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编后
扛大梁的铁肩膀
——记大连造船厂职工队伍
杨飏 阮晓浒
８０年代，世界造船业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萧条时期。然而，就在这时，大连造船厂工人叩响了世界市场的大门。
１０年，大连造船厂创下了两个纪录：
——建造船舶总吨位１１８万吨，超过前３０年的总和；
——已交工出口船６３万吨，占新中国出口船舶总吨位的近１／３。
１９８９年，船厂超产两艘大型船舶，连创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等５项历史最高纪录。
当我们透过这些鼓舞人心的数字去探求原委时，真切感受到的是人的力量，在那些叩响世界大门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党员、干部身上，我们看到了希望之光，看到了扛社会主义大厦大梁的铁肩膀。
船厂干部说——
我们是“土八路”指挥“现代化战争”
船厂干部们有许多“雅号”：“土八路”、“三七干部”……每个“雅号”都有一段故事——
在初来乍到的客人面前说他是“厂长王有为”时，常令对方十分惊讶。他实在不像个在谈判桌前能用德、俄、英、日四国语言的现代化企业厂长，倒像个６０年代的工段长。
１９８５年８月，王有为和党委书记李少丹上任时，正值国际航运业萧条。４条已造好的出口船因外国船东破产而弃船。国际上船价暴跌，国内原料价格暴涨，经济效益大滑坡。虽然当年实现产值３亿多元，而利润只有７８万元。船台上６．９万吨成品油轮和１１．５万吨穿梭油轮已到关键时刻，一旦误了工期，就会被罚款或弃船。当时船厂人均月工资只有６７元，几乎发不出奖金。靠什么战胜困难完成任务？干部们找到了一个似乎已被社会遗忘了的传统法宝——干部带头，艰苦奋斗。厂长王有为第一个把行李卷扛到了厂里，从数九隆冬到转过年春暖花开，一呆就是半年。中层干部们的日历上也取消了公休日，淡化了８小时的概念。每天的生产调度会就定在２１点开。有一次情况紧急，拖到午夜才召集，中层干部们齐刷刷的。指挥员们在船台上和工人一起摸爬滚打，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干部，从衣着上谁也无法把他们分辨开。
干部不仅仅是指挥员，还是生产的突击队员。建造６．９万吨成品油轮时，舱室打磨十分艰苦。由于劳力紧张，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施工缓慢。国外验船师担心不能如期交船。这时，３００多名干部组成的十几支打磨队上岗了。他们轮番奋战４个月，承担了７０％的打磨任务。国外验船师感到莫名其妙，一再打听“这支最好的打磨队”是从哪里调来的。当听说是工厂干部组成的时，他惊讶得连称“ＯＫ”。
这样的事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我们仅在一份材料上看到一个粗略的统计：１９８６年以来，船厂党政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３４００余次，共达１３万个工日。干部们有句话敢叫硬：“船厂没有不参加劳动的干部。”
干部队伍还是一支服务队。夏日炎炎，干部们每天两次把清凉饮料送到在４０多度高温的舱底。有的科室干部还自己掏腰包为一线工人买水果、买雪糕。寒冬腊月，干部们为工人熬骨头汤。半夜里，工人捧着大碗热汤喊：“骨头汤，暖心窝，战船台，就是我。”
不过，船厂的干部们有一项是拉在后面的。这就是奖金。职位越高，奖金越低。很长一段时间，工厂的中层和机关干部们每月只有７元钱奖金，是一线工人平均奖金的１／１０。也远远低于二线工人。“三七干部”就是这么来的：早７点上班，晚７点下班，拿７元钱奖金。书记李少丹和厂长王有为则更少，每月只拿５元钱奖金。这５元钱一直拿到船厂走出困境的１９８８年。至今全厂奖金收入普遍提高了，可这个“金字塔式”的奖金分配模式仍没有变。
有人说，这不合理。船厂干部却说，这符合厂情、国情，符合党的优良传统。
船厂共产党员说——
咱不吃苦谁吃苦，咱不吃亏谁吃亏
１９８８年，船厂党委在党员中展开了一场“商品经济下的党员形象”的讨论。说来议去，党员们总结的还是那句话：吃苦在前，吃亏在前。谁让咱是党员呢！
