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富贵兵”的“寒酸事”
潘仕明
珠江三角洲的佛山市在改革开放中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生活战斗在这里的武警官兵，也住上了小楼房。室内彩电、冰箱、洗衣机一应俱全。他们被人称为“富贵兵”。
然而，“富贵兵”的“寒酸事”却令人耳目一新。
南海县中队住在佛山市区。湖南籍的战士廖和平，入伍以来从不乱花钱，穿的胶鞋补了又补，还把新鞋省下来让给战友穿，被中队评为艰苦奋斗的标兵。一次，他的女朋友从湖南赶来看他，没赶上中队的晚餐，他就在街上买了几个面包和两瓶汽水招待远道而来的女朋友。女朋友没有埋怨他，还夸他当了“富贵兵”没忘军人本色。
顺德县是广东经济发展的“四小虎”之一。武警顺德中队营区并排着当地政府为中队盖的６栋二层的楼房，室内铺的是马赛克地面，图书室、娱乐室应有尽有。中队干部、战士没有躺在安乐窝里享受，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条件好了，生活富了，艰苦奋斗的传家宝万万不能丢。
为了给国家节约开支，他们自己拣砖头，挑沙子，修场铺路，在院内植树造林，在房前屋后种菜，仅去年就收南瓜５０００多公斤，养猪１００多头。为了培养干部战士艰苦创业的精神，干部带领战士挖鱼塘、开荒地，经过一个多月苦战，大家肩膀肿了，脚磨破了，却没有人叫苦叫累。
在高明县平山劳改农场执勤点，有个叫黄创华的战士，他来自东莞，家里盖有５栋小楼，是当地的富豪之家。他入伍来到佛山市支队条件最差的平山执勤点，这里远离城区，交通不便。为了改变中队面貌，他和大家挖坡平地，抬石挑沙，开荒种菜。如今，他当上了班长，成了战士的排头兵。他深有感触地说：“江泽民总书记的话千真万确，青年成才必须走艰苦锻炼之路。我就是冲着部队的艰苦环境来锻炼的。人生打好了这个基础，不但对国家有所作为，个人也不愁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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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牟百万”的故事
姜淑岗 王政林 董群起
牟成泽是山东省胶州市南顶子村的“百万富翁”，人称“牟百万”。“牟百万”并不虚传，有人说他这些年光是从村办企业的提成费也足有１４０多万元。
去年春上，青岛、胶州税务部门的人兴冲冲地来到牟成泽家，估计他应交的调节税也得八九十万元。然而，税务人员三进三出，把南顶子的大小帐本查了个遍，不但没查出牟成泽有一分钱的存款，反倒发现他至今还因盖房欠了村里１０００多元。税务人员愣神了，他的钱哪去了？看着税务人员诧异的眼神，跟来看热闹的群众说话了：您不了解牟成泽啊！这些年他为大伙儿操碎了心，他的钱，都用到集体了。俺村这些整齐漂亮的新屋，村口那块省级文明村的大牌子，老百姓富裕的日子，无不凝结着牟成泽的心血啊。
“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就要做群众的牛。”牟成泽常把这话挂在嘴上。
１９８３年初，当时身为村委副主任的牟成泽承包了村里破烂不堪的木根厂。按规定，他每年必须上交利润３万元，剩下的归他。一年下来，木根厂盈利１８．５万元，除了上交集体的，剩下１３．５万元，全归牟成泽。这下，他的亲戚朋友们睁大了眼，指望老牟发发善心。一个当村干部的本家兄弟憋不住了，一天晚上，他来到牟成泽家：“老牟啊！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别再为外人出力了，这１３万元咱俩你六、我四分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老牟一听生气了：“这十几万是全村人没白没黑流的汗水，凭什么你我分了？我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叫你我当干部难道就是为自己捞好处？”
第二天牟成泽找到村主任：“到春节了，那笔钱全村每人分５０元，先叫大伙过个欢乐年。剩下的钱除了扩大再生产外，用来打１０口机井，再接上电，以后咱村抗旱保粮就不愁了。”
年复一年，牟成泽承包的企业像滚雪球似的，固定资产从当初６万元上升到１２０万元，由木根厂发展到鞋楦厂、皮鞋加工厂，工业产值达数百万元，成为青岛市村办“明星企业”。村办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南顶子的全面发展，老百姓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全村人均收入达１２００元，集体积累３８０多万。水涨船高，牟成泽应得的承包提成也越来越多。然而，在牟成泽看来，承包，决不是个人发家致富的阶梯。我是共产党员，党员只有尽义务的权利。所以，他除了每月只拿相当于二级工人的工资外，其余的分文不取，更不要什么补助。他把那些个人提成，全放在集体大帐上，用在集体事业上。
