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两会新闻)
专栏：
改善投资环境 坚持对外开放
——四位特区市长、人大代表采访记
本报记者 孟晓云
一、相约五次，才见到厦门市市长、人大代表邹尔均。这位务实的市长一到北京，就马不停蹄地为新上的台商投资区配套工程和聘请专家而奔波。“台资的迅猛增加，加快了厦门市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步伐。而台湾投资的涌入是随着两岸放宽探亲限制开始的。”邹尔均说。
厦门经济特区发展速度较快，１９８１年只有２．５平方公里，目前已发展到２６０平方公里，累计协议投资２４亿美元，经批准的与外商和台商协议的项目达７００多个，目前开业的已有３６０多家，经济效益都很好。
邹尔均对记者说：“致力于建设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是当务之急，光有优惠政策还不够，还要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为了向‘三资’企业输送人才，我市调整了教育结构，办了一个职业大学，６年来对口培养了２０００多名大学生；厦门的中学生有４４％是职业高中的，让‘三资’企业到中学去选拔工人。这些工人一上岗很快能掌握技术；为了提高劳动力技术素质，我们还办了１２个技术培训中心，对工人进行轮训。所以，外商最满意的是我们的工人。”
二、珠海市市长、人大代表梁广大，自称这几天“上窜下跳”。会余，他穿梭于海关、经贸部、财政部、国家计委之间，四处宣传珠海经济特区１０年的建设成就和优良的投资环境，希望各部门为经济特区开绿灯，“至少要给予我们理解和支持”。梁广大热情而执拗。他说：“珠海是有吸引力的，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国外投资势头未减，今年１—２月签订了４３个合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２６．９％，外商投资额今年１—２月比去年同期增长５６．２％。客商由个人发展到财团，由单个项目发展到连片开发。”
珠海市政府为改善投资环境，在抓“硬件”的同时，也注意抓“软件”。一是成立外资服务中心，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准；二是清理不合理的收费，“只有税收低、劳务低、收费低才对外商有吸引力”。梁广大说。他始终把方便外国投资者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为了有利于开放，这次他到北京有一项任务就是向海关和公安部门请示，要求珠海海关由定点开放改为２４小时开放。
三、汕头市经济特区把着眼点放在利用外资兴办实业上。人大代表、汕头市市长陈燕发高兴地告诉记者这样几个数字：今年１—２月，汕头与外商签订合同２３０项，外商直接投资６９７７万美元，这两项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５２％和５４％。外商投资汕头兴趣之所以有增无减，是因为汕头经济特区调整了特区土地征用和开发建设的管理体制，实行统一征地，集中配套，分块出让，多家开发，依法转让等办法，做到成片开发，兴办企业。与过去相比，投资额大、档次较高、投资范围扩大，是这一时期外商投资的新特点。
目前在汕头开办的“三资”企业，经济效益都不错，其中以塑料、时装、陶器等行业盈利最丰，对外商颇具吸引力。
四、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兴办的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成就有目共睹。１０年来，他们利用外资达２７亿美元，兴办了２５００多家“三资企业”，１９８９年出口总额达２１．７亿美元。怎样才能进一步搞好对外开放呢？深圳市市长李灏强调，在继续抓好电力、供水、机场、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同时，要下功夫抓“软件”，深化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健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李灏向记者透露，今明两年，深圳将有新的改革措施出台。他们在继续搞好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住房、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外，还将深化和完善产权转让的改革，形成产权转让市场，使企业形成自我提高、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在金融改革方面，深圳将抓紧筹建证券交易所，完善资金市场；另外，还要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以社会保险个人专户为核心、自我保障和社会共济相结合的保险制度。
李灏说：“我们的想法是，通过深化改革使特区逐步建立起一种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得到较好结合的机制，使特区的企业能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更好地按国际惯例办事，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也使外国的投资者更加放心。”
第4版(两会新闻)
专栏：
扎扎实实 多做少说
——人大代表许士杰、刘剑锋谈办好海南特区
本报记者 刘曼军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和省长刘剑锋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他们对进一步办好海南经济大特区充满信心。海南省提出的口号是扎扎实实地干，多做少说，努力把海南省建设成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
