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评胡绩伟“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
林枫
提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前提
１９７９年春天，我国各条战线根据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规划未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胡绩伟在会上提出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同年９月中旬，他在中央党校理论班作题为《谈谈革命报风》的讲话时，才对这个命题，展开来阐述。
他说，多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党、党中央是犯过严重错误的，报纸是犯过严重错误的，今后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要找出办法来，防止再犯大的错误。他提出了一个自称是“很怪”又“很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回答是人民伟大。”因为党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他没有直接这么说，意思是这样）。要防止党犯大的错误，“其中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中央党报办成“监督我们党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各省、市党报也这么办。
在这种背景和理论前提下，胡绩伟提出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主要论点有：“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没有人民性，也没有党性，也就不配称为共产党的党报。”“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但在历史上，就有过不统一的时期。”这种党性人民性不统一的情况，他以后又作了阐述，认为“过于强调党性就会出现某些错误倾向”。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报纸的错误就是“不适当地强调了党报的党性”；当时的报纸“可以说党性是很强的”。他指出，党委免不了要犯错误，党报也一样，因而在增强党报的党性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增强党报的人民性。
胡绩伟在提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的理论前提里面，有几个重大失误。
首先，“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命题是不科学的，因此其答案：“人民伟大”，党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也是不科学的。
人类只能逐步认识真理，不能一下子穷尽真理；主观背离客观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这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其他人都一样。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在６０多年的革命实践中，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胜利。其中，虽然犯过严重错误，但都是主要依靠党自身的力量，加上人民的帮助，纠正了错误，提高了水平，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以后的情况是这样，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情况也是这样。正反两方面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不能因为党犯过大错误，今后还可能犯错误，而怀疑党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面临问题的能力，对在党的领导下搞好新闻改革丧失信心。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具有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但是，并不是说，人民群众能够立即正确解决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比如，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在人民群众中自发地产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人民群众不可能自觉地肩负起推翻旧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历史重任。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集中群众智慧，形成正确决策，再到群众实践中去检验、完善。不能把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的智慧割裂开来、对立开来。胡绩伟关于“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的提问，以及党会犯错误、人民永远正确的答案，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的论点，因而是不科学的、不恰当的。
其次，胡绩伟在总结党（包括党报）犯错误的教训时，找错了病根，开错了药方。
党犯错误，党报犯错误，历史的经验教训到底是什么？是由于坚持了党性，还是违背了党性？以“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为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已经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从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中央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来看，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阶级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显然违背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也就是违背了共产党的党性。因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而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党性。当时，党报和其他新闻机构犯错误，主要是受到政局的影响，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控制。
总之，党犯错误，新闻工作犯错误，都是由于违背了党性，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不是由于坚持党性犯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犯错误。纠正错误，防止再犯错误、还是要坚持党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胡绩伟以为，党犯错误，表明党性是不完备的；党报犯错误，是由于过于强调了党性。于是，主张在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中，同党性相对地提出人民性的概念，用人民性来补充、增强党性，防止党报再犯错误。这显然是找错了病根，开错了药方。