牟成泽用承包的提成费为全村打了２２眼机井，１１眼大口井，开挖平塘５个，村里实现了电气化水利化和机械化。
牟成泽自己没文化，却深感文化的重要。原来村里的小学只有６间破屋。１９８５年，他投资４万盖起了２４间新校舍。全村学龄儿童的入学率达１００％。为了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他设了奖金：谁考上大学，奖３００元；考上中专，奖１５０元；考上高中，奖１００元；考上初中，奖５０元。到１９８９年南顶子村有１６个大、中专学生。
说来令人不信，前几年外地人到南顶子参观，看到群众都住进了漂亮的新屋，唯独牟成泽仍住在村角几间破草屋里。牟成泽何尝不想住新屋呢？他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等大伙都住上了新屋，自己再盖心里更舒坦。后来，全村都盖起了新屋，他的破屋有碍村容，这才从集体贷款１４００余元，盖了新屋。
前两年牟成泽的３个女儿出嫁，孩子们看到别的青年结婚又是彩电，又是电冰箱，现代化家具一应俱全。她们心想父亲多少也会从他应得承包费里拿钱买几件家用电器。可牟成泽说：“承包费已用于集体事业。”好在牟成泽的儿女们都通情达理：“俺爹是党员，又是村干部，他为群众办事，我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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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吉永的心胸
于广义 李洋
山东省龙口市北马镇安装工程公司经理姚吉永，在出国和金钱面前，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近两年，５７岁的姚吉永有三次送上门的出国机会，他都主动放弃了。１９８８年底，国家轻工部通知他去西德参观、学习室内装饰，每人给５０００美元的出国费用。出国的手续都办好，只等他做出国服装了。机会难得，可老姚因为工作忙却毅然谢绝了。第二年，山东省装饰集团公司两次组团到香港学习建筑、装饰技术，连护照都捎来了，又是因为工作离不开而未成行。不少人为他惋惜：“你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好的机会不去开开眼界，也太死心眼啦。”姚吉永说：“出国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两者有矛盾，首先得服从工作。至于别的，还是少考虑点好。”
姚吉永从１９８１年起当经理，公司的利润连续几年超百万，人称他“姚百万”。有人背地猜测：姚吉永早是万元户了。可他们哪里知道，这些年，姚吉永的年工资最高也没超过３５００元，１９８８年他拿了２１００元，去年拿了３０００元。而公司职工有的年收入高达６０００元，一般的也在３０００元左右。更让人敬佩的是，公司从１９８４年实行经理承包制后，年年超额完成利税。按规定，姚吉永少说可提成几万元，但他一分钱也没要。这就是姚吉永的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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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色情业泛滥成灾
田华
台湾色情问题相当严重。据台湾多位专家学者在“风化问题座谈会”中公布，“全省全职及半职的从娼妇女，大约有五六十万至百万人”（台湾《民众日报》１９８６年３月８日）。而据台湾“内政部”的人口统计资料，迄１９８４年底，台湾女性总共９１３．７万余人。上述数字说明，在每１０个女性中，就有１个从事过卖淫活动，如果扣除老人及未成年人口，从娼比例就更为惊人。色情业的泛滥，使变相色情业也同步增长。由于台湾艾滋病的出现，使一向不为人知的同性恋者也不时地在报刊上频频曝光。据统计，“台湾地区同性恋者已有１００万之众”（台湾《中华日报》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１日）。
台湾色情业除公娼外，主要还有地下酒家、地下酒廊、地下酒吧、地下舞厅、地下宾馆、地下茶室、地下西餐厅、地下按摩院、地下理发厅以及地下乐户（即私娼），合称为“地下十妖”（香港《广角镜》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６日第１３９期）。当前，台湾新增的色情业主要有：
１、男子应召站（台湾《更生日报》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７日）。从前，台湾应召伴游的都是女郎，现在许多男士也出现在这个行列之中，从事变态伴游、伴舞、脱衣陪酒等勾当。男子伴游一般的行情是每小时８００至１０００元（台币）之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仪表谈吐好的男士，价钱比一般的高出２至３倍。应召站“明星”级男士，还要提前两星期预约，每次出游时间２小时收费高达８０００元以上。