刘剑锋是新增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他介绍说，去年，尽管有全国性的紧缩银根和市场疲软，海南又遭受了罕见的大风灾，但全省的农业、工业都有长足的进步，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到今年４月底，可增加电力４０万千瓦。海南已从缺电省变为电力富余省。岛内交通新增两个２万吨级码头，洋浦港一期工程接近完成，一个５０００吨的码头已投入使用，其它９个港口的扩建改建已基本完成。通信状况也有明显改善。去年外贸出口额达３．５４亿美元，三资企业项目３７８个，利用外资１亿美元。
刘剑锋说，外界非常关心海南政策会不会变，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海南的特区地位没有变，各项优惠政策也没有变。当然海南也同样存在治理整顿的问题，如在清理整顿公司中，已撤销或准备撤销２８００余家公司，但这些公司主要是“皮包公司”。通过治理整顿，理顺流通领域的秩序，更有利于外引内联，办好特区，但决不表明政策有变化。目前，海南正在拟定１０多个法规、条例，以便海南的对外开放能在法制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许士杰代表认为，海南省的软硬投资环境正在不断改善之中。海南今年将继续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准备出台一些新措施，在成片开发方面有一个新的突破。成片开发是海南的优势，也是一种新的模式。目前国内外十分关注的洋浦开发区进展顺利，预计年内可以开工。
许士杰代表说，前海南省省长梁湘的问题主要是以权谋私。他的问题已基本查清。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健全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人民民主与法制，从制度上建立一系列措施，解决政府工作中的类似问题。这样做，对扩大对外开放，对海南“大特区”的建设，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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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万不可草率收兵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谈清理整顿公司
本报记者 潘岗
清理整顿公司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一件大事。几天来，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对一年来清理整顿公司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国务院决定继续抓紧抓好清理整顿公司表示满意，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撤并公司不可“一锅煮”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泉州地委书记张明俊说：“公司的问题主要出在流通领域。生产的东西只有那么多，流通型公司过多过滥，只能是来回‘倒’。建议对生产型公司和流通型公司在撤并上要有区别，不可‘一锅煮’”。
他举例说，近年来，泉州市利用侨乡优势，办起了一批外向型企业。如石狮市新雅包装有限公司，产品全部出口，去年实现产值达四千九百万元。像这样的公司，我们不仅没有砍，而且大力支持。但对那些违法乱纪、转手倒卖牟取暴利的流通型公司，不仅要砍，还要查清其违法事实，严肃处理。
一定要善始善终
章治文代表是襄樊市委书记。他说：“清理整顿公司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赞成国务院适当延长清理整顿时间决定，万不可草率收兵。”
章治文认为，目前有些地方清理整顿公司阻力大，主要来自一些部门的“说情风”，查处公司违法违纪案件的阻力也不小。另外，有些发了不义之财的人，在清理整顿时悄悄脱离公司，留下许多债权债务。如清理整顿公司草草收兵，就会给国家造成损失。因此，这项工作一定要抓紧抓好，做到善始善终。
河南省新乡市制革厂党委书记买立智代表建议，在撤并那些行政性公司时，应当鼓励、引导企业组建集团性公司。
对公司要有法律规范
海南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峻岩教授则对制定《公司法》尤为关切。他说，公司过多过滥对改革和建设造成的危害不可低估。但是，办公司和撤并公司，都要有法律规范，尽量避免随意性。
王峻岩教授是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清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顾问。他用大量事例说明，在众多公司已经办起来的今天，撤并公司先要对公司人员的去向、债务债权、财产等有个安排，并分批、分对象、分阶段进行，尽量避免大起大落。他说，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能没有公司，所以，不能将撤并多少公司作为衡量清理整顿公司的唯一“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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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稳定是对外开放基本前提
——广东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侧记
本报记者 王谨
