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真诚的朋友 智勇的战士
——纪念刘仲容同志
平杰三 罗青长
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民革中央前副主席刘仲容同志，离开我们整整１０年了。在今天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时，我们倍切地怀念仲容同志，怀念他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密切的合作精神，怀念他不计名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祖国的统一和富强奉献自己全部智慧和力量的精神，怀念他英勇机智的斗争及取得的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功绩。
一
刘仲容同志湖南益阳人，１９０３年出生于一个旧官僚家庭。青少年时代接受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痛恨旧社会的黑暗，向往光明，追求真理。１９２５年赴苏联中山大学留学。在此期间，他虽然受到不幸遭遇，以至被押解回国，但毕竟接触了十月革命的故乡，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滋润了对新社会、新制度的向往之情。１９２９年回国后，刘仲容目睹蒋介石“统一”了的中国，仍然是军阀混乱，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片山河沦于敌手，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刘仲容在苦闷悲愤中寻找救国道路。他愤于蒋介石的祸民殃民，而全力从事反蒋活动。几年间，他辗转于上海、北平、太原、西安，奔走在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杨虎城、张学良等部之间，游说联络，共谋反蒋。但他到处碰壁，失败一个接一个，更增添了苦闷与彷徨。就在这时，他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越“剿”越多，势力越来越大。他看到了新的希望、新的曙光，逐步认识到：依靠军阀势力，进行军事投机，决非救国之策，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能救中国，只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才能展现自己的救国宏愿。
１９３３年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子华同志，从此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道路，揭开了自己历史上的新篇章。刘仲容根据地下党的要求，住在上海，并往来于南京，以找职业为名，与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结交朋友。１９３４年６月，当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的李竹声被捕，组织上急需了解李是否叛变，以采取防患措施，这样一件极机密复杂的查证工作，党组织委托给仲容同志。他受托后，亲赴南京，通过朋友关系，很快了解到李竹声的叛变和国民党特务的一些活动情况，及时告诉给中共朋友。他对反动派内幕了解越深，对光明向往越甚，对人民革命事业更增添了信念。
二
１９３５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为团结抗日，刘仲容被刘子华派到广西，了解李宗仁、白崇禧对抗日的态度，相机做些团结抗日的宣传。刘仲容通过朋友关系，很快见了李宗仁。刘向李进言：不要单独反蒋，要联合各方力量反蒋抗日，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时局大有可为。李宗仁听后，表示同意《八一宣言》精神，并对刘仲容极为赏识，留在自己身边，成为他联络各方面的“使节”。１９３５年冬，刘仲容衔李宗仁之命，到西安了解西北战局及张、杨动向。刘先到天津向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南汉宸、王世英和谢甫生等反映了李宗仁对抗日的态度，后到西安，见到杨虎城将军。１９３６年春回到南宁，向李宗仁汇报西安之行：第一与中共有了初步接触，中共方面对广西的抗日主张表示支持；第二张、杨部队实际上停止了和红军的战斗，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第三杨虎城将军愿与广西方面保持联系。是刘仲容沟通了中国共产党和李宗仁的统一战线关系。１９３６年６月李宗仁、白崇禧为发动“两广事变”，再次派刘到西安，要求张杨一致行动，但无结果。西安事变前，张、杨电李、白：速派代表到西安商量要事。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７日刘仲容第三次到达西安。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刘即电李、白，劝白崇禧亲自赴西安，但李、白认为应暂取静观态度。在西安，刘仲容与中共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反复向他讲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及我党的主张。刘及时将中共方面的主张电告李、白，因而在西安事变的处理中，广西与中共的配合是顺利的，孔祥熙曾电询李、白对事变的意见，李、白复电：“汉卿痛心乡邦，激于义愤，发为行动，情有可原，盼审时度势，遵循政治途径解决，并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
１９３７年１月，刘仲容应周恩来同志邀请到了延安。他在延安居住的两个月中，多次与毛泽东同志交谈。毛主席详细询问广西方面的情况，阐述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肯定了李宗仁、白崇禧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所持的态度。要刘回广西后向李、白转告中共的联合抗日主张。刘回到桂林，立即向李宗仁汇报了情况，转达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李宗仁还召集高级干部座谈会，让刘仲容介绍西北之行的见闻，宣传毛主席关于联合各方面力量，逼蒋抗日等重要观点，以提高内部团结抗日的思想。以后，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一书，能在桂系部队中广为传读，与刘仲容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刘仲容在离开延安时，毛主席问他：中共派一名代表到广西会见李、白有无困难？