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综合)
专栏：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出台记
本报记者 谢荣镇
４月４日下午，雄伟巍峨的人民大会堂。面对与会全体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其有关决定获得通过！”
一部史无前例的基本法终于正式诞生了！
大会堂里，响起了长达一分钟的掌声。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使这雷鸣般的掌声同时传到神州大地，传遍五洲四海。
这掌声，代表了包括香港人在内的中国人民对基本法的由衷的祝贺。
起草基本法，走过了将近五年的历程。这五年，充满着无数的艰辛。我们不妨沿着历史的足迹，回顾那一个个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
史无前例的伟大构想
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物。举世皆知，“一国两制”是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基本国策。然而，“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是怎样提出来的，就鲜为人知了。
这一构想的提出，可以追溯到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百废待兴的中国，又焕发了勃勃生机。随着经济的逐步振兴，统一祖国的问题提上了日程。香港、澳门和台湾回归问题成了中南海讨论的重要议题。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９日，当时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香港总督麦理浩。会见中，麦理浩问邓小平：“１９９７年之后，中国对香港采取什么政策？”
邓小平回答说：“不管香港问题将来怎么解决，总之会保证投资者的利益，香港的投资者可以放心。”
到了第二年５月，英国前首相卡拉汉访问中国，在会晤邓小平时再次讨论香港问题。邓小平除了重申对麦理浩讲过的那番话，还讲了一句：“你们可以研究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那时候，在邓小平的胸中，已有了“一国两制”的雏形。他一方面指定专家多次到香港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探讨“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先后请香港各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来京，亲自听取他们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意见。直到１９８２年９月，邓小平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重大战略构想。他后来解释“一国两制”的含义，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１０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同志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集中集体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一伟大构想，载入了１９８２年１２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构想还写进了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６日在北京草签的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
邓小平提出，１９９７年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中央对香港的各项方针政策５０年不变，“一国两制”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但是，这部法律叫什么名称好呢？有人提出叫宪法。不行，香港不是一个国家，它只是中国管辖之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叫宪法显然不合适。还有人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名称，都不甚理想。中国的法律专家们查了各国的法律，大家一致意见决定这部法律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在中英双方谈判期间，中方提出起草香港基本法的提议，获得英方的赞同，并写入了《中英联合声明》。从此，“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思想，始终贯穿基本法起草的全过程，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五年辛苦不寻常
万事开头难。起草这样一部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可循的基本法，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
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０日，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的一个工作机构，具体负责基本法起草工作。
