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中华大地多人杰
——记北京理工大学年轻教授程莉
徐丰邨
来到北京理工大学,就不时听到人们提起程莉:“她是清华大学培养的第一位力学学科女博士。”“她虽是‘文革’期间入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学术水平却出类拔萃。”“她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有突出的成绩。没有出国留洋,没有经过系统的外语培训,她却掌握了英、法、日三门外语,经学位课程考试三门外语平均达92分,能娴熟地用英语授课,在国际学术会上外国专家听了她的学术论文报告也翘起了大拇指。”“她年纪这么轻,去年3月就从讲师越级晋升为教授,是北京市最年轻的女教授”……
现年35岁的程莉1982年初由清华大学授予硕士学位后,分配到北京理工大学(当时的北京工业学院)应用力学系任教。她先后开出6门课程,用英语讲授2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英语课。在1984年12月至1988年9月的近4年间,她一面担任教学任务,一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同时进行科学研究。她前后主持或参加了6个科研项目,1985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20篇,以她为主翻译了一部65万字的专业著作《金属力学》。
由于教学、科研工作的出色成绩,程莉先后获得国家教委优秀年轻教师基金、北京市“五四”奖章、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奖。
    “生活中没有节假日的概念”
程莉从小刻苦求学。但赶上十年动乱,没能念完初中。1975年8月,经个人申请、组织推荐,她进入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就读。那时整天搞大批判,学习好的反而遭到歧视。她就经常偷偷跑到北京图书馆去学习,钻进书本就忘了一切。一次,某科技出版社的一位数学力学专家也到北图看书和查阅资料,见这个女孩如此孜孜攻读,觉得惊奇。攀谈之后,他又是给程莉讲解指点,又是赠书寄资料,使程莉得到了莫大的鼓舞。从1975年秋天到1979年春天的3年半时间里,程莉学完了从初中到大学10年的全部课程,为此后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她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时,丈夫在国外学习,家中有二三岁的小孩,又要完成3门课的教学任务,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程莉毫不退缩,把休息娱乐的时间全用在学习和工作上了。和她同一教研室的薛大为教授说:“程莉读完博士学位,学术水平不只是有所提高,而是提高了很大很大一截。她的博士论文被答辩委员会评价为优秀博士论文,足见她是下了苦功夫的。”程莉只是淡淡地说,在她的生活中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如果有几个小时不看书工作,就会觉得是浪费生命,就会感到痛苦和不安。她承认,她也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和业余爱好,但因多年来埋头于事业,被挤得无影无踪了。精力充沛的时候搞研究、考虑教学;累了戴上耳机学外语,就是休息了。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在刚上小学的儿子身上没有尽到母亲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是啊!学识和成就是在“焚膏油以继晷,恒矻矻以穷年”中累积而成的。
    “学生一辈子就听这一遍,马虎不得”
过好教学这一关,是高校教师的一个基本功。她深有体会地说:“通过基础理论教学实践,我在作学术报告或写学术论文时基本概念很清晰,不会出现模糊不清的问题。”
她初到学校担任课程辅导工作时,就处处留意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以求最佳效果。她尊重主讲教师,密切配合;对学生耐心细致地辅导答疑,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一遍下来,她就担任了主讲教师。她明白一门课自己也许会讲上三遍五遍,可是对学生来说,他一辈子就只听这一遍。因此每堂课上,每章、每节都要让学生清晰地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给学生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她的讲稿、板书都经过精心构思和设计,以求要点的上下左右联系和逻辑层次一目了然。教学表达上从声音、几何图像、文字符号三方面寻找接受效果最佳的组合,甚至在她自己作为学生听博士学位课程时,也注意观察老师的讲课艺术,借以完善自己的教学工作。
1984年,系里要搞基础课英语试点教学,找不到合适人选。她知道后主动承担起来。她不像有的教师只是在板书和课堂的开头、结尾时使用英语,而是讲课、提问、学生回答问题、直至考试试题都用英语。开始学生感到很吃力,后来逐渐适应了,都认为这样很有好处。学生听她的课特别高兴,说她把课讲活了、讲到点子上了。
