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新的利益共同体
 ——记广东中山市张家边区甘蔗服务公司
本报记者 蒋亚平 孟晓云
    一
陈士盈稍显拘谨而又乐滋滋地站在我们面前。很快我们知道了,他身上那种能够感染别人的喜悦,是一个辛苦终年的农民在获得丰收之后禁不住流露出的特有情感。
在亿万依旧躬耕田野的中国农民中,陈士盈显然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他承包的广东中山市张家边区两洲村40亩蔗田,亩产超过6吨。这意味着他家1989年种蔗的纯收入可达1.2万元左右。即便在富饶的珠江三角洲,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陈士盈幸运的不仅仅是这个。沐风栉雨,披星戴月,汗滴禾下土,这般般辛苦,他和亿万中国农民没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他少了许多近年最折磨种田人的伤心和苦恼。如今养地所需的化肥,先登个记,用时打个招呼,便很快运到了田头;种苗,早有人帮忙选择了良种;甘蔗生了病,打声招呼,技术员便赶到地头,分文不收,所需农药也不必发愁;生产所需的资金,随要随取……
这一切,陈士盈都由衷地感谢他的“上级”——广东中山市张家边区甘蔗服务公司。
    二
我们是在甘蔗服务公司那排崭新、干净的柜台前遇见陈士盈的。正是收蔗季节,他要向临时雇用的几个帮工付工钱,特地来服务公司预支。
记者在场,公司经理吴继红和陈士盈都没有多余的客套和表白。从他俩的表情可以看出,这是正常业务,没什么值得特别说明的。
吴继红递给我们一份“张家边区甘蔗服务公司与甘蔗专业户合同书”。单从对服务公司的要求看,这份合同书无异于一份为蔗农提供资金、技术、生产资料服务的“保证书”。
其实,公司服务范围远远超过合同规定的内容,连土地规划、农机具租赁、保险、收购结算等也都包下了。
吴继红照例向我们提供了许多足以证明他们公司加强服务工作的数字,如几年来向农民提供了多少亩蔗种,解决了多少万元贷款,提供了多少吨肥料,包括花了多少钱送农民培训、学习。数字总显得枯燥,而中山市副市长简国森和农委主任韩卓然所作的通俗概括给我们留的印象最深:在张家边,蔗农种地,只需搞好田间管理,其他事情,找服务公司好了。
    三
张家边区甘蔗服务公司的成立及发展,适应和体现了农业生产一旦实现专业化后,农民对各种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新需求。1984年,这里工副业兴旺发达起来,大量劳动力转移,蔗田经营规模在农户自愿转移基础上日渐扩大,专业户迅速发展。
新问题随之出现。种种矛盾表明,若没有经济、有效的社会化服务,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便无法维持。这一问题,由于人们很不习惯的市场波动,以及主要农用生产资料紧缺和实行价格双轨,显得更为突出。
张家边区甘蔗服务公司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凡是专业户无法办的事情,它都承揽下来,凡是一家一户去办费用高而效益低的事情,它都担负起来。它从事的工作,是在填补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转化中出现的一种“空白”。
正是因为公司的诞生和发展,张家边的甘蔗专业户,没像那一时期有的地区一些专业户那样,骤然崛起而又骤然衰败,而是持续稳步发展。到1989年,张家边经营10亩土地以上的专业户达206个,专业户种植的甘蔗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90%以上。
这种比较稳固的专业化生产格局,使国家指令完成并仍以平价收购的甘蔗生产计划有了顺利实现的可靠保障。
    四
更重要的,是服务公司给像陈士盈那样普普通通农民带来的实惠。
从公司出来,越小桥,走田埂,穿蔗林,吴继红领我们到一条河汊旁。河汊中,几只木船被成捆的紫蔗沉甸甸压着。旁边是一块收割完了的土地,地当中,弥漫着一片薄薄的蓝烟,蔗农正在烧残剩的蔗叶、蔗杆沤肥。靠近河汊的地旁,五六个年轻人坐在蔗叶上你吵我嚷玩着扑克牌。
吴继红告诉我们,运蔗船属于公司租赁的船队。从前送蔗,各户蔗农自己租船运到糖厂过磅,费工费时,中途损失也大。现在,公司直接到田头过秤装船,既免了蔗农的麻烦,又减少损失。
委托保险也是令专业户很舒心的一件事。种蔗投入多,风险大,若遇上大灾,往往让人几年喘不过气来。公司从1985年起为专业户免费办理投保手续。1987年投保金11万多元,而那年遇灾受损,保险公司赔偿受灾保险金倒有24万多元。
