提高。整个厕所占地４平方米左右，全部成本只需１００来元！
德清县防疫站站长老王感叹说：“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吃’是头等大事，颇讲究，饮食文化也因而十分发达；但对‘屙’这一头却过于冷落和忽视，觉得无甚紧要”。
作为基层卫生防疫部门，德清县防疫站４０年来一直在不懈地摸索水乡厕所改造的新途径，但是过去的改法，成本太大，效果不明显，一直也没成功。总结过去的教训，县防疫站的同志们感到，要开创水乡农家厕所改革的新天地，除了帮助农民改变旧的落后观念外，必须做到三条：一、技术上有保证；二、经济上可行；三、与村民的生活习惯相适应。老王和同事们走村串户，与群众一起商量，然后在技术上攻关，经过４年的努力，新型的农家厕所诞生了！这种适合单家独户使用的农家小厕所在燎原村一推出，便一炮打响。
小山村里发生的“厕所革命”，引起了国际组织的浓厚兴趣。１９８９年瑞士国际水咨询中心和瑞士国家水资源水污染控制研究所的官员两次前来燎原村考察，并和德清县防疫站签订了共同研究开发的协议书，希望在中国南方农村和第三世界国家广泛推广。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敦煌的“护窟神”
——记敦煌研究院老工人窦占彪的事迹
盛发贤
敦煌研究院新颖别致的大会议室放满了花圈，挂满了挽幛，上方悬挂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遗像。年逾古稀的世界著名敦煌学专家、敦煌研究院院长、治丧委员会主任段文杰同志哽咽地说了一声：“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悼念……”他泣不成声，老泪纵横，全会场的人大多数都流下了悲伤的泪水，追悼会显得更加庄重肃穆。
死者是一名普通的老工人，为保护敦煌艺术默默地奋斗了五十个春秋，在莫高窟这条深山沟里，他陪伴了为研究和保护敦煌艺术而辛勤工作的三代专家学者及青年大学生。
他叫窦占彪，是敦煌研究院最早的工作人员。早在一九四○年，当我国著名的画家、教授、早期的敦煌学专家王子云先生带领西北文化考察团到敦煌莫高窟考察时，他以警卫和勤杂工的身份来到了莫高窟。一九四一年他又为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在莫高窟的临摹工作服务。一九四三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学者专家及爱国人士的呼吁下，派来了高一涵、常书鸿、窦景椿等学者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他便成了研究所的正式警卫和工人。他在专家学者的熏陶下，懂得了敦煌艺术的珍贵性，记住了帝国主义分子盗窃破坏敦煌文物的深仇大恨。
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初，他在清代土地神塑像肚子里发现了北魏经文六十六件及残经三十二片。他不仅理直气壮地拒绝了高价收买和人情索要，全部上交研究所，而且还追踪一个木匠偷走的一件文物，将之从沙土中挖出交了公。这批珍贵的文物是继一九○○年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引起了海内外学者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也成了敦煌研究院最珍贵的院藏文物。
一九六三年他带领工人修缮西夏士塔时，发现了一本保存完整的插图本西夏文法华经，在敦煌西夏王国文物展出中，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称赞。一九六五年在整修一三○窟时，他发现了唐代丝绸经幡六七十件，为研究唐代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在平凡的工作中，为发掘和保护敦煌文物，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了大功。
这位农民出身的普通工人，在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精神感召之下，努力学习文化，认真钻研保护文物的技术和本领，成了有名的保护修复文物的土专家。四五十年代文物保护设备、经费都很困难，他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协助研究人员解决了四二七窟巨大塑像脱离墙壁、向外倾斜的问题；用打铆钉的办法，解决了洞窟壁画大面积脱落的难题；以高超的技艺修复了千佛塔的塑像；用人力畜力搬迁了莫高窟对面高入云端的三危山之巅的慈氏之塔；巧妙地推移了二二○窟西夏时期的门墙，又发现了一处崭新的壁画。
