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综合)
专栏：
荣辱与祖国同依
——上海１７３位早期归国科学家的情怀
新华社记者 邬鸣飞 张学全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２日下午，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和副市长刘振元专程赶到中科院上海分院，与３０多位新老科学家共迎新春，席间的气氛十分热烈，冯德培、苏步青、汪猷等一批归国老科学家纷纷赋诗：“遵循昨日成功路，推快今朝进展轮”，“白头爱惜桑榆晚，快马加鞭未下鞍”。这些老科学家们不忘报国的高尚情操，深深感染了所有的宾客。
他们的爱国情怀岂止在晚年哟！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显示：共和国诞生前后的数年里，舍弃国外优越待遇归来的老科学家，上海现有１７３名，他们与祖国长年相依，为“母亲”竭诚奉献，留下了一行行闪光的脚印。
不要说一无所有，关键要挺起自己的脊梁
当年，这些科学家一踏上曾经养育自己的黄土地，都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祖国穷，不仅严重缺乏科研仪器设备、经费，甚至连科研人员的住房、生活费用也难以安排。等待？退缩？他们作出了另一种抉择：“不要说祖国一无所有，关键是我们要挺起自己的脊梁，不畏劳苦地为共和国创业。”
上海冶金研究所的吴自良，留美期间便是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拥有高薪和洋房。１９５０年回国后，他住在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仓库阁楼上。工资水平低，每天的早餐只能吃两个油饼。“不怕穷，就怕没精神！”他回忆道：“我当时什么也不顾，只想尽早为祖国创造成果。”他的实验室除一台金相显微镜外，没有其它仪器。买吧，没有钱，他就四出向兄弟单位借。经过“东拼西凑”，科研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以我国富有元素锰和钼替代稀少的铬研制的４０Ｘ合金钢代用品，被誉为建立我国合金钢系统的典范。
当外国在核研究方面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时候，吴自良又投身到了独立自主发展我国核工业的事业中，他受命主持了“甲种分离膜”的研制。这是解决核燃料分离关键问题的项目。没有任何资料，吴自良全心扑到实验上。营养不良，加上经常接触有害气体，他的身体渐渐虚弱，不久患了肝肿大。“外国人欺负我们，咱再困难也要拿出成果来！”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忍着病痛带领１００多号人坚持实验，终于提前两年完成了任务。这项重大成果一举打破了外国封锁，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
国穷人穷志不穷的品格，同样在其他科学家身上闪光。
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兼长海医院肝外科主任吴孟超走过的历程就是一条闪光的道路。
到目前为止，他已为１０００多位病人切除病变肝叶，其中肝癌５００多例，患者３年和５年生存率分别达７８％和６４％，有的肝癌病人手术后健康地生活了２２年，成为世界奇迹。
这惊人的业绩，正是出自吴孟超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爱。他当年离开在马来西亚的父母，孑身一人回国。１９５６年，当他了解到我国是肝炎、肝癌高发区，而肝脏手术尚属空白时，便决定向这个“禁区”冲刺。这时，某国一个外科代表团来到医院，洋大夫们听说中国也要做肝脏手术，立即投来怀疑的目光：“我们建立肝外科也花了几十年，你们能行吗？”这话更是刺痛了吴孟超的心。“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要做到！”他一个接一个地解剖肝脏，彻底弄清它的构造。尔后把实验深入到禁区中的“禁区”——血管多而易破的中肝叶。这种手术，当时国内外都无先例。锲而不舍的探索，他终于把手术刀伸到了中肝叶，成功地挽救了一个个病人的生命。我国肝脏手术由此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我国著名肝癌专家汤钊猷称赞说：“吴孟超是目前世界上肝脏手术做得最多的人，成活率也是世界领先的。”这绝非夸大其辞。如今，北美、西欧、东南亚等地的病人都慕名前来求诊，吴孟超也早已成为国际外科学会著名会员。
汤定元，这位我国半导体学科的创始人，为国争光的许多业绩也令人钦佩。他从芝加哥大学回国时，半导体科学在国外发展势头已经看好，而国内因经费困难，尚未起步。汤定元心急如焚，他和另外三名知名专家合作，争分夺秒地为半导体事业奔忙，研制了一系列半导体器件，攀登了一个个科技高峰。其中温差电致冷器、硅太阳电池、硫化铅红外探测器等已大量生产应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半导体科学的发展。他负责研制的一种红外探测器，已成功地用于我国气象卫星，所获图片可与美国同类探测器媲美。
在贫穷的国土上，１７３位归国科学家含辛茹苦地耕耘着。到目前为止，上海已有２０００多项国家级获奖成果。从我国研制成功第一批激光钕玻璃，到我国第一条试验光纤通信线路的铺设；从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到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从人造卫星材料的研制，到人造血液首次运用于炮火纷飞的战场……这些名扬世界的硕果，几乎都溶进了这批科学家搏击的殷殷心血。