专业户最大的收益来自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公司技术员分片包干,与专业户共同制订生产方案,对生产全过程进行技术指导。公司还请来全省一流的教授、专家,开办甘蔗高产栽培专题讲座,或到现场指导。这些服务,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1984年,该区甘蔗平均每亩工业产量为4.71吨,到1989年已经增为6.63吨,比全省平均亩产高1倍多,比中山市平均亩产也高1/3。每户种蔗平均纯收入,也由1985年的4500元,增到1989年的12000多元。
公司,这个在一些地区专“偷”利润的“倒爷”,成了张家边蔗农须臾不可离的“财神爷”。
    五
兴高采烈的,当然不仅仅是国家和农民。
说大白话,公司通过服务也赚了钱。
这笔钱赚得其实挺简单,即公司一年对每亩蔗田收取3元钱的管理费,在榨季结束后划帐结算。仅此一项,4年收入就是近30万元。当然,这笔钱按经理的说法,相当一部分返还到服务项目中去了,如印发技术资料,补贴农民上函授学校,支付有关人员工资。就这样,剩下的“油水”,再加上一些超产挂钩收入,对一个只有13人的服务公司来说,也还是相当“肥”的。
他们并不认为是公司揩了油,而认为赚得合情合理。记者在最新的合同中,又看到这样的新条款:蔗农在扣除当年成本后,应将利润的10%上缴给公司。合同对此还有更明白的解释,公司应保证蔗农亩产至少达到5吨,超产部分收入,公司提取1/10。
农民对此是否乐意?吴继红看出我们的疑惑,他坦然地说:“他们更高兴。这样规定,等于给公司的服务工作套上了‘紧箍咒’,把他们关进了‘保险箱’。公司若想多赚一元,则意味着农民要多赚九元。捆到一起,他们更合算。”
农民让小利得大利,公司积薄利成厚利,以前建立在单向需求上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双方,正在演变成为一种崭新的利益共同体。效益和利益作为一种中间媒介,将农民和公司双方紧紧粘合在一起,荣辱与共,福祸相依。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重新认识新疆(上)
本报记者 江绍高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昔日以牧为主经济的写照;如今,它只是一小部分了,新疆的农业,连续十几年获得丰收,新疆的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煤化工、盐化工正在崛起,逐步上升为主导产业之一。
                 
不知道怎样才能讲清我对新疆的感受。去之前,我只是觉得,那里是茫茫沙漠,满目荒凉。可是当我身临其地,从乌鲁木齐到塔城,到伊犁,到吐鲁番,在一些县和企业采访了十多天,后又同自治区经委主任段振庭进一步交谈,我的印象改变了。尽管沙漠还在,戈壁还在,但那上面“长出了”许多绿洲,如石河子、伊犁,享有“塞上江南”的美称;“天山南北好牧场”,只是一个角度的写照,新疆的农业,连续13年获得丰收,新疆的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煤化工、盐化工正在崛起,逐步上升为主导产业之一。
“改革开放,新疆各族人民商品经济观念增强了,人们不满足于自给自足,要求加快发展生产,为国家多做贡献。”区经委和化工局的同志都这样说。由于偏远,由于交通极不方便,过去经济很不发达。因此,在很长时间,谈到新疆,认为只要自己能养活自己就行了。国家为了新疆的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落实民族政策,屯垦戍边,号召内地支援边疆建设,调拨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这些,对于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也为今后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各族人民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每年从内地调进的物资只占总进出量的25%左右,主要是石油设备、器材以及调剂用的轻纺产品。75%左右是调出物资,有石油、原煤、盐、粮、棉、毛、皮、瓜果等。这还是在以运定产的条件下,因为运力严重不足,大量的物资运不出来。新疆的同志要记者捎个信,不要用老眼光看新疆了,新疆是块宝地,道地的资源省区,开发新疆,大有作为!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黄宝璋同记者谈新疆丰富的资源,充满自豪感:地上,产粮,产优质长绒棉,产甜菜,糖份高达17%以上;畜牧业发达,仅次于内蒙古;瓜果生产得天独厚。地下,全国150多种矿,新疆有120多种,有7种资源量居全国第一,12种居全国第二……地大物博,当之无愧。为适应经济的发展,新疆的决策者们及时提出新的建设方针:全方位开放,外引内联,东进西出。如今,新的方针正在变为各地的行动,新疆化工系统就是积极分子之一。由于他们的积极工作,去年八九月间,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化工部部长顾秀莲达成协议,要把新疆建设成化工基地。