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精髓
为了分析胡绩伟党性人民性问题上的谬误，必须对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有个正确的了解。
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正如列宁所说：“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６５６页）不同阶级的政党有不同的党性。以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公开声明具有严格的党性；资产阶级政党，一般否认具有党性，掩饰党性。共产党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共产党的党性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同社会的发展规律相一致，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阶级。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述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指路明灯。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都具有先进性。这些先进性集中体现在党性之中，要求共产党人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引导群众认识真理，自求解放，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不息等思想作风。１９４１年７月１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曾经指出，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三个方面增强党性锻炼。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共产党的党性在新闻事业中的体现，是在新闻工作中体现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原则的行为准则，是共产党对于新闻事业地位、性质、功能的总的看法，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处理新闻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包括新闻同客观事实的关系，新闻事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新闻事业同党和政府的关系，新闻事业同经济基础的关系，新闻事业内部的关系，等等。
不能把党性原则仅仅理解成为组织上服从党的领导，听党的话，而不提思想上、政治上的要求。也不能把党性原则理解为只谈新闻事业同党的关系，不谈新闻事业同人民的关系，把反映群众、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等重要内容排斥在党性原则之外。胡绩伟恰恰是在这些重要内容上曲解党性原则的。
究竟什么是党报的人民性？胡绩伟１９８６年１０月撰文认为：就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宣传的正是人民所需要的。”或者说：就是“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感情、思想和行动。”或者说：就是“为人民服务。”（胡绩伟：《新闻工作论说集》第２５７页）
胡绩伟所说的党报人民性的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党报党性原则所具有的内容，这样的人民性应该和党性是统一的。可是，他在同一文章中又认为，“如果在党性之外，人民性没有它的独特的内容，有什么必要这样再二再三的强调呢？”他说，“党报强调党性，就是要强调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若干重要指示和重要措施，为无产阶级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党报强调人民性，就是要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新闻工作论说集》第２６９页）
按照胡绩伟的看法，党性强调宣传党的主张，只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人民性才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党报的党性并不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他接着认为，党性强调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决策），人民性强调从群众中来（反映群众意见和实际情况）；党性强调按领导意图办报，对领导负责，人民性则是按群众意图办报，对人民负责；讲党性反映党内监督，讲人民性反映人民对党的监督。也就是说，在胡绩伟眼里，党报的党性不具有反映人民意见和实际情况，体现群众监督，按群众意见办报，以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等等重要内容。这就是胡绩伟主张用人民性增强党性，同意用人民性“补充”党性的理论根据。
胡绩伟有关党性不具有人民性内容的论述，暴露了他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前后论点的矛盾。他在１９７９年说，党报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照此说法，上面提到１９８６年秋他所阐述的人民性的内容，理应包括在党性之中，而且构成党性的主要成分。可是，他特别指出上述内容是人民性所特有，是党性之外的。也就是说，反映群众意见，体现群众监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等一系列重要内容，都属于人民性特有，为党性所不能包容的。这就使他前后的论点处于互相矛盾的地位，后者否定了前者。人们不禁要问：胡绩伟主张的人民性除了上述“独特的内容”之外，还有哪些内容构成党性的主要内容，成为党性的来源（胡绩伟１９８１年底曾经主张“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呢？！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党性原则，就是坚持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不能把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能把党报对党负责，同党报对人民负责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像胡绩伟那样，把反映群众意见、体现群众监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等重要内容，说成是人民性所特有的，排除“在党性之外”，这样的党性还有什么内容，还有什么价值呢？！
“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提法不科学
胡绩伟于１９８１年底曾经主张“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到了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在重庆发表声明：“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不是他的观点；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又承认曾经主张过“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并且质问“党性来源于人民性”有什么错误？