人生之路再坎坷，也不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
今年春节前后，记者曾走访了其中的部分科学家。他们谈起为国争光的往事是那样的精神抖擞，神采飞扬。回首那几经风雨的坎坷历程时，他们又显得那样豁达大度，对祖国没有半句埋怨和牢骚。因为，在他们眼里，个人只能报效中华，不能责怪有着养育之恩的祖国，有过失误的祖国仍然高于一切，大于一切！
他们今天这样，昨天也是这样的情怀。“文革”期间，１７３位科学家被诬为“里通外国”、“外来特务”等，或被关押，或遭无休止的批斗。他们受辱、委屈、心在流血。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许多人还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续向祖国倾心吐丝。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报国情景呵！
带着６箱科研仪器归来的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文革”一开始就被诬为“美国特务”而关进“牛棚”。实验做不成，他就在隔离室里偷写向群众普及癫痫病知识的《癫痫答问》。
著名桥梁专家李国豪也身遭隔离了。在一间１０平方米的小屋里，他继续着武汉长江大桥晃动问题研究。这座大桥通车时，十几万人拥到桥上欢呼雀跃，大桥左右晃动起来。大桥为何晃动，稳定性有没有问题？李国豪急于解开这个疑团，在逆境中熬过五个春秋后，李国豪完成了所有的实验，并作出理论分析：武汉长江大桥的晃动，是由于人群使桥梁产生一种挠曲扭转振动而引起的，宛如坐人的船左右摇晃一样，对大桥的稳定性毫无影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李国豪报告了这项重要成果。一位总工程师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徘徊了１７年，现在这个谜终于解开了！”
当祖国迎来科学的春天时，这些科学家又个个都忘却了自己的委屈。１９７７年夏天，人民大会堂一间会议厅。邓小平同志与全国３０位大学教授和科学家进行了历时４天半的座谈。人们争着向党中央力陈振兴祖国科学良策。轮到上海硅酸盐所所长严东生发言了：“我建议马上恢复国家科委，几路科技队伍急需有个协调机构，同时能否尽快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以鼓起科技人员的士气，还有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他带着受“文革”摧残留下的腰椎骨质增生病痛侃侃而谈，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不时颔首称是。
人们听完科学家们这些“过去的事情”后，有敬佩的，也有百思不解的。于是，便有了这样的问答：
１９８９年７月的一天，在一列南下的列车上，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问刚刚相识的汤定元：“您当初舍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国，这些年来又吃了苦，后悔不后悔？”“我从来不后悔！”“中国太穷太苦了。”“正因为穷，我们才回来建设它！”……
祖国，儿女再为您拉一段纤绳
沧海桑田，岁月如流。
１７３位当年的战士，而今已两鬓染霜。然而，他们仍然如痴如醉地劳作着，奉献着。许多人发出由衷的心声：“只要我能动弹一天，就要为祖国拉一段纤绳！”
在钱伟长教授的客厅里，一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条幅格外醒目。老人以此为座右铭，几乎天天从黎明忙到深夜。作为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他主持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作为一位科学家，他１９８４年以来写出了５部专著，１８篇高质量的论文，同时担任了三个学术刊物的主编或编委；作为研究生导师，他又先后带出了１６名博士生和１０名硕士生。
钱伟长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后，工作日程表排得更满了。但不管多忙，这位身兼２７职的古稀老人还经常走南闯北调查研究。眼下，他已走访２８个省、市、自治区，作了５００多场演讲报告，为各地发展经济和科技献策，听众达５０万人次。
凭着赤诚的心，６９岁的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一面忙着繁重的公务，一面挤时间搞科研，近年又有两项成果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生物学家周光宇和外地专家合作，在国内首次运用生物工程技术培育出棉花高产新品种３１１８，单产比普通品种增加２０％以上；８０高龄的著名有机化学家汪猷，带着助手完成了比胰岛素大四倍的生物分子——天花粉蛋白一级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测定，为深入研究这一计划生育新药的结构与功能奠定了基础。
在上海细胞研究所，还有一位“帮助中青年同志做点工作，等于我自己在为四化尽力”的王蘅文。１９５２年从瑞士留学归来的她，曾在职业肿瘤研究方面获得１０余项重要成果，是国内这一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如今，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已使她半身不遂，两眼视力也所剩无几。但这位病理学家居然撑起瘫痪的身躯，在家里戴着１０００多度的眼镜帮助中青年同志查阅文献。一面看，一面用颤抖的右手做笔记。她每年看书上百本，作笔记１０万多字。她还指导前来求教的年轻人判读肿瘤病理切片，为即将出国进修的同志辅导外语，或修改学术论文。