不仅敦煌莫高窟四百二十九个大小洞窟，有他修补过的功绩，渗透着他的智慧和心血，而且在甘肃著名的石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他都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初期勘察炳灵寺时，三四十米长的曹子元造像铭，硬是从他用四根椽子接成的高梯上拖下来的。勘察麦积山时，他和木工文德权在六十米高的朽木桩上架桥开路，进行探测。
窦占彪，这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将和敦煌文物同样不朽。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今年是“国际扫盲年”，北京二中联合国教科文俱乐部以实际行动支持扫盲工作。图为同学们将4500余册图书送到京郊怀柔山区文盲较多的范各庄乡。 范基公摄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在实践第一线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治理黄淮海平原纪实
尹幼奇 蒋建科
历经几十年开发，黄淮海平原的面貌变了。
一排排拔地而起的绿色长廊纵横交错，一片片金黄色的稻田波浪翻滚，一方方雪白的棉花惹人喜爱……
（一）
谁敢想象，昔日广袤的黄淮海平原曾是“春季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只闻耧声响，不见粮归仓”的盐碱灾荒地。这块我国最大的平原区有２．７亿亩耕地，而中低产田就占２．１亿亩以上，有盐碱地，有沙土地，有砂姜黑土地。籽粒饱满的种子下到这里便不能正常发芽，造成缺苗断垄。健壮的庄稼遇到盐碱，叶子一片片地枯萎，继而整株死亡。
面对贫瘠的盐碱地，祖祖辈辈的农民曾多次想征服它，但由于缺乏科学指导，治标不治本，均告失败。５０年代初，一大批科技人员打起背包，踏上这块盐碱地，拉开了科学治理黄淮海的帷幕。他们为黄淮海献出了青春。当年的小伙子、大姑娘，如今头发已像盐碱一样花白了。然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治理盐碱地作出的巨大贡献。１９８８年６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黄淮海调查时强调指出，科技对综合治理旱、涝、盐碱、沙的作用很大，没有科技的先行与指导，黄淮海平原的开发是不可能的。
（二）
如今，黄淮海开发事业后继有人，一批又一批大学生、研究生相继到来，形成了一支门类齐全、专业配套、有较强协同攻关能力的科技开发队伍。光是“七五”期间，就有中央和５省２市的２０４家科研单位投入１１４１名科技人员进行大规模科技攻关。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几十年反反复复的较量，人们终于揭开了盐碱地的奥秘，认识到旱涝盐碱共存和交相为害的原因。由１０多家科研单位协同开展的区域水盐运动规律和监测预报技术研究，实现了２００平方公里以上大面积区域性、多项综合预报的重大突破，这项成果可使人们牢牢掌握治理盐碱的主动权。
眼看着成片成片正在灌浆成熟的小麦，谁不打心眼里高兴呢？一场干热风，却能让黄淮海平原的小麦减产２—３成，每年小麦受害面积竟达２亿亩。５年来，中国林业科学院宋兆民、崔连山等研究人员分别在山东平原、河北饶阳、河南原阳、安徽宿县的盐碱、沙土、砂姜黑土等几种劣质土壤类型区建立并组装配套了４个不同模式的综合防护林体系，林带总长３００多公里，总面积５万多亩。
在４省林科所的密切配合下，试验区林木覆盖率由４．８％提高到２０．４％，各种作物都处在防护林的保护之下，小麦产量不仅不受干热风影响，还能增产８．７％。这为黄淮海平原建立绿色屏障、降服干热风奠定了科学基础。
“一寸黑，二寸黄，三寸以下是砂姜”，砂姜黑土易板结，渗透性差，是一种多灾低产的土壤，这种劣质土黄淮海有２０００多万亩。有人说，地球上再也找不到砂姜黑土这样集中的地方。安徽省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和中科院合肥智能机械所的研究人员经过分析认为，科学施肥是砂姜黑土改造的关键一环。一套完整的砂姜黑土小麦施肥专家咨询系统已经建立，并在１０个县推广，每年可节省化肥投入２００多万元，使小麦增产１到３成。
主要分布在开封、商丘等２４个县市的沙土区也是黄淮海开发治理的一个重点。河南省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总结群众治沙经验，从利用改造入手，在开封沙土区开展了以西瓜、花生和小麦为主的优势作物与粮食作物适用技术的组装配套研究，逐步调整了种植业结构，为开发治理３０００万亩沙土区树立了综合治理样板。
（三）