来自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代表，连日来在审议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大都表述了这样一种看法：国家大局的稳定，是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基本前提。
主管全省经济工作的副省长于飞代表介绍，改革开放１０年来，广东省已引进外资９２亿美元，引进国外先进设备４００万台套，建起中外合资企业８０００多家。资金和先进设备的引进，对广东经济的发展起了催化作用。１９８９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１２２０亿元，比１９７９年翻了两番多。
于飞说，广东经济的长足发展表明，对外开放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政府工作报告》再次重申，不论国际上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不会把已经打开的国门再关上。这是符合民心民意的。他认为，要继续坚持开放，还必须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深圳市市长李灏代表说，深圳作为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这些年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群众也从中得到了实惠，这是和政策与社会的稳定密切相关的。因此，深圳人都希望国家大局稳定。
广东省省长叶选平阐述了治理整顿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他说，现在海外有些人说，中央治理整顿的方针影响了广东的发展，广东治理整顿的各项工作都是被迫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广东的实际，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整顿流通领域，控制物价，都是切实的需要，并不影响广东的改革、开放。
鹤发童颜的广东省侨联主席蚁美厚代表说，国家是否稳定，对海外侨胞也有影响。去年“北京风波”后，归乡侨胞骤减。后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大局的措施，省内各级侨务部门也做了大量解疑释惑工作，侨心渐渐稳定。至去年第四季度，回乡观光与捐资办实业的侨胞人数迅速回升。据不完全统计，去年省内各级侨办参与引进的侨资和港、台同胞的资金即达６．４６亿美元。蚁美厚强调指出：“国家安定，侨心才稳。继续改革开放，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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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党合作要重视基层
——政协委员高士品访谈录
本报记者 丁刚 胡锡进
如何把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落到实处？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高士品认为，应当重视基层。
高士品委员是沈阳市皇姑教师学校校长。他说，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施，必须在基层做好工作，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生根、开花、结果。
他说，从以往的情况看，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大多发生在基层。处在基层的民主党派人士，应提高自己参政议政的自觉性和能力。这意味着不仅要指出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还应当能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基层党政机关的负责人更应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采纳他们的合理意见。各民主党派的队伍在相对年轻化以后，许多人都在基层工作。他们有联系群众广泛的特点，是政府和群众、中央和基层加强联系的桥梁。多党合作在基层做好了，有利于国家的长期稳定。
高士品委员强调，制定基层政治协商制度和检查办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过程，不要由党政机关关起门来搞，而应在民主党派的参与下共同制定。这样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真正坦诚相见，荣辱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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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怎样“升温”？
——湖南代表团的热门话题
新华社记者 徐仁杰 实习生 邓泽辉
“湖广熟、天下足”。湖南是全国的重要产粮区。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自然对农业问题尤为关切。
“李总理的报告把农业提到今年各级政府工作的首位，我们听后很受鼓舞。政府真正从指导思想上摆正了农业的位置。”
“目前农业形势好，去年我省摆脱了粮食连续五年徘徊不前的局面，获得历史性大丰收。但不能掉以轻心，要更多地看到农业上的不利因素。”