９０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到了。岳阳路上，坐落着归国科学家比较集中的一些研究所。早晨，春光融融。你会在上班的人流中找到他们——生理学家冯德培，生化学家王德宝、王应睐、纽经义，细胞化学家施履吉，药物化学家高怡生……这些中外闻名的科学家虽然都已年逾古稀，但仍像过去一样上班，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第4版(综合)
专栏：
老将军 新使命
——访新补选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
本报记者 赖仁琼
中央军委委员洪学智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位在战争年代立下赫赫战功、建国后又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而功勋卓著的老将军，对此有何感受呢？记者来到北京西郊一所院宅，访问了这位新的政协副主席。
从士兵到将军
魁梧的身躯，藏青色的中山装，和蔼可亲的笑脸。看上去，将军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既不失武将的威严，又颇具儒将的气质。客厅的衣架上挂着老将军那件“将校呢”大衣。从游击队到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至今，他在人民军队已经干了整整６１年。
“战争年代我是打仗的。”忆及往事，将军谈起自己的身世。他的出生地安徽金寨，地处河南、安徽、湖北三省交界，鸡鸣三省可闻。旧中国，军阀割据，连年混战，遇上旱灾、水灾或瘟疫流行，灾民到处逃荒要饭。那时候，谁管老百姓的死活呢？他正是怀着为穷苦百姓翻身求解放的壮志，１６岁时就参加了游击队。不久，又成了红军队伍的一员。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将军。１９５５年，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１９８０年后，他又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部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委员。
“共产党员要一切听从党安排”
在将军６０余载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多少次岗位变动。在战场，他本是一员猛将。然而，当年毛主席一纸命令，他走马上任当了总后勤部部长。
然而，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将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卷到了东北的大草甸上。近２０年的贬谪生活使他尝尽人生的苦辣辛酸。但胸怀坦荡、坚定乐观的洪学智将军却怀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相信党、相信人民。１９８０年，当最高统帅部要物色一个深孚众望，既懂军事，又懂经济管理的后勤部长时，洪学智成了最理想的人选。
将军二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后，热情百倍，拚命工作。他亲手制定建设战斗化后勤的发展战略，深入基层、边海防连队调查研究，为军队建设办了许多实事。短短几年，洪学智部长领导后勤大军打了一个个漂亮仗。
眼下，这位有６０余年党龄的老党员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将军表示：“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共产党员要一切听从党安排！”
政协新兵的心愿
“我到政协算是新兵。”将军谦虚地说：“到了新的环境，一切都得从头学。革命者活到老学到老嘛！”将军接着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很好！对新时期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在政协这个岗位上，自觉责任重大，一定要干好。”将军语重心长地对记者说：“你们年轻，不了解旧中国，但你们应该懂得：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人民要遭殃，国家也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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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模范自治区”增添异彩
——内蒙古人大代表畅谈党的区域自治政策
本报记者 高粮 碣石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５０年代赞誉过的“模范自治区”，是伴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炮火洗礼，在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宣告成立的。这就是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