化工局的同志分析,新疆离开了化学工业的发展,资源优势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比如农业,必须要有化工为其提供多种支农物资,并消化其部分富余产品和劳力;如轻纺,需要化工提供大量的基本化工原料和种类繁多的专用化学品;地下资源的开发,除调出一部分初级品外,必须通过石油化工、煤化工、盐化工的发展,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经济优势。说到这里,新疆自治区化工局局长别克兴奋起来,他说,10年来,新疆的化学工业表现出超前发展的明显特征,与自治区工业发展速度比,超前系数为1.62。
在新疆发展化工生产,可以就地开采原料、燃料,就地深加工生产,成本低,产品进入国际国内市场,比调拨初级产品节省运力,经济效益好得多。比如,从自治区调出20万吨电化学产品,相当于调出128万吨初级原料。20万吨电化学产品,销售价值5.93亿元,提供利税2.06亿元,而初级产品本身价值5400万元,利税2400万元。讲究经济效益,不能不算这个账。
“利用新疆的资源优势,利用原料、燃料容易配套的有利条件,发展生产,不仅本身的经济效益好,而且社会效益也好。”区经委主任段振庭举了一个例子。塔里木,特大油田的轮廓已经显露出来,将成为我国石油的战略接替地。开发塔里木油田要花大笔钱,但开发起来,不仅有了石油,还有丰富的伴生天然气,可开办一系列的天然气化工厂,如乙烯厂、合成氨厂、聚脂厂,也能赚大笔的钱。而且,这一开发,新疆的石油化工发展起来了,交通带起来了,第三产业兴旺起来了,昔日封闭的南疆,就会在不长的时间里走向开放,自然经济就能较快地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南疆的富裕和繁荣,出路就在这里。
这,也是整个新疆经济走向繁荣、人民走向富裕的道理。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漫笔

  “面子”胜“票子”
焦军 李祥
年前,笔者到河北省肥乡县天台山镇采访,农民王贵森告诉我们:“前几年,俺交售粮食不大积极,怕交早了吃亏。去年,镇里领导敲锣打鼓上门给售粮模范户挂匾戴花。俺觉得这比奖多少钱都光彩,当时就暗下决心,明年早点交,一定超过他,也光荣光荣。结果今年俺弄了个全村第一。得了奖,会上受表扬,俺心里别提多高兴啦。”
这是天台山镇在粮食定购中,用荣誉奖代替物质奖之后的一大变化。
近些年,完成粮食定购任务,很让乡镇干部头疼。它像一堵无形的墙,阻隔在干部与农民之间。每逢售粮时节,农民总躲着乡镇干部。尽管干部四下找,挨户催,结果总不令人满意。起先,天台山镇从公共积累中拿出28万元奖励售粮先进农民,效果还是不甚明显。因为人们普遍比过去富裕了,几十元钱奖金,人们并没当回事儿。而要奖得再多,不合情理,再说镇上也没那份力量。
后来在与群众交谈中,干部们发现乡亲们更注重荣誉。于是,他们决定,改奖“票子”为奖“面子”。
从1988年起,这个镇对农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对售粮模范户,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每年都评选“售粮状元”,一村一名,由镇领导上门挂匾戴花,还要在全镇各村广泛宣传表扬。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农民的心。当年全镇160万公斤粮食定购任务,仅6天就全部完成。
以往,镇里每年花几万元都难以办成的事,如今,只用两千多元的荣誉奖就顺顺当当地办好了。群众光彩,干部们也舒心。
由此,联想到其他。
看来,“票子”并非万能,用“票子”代替一切是行不通的。各级领导是否也应像天台山镇的同志那样,多动脑筋,想出更多能激励人的好办法呢?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农民主任”游德麟
蒋耀强 杨锋 谭朱兴
广西贵港市供销社主任游德麟,事事想着农民,处处为农民办实事,被当地农民称为“农民主任”。在农民与供销社利益关系的处理上,他有着独特的见解。
    农民得了益,亏点也心甘
1989年春耕时节,贵港市碳铵紧缺,农民急需。游德麟得知后,当即作出了决策: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想办法解农民兄弟燃眉之急。
不到半个月,7200多吨碳铵从10多个省市汇集贵港,很快又送到了田头。供销社却因此赔了数万元……
贵港市农民无法忘记这件事:去年受特大旱灾袭击,生产投入大幅度增加。为减轻农民负担,游德麟与有关领导研究后作出决定,降低化肥售价,以减轻农民负担。贵港市的化肥销售价格,在全区最低。全市粮食大旱之年增产3000余万公斤,供销社却少收了4000万元。
