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瑞典模式”面临的难题
钟旭辉
曾被西方一些人宣称为“永远解决了工业问题和民主问题”的瑞典，目前正面临着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去年年底以来，瑞典爆发了一连串涉及面很广的罢工事件，导致上一届社民党政府今年２月被迫下台。
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是该国近几年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去年，瑞典经济增长率仅１．３％，通货膨胀率达６．７％，跃居全欧之首。过去瑞典工人工资收入在全欧名列前茅，可今年的统计表明，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瑞典人的实际收入在经合组织中已降到第１４位，与欧共体国家相比仅高于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
面对瑞典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人们对多年来支撑了瑞典的富足形象的“瑞典模式”产生了疑问。
按西方人的说法，“瑞典模式”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动力”来实现产出最大化，再通过国家机器来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这个模式大致起源于３０年代，６０年代进入鼎盛期，之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８０年代，模式中的“动力”和所谓的分配“公平”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随着劳资矛盾的日益激化，模式中一些主要成分存在的弊端逐步显露。
工资政策处在争吵中 “瑞典模式”逐渐失灵的原因是什么呢？西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的中央统一规划的工资体制被打破，是造成瑞典经济状况恶化的直接原因。１９８５年以前，瑞典职工的工资标准一直是由工会和雇主协会的中央一级谈判来确定的。这种所谓“共同一致”的工资政策是“瑞典模式”的一个重要支柱，其目的一是实现同行业工资基本相等，缩小职工工资差异；二是可以通过通盘考虑生产情况、产品国际竞争力及就业状况等问题来确定工资标准，以限制工资过度增长。
可是８０年代以后，雇主和雇员都开始反对这一传统的工资制度。雇主方面认为，过去在中央一级的谈判中，他们总捞不到便宜，还不如索性将工资政策控制在自己手中，以获得更多的利润；而雇员认为，“共同一致”的政策推行过了头，变成了普遍的工资均等政策。例如，白领工人的最高工资与蓝领工人的最低工资间的差距由６０年代的３０％缩小到８０年代的１５％，如果再加上高额累进税，两者的净收入差异更小。过小的工资差异影响了从业人员的劳动热情和提高技术的积极性。
从１９８５年以后，工资谈判便逐渐分散到了各个行业和地区进行。可是，这种分散又带来了新问题。近几年工资差别的拉大，再加上人们普遍对物价和各种税收上升过快的担心，使各工会在谈判中提出的工资增长要求竞相攀升，超出了瑞典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此外，白领工会日益强大，也介入了工资谈判，更增加了谈判的复杂性。有人指出，瑞典五六十年代由雇主协会与蓝领工会两家决定工资标准的“美满时代”已经结束。
劳动力市场政策面临选择 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瑞典模式”的另一根重要支柱，它通过提供招工补贴、进行职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失业，使瑞典成为西方失业率最低的国家。
然而，有人指出，这种充分就业是对衰落企业实行过多的补贴以及增加公共部门雇员的结果。瑞典的公共事业都是国营的，政府每年对它们的补贴约占税收的３０％。而且，公共部门雇员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公共部门总开支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７０％。人们因此称庞大的公共部门雇员和每年占全国劳动力２％的受训人员为“经过伪装的失业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瑞典模式”不久也将面临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选择。
“福利国家政策”的包袱 高福利是“瑞典模式”的另一大特征。瑞典的社会福利排场很大，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３。这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负而难以为继。
瑞典漏洞百出的福利政策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严重的缺勤现象。瑞典人的法定产假长，事假多，且工资照领，雇员一年中可申请的病假工资天数不受限制，以至雇员请病假呆在家里有时能得到更高的实际收入。难怪欧洲寿命最长的瑞典人“生病”最多。据统计，瑞典每天每四个工作人员中即有一个人缺勤。结果造成了劳动力的短缺现象。瑞典人的实际工作时间在经合组织各国中是最低的。
另外，瑞典的病假工资不像美国由企业支付，而是由国营保险部门支付，因此缺乏应有的审查监督。调查表明，在申请病假补助的雇员中，有１０％的人仍在上班。
“瑞典模式”的再一个特点是税收名目繁多，１９８８年的各种税收总和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５５％，远远高于其他西方国家。税收过高影响了生产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