连日来，参加七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内蒙古代表团，讨论热烈。万里委员长、姚依林副总理曾到内蒙古代表团听取意见。姚依林副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内蒙古各族人民是顾全大局的，自治区党委、布赫同志是顾全大局的。你们有民族团结的好传统，要发扬下去。”
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政府主席布赫（蒙古族）谦和地说：“中央领导同志的话，是对自治区各族人民和各级领导班子的鼓励鞭策，主要是党的民族政策好。前两天，一位香港记者问我：‘你们老讲团结，是否内蒙古不太稳定？’我笑着告诉他：不是，内蒙古是稳定的，各民族是团结的。我国是多民族国家，不讲团结怎么能行？中华民族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我们党制定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根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他说：“现在国际上少数反华反共势力妄图挑起民族纠纷，破坏祖国统一，鼓吹什么‘自决’、‘独立’。我们不仅要警惕，而且要批驳。”布赫说：“这些人其实根本不懂得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不懂得在民主革命时期少数民族同志同汉族同志战斗在一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少数民族同志同汉族同志的汗水又流到一块。”
布赫代表接着说：“正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少数民族真正当家作主，内蒙古各项事业迅猛发展。在全区，少数民族人口占１７％，而干部队伍中少数民族占３０—４０％，自治区政府人大班子中，少数民族占５０％左右；解放前，内蒙古没有一所大学，现在有近２０所，培养出了一批国际上知名的走在学科前列的学者、教授。蒙古族语言、文字的普及，蒙文书籍、报刊的大发展，解放前根本办不到；改革前，牧民人均收入二三百元，现在达到１０３８元。在国家扶持下，建成了包钢等钢铁基地和好几个煤炭基地，以及毛纺、肉类加工等基地。最近，我们又加速了二连油田开采步伐，铺设管道，要在呼市建成年产１００万吨的炼油厂，集宁到通辽的铁路也在积极筹建之中；继续在黄河上游扩建商品粮基地。去年发生动乱，许多牧民说，现在日子蒸蒸日上，还闹什么？内蒙古各族人民是反对动乱的。这些成绩，都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
曹秀卿代表（回族）说：“在内蒙古自治区对我们回族同胞也是非常关心的。内蒙古各族人民关系融洽，平等互助。自治区领导经常深入回民区，尊重我们民族风俗，帮助回民解决问题。我父亲对我说：‘你是呼市第一个回民全国人大代表，千万不要辜负党的培养。’”
来自呼伦贝尔盟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三个民族自治旗的人大代表也都发了言。他们认为，没有国家在政治上的关怀，经济、教育、文化上的扶持，他们三个民族自治县也是不可能发展这么快的。
人大代表、自治区顾委主任郝秀山（汉族）说：“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不为国际上各种风浪所动摇，坚信党中央，搞好团结，让５０年代的‘模范自治区’在新时期增添异彩。”郝秀山代表的话道出了内蒙古所有人大代表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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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担心政策会变”
——农民代表张文康一席谈
本报记者 徐运平
四川有名的“蔬菜大王”——人大代表张文康，一见面就对我说：“我不担心农村政策会变。”
张文康说，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要保持农村基本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说出了我们农民的心里话。
农民最关心的是农村政策问题，这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前些年担心政策变，成了农民的一块“心病”。
张文康说他心里很踏实。他举了两个例子。
例一：川东有一个养猪专业户的猪被人赶走了，年初去法院告状时，法院有个同志说：“你们专业户是错误路线扶起来的，现在政策变了，你们也垮了。”前不久，省科协得到了这个情况，马上向省里汇报。有关部门很快对此事进行了认真处理，保护了这个专业户的合法权益。
例二：有一阵，荥经县传说今年农村要按个人收入和财产重新划分家庭成份，一位养兔专业户十分担心。省领导闻讯后亲临该县，重申了农村政策的稳定，报纸也作了相应报道。
张文康代表说，省里今年年初在温江县召开了先进专业户表彰大会，省长张皓若也来了，受表彰的专业户个个披红戴花，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这些都表明农村政策不会变。
张文康还告诉记者，一九八六年除夕，邓小平同志回四川时在成都专门接见了他。他说，我们专业户的发展，一靠政策稳定，二靠科技兴农，三靠合法勤劳，我们充满信心。
他最后请记者转达一个建议：从一九八三年起，连续五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讲的农村问题，这三年没有发了，希望每年中央还是要给农民发个文件，让农民更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