２、“午夜牛郎”应召站（美国版《国际日报》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３日）。所谓午夜牛郎，就是男妓的代名词。据报道，应征牛郎初审合格后，还要经过实习阶段，学习各种服务技巧，不达到标准不准接客。
３、“牛肉场”应召站（见台湾《时代杂志》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１日至９月２４日第３７期）。“牛肉场”则是近来台湾流行的“脱衣歌舞表演”。“牛”与“有”二字，台语发音相近，“牛肉场”可谐读作“有肉场”，主要是供人欣赏肉体美的场所。“人客”进场门票３００元，台上的“舞手”、“歌手”，如果“人客”要求“出场”，少则３至４千元，多者开价１万元以上。
４、“洋妞秀”（台湾《时代杂志》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４日至８月２７日第３５期）。素有台湾“风化城”之称的台中市，曾先后在台中歌剧院、台中大酒家推出国外金发女郎，表演全裸脱衣秀，场场爆满，轰动一时。
５、“学生情人”（台湾《时代杂志》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４日至８月２７日第３５期）。台中市色情业者为了投“人客”所好，又推出“学生情人”的新花招。这些从事色情业的女郎，多半以１８至２０岁的女性夜间部大学生居多。服务对象主要是腰缠万贯的企业大亨。
６、应召女郎床上功夫补习班（台湾《时代杂志》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４日至８月２７日第３５期）。该班主要讲授“仪态”、“按摩”、“永浴爱河”等各种各样课程，最后还实施临“床”指导等等。补习班招收的主要对象是风月场女郎、家庭妇女、职业妇女以及不少数量的女大专生。据报道，由于这种补习班月收入可达８００万元，导致许多人见钱眼红，铤而走险。
此外，还有男子美容院、业余交友咖啡屋、套房姑娘、陪钓女侍、出租女郎、教授交际舞以及扮皇帝、夜里亮、美人鱼、茶叶浴等等，形成“三步一窟、五步一窝”的局面，其色情范围之广，花样之多，可名列世界之最。
台湾色情业的大量存在，促使“旅游业”的畸形发展。据１９８４年观光统计年报资料表明，仅每年来台湾旅游的６３万多日本游客中，“其中至少有４０万人从事买春活动”，台湾当局仅这一项收入“至少在４０亿新台币以上”（台湾《时代杂志》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５日第３１７期）。
色情业行情的看涨，导致台湾贩卖人口、拐骗少女以及逼良为娼的事件不断发生。
色情业的泛滥成灾，导致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并祸及下一代，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１９８９年９月中旬，妇幼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青少女未婚妊娠保健讨论会”中，与会人士对台湾地区当前青少年未婚怀孕及尝试性行为的年龄层越来越低忧心忡忡，许多学者专家呼吁社会各界行动起来，救救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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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川沙县高桥镇人武部，组织民兵以雷锋为榜样，坚持开展便民服务活动，义务为孤寡老人送米、买菜、修理家用电器。图为青年民兵为吴广宽老人送煤。
王领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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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母女律师
——记梁文茜和她的女儿王群
本报记者 张连兴 黎照
梁文茜和她的女儿王群，去年双双获得先进律师荣誉称号，自然给这个“律师之家”更添一层喜气。
梁文茜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法官，１９５０年北大法律系毕业后，由当时的司法部长史良介绍，到新中国第一个区法院——北京市第一区人民法院当法官。她办案迅速准确，曾在一个月内结案７０余件，备受赞扬。
后来梁文茜虽受屈蒙垢２０余年，却没有动摇她对党的信念，也没能消磨她献身社会主义法制事业的意向。洗去蒙尘，她又重返司法战线。１９８２年她和司法界老前辈费路路、周纳新等知名人士，筹建了北京市四海律师事务所，为老百姓提供法律咨询。她主动送法上门，给中小学生上法制课，讲法律基础知识，给青年人讲恋爱观，给妇女讲婚姻法，给农村干部讲经济法。她奔忙于学校、工厂，城区、乡郊之间。她已年过半百，虽然劳累，但她总是那么乐观、愉快。她说，“对我来说现在是从事法律工作的青年时代。”