现在，建立在黄淮海的１２个综合治理试验区，粮食亩产由治理前的３０—７０公斤，提高到１９８９年的４２５—９００公斤，突破了亩产千斤粮大关；人均收入增加２倍；林木覆盖率达１５％以上。这些成果正在各自代表的地域内大面积推广应用。
据统计，在黄淮海科技攻关所获６７项成果中，有１６项达到国际水平，１２项填补了国内空白，２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成果转化率高达７６．１％，远远超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３５％这个平均数。各项技术４年累计推广面积达１．０８亿亩，获经济效益２７．０２亿元。
黄淮海农业开发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离国家制订的黄淮海开发指标尚有很大差距。１９８８年７月２７日，在北戴河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亲切接见的１６位科学家向全国科技人员发出倡议，积极投身黄淮海农业开发，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做出贡献。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论文写在淮北大地上
——记活跃在响水县的江苏农学院师生
严鸿珍
“响水县自建县以来第一次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粮棉生产先进县’的光荣称号！”
响水县的干部和群众谈起１９８８年底该县爆出的这个大新闻，至今仍显得那样兴奋和激动。他们说，真该给江苏农学院的师生记个头功。
老区请来了“财神”
响水素有“苏北兰考”之称，自１９８６年４月和江苏农学院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联合体后，闭塞的土地上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人。
师生们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到了不利的自然条件和落后的生产技术给这个革命老区造成的贫穷和落后。师生们分散到乡、村、组，和农民朝夕相处，喝着又浑又咸的水，走着坎坷不平的路，用经济、实用的科学技术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摆脱贫困。
畜牧系李筱倩副教授，一位标准的上海女性，热情爽朗，快人快语。她带两名毕业生在新北村建起了肉鸡饲养示范点，从种鸡孵化到肉鸡上市，整整１３４天吃住在鸡场，既当采购员、饲养员，又当防疫员、推销员。当地农民看到示范点的肉鸡长得又快又好，纷纷上门讨教。两名在鸡场工作的农民养鸡３个月，每人便净得一千元收入。他们谈起这件过去连想都不曾想到的开心事，逢人便夸李老师的本领大。
农学系讲师薛元龙，黝黑的脸膛，朴素的衣着，一副道地的农民模样。他到康庄乡传授杂交稻的制种技术，风里来雨里去，挨家挨户地宣传，一块田一块田作示范，使９００亩制种稻的平均亩产达到１５１．５公斤，是响水县历史上制种稻平均亩产的３．８倍，仅此一项，使受惠的４００农户平均每户增收１１４４．１２元。第二年，制种田从９００亩增加到１６００亩，接受指导的农户从４００户增加到７５０户，薛元龙起早摸黑在田头巡回检查指导，一个夏秋竟穿坏了３双凉鞋。这一年又获得了好收成，９０％的农户盖起了新瓦房，有的还添置了电视机。貌不惊人、语不出众的薛元龙成了远近闻名的“财神爷”。康庄乡第三、第四小学的教师给学生们出了一道作文题《我心中最可爱的人》，８０％以上的孩子不约而同地写上了薛元龙。
“财神”带来了奇迹
联合体建立以来，江苏农学院已有数百名师生先后到响水学习、工作，经受锻炼，他们和当地的干部群众心想在一起，汗流在一起，共同走出了一条依靠科技进步改变落后面貌的新路子。与联合体成立前的１９８５年相比，全县农业总产值增长４４．７％，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５７．３％，粮食总产增长１８．２％，棉花总产增长６１．２％，生猪饲养量增长２８％，山羊饲养量增长１５７％，多种经营产值增长４４．４％。数字是枯躁的，却也最能说服人。响水县农民从神话般的奇迹中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对江苏农学院师生百般感激，万分信赖。
响水造就了有志青年