管装车间三工段电焊班长刘景原说：“不干出个样来，人家不说你张三李四，而是说你党员如何如何。要说党员和群众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关键口党员要冲得上。”一次，有根近一米口径的紫铜管要修理，可铜管皮太厚，气焊工这边烧，那边裂，大伙没辙了。这时搞电焊的刘景原来管“闲事”了。他找了块石棉布把自己包起来，钻进了管子。外面气焊把管子烤成暗红色，他在里面用氩弧焊烧。烟雾排不出去，连气都喘不匀，但他一直坚持干。等焊完，大家把他拽出来，他就像刚从洗澡池里捞出来似的。为这，厂里奖了他８０元，他一分没留，全给班里当了班费。
船厂的党员不仅要能吃苦，还要肯吃亏。共产党员颜杰是个具有丰富经验的船舶监造技师。１９８５年末他到了退休年龄，外地一家公司聘请他担任技术顾问，月薪４００元，外加四室一厅的住房。可船厂的工作也需要他，挽留他担任１１．５万吨出口油轮的监造师。当时正是船厂最困难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在自动遥控部位检测交验的关键时刻，他的左手拇指被挤伤了。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医生小心地为他处理外伤，他等不急，竟一把扯下了手上的伤皮，还一个劲催：“快！快！”经检查是开放性骨折，需住院治疗。他急了，再三恳求出院疗伤。医生勉强同意了，但告诫必须回家休息。可在回家路上，他又“疏通”司机，让把他送回了船台。就这样，他带着伤坚持工作，直到交船。
一次，厂党委宣传部部长曲冬魁下班到一艘正在建造中的船上查看，见一名青年工人守在４０多度的机舱里排放热气，便问：“这么晚了还守在这，你是干部还是班长？”青年工人摇了摇头说：“我是党员。”
在搜集党员事迹的采访中，我们碰到过一位车间领导，他为难地挠头说：“你说党员先进事迹？到处是，都习惯了，觉得党员理所当然就应该这么干，谁让你是个党员呢！”
难怪有人说：“只要党员队伍不散，船厂就有希望。”
船厂工人说——
我们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有我们
曾几何时，走在大连街头，只要说是“造船的”，似乎腰杆都比别人直。可到了８０年代，突然间一落千丈，船厂成了全市的“贫困户”。
走！机装车间副机班工人林德起就是这么想的。他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理由非在这出力不挣钱的地方干。他托关系想调走，手续就要办好了，可这“一步之遥”却没有迈出去。他说不清自己眷恋着什么，反正他没走，整天仍抡着十几公斤重的大锤，和船厂一起苦苦“撑”过来了。４０多岁的人，直到去年才分了一间房，１１平方米。说没牢骚那是假的，可他还是说：“这辈子算交给船厂了。”
是什么联结着林德起和船厂？仅仅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恋情吗？不！是主人翁对企业的爱恋。在船厂最困难的日子里，煅造分厂的工人就对厂领导说：“把困难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吧，我们会想办法克服它。”他们首先发起了“船厂有困难，我们怎么办？”的讨论。厂兴我荣，厂衰我耻，主人翁不是挂在嘴皮上的。已寻不出是哪位工人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面前无困难，困难面前有我们！
我们从机装车间主任张丕财在建造１１．５万吨船时的日记里摘下这样一段话：“好同志，我有责任向上级汇报你们的事迹，我有责任保护你们……戚本生带病工作十几天，高烧烧成肺炎，今天医生要他去住院，他临走时还请我原谅。我含着眼泪说：‘本生啊！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是我没尽到责任，让你的病发展到肺炎。’刘作发刚刚出院，可每天一边扎针，一边坚持工作。孙红东的孩子病了，他把孩子送到母亲家，又回来了……”就这样，他们在外商限定弃船期前３小时４５分，保质保量地签交了这艘标志着我国造船水平跃上新台阶的轮船。
这段艰苦的日子已被记入了历史，但船厂工人为国分忧、为厂解难的主人翁的事迹还在继续……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１．８万吨出口油轮在海上试航时，因外国服务商操作有误，液压系统４０多个法兰盘被顶漏，甲板上、船舱里四处漏油，大船抛锚在海上。管装车间工人听到消息，连夜乘拖轮出海，顶着８级大风，登上了大船。风高浪急，甲板上站不住人，他们就用绳子把自己绑在甲板上作业。第二天一早，那位服务商一觉醒来，发现所有的故障都已排除，竟以为上帝派来了“神兵天将”。
