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3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两会新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李伯宁委员(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主任)说:
    政府工作报告有两点不足
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很好的,尤其对国内外的政治分析准确,提法恰当。但感到有两点不足,一是对水利问题提得不够,二是对贫困地区问题根本没提。这是很大的缺陷。水利对农业、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制约关系非常大。因此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应加上大力改善水利条件,提高抗灾能力,改善靠天吃饭的局面。在邹家华的报告中,也应更具体讲水利和贫困地区问题。韩德培委员(武汉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说:
    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但仍需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要有参政议政的能力;人大常委会的委员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要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周政贤委员(贵州农学院林学系教授、系主任)说:
    生态平衡要搞综合治理
林业、牧业要与农业联系起来强调,大江大河要治理,但光靠水利部门不行,要与林业密切结合,要与江河上游的防治水土流失,生态平衡密切结合,否则治理效益不会高。林华委员(国家计委咨询小组副组长)说:
    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很有必要
李鹏同志在报告中讲要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这很有必要,这对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住和平演变会大有意义。有些青年人不知道这些历史。康岱沙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秘书长)说:
    深化改革要使人民有思想准备
我国人口多,基础差,深化改革难度大,错综复杂。我们战略上要有信心,但战术上要高度重视,要使人民有思想准备,改革要付出代价,为了美好的明天,今天必须过紧日子。要让人民了解困难,万众一心过难关。要让人民对预想不到的事件、灾害有思想准备。冀绍凯委员(原航天工业部顾问)说:
    领导干部联系群众要防止走形式
中央领导深入群众看来是有决心的,但帮倒忙的问题必须解决,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抬轿子。不然,你想深入基层都深入不了。如果各级领导严格按照规定标准办事,多让中央领导同志接近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我看大家就会满意了。张文庄委员(中国老龄委员会副主任)说:
    官僚主义是廉政建设的大敌
有的干部在工作中只是应付,搞形式,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的真实情况。过去我们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做法很好。现在不少人下去走马观花,而且有的人多吃多占,脱离群众严重。建议今后领导干部、机关干部、青年学生都应下去参加劳动,加强劳动观念,密切联系群众。吴式铎委员(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级工程师)说:
    不能再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情况
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要在坚持财政金融“双紧”方针的前提下采取几项缓解措施。关键是对“适度”如何理解,怎么掌握,报告中没讲。我担心再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郭平坦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说:
    住房改革计划不能停步不前
国家关于住房改革的计划不知为何停滞不前,建议推进这一计划的实现,把现有住房卖给个人(国家、单位、个人三结合),收回资金,用于基本建设周转资金。朱及群委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说:
    大力抓好青年教师的思想建设
大力抓好高校师资队伍,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思想建设工作,是当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现在高校中确有一些青年教师思想混乱、认识模糊。青年教师容易和学生接近,对学生的影响很大。对政治素质不过关的人,要调离教师队伍。孟雁君委员(北京市怀柔一中教师)说:
    中学德育教育亟待加强
德育教育抓得不力的原因,从学校方面来讲,主要是办学方向不够端正,片面追求升学率,认为德育教育是软任务,提高升学率则是硬任务。要加强、改进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现在在德育方面不同程度的存在表面化、形式化等问题。王佐良委员(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说:
    要重视人文科学的发展
我国人文科学研究有许多学科处于世界前列,像考古学、敦煌学等,但这些工作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自然科学相比经费少得多。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正相互渗透合流。应该办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重视人文科学的发展。侯祥麟委员(全国政协科技委副主任,学部委员)说:
    不能中断基础数据的积累
要重视和支持基础数据的积累,特别是来自我国具体条件的数据。“文革”期间对土壤腐蚀工作的干扰,造成了10年数据的断缺,要补齐这些数据需要10—20年。目前已建的数据网若再中断,时间和经济的损失会更大。因此,尽管当前国家在财政上有困难,也必须继续拨款支持这项工作。张开逊委员(机械电子工业部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说:
    要支持科技学会的工作
我国各种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会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国科技事业的宝贵财富。外国许多科学家都十分羡慕。国家支持学会的活动是一本万利的事,目前决不能削弱对学会的经费支持。陈癸尊委员(江西省副省长)说:
    职称工作要正常化制度化
当前,知识分子有一件事非常关心,就是盼望职称工作的正常化和制度化。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加上:“要继续深化和完善人才管理制度的改革,认真总结近年来进行的职称改革,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的经验,尽快使职称工作正常化、制度化。”王照华委员(中国老龄委员会主任)说:
    老年人的问题不容忽视
我们国家要稳定,老年人的问题应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全国现有9700万60岁以上的老人,预测到2000年将达1.3亿,占全国人口的10%—11%,我国将跨入老龄国的行列。虽然中华民族有尊老、敬老的美德,但问题仍然很大,老有所为、老有所养和老有所医的问题将是老年工作的重要内容。顾方舟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教授)说:
    人才断层问题亟待解决
医科院人才断层现象严重,中年知识分子很多人出国,有1/3的老专家没有助手,很多研究室出现“一仆二主”现象。有个老教授71岁了不能退休,原因是没有人接班。要解决人才断层,在政策上应给予特殊照顾,如对有成绩的青年人破格提拔。
邹仁鋆委员(河北省科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说:
    重视基础研究要落到实处
基础研究工作非常重要,更应落到实处。比如我们有“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火炬”计划、“燎原”计划等等,基础研究也应有一个计划,可否叫“攀峰”计划,就是说,在科学技术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同时,留一部分人搞基础研究,去瞄准世界高水平,去夺取金牌。还应搞一个“更新”计划,专门解决引进技术的国产化问题。钱宇平委员(北京医科大学教授)说:
    科研经费应有使用的自主权
每年上级拨来的科研经费,经过各级部门层层扒皮,真正到我们手里就很少了。另外,在经费的使用上也不能自由支配,有时还要我们自己掏腰包。我建议对科研经费的使用作出明确规定,科研人员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董幼娴委员(民建中央常委)说:
    应重视引进和国产化相结合
在改革开放中,应重视和研究引进和国产化相结合。现在,引进和国产化是两张皮。由于各种原因,如厂家之间缺乏协作精神等,影响了国产化进程。陶其媺委员(天津市感光胶片厂高级工程师)说:
    提倡联合引进保护民族工业
目前引进了好几条彩色胶卷生产线,每一条要花许多外汇,有些项目是首长批的。引进是正确的,但要加强宏观控制。应提倡联合引进,国家花一次钱,全行业受惠。连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行?李信贤委员(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讲师,侗族)说:
    要重视南方防护林水源林的建设
这几年国家在北方搞“三北”防护林很有必要。但南方的防护林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没有注意水源林的保护。自然林减少,人工林跟不上。破坏环境的砍伐阻止不住。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保护区内农民的口粮问题没有解决,保护区内及其以外地区农民的烧柴问题没有解决。同时,对于森林,只有林业部门出钱出人进行保护,却没有收益,而其它能够获得收益的部门却只管收不管保护。谢辰生委员(国家文物局顾问)说:
    文物界的困难应引起重视
文物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现在有的地方文物管理部门以改革为名给博物馆规定经济指标;有的名胜古迹被和尚占去用来捞取香客的钱财,这是背离文物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的。闵建蜀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说:
    增加新税项税率要适当
王丙乾部长的报告的中心是开源节流,报告提出要增加新的税项,但税率要适当,不能打击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过高税率对经济发展也是不利的。陈爱莲委员(中国舞剧院演员)说:
    文化部门的改革缺乏连续性
过去文化部门的改革缺乏连续性,不应因领导人的更替,而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文化部对现有的13个艺术表演院(团),要认真研究一下,明确任务和方针。有些该养的就养起来。对文化工作者应实行聘任制,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李谷一委员(中国轻音乐团团长)说:
    保护革命遗址和文物
前不久,我到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纪念馆参观,没想到展区内脏、乱、差,墙上刻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使人看后非常难受,令人不能容忍。希望有关部门要严肃对待。关涛委员(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张西蕾委员(化工部科研总院原顾问)等说:
    坚决禁止损害妇女形象的现象
近年来,女性形象广告化、商品化的现象日趋严重,女性照片充斥广告市场和文化市场,有些甚至出现黄色淫秽的画面。这严重地损害、丑化了中国妇女的形象,令人反感。有关部门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干涉、制止损害、丑化女性形象的广告和文化品的出笼,并应当建立这方面的立法。刘正委员(湖南省政协主席)说:
    精神产品生产要严格把关
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精神滑坡,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不正风气不但在严重冲击经济领域,而且在严重冲击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一些坏作品危害很大,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潜移默化危害更大。在这方面,一要加强思想教育,二要文化部门严格把关,三是国家对精神生产单位也要采取扶持措施,给点政策。沈遐熙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兼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说:
    宗教界要为社会稳定作贡献
稳定与宗教不可分,这关系到五大宗教信徒的前途和根本利益问题,是宗教界的头等大事。要大力协助党和政府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一方面,要加强宗教对外的宣传工作;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和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与和平演变。王贤才委员(《江西医药》杂志主编)说:
    充分重视初级医疗保健工作
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医疗保健”这个目标,是我国领导人在国际上作过庄严承诺的。达到这一目标,不是泛泛的评估,是有一系列非常实际的“硬指标”的,像基层卫生保健网、儿童计划免疫率、农村改水等,都有具体要求。现在,各地进展很不平衡,一些地方对这项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卫生经费开支距要求还相差甚远。如果不尽早注意,不逐年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努力,今后将很被动。
顾毓瑔委员(上海市纺织局技术顾问)说:
    要防止“诸侯经济”发展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只是计划经济的补充,因此必须加强宏观控制,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防止所谓“诸侯经济”的发展,树立全局观念,增加宏观控制,下好全国一盘棋。张有萱委员(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董事长)说:
    严格控制把好技术引进关
技术引进要严格控制,有计划的本着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引进技术,利用外资,严防重复、盲目、竞争、无管理、无控制的引进。应该建立技术引进法。陈家镛委员(中科院学部委员、冶金化工所研究员)说:
    矿山与植被已破坏得很厉害
40年的经验教训我们总结得还不够,大跃进我们抓大炼钢铁,到处开矿,破坏了矿山。现在对黄金矿又出现乱开乱采的现象。现在虽对开金矿有了新的规定,但矿山与植被已破坏得很厉害了。李峰委员(《半月谈》杂志社主任编委)说:
    新闻工作者要对国家稳定多做贡献
当前,维护国家的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这当然应该成为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使命。新闻报道天天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导向正确,能产生巨大的稳定和前进的力量;导向错误,也能制造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说,记者笔下无小事。我们每个新闻工作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责任感,对国家和社会稳定多做贡献。新闻报道的导向要正确,就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当前要把党的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的精神,化为记者搞好新闻报道工作的指导思想。新闻工作还必须贯彻党的新闻工作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以正压邪、去邪的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是对党、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方针。华君武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说:
    居安思危应是教育的一个内容
多少年来我们养成一种习惯,不思危。居安思危应是教育的一个内容。现在的电视广告整天出现我爱吃美国饼干、我爱美国口味等。问题很严重。要居安思危,有忧患意识。我们中学时代还抵制日货,现在却都说外国的好,这怎么得了!王定国委员(原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说:
    要加强能源、交通的建设
我非常赞同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要在控制投资总规模的前提下,增加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投资。”目前,我们的能源、交通建设还没有引起一些地方的足够重视,致使一些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由于道路交通没有跟上,没有被我们充分开采利用。我们再也不能让修楼堂馆所有钱,买小轿车有钱,而修路无钱的现象发生了。我希望有关部门对此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力加强公路、铁路建设投资,充分开发宝贵的物质资源。谢志成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说:
    领导同志应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
学生们目前比较安静,在行动上能遵纪守法,但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确实不少。希望领导同志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同他们面对面地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动向,帮助他们成长进步。


第3版(两会新闻)
专栏: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是从事教育、文化、出版、科学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