游德麟说,供销社是农民社,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是经营的唯一宗旨,不能光讲赚钱。只要得益的是农民,供销社亏点也心甘。
近几年来,为了满足生产需要,全市储备化肥每年要支付银行利息200万余元。
    先有农民利益,后有供销社利益
供销社根基在农村。农民的利益就是供销社的利益,只有实现农民的利益,才有供销社的利益。这是游德麟上任后确立的经营指导思想。
帮助农民实现利益,成了游德麟牵肠挂肚的事情。
贵港市人多地少,如发展蘑菇生产将使冬闲田得到利用。游德麟认准了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好门路,不辞劳苦跑10余家罐头厂联系,签订了购销合同,使农民生产的蘑菇有了销路保证。
1988年冬,八塘乡鲜菇收购量大,调运跟不上。有人主张压价收购,游德麟死活不同意。他下乡和乡政府、厂方收购人员协商,决定增设收购网点,增加收购人员,增派运输车辆,并亲自参加收购。这一年,八塘乡农民卖菇人均收入达百余元。
1985年,新上任的游德麟决定拿出30万元发展茉莉花生产时,曾有不少人担心这钱收不回来。2年后,贵港成了广西花茶主产区,农民种花收入每年达200万多元,贵港茶厂加工花茶则获利30多万元……
供销社还恢复了下乡支农服务队,把种子、肥料、农药和技术,送到了田头。
贵港市是茶叶之乡,供销社投资150余万元,在农民的茶园边建了10个茶叶加工厂,收购茶叶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去年,全市茶园发展到1.25万亩,其中近年新增的有5000余亩,茶叶产量达5000余担,茶农年收入200多万元。
蘑菇生产也在供销社的周到服务下迅速发展起来。近几年,全市蘑农收入每年达2000余万元。目前,贵港供销社为农民提供全程服务的项目,已达10余个。
作为支农的回报是:供销社购销两旺,农副产品收购、商品销售、利税年年登高。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战斗在极薄煤层
 ——访山东淄博矿务局
刘燮阳 崔淑平
艰苦的工作
淄博矿务局位于山东省中部,是个百年老矿。这里,井深、水大、断层多、煤层薄,0.5至0.8米的极薄煤层占整个矿井80%以上。0.5米只有暖水瓶那么高;0.8米也只有床腿那么高,在这种条件下采煤,那个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每天,矿工们要钻到离地表600米的井下,爬在水淋淋的石缝里,有时屁股触着顶板,有时肚皮贴着石板,人们形容这是在两块石板夹着一块肉中操作。
每天,他们早晨4点钟起床,远途跋涉,一下井就是10多个小时,太阳落山才能回家。
可是,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的淄博矿工,一年365天,长年累月战斗在井下,一些矿工两腿的护膝磨破了,有的膝盖磨出了老茧,有的得了关节炎,有的化了脓……不少人从年轻时下井,一干就是几十个春秋,把青春献给了煤矿事业。
前不久,我们读过一篇报道守卫在喜马拉雅山边防战士的通讯,感人肺腑;也曾看过老山前沿战士们钻猫耳洞的电视,令人敬佩。此时,我们又看到了这些日日夜夜在地底深处艰苦拚搏的矿工。是他们牺牲了自己应得的一份阳光,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是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年华,给人们带来了光和热。
    无私的奉献
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位十分腼腆的小伙子,今年26岁,名叫苏加刚。他家祖辈都是矿工。他高中毕业后,考入淄博煤校,20岁下井,由组长、班长提升为采煤队长,在煤矿干了6年多。他刚从井下上来,有些倦意,问他累不累?他说:怎么不累呢。问他:那你为什么当矿工呢?他笑着说:干哪一行不都是一样,祖国需要煤呀。他的语言是那样的真诚、朴实。自从下井以来,他勤勤恳恳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从未迟过到,旷过工。去年年三十,小苏难得休假,刚到家不久,外面就下起了鹅毛大雪,妻子抱着刚满月的孩子喜出望外,心想,这回他一定会在家多住几天。可是,假期刚满,小苏就拿起包裹要走。妻子急了,说:下这么大的雪又不通车,再说你成年不歇个假,多休息几天矿上领导也不会说啥。他何曾不想留下来多住两天。可他没有这样做,耐心地对妻子说:我得赶快回矿,如果遇到这种天气大家都不上班,生产任务怎么完成。说罢,他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雪海之中。他步行20多公里赶到矿上时,变成了雪人。矿领导看到这一情景,感动地说:多么好的小伙子啊!