胡绩伟“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提法，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比如，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包括哪些阶级和阶层，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的党性，是指无产阶级的党性。没有无产阶级的时候，当然没有这种党性。无产阶级出现以后，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不用说不是来自农民或其它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虽然它的先进性是党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无产阶级也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因此，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上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如同不能把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说成是来源于人民性一样，也不能把党性说成是来源于人民性。不能把共产党的党性，说成似乎是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甚至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几部分人的共性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提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常识的。
实质是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胡绩伟有关“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的一系列论点，必然导致主张要有任意批评党的重大决策的新闻自由，必然导致主张改变党报的喉舌性质，把监督作为党报的性质和第一功能，使得中央党报成为“监督我们党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这几个问题相互联系，一脉相承。
身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胡绩伟，在动乱期间犯了支持和参与动乱的错误，并且在征集签名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活动中有侵权行为。
胡绩伟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现在大家对党中央失望了，对政府失望了，寄希望于人大了。”在他看来，党是错的，他是对的，党性不行了，要讲人民性，要发新闻，制造舆论，纠正党和政府关于坚决制止动乱的错误。胡绩伟在动乱、暴乱期间的言行，对于我们认识他的新闻观点的错误实质及其危害大有好处。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中央某新闻单位部分编辑、记者在《声援学生声明书》中说，“在党犯了错误的时候有义务去提醒它，让它倾听人民的声音。”这不是胡绩伟党性人民性论点的写照吗！以胡绩伟为代表的错误新闻观点，是这次动乱、暴乱中新闻界一些单位和同志犯方向性错误的主要理论根据和思想根源。
胡绩伟抬高人民性，阉割党性，否定党性原则，是要把党报（新闻事业）改造成为脱离党的领导，凌驾于党之上，以监督党和政府作为性质和第一功能的“强有力的工具”。 （原载《新闻战线》１９９０年第４期，本报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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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挖掘企业内部潜力
贾惠元 朱六义
国营大中型企业如何克服当前出现的暂时困难、求得发展？如何在治理整顿中发挥骨干作用？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和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精神，结合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一方面固然需要国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关键更为现实的则是，企业充分发挥生产经营积极性，眼睛向内，努力改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搞好技术改造，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
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和最近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企业要真正下功夫改进经营管理，提高科技水平，讲求经济效益，走投入少、产出多、效益高的经济发展路子。这不但是指导当前大中型企业克服困难的行之有效的方针，也是大中型企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经营方针。我们北京电力设备总厂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显著变化，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厂是能源部华北电力联合公司直属的大型企业。从１９８０年以来，我厂工业总产值以年均１３．２８％的速度递增。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８年，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连续５年创企业历史最好水平，１９８８年各项指标经上级有关部门考核评审达到二级企业标准，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１９８９年，我厂又克服了春夏之交的风波及物资紧张、资金短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完成工业总产值８５３０多万元，为１９８０年的３０５％，利税总额达到２１６０多万元，为１９８０年的２８８％。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原因很多，但最基本的则是，１０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立足于内部挖潜，充分发挥生产经营积极性，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
一、在做好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开发新产品。
搞好产品开发，形成合理的产品结构，是关系企业兴旺的大事。几十年来，我们厂一直是上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修修配配。１９７８年以后，单纯的生产修造型企业已经不适合国家对电力生产和企业改革的要求，需要逐步转化为生产经营型企业，从“以修为主”过渡到“修造结合、以造养修”，开发研制自己的主导产品和拳头产品。我们围绕电力生产和建设的需要，根据我厂的开发生产能力，抓住当时国内大型电站辅机生产处于空白的时机，冒资金短缺、负债经营、产品研制自我消化亏损等经营技术风险，从测绘试制进口辅机的关键件、易损件和应急件入手，逐步开发了调速给水泵、磨煤机、封闭母线三大类１０个品种，与国产大容量发电机组配套，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产品结构。