响水离不开江苏农学院师生，江苏农学院师生也离不开响水，联合体犹如一根纽带，使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面对大学校园的出国热，江苏农学院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却争着先去响水。奇怪吗？不。他们深深懂得，要改变淮北地区的低产落后面貌，该做的工作、待研究的课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农学系青年教师胡广淦，３次打报告要求去响水，他在响水发现了小麦的一种新病害——全蚀病，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植保系学生徐健，在响水参加过３个月的生产实习，对稻蝗的发生规律和防治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实习前，他积极要求再去响水，他说他的毕业论文还有一半要在响水继续完成。
华南农业大学博士生吴进才，去年７月怀揣分配通知书，一路风尘赶到江苏农学院报到。他读大学本科时的教师、现任植保系主任陆自强教授对这位高材生的到来十分欣喜。陆自强笑眯眯地对吴进才说：“你已经有了博士文凭，还要拿一张下乡锻炼的文凭。”吴进才没有思想准备，心头不觉一愣，但很快就想通了。７月报到，９月便去了响水。他去响水后，看到稻飞虱在淮北地区连年猖獗肆虐，下决心研究稻飞虱的暴发和危害规律，以便为指导大面积综合防治打下基础。
这是一群志在高远、大有希望的年轻人！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任村的《今日快报》
吕企才 柴坤龙 郭延峰
“１９９０年３月７日，星期三。
天气：多云转阴，有阵雨或小雨。
电视：山西台《海灯传奇》。”
这是山西省绛县卫庄镇任村十字路口那块《今日快报》里的部分内容。
这块长约６米，宽约２米的黑板上，还辟有《天下大事》、《一天早知道》、《科技》、《政法》、《财经》、《文卫》等栏目。村民们茶余饭后，下地上工时都要在这里逗留片刻，看一看这张“报”。他们称之为“任村的‘人民日报’”。
它从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３日“出版”至今，没有“停刊”一期，已出到１３９０期。
办这张“报”的“编辑兼记者”是７１岁的退休老人程云鹏同志。
老程是绛县农行干部，１９８０年退休回到任村。他看到这里地处偏僻，报刊来得太迟，群众耳目闭塞，不能及时知道国内外大事，分外着急。于是，他决定创办街头《今日快报》。
老人有自己“上班”的规律：头天晚６点收听中央台新闻广播，８点听第二遍，边听边记，第二天早６点再听一次，留心更新的东西，然后编成稿子，７点半准时出“报”。
办报难，坚持几年天天不断，更难乎其难。老人眼睛高度近视，戴１２００度的近视镜都难看清字，那一期期“快报”硬是鼻尖碰着黑板写出来的。夏天赤日炎炎，冬天朔风凛冽，但“快报”照常“出版”。去冬一个风雪弥漫的早晨，老人拄着拐杖出报，他不时用嘴呵呵冻僵的双手，仍然一笔一划地在黑板上写着、写着，而他脚下的积雪已有半尺多厚。一位路过的村民感动得赶紧拿来木锨，为老人铲去了脚下的积雪。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医风医讯
维吾尔族老人的笑声
刘渡期 李东开
３月１６日，新疆库尔勒铁路医院支农医疗队一行７人，由院长李朝文带领来到库尔勒市铁克其乡的幸福院。听说医疗队的同志是代表南疆铁路近万名职工来给老人们送医送药，幸福院买买提院长高兴极了。
铁克其幸福院是专门为无依无靠的维吾尔族孤寡老人和残疾人而设的。为了使他们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幸福地度过晚年，当地政府曾多次拨款，配备了较为完备的生活设施和娱乐设施，建成了这座优雅舒适、建筑面积达７９６平方米的养老院。当听说园里的几位维族老人健康状况不佳时，医疗队的同志立即赶来为老人们诊病送药。
维族女医生海日泥沙来到２号居室，身子虚弱的吐拉汗大娘正喘着粗气躺在炕上。由于炕太低，海医生只好大弯着腰给大娘看病。买买提院长见状，要把大娘搀起来以方便医生检查，海日泥沙赶紧说：“让大娘躺着舒服些。当医生的要方便病人，不能让病人来方便医生！”
双目失明的提力瓦力迪出外办事，不慎左腿被摔伤，腿上缠满了纱布。石岩大夫提出要打开看看，提力瓦力迪连连摆手，拒不接受检查。李院长不解其意，提力瓦力迪招手让买买提院长过去，低声耳语之后，买买提院长告诉李院长，提力瓦力迪兄弟的腿已经化脓，他怕臭气熏着汉族兄弟，所以不让打开检查。在李院长的一再坚持下，提力瓦力迪这才同意了。李院长蹲下来，小心翼翼地将纱布解开，在石大夫的配合下认真地对创口进行了处理。
医疗队最后来到今年已经８９岁的阿衣达洪老人屋里，全面仔细地为他检查了身体。这位在旧社会被“巴依”（维语“地主”）折腾得死去活来，到了新社会才过上幸福生活的维族老人，看到汉族医生对他这样好，心情十分激动，连声称赞“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傍晚，在一片欢笑声中，医疗队的同志告别了维族老人。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留学归来