——今年正月初三，天寒地冻，大雪封路。许多公交车被迫停驶。修船分厂党委书记张锡筵想，抢修苏联“元帅”号的加班职工怕是来不成了。可当他８点钟赶到工厂时，只见１８０多名加班职工几乎都到齐了。他了解到，有的工人骑车摔破了裤子，有的自己掏腰包乘出租车，有的在风雪中步行了两个多小时，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船厂的职工们还在不停地书写着船厂的故事，也许会永远写下去，因为在船厂人身上熔铸着一种高尚的素质和品格。他们用坚挺的脊梁，挑着振兴中国工业的重任。这不正是中国经济的希望之光吗？
读完这篇感人至深的通讯，人们会由衷地称赞：这支队伍是好样的！
有人感叹：“世风日下，一切向钱看。”照此观点，无法解释大连造船厂职工队伍的表现。因为论工作条件之艰苦，在工业诸行业中，造船业是数得上的；而论收入，就数不上了。在这种条件下，大连造船厂的工人表现出很高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从何而来呢？
作为现代大型企业的管理者，大连造船厂的干部们在率领企业走出困境的过程中，不仅运用了科学管理、技术进步等现代化武器，还运用了一个法宝：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们以此来号召群众，团结群众。他们认定的一个道理是：这样做符合厂情、国情，符合党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大连造船厂干部们的行动打动了工人们的心，激励起群众克服困难的力量和信心，心甘情愿地为了造船事业的发展而艰苦奋斗。
在这一方面，大连造船厂这个团结而充满活力的集体，告诉了我们许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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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来谈“水”
水——危险的“赤字”
柳絮
我国北方地区正承受着一场持续多年的水荒磨难，越来越大的水的“赤字”告诉人们，联合国召开的水会议曾向全球发出的“石油危机之后，下一个危机就是水”的警号并非耸人听闻。
多年干旱少雨，已使北方大部分河流干涸，水库蓄水锐减，地表水大有分光吃净态势
据水利部门近年来调查分析，我国北方缺水区总面积已达５８万多平方公里，包括京、津、冀、晋、豫北、鲁北、胶东和辽中南等。致命的弱点是，这片经济发达之地水的开发利用程度尽管已高达７０％，但区域内１．７亿人口平均年水资源量仅相当于全国人均值的１／５。
特别令人忧虑的是，自７０年代以来，北方大部分地区持续干旱少雨，致使河道干涸，水库坑塘蓄水锐减，由此引发的连锁式的水荒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损失。
海河流域８０年代初的那场空前水荒，至今还令人难忘。１９８０年汛期无汛，京、津、冀三省市内除官厅、密云两大水库还存有１４亿立方米水外，其余塘库和河道干枯断流。第二年，海河各支流继续断流，密云、官厅两座水库的存水除勉强供给北京市用水外，已无力接济天津。天津每天供水量由正常的１１０万吨压到６０万吨的最低水准，造成天津港内河港区５个５０００吨级泊位停用，数百家工厂停产半停产，直接经济损失达９７亿元。
这种缺水的趋向，近年来不仅未缓解，而且有发展。１９８９年华北、东北发生严重伏旱，仅东三省伏旱面积就有１．１亿亩，成灾０．７３亿亩，减产粮食５０多亿公斤；山东省自１９７６年以来已连续干旱１４年，６５０万人和１００多万头牲畜靠出村远距拉水度日。北京的密云、官厅水库６０年代的年来水量为２５亿立方米，去年仅存有５亿立方米。
科学资料表明，目前北方地区除辽宁、豫北、鲁北和晋东南部分地区外，可供开发的当地水资源已为数极少。
水荒在地上，迫使人们打地下的主意，于是无度的超采，形成可怕的漏斗，造成海水入侵
近１０年来，由于北方水资源供需失衡，年年靠超采地下水“借债度日”。最严重的是水资源稀缺地带，如东部的天津、沧州、衡水、德州等地，浅层地下水储量小，第三代、第四代深井应运而生，形成近万平方公里的深层地下水下降漏斗区，中心水位埋深达７０—８０米。近几十年，天津市市区地面普遍下沉超过１米，高楼大厦林立的中心区则达２米以上！北京城区每年超采１—２亿立方米，累计超采量已达１０多亿立方米，地下水位已由建国初距地面的几米下降到二三十米，下降漏斗面积扩大到１０００平方公里。秦皇岛市地下水位下降引起海水倒灌，造成地下水质恶化。