刘当即回答：没有困难。刘回到桂林不久，张云逸同志到了广西，通过刘仲容介绍，顺利地受到李、白的秘密接待。“七·七”事变后，李宗仁派刘仲容为广西驻延安的代表，与中共中央保持经常联系，这次他在延安住了半年。仲容同志为沟通中国共产党与李、白之间的关系，以至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三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仲容同志按照周恩来同志意图，当好中共与李、白间抗日统一战线的桥梁，搞好他自己同李、白的关系。他没有辜负朋友的重托，与我党默契配合，为争取团结、进步、抗战，反对分裂、倒退、投降，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３８年２月，刘随李宗仁撤退到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和要去桂林就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李克农同志。李克农启发他到白崇禧身边去，配合白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谢和赓同志工作。经过朋友的活动并由李、白商议后，刘仲容离开李宗仁而到了白崇禧身边工作，直到全国解放前夕。随着白的职务变动，刘仲容先后任桂林行营参议、军训部参议、副参谋总长办公室参议、国防部参议等职。白崇禧知道他是大少爷出身，虽然有共产党朋友，但绝非共产党员，对他颇为赏识与信任，曾让其住进自己的公馆，充当白家“总管”。在重庆，刘仲容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曾任中苏文化协会秘书主任，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巩固，做了有益的工作。８年抗战中，在武汉、桂林、重庆刘仲容同志一直保持着与我党的联系，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不断有公开或秘密的往来，反映了国民党反共的许多情况，对坚持团结抗日，作出了贡献。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１１３０页）刘仲容同志在这场斗争中，一如既往，与共产党合作，为打倒反动派、创建新中国贡献了力量。
１９４６年５月，白崇禧踌躇满志，就任国防部长，并任命刘仲容为国防部少将参议，同机由重庆飞抵南京。刘仲容根据中共朋友的意见，当好中共与李、白间公开的统战桥梁。在南京，刘仲容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到中共代表团的梅园新村会见周恩来同志。当时的南京环境十分复杂，白崇禧公馆也在特务包围中，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刘的安全，叮嘱他以少到梅园新村为宜。１９４７年３月蒋介石根据特务的“举报”，要白崇禧逮捕刘仲容。因为刘深知白的许多内情，即被白派到上海照管其上学的子女，躲避了风头。刘在上海与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同志联系上，又沟通了与中共中央的关系。
１９４８年李宗仁竞选成副总统，加深了蒋介石与桂系的矛盾。美国帝国主义者，企图以桂系取代蒋介石，实现“换马”，维护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白崇禧对美国的支持寄以极大的希望，对“换马”十分得意，除了公开逼蒋下野外，拚命聚积力量，试图与共产党抗衡。他再次将刘仲容召回，商议“待变”事宜，又派他去广西扩充军队，筹备军费。刘则劝白与中共保持联系。白暗示刘可去趟香港。刘仲容在香港向潘汉年同志反映了白崇禧要联系一些地方实力派，搞“第三势力”的动向，并企图在武汉长沙搞“局部和平”，依靠美国支持，形成“政治过江，军事不过江”的南北朝局面。
１９４９年初，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刘仲容作为李宗仁的重要幕僚，为李起草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等重要文告。他为“和谈”而奔走，冒着生命危险，往返于上海、南京、武汉、香港、北平之间，为李、白与中共的和谈充当密使，完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交给的向李、白传话的任务。同年３月，李宗仁派刘仲容到北平接洽和谈问题，李对刘说：“颜惠庆带回毛先生的口信，欢迎你去，说你是‘桂系的亲信，又是共产党的朋友’。我们认为你去北方是合适的。”他北上到达武汉，白崇禧对他说：“你跟我们十几年，是我们办外交的能手，相信你这一次一定不辱使命。”什么是李、白的“使命”呢？就是“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长江，今后有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３月下旬他到达北平，当晚即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李宗仁、白崇禧的情况。当讲到李、白企图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时，毛主席严正指出：“白先生要我们不过长江，这是办不到的。”１９４９年４月２日，即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毛主席再次找刘仲容谈话，要他回一趟南京，对李、白再做做工作，促一促，争取他们在历史转变关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并提醒李、白在和谈中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毛主席要他特别向白崇禧捎话：白先生是很喜欢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１０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３０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４月５日刘仲容回到南京，先后向李宗仁、白崇禧转达了毛主席的话。白崇禧听说中共态度很坚决，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与他的谋求大相径庭，极为暴躁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还谈什么？和谈的破裂不可避免！”刘仲容见白如此火暴，婉言相劝：现在国民党位处下风，共产党是胜利者，在此情况下进行和谈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有了个开端，千万不要失去这一机会。但白崇禧仍一味迷信他那最后的一点本钱，幻想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对刘的话听不进去。随后，刘仲容又几次与李、白交谈，他们仍坚持在中共不过长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和平协议。刘还了解到，蒋介石从台湾飞运一批黄金给白崇禧，企图破坏和谈等情况。４月１２日，刘乘南京到北平接黄绍竑的专机回到北平，当即向毛主席汇报了李、白的态度。４月２０日，我大军渡江，李、白溃败南逃。５月１７日，白崇禧从长沙发电报给刘仲容，要他回去。刘仲容拒绝了白的要求，决心留在北平，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五