梁文茜作为四海律师所副主任，带领全所律师，用法律手段为民伸张正义，在调解一些纠纷时，使当事人双方心服口服，法院满意。她常说，在我国，律师不是自由职业者，也不是个体户，而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有一次，她刚办完一件案子，当事人带着厚礼登门酬谢。梁文茜说，该收的费用你已经交了，我不能收你的额外酬礼。如果你要感谢我，那就请你忠实地执行法院的判决。来人对梁律师更加敬佩。
王群从妈妈身上学到做人的品格，也看到律师事业的高尚。在以往妈妈的律师生涯中，她早就是妈妈的一位好帮手和勤奋的学生。在妈妈的熏陶下，也走上了律师的岗位，现为朝阳区律师所的律师。
王群和妈妈一样，觉得身为人民律师，眼睛不能光盯在经济效益上，重要的是社会效益。一位台属老太太和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不幸女儿死亡，女婿怕老人影响他再婚，要将老人赶出家门。王群受老人委托提起诉讼。法院裁决：３间居室，其中１间归老人居住，其余２间为女婿和孩子居住。其女婿不服，找王群诉说。王群批评他：赡养老人是应尽的义务，要将老人赶出家门，于法于情都不能允许。那人表示还要上诉，希望王群提供帮助。王群明确表示：如果他坚持上诉，她仍然为老人作代理人。不久，老人找到王群，要求用法律形式将那间居室定在她儿子名下，百年后好归儿子所有。王群说：这样做就不对了，公房不是老人的遗产，百年后，你儿子也不能继承。老人的女婿得知此事，找到王群，感激她秉公办事，并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表示今后一定善待老人。
作为一个团体的常年律师顾问，在对外纠纷中，依法维护本团体的利益责无旁贷。王群担任某公司常年律师顾问时，该公司与一个经营门道不正的人搞“联营”，实际是出卖帐号和营业执照，为那人投机诈骗提供方便，违背了我国的工商法规。王群建议该公司立即终止联营关系。开始，公司负责人不以为然，只是在王群的坚持下，才终止了关系。后来，那人的诈骗行为败露了。公司负责人给王群送了一面锦旗：“为人正义，秉公办事”。
妈妈阅历渊深，女儿年富力强，她们在律师事务中联手共事，也可谓珠联璧合。一位台胞，在北京有几处房产，由于年代久远，无从记忆，只记得旧时堂号，找起来茫如大海捞针。梁文茜母女接受委托后，研究查找方案，分头寻访。她们查遍了几乎全北京的房产档案，询问了数十个派出所、居委会，走访了许多“老北京”，终于在京城的现代建筑海洋里，找到了分散在４个地方的４处房产。
在这个律师之家，法律、案子是她们的家常话题。有一回，为了一个复杂的案子，女儿是原告代理，妈妈却是被告辩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场面激烈。在一旁吃饭的小外孙，以为姥姥和妈妈吵架了，吓得逃离饭桌。许多案子的辩护意见就是在这种场合里酝酿成熟的。
１９８２年，梁文茜赴美探亲时，老父亲梁实秋先生知道她做律师，很高兴，嘱咐她多为国家作贡献，为人民办好事，她铭记不忘。她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去年，又被北京市政府聘请为特邀监察员。春节前，北京城建某单位与天然气供气部门，因天然气维修站移交问题争执不下，没有向居民供气，严重影响了双榆树东里小区２０００多户居民的生活。梁文茜不顾正在发烧的身体，立即参与此案的调查处理，使双榆树小区居民临近除夕用上了天然气。居民们说：“感谢政府为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我们大伙比过年还乐。”
王群说，妈妈年纪虽大了，但为法律事业奉献的劲头不减，她书房的灯光，每夜不过１２点不会关灭。妈妈是亚太地区律师协会成员，眼下，正为今年４月在北京举行的大会准备发言材料。
梁文茜说，王群事业心强，勤奋好学，正向知识渊博型努力。作为老律师，看到年轻律师的成长心里由衷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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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发牛奶的老红军
谢青山 杨功成
寒来暑往，每天清晨，一位身材矮小的老人总在新疆军区乌鲁木齐第一干休所院门口等候着。６年了，他一天也不曾间断过。他叫龙少先，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离休老红军。他等候着送奶车，像闹钟一样准时地把牛奶义务分发到本所１７０多户家庭。
那是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的一天。