经过广泛征求香港和内地有关方面的意见，六届人大委员长会议于１９８５年６月８日提出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名单草案，并由６月１８日召开的六届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通过。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姬鹏飞担任，副主任委员有８人，秘书长１人，副秘书长２人。起草委员会委员共５９人，包括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１５人，其中不少是负责港澳事务的领导人；法律专家１１人；各界知名人士１０人。香港的委员占２３名，包括香港工商、文化教育、法律、工会、宗教等方面的人士。名单公布之后，香港各界普遍表示满意。
《信报》的评论指出：“这份名单说得上极具代表性，它涵盖了大部分利益集团，这等于说大部分香港人的利益都受到眷顾，因为这种缘故，不少人对今次安排感到满意。”
有的报纸称这２３名香港委员是“包罗各界精英”，“照顾各方利益”，有利于更好地反映香港各界同胞的意见、要求和愿望，使起草的基本法能更加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日下午３时，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怀着兴奋的心情聚集人民大会堂，出席基本法草委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拉开了起草基本法的帷幕。
５天的会议，制订了起草工作的几个步骤：
——下半年集中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询香港各界同胞对基本法的意见和建议，确定基本法应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并划分专题，着手进行起草。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两年按专题进行讨论和起草，争取１９８８年初拟出基本法（草案）讨论稿，印发有关方面和香港各界同胞征求意见。
——１９８８年，草委会用一年时间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讨论修改基本法（草案）讨论稿，争取当年底提请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并公布基本法（草案），广泛征询各方面和香港各界同胞的意见。
——１９８９年下半年，起草委员会根据征集的意见对基本法（草案）进行修订，并于１９９０年上半年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并颁布。
蓝图有了，时间表有了，但具体做起来谈何容易。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李后在向记者谈到这些困难时说：香港与内地分离了１４８年，两地委员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彼此长期隔绝，工作习惯、看问题的角度都不相同，甚至对同一个汉字的解释都不同。因此在起草中有个相互信任和彼此适应的过程。
有这样一件事。起初，起草委员会秘书处按内地的工作习惯，曾先草拟了一个基本法（草案）结构稿供起草委员会议讨论。想不到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香港的委员说：“你们秘书处有什么权力起草这个框架？你们的权力也太大了！”其实，这是一个工作习惯引起的误会。但起草委员会秘书处尊重香港委员的意见，将起草好的结构稿推倒重来。虽然多花了许多时间与精力，但两地委员之间却从此逐步建立了信任，双方的差异在信任中也逐步缩小。
起草中，常常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就拿区旗区徽评选来说，从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０日起，至１９８８年３月３１日止，共征集到图案７１４７份，其中来自香港地区的区旗区徽图案３６９８份，来自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部分海外华侨的图案３４４９份。１９８８年４月在中国美术馆开始进行评选时，数千幅五彩缤纷的参选图案，摆满了美术馆大厅。委员们当时对从征稿中选出区旗区徽是乐观的，但结果失败了。复选投票结果，没有一个图案票数达到半数，最多的票数仅是１１票。绝大部分投了弃权票。原因是部分委员不满意一些图案的设计和艺术水平。
经此挫折，评委会受主任委员会的委托，反复研究进行修改。不少草委根据初选的７０００多幅图案里，很多采用紫荆花图案，提出了“动态紫荆花”的构想，并由艺术家执笔，集体修改了原入选的设计，终于改出了三个水准都很高的图案，并能在第９次大会投票时一次就以２／３的多数票通过其中的编号２图案。这一结果凝聚了多少人的智慧和心血啊！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次次会议，克服一个个难题。从１９８５年７月起草委员会制订出基本法起草的大纲，到１９９０年２月整部基本法（草案）大功告成，在４年多时间里，起草委员会先后举行全体会议９次，主任委员会议２５次，主任委员扩大会议两次，总体工作小组会议３次，专题小组会议７３次，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也先后开会５次。这还不包括无数次的会下会后的协商，不包括内地起草委员多次赴香港征询意见。
迄今为止，在世界法制史上，尚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为她的一个地区制订宪制性的法律文件，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时间和精力。可以说，基本法是“一字千金”。这充分表明国家对体现“一国两制”的基本法的制定是何等的重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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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国威的腾飞