１９４９年６月，周恩来同志委托刘仲容创办北京外语学校（北京外语学院前身），任校长，在以后的３０年间，他一直在外语学院工作，先后任院长、副院长、顾问。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材。
１９５５年中央决定争取李宗仁先生回国。刘仲容同志为实现中央的这一决定，配合有关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经过曲折的过程，李宗仁先生在１９６５年终于回到了祖国，李先生回国后，他又受党的委托，不辞劳苦，陪同李到各地参观，利用各种机会，耐心细致地向李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刘仲容同志还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副主席。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热爱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严格要求自己。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群众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他提出自己的意见、批评和建议，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逆境中，他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公开指责“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说江青一伙“假借儒法斗争之名，妄图篡党夺权”。“四人帮”被粉碎，他欢欣鼓舞。刘仲容同志的坦荡胸怀、高风亮节，及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肝胆相照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悲壮的征程》序
伍修权
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结束不久，在甘肃河西走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红西路军战败的历史悲剧。我于西安事变以后在延安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了解到原四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在会宁会师后又奉命西渡黄河，组成红军西路军，挺进河西走廊，计划打通由新疆至苏联的国际通道，以便取得国际上支援，为我国的抗日战争，建立巩固的西北后方。谁知部队出师不久，进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部队，由于历经艰苦长征未及休整，加之人地生疏补给困难，在几倍于我的强悍敌军围追堵截之下，虽然奋勇抗击，浴血苦战，终于因为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各部队相继战败；除少部分人突围去了新疆，其余都牺牲、伤病、失散或被俘了！成为我军长征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我得知此事后心情异常沉重，红军还没有一下损失过这么多部队，其中不仅有着来自鄂豫皖的九军、三十军等主力红军和著名的妇女独立团，有着我们一道从江西出发长征，由宁都起义部队改编成的红五军，更有着我的许多熟悉战友和陈昌浩、张琴秋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同学，我不能不为他们的不幸遭遇和不测命运感到忧虑。
中央对这支部队和这批同志，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事发后马上利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有利形势，通过种种渠道和方法，花了很大力量，组织营救战败的西路军同志，我有幸也参加了这项工作。作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在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同志统一领导下，投入了寻访、营救和收容原西路军同志的活动，从而直接接触了许多历经艰险、九死一生的老同志，了解到他们战败前后的大量具体情况，尤其是大批牺牲战友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我认为西路军的战败，虽然有着多方面原因及其经验教训，西路军的全体指战员，却在极其艰险困难的条件下，表现了革命战士勇敢战斗和顽强不屈的可贵精神；他们的行动，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史，写下无比悲壮的一页；他们的事迹，应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品格，更应该成为后代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对西路军这段历史，宣传介绍得很不够，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注意到这项工作，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同志，经过几年努力，搜集、研究和整理了大批有关西路军的史实资料，编了这部迄今为止可能是最为系统、全面和准确的史料专辑，为人们了解、研究和学习西路军的历史事迹，提供了一部真实、丰富和生动的革命历史读物及优良传统教材。人们将从这部书中，知道革命斗争不仅有胜利的欢乐，更有失败的血泪。没有失败，就不会有胜利；没有血泪，也不会有欢乐；而回避失败的历史，必然是虚假和残缺的。为此，我十分支持编成此书。并欣然命笔为之作序，相信这部书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者、爱好者的欢迎。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深情的怀念