离休后刚搬进干休所的龙少先与众人一起，一大早来到院门口取牛奶。等啊，等啊，一小时过去了，可就不见有人分发。他一打听，才知分发牛奶的女工由于家距干休所较远，经常不能按时赶到。龙少先心头一动：我闲着没事，身板子也硬朗，何不把这份活揽过来，既为所里节省点开支，又让大家能及时取上牛奶。
吃罢早饭，他找到所长宋增峰说：“老宋，今后不用雇人了，这份发牛奶的事，我给包了。”
分发牛奶，有人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要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又是多么不容易！
马年春节，瑞雪纷纷扬扬下了一夜。龙少先打开门一看，好大的雪哟，足有一尺深。老伴劝他：“这么大的雪，今天就晚一点去吧！”“不行，早上家家都等着喝奶，去晚了会让大家着急的。”他操起竹扫把，冒着凛冽的寒风，扫雪开道，硬是把通往院门口的５００米雪地，扫出了一条小路。上百家用户准时取上了牛奶，他却因为扫雪劳累过度，昏倒在回家的路上。
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一场寒流把龙少先冻感冒了，发着高烧。老伴担心他身体支持不住，要送他住院治疗，他却连连摇头：“头痛脑热的，小毛病，挺一挺就过去了。”他病了７天，分发牛奶却一日也没有耽搁过。
离休干部杨洪喜战争年代留下的腿伤病又犯了，痛得不能走路。他老伴不巧出外串亲戚，一时回不来。家里订的奶，谁去取呢？正当他心里念叨这件事时，传来龙少先的敲门声：“老杨，牛奶给送来了，放在门口。你安心养病，订的牛奶我天天送来。”杨洪喜忍着伤痛，扶着墙壁打开门，望着龙少先下楼的背影，他不禁热泪盈眶。
凭着这火一般的热情，６年间，龙少先风雪无阻，没有缺过一个早晨。经他亲手分发的牛奶达２４万公斤，没有漏发过一家一户。他至少应该得到数千元的报酬，而他，却分文不要。
有人问龙少先：“你南征北战几十年，劳苦功高，离休了还这样忙活，究竟图个啥？”
他回答说：“我啥也不图，就图为党多做些事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龙少先的今天。”
这是龙少先的肺腑之言。他１９１５年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县一个赤贫家庭。共产党把他从苦海里救了出来，他便跟着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从此，他把一切献给了党。
“离休不离志。”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他除承担分发牛奶的工作外，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他都不遗余力地去干。他曾被乌鲁木齐７所中小学校聘请为“校外辅导员”，经常抽时间给师生讲传统教育课；他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老年体协副主席，体协召开的会议和组织的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在干休所，夏天植树、栽花，冬天扫雪、铲冰，几乎次次少不了他。为此，他成了干休所“最闲不住的人”。
如今，老红军龙少先还在辛勤地分发牛奶，还在为党为人民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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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学雷锋重实效
郑云
进入９０年代第一春，党中央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全国学雷锋活动蓬勃开展。耳闻“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目睹青年们热心为民服务的情景，仿佛重见了６０年代初的良好社会风气，令人振奋。然而，心情激动之余不禁产生这样的想法：学雷锋活动应当持久深入，应当注重实效。
学雷锋要注重实效。在街头的学雷锋活动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做一件好事，作一次记录。这不免给人一种做好事是为了统计上报的印象。这就同雷锋做好事从不留名的无私奉献精神相背离了。开展学雷锋活动，一定要结合做好本职工作，一定要注重实效。学雷锋，做好事，这是雷锋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雷锋精神是有丰富内涵的：如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坚定立场；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钉子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的无私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螺丝钉精神等。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们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我们只有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雷锋精神，并坚持不懈地学，才能赋予学雷锋以新的时代内容。