——来自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报告
本报记者 计泓赓
壮丽的一瞬间，激动人心的一瞬间。４月７日晚，我国“长征三号”火箭运载着“亚洲一号”卫星点火升空了。“啊，起来了，起来了！”站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平台上观看的中外宾客一下子爆发出海潮般的欢呼声，它与火箭呼啸而过的隆隆震耳声，汇成一支雄壮的交响乐。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是第一次到西昌。在这里看两秒钟都值得……”知名的香港和记黄埔公司董事长李嘉诚说。他是当天下午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及一批港澳人士同机专程赶到西昌的。显然，他对自己公司与中信公司、英国大东电报局合资组成亚洲卫星公司购买、经营“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十分自豪。
这次发射可以说是一次国际性的考试。为了“接待”这颗外国卫星，发射中心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专门为它建造了洁净度、温湿度要求很高的测试厂房。我国科技人员顺利地解决了外国卫星与我国火箭衔接上的种种技术要求，把卫星送上了预定的转移轨道。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门一位负责同志说：“首次发射外国卫星成功，表明我国的航天事业已进入国际市场。能为国际用户服务，增强了国外人士对我们的信任度。有了第１颗，以后就可以有第２颗、第３颗……”
发射成功不易，能把这颗卫星力争到我国西昌发射，也不易呀！
凡事开头难，勇敢者总是不怕迈出第一步。邓小平同志６年前给中信公司的题词“开拓创新，多作贡献”，董事长荣毅仁和他的伙伴们一直牢记着、实践着。
亚洲尚无地区性的专业通信卫星，束缚着亚洲地区通信能力的提高。１９８６年底，中信技术开发部门开始接触到这件事。几经联系，几经商谈，荣毅仁拍板决定与人合资创办亚洲卫星公司，股金各占１／３，购买并经营美国这颗卫星，由我西昌基地发射。可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去年６月我国的政治风波后某些西方国家的所谓经济制裁，给中信筹措资金带来一定困难。有的国家客商乘虚而入，说什么如果中信退出，他们要加入；一些人对卫星能不能在西昌发射，也产生怀疑；有的国家则凭借自己拥有的某些优势，表示要不惜代价，把这颗卫星挖走，由他们发射。一时间风风雨雨，闹个不停。
“中信退不退出？”“钱一下子搞不到怎么办？”严峻的局面困扰着中信人。荣毅仁迎难而上。中信出任亚洲卫星公司董事长的王军按照荣毅仁的意见，向合作伙伴——香港和记黄埔公司、英国大东电报局明确表示：中信参股，就是要让这颗卫星在我国西昌发射。经协商，合作伙伴一致同意。在困难时刻，中信想方设法解决了筹资问题。荣毅仁在友好人士的协助下，做了许多工作，使这颗卫星得以及时运抵我国西昌发射基地。
前进的道路十分艰难。为了“亚洲一号”卫星，中信费了许多周折。４月８日，荣毅仁在参观归来的专机上说：“卫星发射成功了，我的心情是既高兴，又平静。高兴的是，我们国家威名远扬；平静的是，我们终于又做成功了一件事。”他接着说：“通信卫星事业在亚洲尚是薄弱环节，我们只是起点促进作用。我已是‘夕阳’了，对国家有好处的事情应该多做快做。一个企业家要讲究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社会效益里也包含着政治影响和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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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洁的手术刀
——记解放军五一四医院骨科主任刘红旗
新华社记者 吕凤坡
一个个弯腰驼背的患者愁眉苦脸走进来，不久又挺胸昂首走出去；一副副担架把脊柱病患者抬进来，几个月后患者用自己的双腿站起来……
这些患者是经解放军５１４医院骨科主任刘红旗诊治后康复的。接触过刘红旗的人，赞叹他精湛的医术，更钦佩他高尚的医德。
中年军医刘红旗出身中医世家。入伍一年后的１９６９年，组织上就安排他到医院学习，从此便开始了他外科军医的生活。行医以来，他不仅做外科手术１０００余例无一失败，近年他在脊椎病外科研究又引起医学界的注目。目前，他为脊柱畸形（俗称罗锅）患者做了２００多例矫正手术，成功率达１００％。人们称他是“神刀刘”。
刘红旗圣洁的手术刀，不光给患者带来健康，也带来温暖的情意。北京第四袜厂有位女工，幼年患了“罗锅”病，随着年龄增长病情越来越重，平时连马路都过不去。多年来，她跑了许多大医院，都认为是无法医治。去年，她打听到解放军５１４医院刘红旗医生能治这病，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医院。刘红旗反复检查她的病情后，决定让她住院治疗。这时，这位３４岁的女工像孩子一样哇哇哭起来。她说：“不是因为有十几岁的孩子，我早就自杀了。今天，总算有人给我治病啦。”手术很顺利，她出院后每天高高兴兴地骑自行车上下班。
１９８９年，刘红旗收治了８例小腿被严重碾伤的患者。由于患者软组织破坏严重、骨折粉碎，伤口内都是砂子和泥土，要保留患肢的确十分困难，几个大医院均建议作截肢处理。刘红旗没按常规办事，而是慎重地分析伤情，不厌其烦地分几次作手术，最后使其中６位患者保住了患肢。有一位保留腿的老大娘对刘红旗说：“我做梦也没想到又保住了腿。真是华佗神医降临啊！”
刘红旗国外有个亲戚，曾对刘红旗说：“趁你有英语基础，再学一年，我担保你到国外，凭这把手术刀，准会出大名赚大钱……”刘红旗回答说：“我就是见了病人亲。把手术刀扔到一边，不理病人，埋头去学英语去写书，我办不到！”
在拜金主义之风盛行时，南方某些城市的人慕名找到刘红旗说：“凭你刘红旗这把手术刀，我让你一个月就成为万元户。”刘红旗笑着说：“治病救人是医生的神圣职责，如果在金钱上打算盘，跟乘人之危敲竹杠有什么两样？”别人高薪聘请之事只好作罢。有些急诊或疑难病人的家属为表达感激之情，常常拿出数百元，还有项链等实物作为“夜班费”、“辛苦费”送给刘红旗。他当场实在拒绝不了，就随后交给组织转退患者。