据水利专家们调查，目前北方地区已形成８个总面积为１．５万平方公里的超采区，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当代人的生活，而且势必威胁后代子孙。
污水、废水昼夜畅通无阻地排向河道、库塘，水的浪费也异常惊人，最终的受害者还是人类本身
水源如此短缺，理应倍加珍惜，但事实却与之相悖。去年２月，淮河发生了全流域大规模的水污染，淮南市９０公里的河面上黑浪滚滚，自来水色度、氨氮、亚硝酸盐氮分别超标１０倍、２００倍和１４倍，所幸３月初，淮河普降历史上罕见的大雨雪，污染才得以缓解。但这种老天帮助解决水污染的毕竟少见，更多的却是人工污水处理的能力远远赶不上源源涌来的废污水量。位于北京东郊的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是北京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家，自６０年代建成投入使用后，几十年过去了，工厂还是原来的规模，日处理污水能力不足１０万吨。但目前北京日排放污水量达２００多万吨，绝大多数未经处理排向河湖。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总排放量达３５０多亿吨，每年因水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３００亿元。
与水污染现象并存的是惊人的浪费。据专家介绍，目前北方地区农业用水灌溉渠系大部分还是土渠，水的利用率仅为３０％左右。此外，由于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不少工业企业耗水量大，水的重复利用率均在５０％左右。
总之，人为的污染和人为的浪费已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水的可使用量，加剧了北方水危机，最终的受害者还是人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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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子湖畔荡春风
——杭州经济界见闻
高海浩 孙建国
新春伊始，西子湖边的杭州市委、市府大院显露不同往常的气息。在这个指挥上万家企业、年产值２００多亿元的经济决策中心，随着基层企业令人感奋的信息频频传来，人们觉得经济运行开始变得明快起来，尽管市场疲软和资金奇缺的双重挤压尚未缓解。
——全市企业纷纷兴起“谈国情，明厂情，摆困难，献计策”的大讨论，厂长找职工共同决策，职工为企业献计献策，呈现近年来少见的职工合理化建议热。职工自觉参加义务劳动、义务加班又盛行起来。
——在努力开拓国内城乡市场的同时，大批企业转向国际市场，顽强打破国际贸易封锁，取得新进展，今年头两个月全市自营出口创汇额比去年一季度猛增１倍多。
转机刚刚开始，变化仍在发展，而它毕竟显示了一个重要的走向：广大职工群众在逆境中奋起，与企业共命运，正在聚成稳定经济、闯过难关的强大驱动力。
这在几个月前是难以想象的。从去年９月开始，杭州市的经济运行开始剧烈震荡。国际国内市场风云突变，高速增长的速度骤然回落，人们对治理整顿的阶段性效应还没反应过来，即被卷入各种矛盾的旋涡之中：产品积压、资金短缺、停产待工……全市不少企业难以正常运转，人心浮动不安。
面对始料不及的困难，决策者的清醒显得尤为重要。市委书记吴仁源、市长卢文舸等市领导深入上百家企业调查后发现：在同样的经济环境里，企业状况好坏差异分明。而这种差异不只是市场、资金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干部职工的精神状态。精神“滑坡”显然比生产滑坡更具破坏性。
“把事实情况告诉群众，真心实意地依靠群众，上下一致，和衷共济，这就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力量、智慧和优势所在。”一个指导经济工作的新思路在杭州市最高决策层逐渐形成。８０年代的最后一个月，杭州市委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广泛发动企业职工开展形势任务大讨论，充分发动职工群众参与企业决策，由此确立新时期经济工作的立足点，概括起来８个字：知情、明理、顺气、鼓劲。这种指导经济工作的认识论的超越，包含着对过去的反省和对现实的选择，构成了杭州经济界的新气象。