代表们围绕农业问题的议论多而实在。湖南省农经委主任王连福代表提出：“农业要立法。”他说，农业要持续稳定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必须提高。去年湖南粮食丰收，有些地方就存在“卖粮难”现象。农民需要的农药化肥供应不足；生产资料涨价幅度大；对农民的摊派也名目繁多。这些都影响生产积极性，应制定农业法，带有强制性，使一切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农业要‘升温’，必须增加投入。投入的重点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益阳地区行署专员孙振华代表指出，目前的水利设施吃的是６０年代７０年代的老本。年久失修，隐患很多，农业生产条件脆弱。洞庭湖区是“粮仓”，但“地上河”、“地上湖”总是威胁着良田。必须搞好生产基本条件的建设，绝不能再忽视了。
彭仁阶代表是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多年从事农业领导工作。他冷静地说，农业丰收，还是三句话——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要在丰收的形势下发现潜在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一点：要稳定基层干部队伍。目前的乡村干部待遇低、任务重、压力大，农业生产有时无暇顾及。要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把最有能力的干部吸引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上来。
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湘西保靖县副县长宋克湘代表带来了农民“三盼”心愿：一盼稳定好政策；二盼环境安定、有安心饭吃；三盼农业科技、资金和生产资料及时上山下乡。这“三盼”盼到了，解决了实际问题，贫困地区的农业就能“升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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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部分文艺界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王谨
广东、云南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一些文艺界代表的发言普遍表现出对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强烈责任感。
５０年代从马来西亚归国、在新中国歌坛上不倦地为人民歌唱的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代表说，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强调文艺、电影、电视部门一定要坚持为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很必要的。前些年，文艺、影视界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做得很不够。比如一些在５０年代成长起来的老文艺工作者想为社会作一些贡献，但在电视、舞台上却难得有这些人的位置，而一些“走穴”、捞钱出了名的演员却在电视上、舞台上大出风头。希望有关主管部门注意这个问题，扎扎实实地做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工作。
叶佩英代表的发言引起了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共鸣。她充满激情地说，我们的电视传播每天到底给青少年多少优秀的文化知识呢？可以说，虽然有，但还是少。作为国家电视传播工具，应该成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力阵地，成为教育青少年的有力阵地。
来自云南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代表说，文化艺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希望国务院很好地研究文化政策，鼓励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
曾于１９８５年荣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青年声乐比赛一等奖的云南藏族青年歌手宗庸卓玛说，扫除“六害”，净化社会环境，需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这些年，许多文艺团体受经济的压力，不得不放弃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追求和弘扬，而去迎合市场“口味”。就从我所在的云南歌舞团民乐团来说，由于这些年通俗歌曲对民族音乐冲击很大，团里经济收入低，全团不仅排练条件差，设备也差。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打开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新局面？云南是优秀民族艺术人才济济的地方，国家可否对边远省的民族艺术团体给予一些特殊的扶持政策，进行一些必要的文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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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汉秋谈“三个不脱离”
本报记者 袁建达
新增补的３３名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５２岁的李汉秋是引人注目的委员。
李汉秋１９６０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以后一直在安徽大学执教，现任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关汉卿研究会副会长。