雷锋是青年，但雷锋精神不仅属于青年，而是属于全党全民的。如果我们的党员不带头学，这一学习活动那是很难持久的。共青团员要把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切实抓好，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全体党员更要身体力行。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学雷锋活动中更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处处以雷锋为榜样，做人民的公仆。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带头学，必将带动团员、青年乃至全社会学习雷锋活动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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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闪亮的红灯
——记大连市西岗区治安管理
朱宝孔 苗红亮 姜云洲
去冬的一天深夜，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胜利桥处，一名下夜班的青年女工刚走到桥头，突然，黑暗中窜出两个男青年，揪住女青年往桥下拖。危急中，女青年看到不远处“治安报警站”的红灯闪闪发亮，她一边奋力挣扎，一边高声呼救。治安报警站值班人员闻讯后，立即用无线电对讲机指挥正在巡逻的治安联防巡逻队。６名巡逻队员火速赶到现场，当即将两歹徒抓获。
在大连市西岗区的偏僻地段、重点地区和交通要口，１１６个“治安报警站”愈来愈受到群众的欢迎，它不仅使群众增强了安全感，而且及时有效地打击了扰乱社会治安的不法之徒。
１９８７年以来，大连市西岗公安分局针对近几年社会治安的新情况，把全社会的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联合执法队、专职护楼队、帮教委员会等治安组织。
大连市西岗区大同街素有“市场街”之称。这里，不仅有东北地区最大的旧物市场，而且还有轻工市场、农贸市场和一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每天有数万的流动人员来到这里。然而，如今来到此地的人大多对这里的治安秩序十分满意。
大同街过去的治安秩序令人头痛。一名买葱的老人因为短秤，仅仅问了几句，摊主竟挥拳直击老人的小腹；一名买鱼的中年人拿起一条鱼看了看，转身要走，突然一把铁钩勾住了他的衣领，接着，个体摊主甩来了一句毫无道理的质问：“不买鱼你乱翻腾什么？”中年人很气愤，还没说上两句，对方便动起手来。
去年５月，在区公安分局倡导下，由公安、工商、税务、城建、物价、专职治保会组成的联合执法队，开始上街执勤。这支队伍不仅管税收、管收费、管治安、管物价，而且时常组织摊主们学法规，谈责任。对那些不法之徒联合执法队则依法处理。
据统计，大同街４个市场在联合执法队成立后的半年内，刑事案件比前半年下降了５０％，治安案件下降了５９％。
去年，西岗区石道街由地区治保会出钱，雇请了８２人成立了护楼队，看管居民楼１９２座。迄今为止，这１９２座居民楼，仅发生了１起刑事案件。而没有设护楼队的４１座居民楼，则发生刑事案件１１起。
今年１月２１日下午，护楼队员顾广录正在巡逻，突然发现两个行迹可疑的陌生人钻进了５１４号楼内，老顾当即跟了进去。老顾问：“你们找谁？”这两个人吞吞吐吐，说不出真实姓名来。陌生人见势不妙，仓皇逃走。
大连市西岗区的社会治安管理体系日趋完善。在公安机关的指挥下，遍布全区各个角落的治安组织，卓有成效地维护着全区的治安秩序。
去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大连云山食品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案犯逃到了傅家庄附近的山上。位于大连仲夏客舍附近的治安报警站的工作人员发现案犯的踪迹后，立即用对讲机报警。八一路派出所和傅家庄派出所的公安干警仅用了４分钟就赶到现场，将案犯抓获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