在科研方面,由于她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熟悉学科发展新趋势,科研方向和选题都抓得很准。国内一些著名力学专家认为,程莉所作的塑性本构理论研究是当前国际上固体力学领域中的前沿课题,具有应用前景;在连续介质力学基本理论方面,纠正了长期流行的某些错误结论,正确地导出了变形率标架的旋率公式,在压杆塑性理论方面,提出了一种有效的微分——积分基本方程的数值解法,还得到一个很精确的近似解,所得结果与创始人及苏联、美国的一些专家的模型相比有很大改进……
程莉还善于将教学和科研工作结合起来。例如,她对“弹塑性理性H截面压杆的分支和后屈曲分析”的研究便源于塑性力学关于弹塑性屈曲的典型示范教学问题;后来,她又将新的研究成果引入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中,增加了新的章节。
    “不要有自卑感,好不好全在自己”
当初她刚到学校时,有的人鄙视“工农兵学员”。她说:“不要有自卑感,好不好全在自己努力,别人说什么不要管它。”
她帮助一些“工农兵学员”振作起来,如今有好几人成了业务骨干。她常常讲自己的成长道路,劝导年轻人要珍惜时间,立足于国内,在工作中提高和创新。
一次,外校聘请一位美国专家来华搞学术交流,她得知那位专家是搞同一学科的,很有点声望,就设法把他请到学校来开了个座谈会,让青年人在座谈时发言。会上一研究生提问:你们美国大学里青年人业余生活是怎样的?美国专家随口回答:那里图书馆实验室每天24小时都开放,他们没有“业余生活”。隔一会儿,他又说:这是笑话,业余生活还是有的,不过他们对学习抓得很紧很紧。提问的人听了一愣,觉得原以为在美国青年人都是追求玩乐享受的想法不对了,自己应好好学习。
在当今“出国潮”中,许多人一心想到国外去使自己成才。难道只有出国才能培养人才吗?不!程莉的事迹告诉我们,在神圣的共和国土地上成长的杰出人才同样具有灿烂光彩。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编后
  人有大志在 何处不翻飞
程莉走过的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
近些年来,出国学习成为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朋友的热门话题、苦心追求的目标。然而程莉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专心致志,埋头苦干,“生活中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把一切能利用的时间全用到了学习、教学和科学研究上。她未出国门却掌握了英、法、日三门外语;教学上,她能熔科学与艺术于一炉,一丝不苟,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科学研究上,她取得了受同行称赞、为国内外专家所关注的成果。她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不仅取得了博士学位,而且成为北京市最年轻的女教授。
“人有大志在,何处不翻飞”。程莉同志的经历(还有许许多多青年知识分子朋友的经历)说明,不出国同样可以成为学术上的佼佼者,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
到国外学习别的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毫无疑问,是很必要的。对此,我们国家是非常重视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朋友想通过到国外学习,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这也不难理解。然而,无论怎么开放,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有机会到国外学习的人也只能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对绝大多数青年朋友来说,更切实际的选择是立足祖国大地,走自己成才之路。程莉同志的事迹很值得借鉴。
出国是个手段,学习真本领才是目的。在科学技术领域,我们并非什么都不如人。事实是,我们在不少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我们有一流的专家、学者和教授,有一流的实验室和研究手段,也有一流的研究成果。对于有志者,立足国内,同样可以攀上科学技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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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强有力的“后台”
——山东省计划生育工作纪实(上)
本报记者 艾笑
“计划生育老大难,就要老大抓,抓老大,老大真抓就不难”,山东人总结得实实在在,因为他们有了——
强有力的“后台”
——山东省计划生育工作纪实(上)
在今年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期间,趁山东省省长赵志浩到会之机,记者采访了他。
1989年山东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达到了16.88‰和11.18‰。不仅比1987年的23.35‰和16.28‰下降了很多,还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记者问,这个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呢?