有人认为，瑞典的税收制度并未能实现“平等”的初衷。有统计表明，瑞典１０％的富裕家庭的收益相当于瑞典人总收入的２８．１％，这一比例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变革势在必行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对“瑞典模式”一直褒贬不一，欣赏它的人说它是楷模，讨厌它的人说它是“大杂烩”。面对目前“模式”出现的问题，人们的解释和提出的解决办法自然也各不相同。一部分人认为，瑞典的“福利国家政策”主要是受益于前一个时期的成就，因为瑞典经济增长率最快的时期是１８７０—１９７０年这１００年间。如今，传统的那套福利经济体制和政策已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彻底的变革。这部分人开出的药方除了紧缩财政外，还要增加失业。对此，社民党也有自己的主张。他们提出的办法是试图在不降低就业率和不削减社会福利的前提下，通过紧缩财政，解决高通货膨胀率等问题。鉴于目前瑞典经济的这种境况，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无论采用哪种药方，看来对传统的“瑞典模式”的变革是势所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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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斐人民情谊深
徐山东
位于西南太平洋中心的岛国斐济，民风朴实敦厚，人民热情好客，乐于助人。下面记载的是中国技术人员在斐济援建水电站的过程中，受到斐济人民热情关照的几则故事。
抢救
５月，正值斐济的雨季，西部山区的道路泥泞不堪。一天，正在布库亚承担援建水电站任务的中国勘探组一行５人，乘车去附近的塔巴尼村测量输电线路。途中汽车因路面滑失去控制，跌落到一个山涧，５人都昏迷不醒。过往的斐济村民立即过来抢救。村民们沿着陡峭的山坡，或背或扶，把受伤的中国援建人员救了上来。与此同时，还有的村民去工地报信，叫车把５个人送到附近的保健中心。巴城和罗托卡两市的医院也火速派来了救护车辆。由于抢救及时，４人脱离了危险。但是水利工程师王均民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去世。村民们哭了。他们深知，王均民离开祖国和亲人来到斐济，是为斐济的建设工作牺牲的。斐济总理马拉致函中国大使，对王均民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悲痛，他在唁函中说：“我将以感谢的心情怀念他。怀念他代表中国政府和国家，为服务于斐济人民，以崇高的荣誉献身于斐济。”
让房
斐济的第二大岛瓦努阿莱武，山明水秀，椰林如海。今年春季的一天，此岛第二大城萨武萨武附近山区的巴嘎达村，来了３汽车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是按中斐两国政府协定来此修建水电站的。他们的到来使素来宁静的小山村沸腾了。当地的酋长和各家男女老少，都倾家出来欢迎。当村民们得知中国工程人员的住房暂时还有困难时，都争先恐后回家收拾房间，争相邀请中国客人去他们家住。最后地方官员选择了两家供中国人暂住。其中一家，坚持要腾出３间房，而他们一家两代５口人却挤在１０平方米的小屋中。房主人对我们说：“我们是一家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联欢
中国在雷瓦河三角洲地带援建的输电线路工程完工时，正值中国经贸部副部长吕学俭来斐济访问。当时斐方负责接待的是贸工部长乌尼博博。而这段输电线路的终点正好是乌尼博博部长的家乡，最后一根电线杆就竖立在他家的门前。于是乌尼博博部长受全村的委托，邀请吕副部长一行及中国使馆人员去村里作客。当我们到达时，上百的村民早已盘腿坐在会场等候。欢迎仪式上，当地一酋长向中国客人献“塔布阿”，即鲸鱼牙齿。按斐济的传统，“塔布阿”象征权力，只有对贵宾才献此物。客人接过“塔布阿”，全场发出一阵有节奏的掌声。接着由一青年向客人献“洋格纳”，这是当地一种特制的饮料。接着，客人们观看了当地乐队和舞蹈队的表演，热情好客的村民们，用传统的美食佳肴如烤整猪、大龙虾、海蟹、深海石斑鱼等，招待中国客人。宾主都席地而坐，饱尝了南太岛国的传统美餐。村民们纯朴、诚实、热情好客的美德，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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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欧共体的“限烟运动”
姚立
最近，欧洲议会通过了几项限制吸烟的决议，禁止在学校和医院吸烟，同时免费播放广告，宣讲吸烟的危害。欧洲议会还敦请欧共体各成员国政府以法令形式禁止一切香烟广告，并分两阶段限制香烟中的焦油含量：第一阶段自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始，禁止焦油含量超过１５毫克的香烟投放市场；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开始，每支香烟的焦油含量最高不得超过１２毫克。
上述措施是欧共体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抗癌计划的一部分。欧共体委员会为该计划的拨款也从５５００万欧洲货币单位提高到了８０００万。
欧共体的广大禁烟人士对此自然是额手称庆。因为吸烟的危害实在太大。每年欧共体国家中因吸烟而导致早亡的不在少数，仅法国就有６万之多。但是禁烟，却又很不容易。其一，香烟业在一国的国民经济中往往占有重要地位；其二，与香烟业有关的各利益集团拥有雄厚的实力，不会轻易“就范”。因此，人们估计，欧洲议会掀起的这场“限烟运动”将面临不少的阻力。