１０年来，我厂开发的新产品，共为全国１３０余台２８００万千瓦的机组配套。这些辅机产品替代进口节约外汇１亿多美元，每年节约厂用电达７．９亿千瓦时，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也为企业的振兴和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二、扎扎实实抓好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是现代企业间合理竞争的决定性杠杆。如果产品质量不过关，或不注意改进提高，由于开发试制新产品而领先一步占领市场的优势就会丧失。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新产品开发的基础上，极为注重产品质量。除试制品外，正式生产的产品和电厂所需的备品配件，均有按程序批准的产品标准和内控分等标准。与此同时，我们还逐步建立起了从原材料、零配件、元器材进厂到产品设计、制图、配料、制造、组装、出成品直至售后服务的全面质量保证体系。由于产品质量从本质上说是全体员工素质的反映，因此，必须从基础做起，还要加强以增强质量意识为中心，提高岗位工作素质为重点的全员教育培训工作，以充分发挥现有技术所能达到的质量水平。１０年来，我们实现产品创优９项，其中国优１项、部优５项、市优３项。１９８８年优等产品产值率为６８．１３％，全面质量管理一次验收合格，部机械局向中国质量管理协会推荐我厂为全面质量管理先进单位。
三、从需要和可能出发，抓好技术改造。
技术改造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如何从实际出发，切实根据企业的需要和可能，有效地进行技术改造，防止不切实际一味贪新求尖、全面引进，或无规划无步骤地一哄而上，则是在技术改造中必须切实注意的问题。我们认为，技术改造绝不是在老技术基础上简单地扩大再生产，也不是盲目地为改造而改造，而是应该以提高企业效益为中心，以提高产品质量、开发产品、调整结构为重点，在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设备基础上，有计划有重点地增加企业生产急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的投入，改进原有的技术工艺体系，提高生产效率，进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六五”以来，我们完成技术改造工程２８项。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我厂电站配件备品和辅机生产能力，强化了生产专业化程度，充实了产品检测手段，完善了质量控制系统，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四、深化企业机制改革，强化内部管理。
为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充分挖掘内部潜力，从体制上保证经济效益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各项决策、措施得到有效实施，还必须对企业内部机制作一系列改革调整。在改革中，我们注意从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本着使改革落到实处的原则，建立健全了较为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体制。
首先，针对我厂产品品种多、工艺复杂、产品制造与电站抢修并存的实际，我们建立了以总厂、分厂（部室）、车间分别为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的三个层次。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改革较好地处理了统一决策调度与分层自主灵活管理执行的关系，各个层次职责明确，各司其职，初步做到了统中有活、活而不乱。既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又提高了执行决策的自觉性，管理效率也有所提高，减少了扯皮现象。
其次，抓基础工作，强化内部管理。抓内部管理，向管理要效益，提了许多年，但成效一直不大。我厂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一问题。在经营管理实践中，我们认识到这主要是由于“管而不严、严而无度”造成的。也就是虽有各种管理措施、条例、责任制，但没有切实执行，或是虽想切实执行，却又无切合实际便于严格执行的具体而又明确的规章、手段，从而导致扯皮或者失之武断。据此，我们一是提高各种规章的严肃性，有章必依，违章必究，并把各种规章制度和经济责任制有机结合起来；二是依据生产管理过程和工艺流程的实际，按具体、明确、实用的原则，制订了一系列管理规章、技术标准、岗位素质标准、岗位流程、主导产品成本、物耗标准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转化为管理工作标准、程序标准，基本上做到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有章可依，职责明确。这些扎实的基础工作，大大减少了规章制度本身的空泛性模糊性，增加了是否违章的明确性，提高了违章责任归属的透明度，使企业管理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前进了一步。
第三，在确立厂长负责制、强化生产经营系统之后，两次修订了“三个条例”的实施细则，党委的保证监督作用得到有效保证，职代会的民主管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党政工三者基本上能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既能独立开展工作，又能互相支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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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纷飞中的江汉公学》简介
胡天风
黄先同志主编《战火纷飞中的江汉公学》一书，已由中国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详细介绍了江汉公学的历史，教学方针和内容、形式，学员的来源，学校的生活等等。江汉公学是在一九四八年初，适应刘邓大军南下开辟广大新区，需要培养大批干部而诞生的。从那时起，到一九四九年夏武汉解放，该校随解放军部队入城经中共湖北省委决定与鄂豫公学合并改建成湖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止，历时近两年，共办四期，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奔赴荆楚大地及其他各省、区，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江汉公学同延安时期的“抗大”和“陕公”一样，教学的特点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员，内容少而精，注重联系实际，通过发扬民主，自由讨论，来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
本书还搜集了江汉公学师生的回忆录、文献资料、照片、图片等，全面反映了该校的学习生活与战斗历程。例如，江汉公学在创办的四百多天中，就有一百二十多天是在行军打仗的战争环境里渡过的。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冬在蒋党广西军张淦兵团的疯狂“扫荡”中，前后七十二天，徒步行军一千多公里，几次连夜突破敌军重围，抢渡汉水，而一有机会，就抓紧在战斗和行军间隙中学习，终于胜利返回校本部——江汉军区首脑机关所在地、大洪山中的随县双河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