赵省长先摆了省情:“山东土地只占全国总面积的1.6%,却养活着全国7.4%的人口。目前已超过8000万的总人口,还在以每年近百万的数目增加着,而耕地每年却要减少70万亩左右。本来,这几年山东的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大都名列前茅,可按人均一摊,却落到了第十位以后,有的还落到第20多位。”
他告诉记者,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琐碎、难度大、得罪人的事多,一些政府领导干部不愿管,还由于它是一种社会整体效益大、局部效益不明显,远期效益大、近期效益不明显,投入在短期内不易看到结果的事业,使一部分干部在任期内只侧重抓见效快的经济项目,而忽视了计划生育的战略意义。
他说:“我们为此建立的一套领导干部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约束机制,这两年都发挥了效用。我当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规格高、有决策权。在这个小组里,我可以协调39个部门,使其各司其责,形成综合治理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对每一项职责分工都制定了配套的年终考评内容和办法,坚决严格兑现。”
关于这位从基层一步步提升上来的年富力强的省长,他的工作魄力记者早有耳闻。比如,为克服和防止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短期行为,山东全省实行了对各级、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分管计划生育的干部进行离职审计、追踪奖惩。干部提拔晋升都要审查在职期间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怎样,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好的,调走了也奖,调走后发现抓得不好的也要罚。而且审计的情况都在相应的范围向群众公布……
赵志浩深情地说:“山东干部和群众的老革命传统至今未丢,集体的荣誉感和对国家的责任感都很强。我常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指标里是含‘金’的。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要多贴多少钱,就等于钢减产、粮歉收。在反复的国情国策教育中,全省干部强化了人口意识和人均观念。”
“思想认识提高之后,是否还应该给计划生育干部创造一些工作条件”?记者问。
“我觉得还有些‘硬碰硬’的东西,比如工作环境和条件等都需要领导切实提供。省里制定的《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决定》中,要求层层落实各级领导人口目标责任制,实际上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担压到了各级政府领导肩上,现在全省乡镇以上的责任书已签定100%。从1988年开始,省政府就制定了特殊措施,解决计划生育专职人员的编制、岗位津贴、转正等问题,并较大幅度地提高了计划生育人均事业费的标准。这些年,处处事事感受到人口过多的压力。专职干部在下面工作受了很多苦,至今工作仍很困难。我应当支持,各级领导都应当支持,同志们工作起来才能理直气壮。”
山东省计生委主任刘汉彬告诉记者:“说句知足的话。这两年,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给我们的工作很大支持。每次都及时地听取计生委的工作汇报,给予切实指导和帮助。凡是我们提出需要领导出面、讲话、发文件、作决定的,他们都尽量满足。遇到难解决的人、钱、物等实际问题,总能特殊关照。这对我们是很大鼓舞,增加了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大家精神状态很好,工作效率也高,确实感到困难少多了。”有位乡里的计划生育专职干部说:“计划生育老大难,就要老大抓,抓老大,老大真抓就不难。这话不假,关键就是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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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高技术产业刻不容缓
于维栋 邓寿鹏
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造传统工业和基础工业、解决11亿人的吃饭问题、提高综合国力,这都是通往现代化之路上迫在眉睫的难题,解题的思路何在?——
发展高技术产业刻不容缓
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高技术领域取得了许多出色的成就,已经建立了包括航空和航天、核能、微电子和计算机、生物工程、光电子及通信工程、海洋资源开发、新材料、自动化、精密仪器仪表等工业在内的高技术产业。198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已达700多亿元,1988年,仅电子产业的工业产值就达628.29亿元,其中出口产值87.28亿元,占总产值的13.89%。
过去1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高技术及其产业保持着很高的发展势头。一些缺乏高技术基础的国家和地区凭借引进、吸收外来高技术,迅速形成高技术产业,从而实现了经济起飞。我国是拥有高技术攻关能力的国家,有较好的技术基础发展高技术产业。在当前的整顿经济、调整产业结构中,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刻不容缓,如不抓紧,就会延误民族振兴的大业。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不发展高技术产业就无法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无法摆脱贫穷的面貌。据广东、福建对11个高技术企业统计,1987年人均产值达8万多元(为当年全国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4.8倍),其中深圳三英电脑公司人均38万元,广州华南自动化工程联合公司人均产值20万元。航空航天部和深圳市联办的圳峰工业联合公司和天马微电子公司,人均产值分别达20万元和12万元。
高技术产业不仅劳动生产率高,而且节约物料,节约能源。我国能源、交通运输、原材料都很紧张,按照老办法发展经济,不依靠高技术,不仅经济搞不上去,能源、交通的紧张状况也无法根本缓解。