首先，减少焦油含量即是一难。据认为，完成第一阶段的限制目标尚不会给烟农和烟厂带来太大的困难，现有的设备也还能应付。但第二阶段的门坎就不容易迈了。它将迫使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烟农大规模地改变烟叶品种，给烟农增加经费困难。为此，烟农要求欧共体为转产提供补贴，而欧共体眼下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措施出台。因为欧共体每年对２２万烟农的补贴已为数不少，预计今年将达１２亿欧洲货币单位，不会轻易再掏钱帮助转产。
另外，欧洲议会的决议还引起了香烟广告商的极大不满，这在法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悉，法国每年的烟酒广告收入约为１７亿法郎。几周前，法国的广告商们上书政府总理，诡称既然香烟贸易合法，那么禁止香烟广告就是“不正常”。有位名叫雅克·塞卡拉的广告商甚至耸人听闻地谴责道：“禁止香烟广告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践踏，”“消费者将失去选择的自由”。这激起了卫生部门专家的不满，他们反驳说，“当消费者免遭错误广告之害时，并不是失去了选择的自由。相反，如果他们能避开吸烟这个陷阱，更能获得生活的自由”。
由上可见，在一个商业化社会里，一旦触及到“利润”这根神经，即使是有益于公众的措施，实行起来也是颇费周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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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剪影
美国的艾滋病牢房
陈林海 吴新正
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卡普修的监狱内，有两排牢房的四周围着双层的铁丝网栅栏，上面还镶有一圈锋利如刀的铁片，并有戴口罩的武装警卫严密看守。那里关押着约一百三十名该州患有艾滋病的男囚犯，名为“霹雳”牢房。
表面上看，“霹雳”牢房的生活条件似乎很好，监内有电视室，有专用厕所，还有专供他们使用的小运动场，犯人可以打排球、篮球或举重及参加其它的体育活动。但狱方严禁这里的犯人和其它未受感染的犯人接触。监狱当局规定，艾滋病犯人禁止参加大多数的活动。他们既无指派的工作要做，也不能参加宗教礼拜和职业训练。所有艾滋病患者，不分白人黑人，扒手与吸毒者，强奸犯和杀人犯都共居一室。伴随他们的是日益严重的恐惧和绝望。在这所看似现代化而又干净的监狱里，灰暗的白天和恐怖的夜晚都会给犯人们带来凄惨的痛苦。他们眼看着同伴的皮肤一块一块地脱落，最终倒在地下被送进焚化炉，恐惧、愤怒、绝望，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有的犯人蓄意用牙咬狱吏，朝他们的脸上吐口水；有的弄破了自己的血管，让鲜血喷到警卫身上；有的出狱后，疯狂地和女性发生性关系，将病毒传染给对方。“霹雳”监狱就像一面令人毛骨悚然的哈哈镜，一旦住进去，人的心灵就被扭曲变形，很难复原了。
美国的民权联盟说，阿拉巴马州侵犯了囚犯的宪法权利，并把艾滋病牢房比喻成中世纪麻风病人的放逐地。据美国联邦疾病管制中心统计，在美国已经感染上艾滋病毒的人有八十至一百一十万之多。有谁知道，美国有多少像“霹雳”这样的牢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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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解答
问题解答
问：我国目前正准备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能否简单介绍一点外国进行人口普查的知识？
答：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重视人口普查，每隔若干年就要进行一次。据有关资料表明，人口普查较早的西方国家是瑞典，早在１７４８年就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１７９０年美国也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后来美国国会决定每１０年进行一次，今年它将进行第２１次人口普查。英国和法国都在１８０１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日本和菲律宾都明文规定，每５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不过，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还没有进行过这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在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８２年进行过３次全国人口普查，今年将进行第四次。这次人口普查对于准确地查清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人口在数量、地区分布、结构和素质方面的变化，检查人口政策执行的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都有着重大意义。
（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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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斐济小镇市场 徐山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