柏生
春回大地，又一个春天来到了，然而我们的好大姐、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沈兹九大姐，却不能再和我们在一起了。但她那清脆悦耳的声音，还亲切地萦绕在我耳边。
我和沈大姐的家住得很近，我爱人又和胡愈老很熟，两人同是做民主党派工作的领导人，我们俩有时穿过小巷便散步到他们家去。
沈大姐长期从事妇女报刊宣传工作，胡愈老更是长期从事新闻文化出版工作，所以大家谈起报刊工作来十分亲切。沈大姐夫妇见我常在报上写一些知识分子的专访，就开玩笑说：不如把柏生调来帮我们民盟做宣传工作更好哩！谈到这，沈大姐总是笑着说，她是党报的记者，我们是调不来的，就请她多给咱们知识分子写文章吧。
他们那样年长，但每天都认认真真地读报，有时对一些文章还时常发表很有见解的评论。他俩虽然都已耄耋之年，但谈起各自的见解来，十分活跃。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沈大姐那满头银丝上；沈大姐的目光炯炯有神，思路敏捷，说话真诚坦率，胡愈老的言辞似乎更为犀利些，夫妇俩知识渊博，文笔多采。
谈起知识分子的话题，大家兴致勃勃。沈大姐不仅关怀女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更爱惜她们的才华。她从解放前开始办《妇女生活》到解放后办《新中国妇女》，一直为争取妇女的解放而呼吁、呕心沥血。她亲自为妇女杂志撰写了许多有份量的文章，在她主编的杂志里，培养了一批女作者，还团结了各阶层的妇女。
我们每次谈话都离不开女知识分子的话题，她总是鼓励我要多写，写祖国四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各界女知识分子，把她们的酸甜苦辣和精神风貌写出来。沈大姐笑着说：“你自己不就是很有体会嘛！”
记得有一次在宽街１０４路无轨电车站上，我和沈大姐同在等车，第一辆车过去了，我们都没挤上。那时北方的早春还带着几缕寒意，沈大姐已近８０高龄了，我担心她那瘦弱的身躯挤不上车，我扶了她一把，才一同挤上了车。那天她系着淡色的围巾，戴着灰色的帽子，穿着银灰色的短大衣，是为了赶去参加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会议。当时正是７０年代末期，我们的祖国刚刚解冻，沈大姐那为妇女事业奔波的感人情景，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她那伫立在早春寒风中的身影，常在我脑海中浮现。
当沈大姐夫妇那本《流亡在赤道线上》的书重印出版时，一天晚上，沈大姐特地打电话给我，说要送我一本做个纪念。书中记述的是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沈大姐从新四军驻地撤退，辗转到了新加坡，又与胡愈老流亡苏门答腊的亲身经历的回忆。这本书，文笔异常生动流畅，人物栩栩如生，富于生活气息，读来亲切感人，有强烈的感染力，引起读者对当时情景的浓郁兴趣。
记得１９４９年，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３月２５日在北京召开时，沈大姐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我作为记者参加了会议。那次我们初次相识，沈大姐那和蔼可亲的大姐风度，谈笑风生的社会活动家的气派，热情踏实的工作作风，在众多的代表中就给我留下了极美好的印象。虽然，我们都在为大会奔忙，只能匆匆相视一笑，但是我从代表们的目光中，看到了对沈大姐的无限敬意。
沈大姐，您为新中国妇女舆论园地辛勤耕耘了一生，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妇女的解放事业，宛若明灯，永远熠熠发光。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高尚纯粹的共产党人
——读《刘亚雄纪念集》
安庆洙 徐冲 王德林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杰出的妇女工作者、社会活动家刘亚雄同志，由中共山西省委、吉林省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交通部、长春市委等八单位发起编纂的《刘亚雄纪念集》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杨尚昆同志为该书题写书名，李鹏、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宋任穷、康克清、刘澜涛、叶飞等领导同志为该书题词，薄一波同志撰写了序言。该书较完整地记述了刘亚雄同志一生英勇奋斗、无私奉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培养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优秀读物。
该书五十多篇回忆与悼念文章，顺序清晰完整地记载了刘亚雄同志从童年时期至晚年逝世八十余年的生活道路和革命经历；同时，辑录的刘亚雄同志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讲话和著述，又从客观史料方面为她的思想政策理论水平提供了真实而具有说服力的证明；其他诸如杨献珍同志的文章对她父亲影响的记载，薄一波同志纪念她爱人陈原道烈士的文章，对刘亚雄同志革命的家庭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因此刘亚雄同志的完整形象便鲜明动人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读这本书，我们了解到刘亚雄同志出生于国家与民族苦难深重的一九○一年；早在二十年代，她即经受了与北洋军阀政府英勇斗争的战斗洗礼，站在了北京革命学生运动的前列；一九二六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血雨腥风的三十年代，她积极投身于党的地下工作，不畏环境险恶、生活艰苦，面对敌人牢狱的严峻考验和爱人为革命惨遭敌人杀害的沉重打击，她意志坚强，从不动摇；抗战时期，肩负起了为党培养大批妇女干部的重任，做过抗日游击大队的指挥员、晋东南妇救总会主席、山西抗日根据地第一位女专员；解放战争时期，她奔赴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建设人民的新长春；建国以后，她奉调北京，在中央妇委、劳动部、交通部担任领导职务。
从刘亚雄同志丰富的革命经历中可以看出，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身处逆境还是条件顺利的时候，无论在基层还是领导岗位，刘亚雄同志始终保持着崇高的革命信仰和旺盛的革命热忱，以顽强奋斗的进取精神，为党和人民的宏伟大业，兢兢业业，忘我战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愧于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