变化首先发生在领导机关。市委、市府和人大、政协的领导频繁出现在企业和职工中间，一起谈国际国内形势，摆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有利条件，找潜力、对策和措施。据机关工作人员告知，从市级领导到局级干部都有企业联系点，下企业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全市县以上机关先后派出数千名干部深入企业，与职工同吃、同劳动，为企业走出困境出谋划策。
领导机关的这种变化在企业和职工中引起强烈共鸣：“真的这样干下去，就是少拿钱，我们也情愿！”这是下企业的机关干部常常听到的职工的心声。
上下沟通，感情交融，实现的不仅仅是领导机关的作风转变，而是理解、信任和力量的凝聚，这是任何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
在丝绸炼染厂，由于生产任务不足，原料价格居高不下，流动资金缺口数百万元，厂领导对完成今年１３００万元承包利润信心不足。于是，厂长把困难向职工交了底，并真心实意请职工参与决策，开展讨论。全厂职工迅速动了起来，人人动脑筋，献计策。实现１３００万元利润变实了，厂长欣喜地宣布，他对完成承包利润充满信心。
一位经济部门的领导说，最近极少听到厂长们的叫苦声。其实，岂止是厂长呢！前不久，市委书记吴仁源到几家暂时停产的企业慰问职工。一位女工对市委书记说：“想不到市里领导还来看望我们。虽然现在收入减少了，但我们理解国家的困难，理解厂长的难处。”
春节前夕，杭州第二中药厂的“双宝素”供不应求。除夕之夜刚过，全厂职工就突击加班，连市区经营部的职工也纷纷骑车赶到郊外的厂部跟班劳动。从大年初一到初四，全厂干部职工都是在流水线上度过的，没有人领取一分钱的加班费。
职工主人翁意识的焕发和奉献精神的弘扬，很快结出硕果。据统计局的统计，２月份杭州市１６２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税利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４％，上缴税利增长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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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跑、冒、滴、漏”小视不得
高惟智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较贫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仅占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１／４，为日本的１／２。加之分布极不平衡，一些地方缺水问题严重制约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目前各地地下供水管道“跑、冒、滴、漏”造成的水资源浪费损失惊人，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以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为例，据介绍，目前全市日供水量为４００万吨，如果将其供水管道的漏失率降低一半，每日就可节水２０万吨，按目前建设水厂每１吨／日需投资３００—４００元计算，可节约６０００万至８０００万元。
从全国范围来看，据建设部的统计资料，全国自来水的年漏失量高达１０亿多吨，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据了解，近两年间，武汉市共发生１００毫米直径以上地下水管道漏水故障９２８次，平均每天１．４次，浪费水量共１４００万吨。这还不包括那些小于１００毫米口径的管道漏水所造成的损失。而安徽省某县供水管道漏水率竟高达３８％，取来１００吨水，只能用６２吨。
城镇企事业单位内部地下供水管道漏水，也是常见不鲜的事。城镇供水部门只管干线管道，进了单位大门，漏水问题就得由单位自行解决。单位究竟漏了多少水，谁也说不清楚。另外，我国城市许多企事业单位还有自备水源，日供水能力略高于城市供水部门供水量，这部分地下供水管道的漏水量，恐怕就更惊人了。