民进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其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大多是上海文化教育界的进步知识分子。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在敌伪统治下坚持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总方针,积极投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经过多次酝酿协商,他们发起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并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进成立后,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主要领导人经常在《民主》、《周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为了扩大和平民主力量,民进联络和团结了上海六十几个主要群众团体组织,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1946年6月,民进参与发起组织了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民进领导人马叙伦、雷洁琼还参加了赴南京请愿的和平代表团,在“六·二三下关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殴打,身受重伤。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民进立即表示拥护和响应,主要领导人也先后由上海及香港转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22日,民进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坚决支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并诚恳表示:“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我们决定一致的合作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1949年9月,民进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了《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建国后,不少民进成员担任了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的重要职务,民进各级组织带领全体会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准则,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开展各项工作和活动,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做了许多工作。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民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致力于发展和完善业已确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履行自己政党的职能,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治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认真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同时,这些年来,民进为实现教育为立国之本,文化出版工作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主张,对我国教育、文化出版、科技事业的建设和改革,为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办了许多实事。
民进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现有会员48000余名,其中大多是教育、文化、出版、科技医卫、经济、政法界有一定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参政能力。目前有3000多名会员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政府领导职务。
民进中央主办公开刊物《民主》杂志,内部刊物《民进通讯》。
民进中央历届主席为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现任中央名誉主席为谢冰心,主席为雷洁琼,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为赵朴初。


第3版(两会新闻)
专栏:中国民主党派简介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是主要由医药卫生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所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的特点,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与我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
1927年5月,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鉴于武汉中央决心背叛革命,为了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酝酿组织新的政党。1930年8月9日,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反帝反封建反蒋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干部会,由邓演达任总干事,在华东、华北、华南一些省市开展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准备武装夺取政权。1931年11月底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为适应“九·一八”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倒蒋抗日”的行动纲领,先后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和福建人民政府。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首先响应,于同年11月10日在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反蒋联共抗日为总方针,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主张团结全国,对日作战,土地革命,实行民主。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会后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推动抗日而努力。1941年3月,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盟内的爱国民主力量一起,坚持争取民主宪政,团结抗日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1947年2月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易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会后配合解放战争,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和开展军事活动。1948年5月响应中共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农工党领导人和其他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参加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年9月,农工党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新中国成立后,农工民主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纲领,制定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积极参加国家事务管理、政治协商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各项政治运动,推动成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结合实践进行学习和自我教育。1958年11月,改全国干部会议为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季方为主席团主席。
在新的历史时期,农工民主党于1979年10月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农工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致力于发展和完善业已确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指引下,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互相监督,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事管理以及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农工党党员当选为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有1139人,担任全国和地方各级政协委员的有4138人。农工党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对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和振兴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协助中共和政府贯彻落实知识分子等方面的政策;为统一祖国开展各项活动;面向社会,积极开展医疗、科技咨询服务,举办业余教育,组织智力支边,开展同“三胞”的联谊活动等等,发挥了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1987年1月举行九届三中全会,接受了季方恳辞中央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周谷城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8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农工民主党目前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地方组织,有成员46000人,中央机关刊物是《前进》月刊。现任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周谷城,中央委员会主席卢嘉锡,中央咨监委员会主席沈其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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