有位经刘红旗大夫诊治而痊愈的女工，为表达自己的谢意，让爱人给刘大夫送来换气扇，刘红旗婉言谢绝了。后来，她又拿着一件新风雨衣来，说：“这是我们厂发的，我没花钱。说什么您也得收下！”他还是给退了回去。过不多久，她又来到刘家，进门便说：“我们厂没活干了，你们夫妻都是医生，天天顾不了家，我就义务给您家当保姆吧！”刘红旗笑着说：“你的心意我们全领了。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光求报答，就会污染了圣洁的手术刀，给共产党员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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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检确定法纪检察的工作重点
着力查处“侵权”渎职大案要案
本报北京４月９日电 新华社记者周立宪、本报记者苏宁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思卿在今天结束的全国“侵权”、渎职案件侦查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检察机关重点查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玩忽职守、重大责任事故和其他危害严重的案件，集中力量查处大案要案。
据这次会议介绍，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广大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及法纪检察工作的不断深入，全国检察机关受理“侵权”、渎职案件平均每年以１２％的增长率上升，立案侦查案件数则平均每年增长９．６％。
去年，各级法纪检察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查处大案要案上，立案侦查的重大、特大案件达２０００多件，占全部立案数的１５．４％。其中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犯罪９７人，包括厅局级干部７人。
张思卿还要求领导机关和各级检察长亲自办案。他说，这是打开工作局面的有效措施。他指出，“侵权”、渎职案件侦查难度大，政策性较强，遇到的阻力和干扰多，更需要各级领导亲自指挥，参与案件侦查工作，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实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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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决定取缔“全国企事业住宅研究会”
本报北京４月９日讯 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日前签发命令，决定取缔“全国企事业住宅研究会”，并从命令签发之日起令其解散。
此命令是根据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
“全国企事业住宅研究会”是１９８７年７月未经政府任何部门批准，擅自成立的社团组织。该组织成立后，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私刻公章，加上内部管理混乱，给个别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
据了解，为了加强对社团的管理，根据国务院的部署，民政部门将对社会团体进行清理和整顿，使社团登记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民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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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县庆祝红旗渠通水廿五周年
本报讯 记者徐如俊报道：二十五年前的四月五日，山西省境内的滔滔漳河水，穿山洞，走峭壁，通过红旗渠引入河南省林县干旱山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近日，林县四万多名干部群众汇聚在主干渠终点的分水岭两侧，隆重举行红旗渠通水二十五周年暨红旗渠纪念碑揭幕典礼。河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胡笑云在讲话中号召全省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红旗渠通水二十五年以来，年均引水二点九亿立方米，林县的粮食产量从一九六四年亩产二百一十一公斤上升到一九八八年的四百一十公斤。去年全县产粮二亿七千四百一十四点七万公斤，比一九八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一。全县的林业、乡镇企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九八九年，林县社会总产值达到十二万一千一百零七万元，相当于一九八○年的四点五倍，人均收入五百五十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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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一些春游的学生在北京植物园第二届桃花节上兴致盎然地观赏桃花。
新华社记者 张瑞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