像苏加刚这样一心为公的矿工,在淄博矿还大有人在。这个矿有一个五四青年采煤队,小伙子们个个都能吃大苦,耐大劳。一次在井下,遇到了17道断层,它像一根根肋骨,排在工作面上,挡住了采煤的去路。这个工作面剩下的煤不多了。有人主张扔掉,搬到新工作面生产。绝大多数同志不同意,他们说:我们宁可多流汗,也不亏一吨煤。一场战断层的战斗开始了。电钻震得人头发晕、眼发花,但没有一个人后退一步,硬是用革命的毅力和干劲,劈开了道道“岩墙”。这场攻坚战下来,每个人掉了几斤肉,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他们说:只要能为国家多出煤,我们吃点苦又算什么?
    集体的智慧
淄博矿工不仅能苦干、实干,而且善于巧干。早在60年代,他们就想用机械化代替井下的笨重体力劳动。然而,这里的煤层薄,断层多,高大的几十吨重的综采设备,庞大的液压支架,根本下不了井;请外单位设计一种适合薄煤层的机械,可是批量小,谁也不愿生产。怎么办?困难难不倒英雄的淄博矿工,一个以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的三结合小组成立了,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不知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一种适合薄煤层的“土机器”终于研制成功了。
这种“土机器”,体积小,马力大,轻便灵活,它犹如一条蛟龙,直穿薄煤层心脏,左右摇晃,上下摆动,每小时能产煤100—200吨,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看到这种灵巧的机器,我们赞不绝口,问厂长张敦新:是谁发明的?他笑着说:这不是哪一个人能搞成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初,我们是从电溜子得到启发的。电溜子体积和它差不多,但只能运煤,不能割煤,为了使它既能割煤又能载重,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翻阅了大量的技术资料,老工人经过了反复实验,最后,研制成功这种适合本矿的“土机器”。而今这种“土机器”经过不断的改造和完善,性能越来越好,效率越来越高,它已被评为国家科技奖,受到国内外的重视。
有人称赞淄博矿工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凭着对祖国的一片忠心,10多年来,为国家增产煤炭上百万吨,1988年,全局超产原煤47.62万吨,去年,又超产原煤68万吨。一个衰老的矿井焕发了青春。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干最苦最累的活,索取的报酬少,这就是淄博矿的奉献精神。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六安的“十条龙”
李修柱 张启华
安徽省六安地区近几年立足本地丰富的农业资源,走上系列开发之路,目前已形成初具规模的茧丝、制茶、麻纺、棉纺、羽绒、食品、造纸、建材、编织、菌药等多层次、多方位开发的十大加工系列,被称为“皖西县乡工业十条龙”。
六安地区交通闭塞,原是全国有名的落后农业区,多年来就农业抓农业,总是摘不掉贫困帽子。一九八四年开展系列开发以后,全地区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全年十大加工系列实现产值七点二九亿元,利税九千四百七十万元,分别占全地区工业总产值和利税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六和百分之六十三点二;肉、蛋、羽绒等大宗农产品得以就地加工增值并转化为商品;十大加工系列企业上交利税五千五百六十万元,占全地区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七万多农村剩余劳力在这些加工企业就业,仅去年农民就从这里收入二点一五亿元。不少农户靠开发加工脱贫致富。
六安地区的系列开发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关键是抓了四件事。
选准产业。选择那些农业资源丰富、加工业较容易上马和农业生产潜力大、加工产品有销路的产业搞系列开发。如以丰富的棉、麻、鹅等农产品资源为基础的棉麻纺、羽绒制品等加工系列,国内外市场走俏的茧丝绸和菌制品开发系列。
抓住龙头。在农产品资源丰富、集中的区乡,上骨干集体企业,带动乡村和农户搞系列开发,逐步形成跨区乡的专业小区。目前,区乡办的百人以上中小龙头企业已达一百多个,带活了全地区的系列开发。
建设基地。围绕加工系列抓原料基地建设,已形成二万多个专业户、三百多个专业村、一百二十多个专业经济小区,实行统一规划、分散种养。有的县市还组织大面积开发荒山、荒滩,建设了数十个万亩以上集中连片的栗园、笋林和苇带等。目前每个加工系列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原料产供基地。
配套服务。从资金、物资、技术等方面提供综合服务,并做到超前、跟踪、配套。兴办羽绒、麻类等与各系列对应的专业市场五十多个,使各系列都拥有一批原料和加工品专业市场,既沟通了农户和企业的关系,又优化了市场环境。
六安地区系列开发之路,正日益显示出对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的巨大作用。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去年,秦皇岛市山海关船厂共修船舶62艘(其中外轮23艘),实现修船产值4317.8万元,创汇375万元,创利润881万元。图为停在船坞中正在修理的7.4万吨大庆252号船。
王贵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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