可见，大力降低地下供水管的漏失率，加强地下管道的检漏工作，有效地采取预防措施，是节约用水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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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都要了解实情
每天，当你漫不经心地拧开水龙头、兴致勃勃地打开水闸、起动抽水泵或者吃力地提着井水的时候，你想过已悄悄临近的“水危机”吗？
日前，我们发表了杨纪珂同志《华北水告急》的呼吁。建议同志们再来读一读《水——危险的“赤字”》一文。我国北方水的问题已到了十分令人担忧的程度（南方稍好，但也不容乐观），可怕的是，很多人对这一状况还不十分了解，甚至一无所知，还在那里盲目地浪费水、糟踏水……了解实情是增强我们惜水、爱水意识，确立危机感的基本前提，同志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吧！
当然，一篇文章、一次讨论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更多、更艰巨的宣传教育工作还有待各级政府和各部门来做。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自觉地投身到宣传教育工作中来，在全国形成节水的好风气。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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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车工明星”钱小平
游军雄 郑成高 翁静
在株洲电力机车厂，熟悉钱小平的人，都说她是“上班满身汗，下班汗未干”，工作起来像一把锋利的“车刀”。人们称她是“车工明星”。
这位身材娇弱、看似平常的女性，１９６８年进厂，２０多年一直默默奉献着。１９８７年，钱小平戴上“株洲市劳动模范”的大红花后，厂领导想给她吃“小灶”，将她那台使用了多年的“老牛车”换成现代化的数控机床。可她把数控机床让给了别人。她还像从前那样，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她的“老牛车”上：提前３０分钟到机床前，磨好车刀，做好各种预防工作……
钱小平明白，不在技术革新上下功夫，光靠拚体力是争不来高速度的。加工法兰盘原来需要４道工序，经她革新后，只需２道工序；减震器支柱是一项老产品，她摸索出一套新的操作法，结果创造了每班加工９０个的纪录，比旧操作法提高工效５０％。钱小平在她的“老牛车”上干出了第一流的成绩，８年完成近２９年的工作量，产品一级品率达９９．７％。
钱小平干活不讲价钱，需要就干。她向党组织提出：业余时间加班，不要补休，不要加班费，不要夜班津贴。电力机车支承螺杆是块“硬骨头”，原来加工一个定额需５７分钟。钱小平摸索出了一套合理的加工方法后，主动要求将定额降低到２５分钟一个。有人说钱小平到手的钱不拿，是“吃错了药”。她却说：“干活要干得实在，拿钱要拿得踏实，光讲钱，一个心眼往钱上盯，不是咱工人的本色。”钱，对于钱小平来说确实太需要了，至今她家“三大件”还未买齐，一台黑白电视机已看了１０来个年头。她身怀绝技，捞“外块”的机会很多，可钱小平说：“铁路急需电力机车，我现在一天当两天用，还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哪有精力去捞份外的钱？”
工厂生产电力机车的任务逐年加码，钱小平的操作法，越来越被人们关注。作为班组老师傅，她像亲姐姐一样关心着每个弟妹，把自己的“绝招”毫无保留地传给他们。在她的车床边，常出现几个青年同时来请她解决操作难题的情景。
钱小平以自己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使她成为铁道部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在荣誉面前，钱小平想什么呢？——我还是我，我这个车工应该为多生产优质电力机车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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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集装箱轮“腾飞”号下水之前。 李秀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