中国的事要靠中国人来干
——记留学归来的复旦大学博士生侯惠奇
刘纯益
赴美留学的复旦大学博士生侯惠奇面对的现实是：留在美国，办上“绿卡”，长期定居，可以找个年薪２．５万美元的工作，折合人民币１２．５万元；回国工作，工资比在美国低得多。然而，他却于去年７月２８日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这是他第二次放弃国外定居机会学成归来。
“我的知识是‘母亲’给的，我不能忘恩负义”
今年４５岁的侯惠奇出生在上海市郊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他跨进了学校。那年冬天，外面下着雪，身着单衣的侯惠奇坐在教室里冷得发抖，老师送来了学校特意为他赶制的一件新棉袄。上初中时，班主任江涛老师得知他弟妹５个，母亲又体弱多病，家境困难，便包下了侯惠奇的午饭。一年后，江老师工作调动，物理老师贾天鹅又主动承接过来。初中３年，两位老师管了他３年的午饭。回顾成长历程，侯惠奇感慨万千：“我是农民的儿子，没有新中国，我不可能读书，不可能上大学，更不可能出国留学。我的知识是‘母亲’给的，我怎能忘恩负义呢！”
“我的妻子是中国农民，我不能甩了她”
侯惠奇的妻子是个农民，婚后繁重的家务压在妻子一个人肩上，侯惠奇依旧啃他的书本，与单身汉没有两样。两个儿子出世，他回家看望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天。只是给儿子起名字时才尽到父亲的义务。
在妻子眼里，丈夫只会读书，其它什么也不会，以致侯惠奇扫过的地面，她要再扫一遍；侯惠奇洗过的衣服，她要重洗一次；就连电灯也得请外人来装。他真的这么笨吗？不是！侯惠奇学什么会什么。在美国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他相继完成了“用分子束方法研究金属有机化合物的激光光解离机理”等２项高难度科研课题，受到麦特·浮能教授的厚爱，让他协助带３名博士生，负责实验室工作。这些，妻子是知道的，但她更清楚“一心不能两用”。对妻子的照顾，侯惠奇十分内疚，感到“欠”她的太多。
当国外导师再三挽留，帮他办理有关绿卡的手续时，侯惠奇坦率地说：“我的妻子是中国农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我们前半生患难与共，我不想也不能在后半生与她分手。即使她能来美国，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她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美国并非是个天堂。我在这里换了６个住处，既看到富得流油的，又见到贫困潦倒躺在地铁里的。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在中国是主人，到美国就不一定了。”
“我的土壤在中国，那里有我朝夕相伴的良师益友，我不能离开他们”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侯惠奇作为访问学者曾被公派到西柏林自由大学化学系深造，１４个月里，他出色的工作，深得西德导师的器重。回国前一个月，奇·马克斯教授对他说：“是不是把夫人小孩接来，你就在我这里工作，将来会大有作为的。”然而，作为农家子弟的侯惠奇却想到那些传授给他知识的中小学教师，包括一些大学老师，他们从没出过国，辛勤耕耘了一辈子，图个什么呢？还不是为祖国培养人才啊！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来干，如果人人都跑出去了，谁来接他们的班？谁来搞建设？祖国何时才能富强？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良师益友有一颗诚挚的心。侯惠奇永远不会忘记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给了他力量和无私的援助。１９８１年，他７岁的儿子患“链球菌血液感染”住进医院；紧跟着，４岁的小儿子又染上急性肝炎；两个儿子尚未治愈，妻子心脏病复发也倒在病榻上。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陷入困境。这时同系的老师伸出了一双双温暖的手，精神上安慰，物质上资助，悄悄为他捐款，那个写满捐款老师姓名的信封至今他还保存着。这个遭受磨难时从未流过泪的硬汉子，这次却哭了。
“我不能离开他们！”留学期满，侯惠奇毅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