改造传统产业和基础工业,要靠高技术。就整体而言,我国高技术产业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小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然是传统产业占主体。但是,我们能否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目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条件还不成熟,可以置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不顾而专一地发展传统产业呢?不能。我国的传统产业和基础工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更新,仅仅依靠传统的工艺技术和传统的产品已经难于度日。
例如,皮鞋制造业是一个传统产业,上海的制鞋业大部分是老设备,甚至还有手工操作,每年出口800多万双,平均每双合1.7美元,年创汇6000多万美元。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制鞋业普遍采用电脑辅助设计、激光下料、数控机械加工,平均每双单价比我国高几倍,甚至几十倍。可见,就传统产业论传统产业是不行的。
要改造传统产业和基础工业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引进生产线,一个是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产业来改造传统产业。引进生产线当然是有效的,也是来得最快的。但是这种办法非常有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而穷的国家来说只能是补充手段。因为第一,引进需要大量外汇,我们拿不出很多外汇;第二,即使拿得出外汇,引进生产线之后,许多关键技术和元器件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摆脱不了受制的困境;第三,长期依赖引进,将制约和扼杀我国自主开发高技术的能力。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2%,土地只占7%,人均耕地不足2亩,吃饭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靠高技术。70年代我国在海南岛利用当地的气候条件,完成了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搞出了高产籼型杂交水稻品种,推广后每亩增产50公斤。现在这个基地正在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的领导下,搞杂交水稻二系配套的研究。目前我国每年要花许多外汇进口粮食,这项研究的成功及推广应用,就能缓解这方面的矛盾。
二次大战之后,国际竞争已经由军事霸权逐步让位于以经济、科技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其中高技术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一般来说,衡量一国的综合国力,包括3种能力、9项要素。3种能力是指: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9项要素是指: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政治安定、教育水平、军事力量、外交能力、文化、人口、国土等。当权衡我国的综合国力时,我国的人口、文化、国土等要素,别人是不敢轻视的,但经济、科技、军事等项却是较弱的,显然,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如何,高技术产业占重要位置,尤其是对中国来说,作用特别突出。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加速了科技进步,大批新技术引进及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但是,科技进步和高技术的发展,还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因此,发展高技术产业是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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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留学归来

  还是故乡月儿明
——记中国地质大学留学归国博士刘育燕
1989年10月2日上午,日本神户大学本部会议室正在举行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当新野幸次郎校长将鲜红的学位证书亲手交给刘育燕时,这位刚强的中年汉子眼里不禁涌出了两行热泪。回忆起两年的留学生活,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1987年10月,刘育燕作为进修生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派往日本神户大学,跟随安川克己教授进行古地磁研究。
安川克己是国际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80年代初期,他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可利用石灰岩洞穴沉积物来研究古地磁场的长期变化。这种观点曾引起世界地球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
如今,刘育燕到日本就是学习、掌握以及开拓、完善这种先进方法。
5个月后,他以优秀的研究成果,获得了“第一次在日留学生优秀科研奖”。由于工作需要,在征得大使馆和国内有关单位同意后,他决定延长少量时间,继续课题研究,并攻读博士学位。在安川克己教授的指导下,他重新调整了研究计划,进入了更加艰苦的拚搏。
这一段时间是刘育燕在日本最紧张的时期。他一方面必须应付各种考试和考核,另一方面又要扩大以及加深课题研究,还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博士论文和答辩。白天,实验室里的设备不可能一个人占用,他就抽出时间查找资料,而把实验时间安排在夜晚,从6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上午9点。到了后半夜,实在困乏极了,他就走出实验室,看看天边的星星。遥望远方的祖国,他不禁想起了曾给予他温暖和友爱的母校,想起了那被从死亡线上夺回来的女儿……
那还是在1984年11月,他心爱的女儿被告知患了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医生下结论只能活4个月。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中国地质大学的领导和师生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女儿病危时,一星期两次输血,病情稳定后,又是近一年的住院。在这期间,要钱、要物、要人、要车,只要有什么困难,学校总是尽力解决。如今,女儿能活蹦乱跳地在附中读书,多亏大家的热心帮助,她的生命是母校以慈母之爱换来的。每当想到这里,刘育燕就觉得没有理由不珍惜母校给予自己的国外学习机会。他浑身又充满了力量,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拚命工作。
一段时间下来,他的身体慢慢顶不住了,视力下降,经常头晕,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
学校放寒暑假了,一些留学生都利用这段时间去旅游,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可他却趁这个机会,三次乘船(两次自费)回国,到广西、贵州、湖北等地钻山洞,采集标本,每回都是家里的匆匆过客……
两年的辛勤耕耘终于有了收获,他完成了一般至少要用3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博士论文。他通过对石钟乳、石笋等石灰岩洞穴沉积物的磁性、以及氧、碳稳定同位素的研究,从古地磁和古气候学的角度,对中国南部过去1万年之内的古环境变迁,进行了目前中国尚无先例的探索,填补了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当研究工作已近尾声,刘育燕即将回国的时候,他的导师、同事都真诚地挽留他,希望他留下来继续进行他的研究课题,但他一一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想我的孩子,我思念我的祖国。”
就在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后的第八天,刘育燕踏上了归国的渡轮。1989年10月15日,他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中国地质大学。
当日,正值阴历9月16,夜晚,一轮圆月高挂中天。沐浴在银色的月辉下,刘育燕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还是故乡月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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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农民盼望买到农业科技书
我镇武集村刘传虎等粮棉种植大户,为能买到棉花、水稻高产栽培技术和农作物病虫草害防治等科技书,先后跑过泗阳、淮阴以及宿迁等地的新华书店,结果书店里都没有。降价处理的书柜前,偶尔有几本,也都是六七年前出版的已被农民掌握了的过时“老皇历”。
农业要上去,科技是关键。但光靠上级农技部门对少数干部和农民技术员的短期培训是不够的,农业科技书籍是科技兴农的常规武器,不可缺少。前天有十几位农民兄弟结伴来到镇政府,要我代笔投书报社,希望农业科技部门和出版单位编著出版一些农民爱看的农业科技书,也希望各级新华书店多发行销售一些农业科技书。 江苏省泗阳县王集镇政府 张耀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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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机勃勃的科技产业
——访南京大学科技开发研究院
南京大学的科技开发工作在全国高校中颇有名气。阳春三月的一天,我访问了主管学校科技开发工作的南京大学科技开发研究院。
来到简陋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的一大张科技开发创业示意图。从曲线上看,在一九八七年之前几乎是徘徊状,一九八七年上了一个大台阶,跃上千万元大关,迄今已连续稳步发展了三年。最近两年,南大科技开发研究院主要发展科技产业。他们着力于对现有校办厂加以改造,根据工厂原有属性,优化其功能,逐步从普通的企业过渡到科技产业。现在的校生物化学厂,就是成功的一例。
生化厂的厂房不足二百平方米,只有十七个正式职工。生化厂的产品主要是尿激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相当优势。几年来,他们已累计创汇一千五百万美元,人均创汇近百万美元。根据国内外市场需要,南京大学借助生化厂的优势又建立了制药厂,现在已经生产出注射用尿激酶针剂(治脑血栓用)和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女性不育症)。南大已初步形成以生化专业为依托,以生化厂、制药厂、生物生化制品厂和药物开发研究所等为主体,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生物生化高科技产业。今后还将创办以物理、化学等系为依托的特种材料产业,以化学系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为依托的精细化工产业等。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中试基地。为此,科技开发研究院根据本校的特点,在化工、物理、生化等方面逐步建立了具有“孵化”功能的中试基地,大大缩短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周期。如在南京市浦口高新技术开发区首批确认的十九个项目中,南京大学就占了五项。
南京大学对前几年的科技开发工作进行了调整:调整指导思想,明确以满足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需要为前提,以市场为导向,以拳头产品为龙头,发展有生命力、竞争力、有特色的科技产业;调整队伍,根据“统筹安排,扬长分流”的原则,组织骨干队伍,鼓励和挑选有开发能力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创办科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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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济南军区145医院妇产科护士张玉英3次放弃提拔使用的机会,甘当一辈子“接生婆”。27年来,她接产护理了2.3万多名婴儿,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被山东省政府和军区评为“先进妇女标兵”和“三八红旗手”,并荣立二等功。
徐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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