他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意见》明确了民主党派参政党的地位，从此，民主党派要做的事更多了，参政议政的水平也要不断提高。如果民主党派的同志在协商中缺乏主见，讲不出中肯的、有价值的意见，那么，就很难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意见》，也起不到民主党派应有的作用。
李汉秋虽然已置身于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机关，但他仍坚持“三个不脱离”，即不脱离教学实践，不脱离科研，不脱离知识分子群众。他认为，做到这“三个不脱离”，就能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呼声和要求，集中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切实担负起参政议政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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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是振兴戏曲时
——政协委员魏明伦一席谈
本报记者 阎晓明
在戏曲衰败的慨叹声中，年轻的川剧作家魏明伦显得比较冷静。他认为，中央提出弘扬民族文化，作为典型的民族文化的戏曲，正是发展振兴的大好时机。他在七届政协文艺组讨论中，一再阐述一个观点：“戏曲的本体非但没有衰败，还在振兴。说戏曲衰败，主要是指观众减少，尤其是青年观众为数甚少。”
“所谓戏曲本体，就是指戏曲文字剧本、演员、导演、灯光、舞美、乐器”。魏明伦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戏曲的创新改革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
对戏曲观众的减少，魏明伦分析有如下原因：一是１０年浩劫戏曲几乎被毁灭，戏曲观众断代了。戏迷是要从小培养的，观众队伍的壮大有个过程；二是近年来民族虚无主义的文化思潮，导致盲目崇洋，青少年一代对祖国的文化产生一种盲目的轻视心理，认为凡是中国的就不好，不进剧场，一见播放戏曲节目就关掉电视机。
戏曲观众的锐减，有没有一个戏曲界期望值太高的原因呢？魏明伦认为，这种心理确实存在。戏曲作为祖国古老的文化艺术，确实有过相当长时期的“独尊”地位，即便在解放后，我们发展了许多艺术形式，由于封闭，加之群众长时期养成的欣赏习惯，戏曲的群众基础也不是任何别的艺术种类所能动摇的。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繁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譬如电视机的普及、旅游增加、以及其它文艺团体的增多，观众，尤其是农村青年一代观众欣赏其它文艺形式的机会大大增加了。即便在传统庙会上，占据舞台的也不再是戏曲一家。人们有了多种选择：以前一盘菜，现在菜多盘，戏曲的轰动时代结束了，戏曲的观众当然因之减少了，这是必然的，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对戏曲的振兴，这位曾经连续三次获得优秀剧本奖的４８岁的剧作家充满信心。他谈到，戏曲界在振兴中一定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本体，一手抓观众”，除了在戏曲本体上不断创新、注入时代气息外，一定要下大力气培养观众。观众是多层次的，观众的需求也是多层次的，他可能喜欢迪斯科，同时也喜欢戏曲，两者并不绝对对立，关键是要引导。没有戏迷就没有戏曲，如同没有影迷就没有电影，没有球迷就没有足球一样。要积极向观众灌输、引导，培养人们对戏曲的兴趣，要造舆论。这方面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因为在戏曲的振兴过程中肯定是赔钱的，如果都要以经济标准来要求，那么一演就赔，只好不演，越不演观众就越陌生，戏曲就越得不到发展。这点，四川做得要好一些。省里成立了省委常委挂帅、吸收各界人士参加的“振兴川剧领导小组”。
魏明伦最后说，相信戏曲振兴的春天一定会到来。当然，振兴只能使戏曲成为百花园中的一朵花，同其它艺术形式一齐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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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歌舞香山夜
本报记者 王学孝 傲腾
３月２６日晚７时，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正在香山饭店玻璃穹顶笼罩的中央大厅举行。
住在这里的部分文化艺术界政协委员与饭店员工济济一堂，同歌共舞。
潘虹、王馥荔、陈汝斌既作节目主持人，又当演员。
“刚刚成立的‘三八’演唱团现在上台演出。”陈汝斌话音刚落，一支“娘子军”已悄悄登场。刘燕平排头，张瑞芳、资华筠、方掬芬、才旦卓玛、邹德华、罗天婵、边波、帕夏·依夏等随后，她们齐声高唱，一首《红色娘子军连歌》顿时响彻大厅。
若不是主持人介绍，你决不会相信演唱《敖包相会》、《红梅赞》等几支名曲的是饭店员工组成的演出队。刚刚“卸妆”的方掬芬、刘燕平边欣赏边窃窃私语：“水平不低，祖国处处有人才！”
谢添身着夹克由观众席走来，口中念念有词：“我既不会舞也不会唱，就给大家说个故事吧！”有的知情者看见他便不由得想起下午发生在后台的趣事：预先拟订的节目单上，写着谢添表演“说说唱唱”。可他执笔“刷”地将“唱唱”两字划去。有人问为何？答曰：“我说的比唱的好听。”诙谐的语言，令听者捧腹。
王馥荔的京剧清唱还在听众耳边萦绕，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已离坐缓步登场，从怀里掏出微型道具——魔具盒。魔术变着变着露了馅，引起哄堂大笑。
关牧村反串舞蹈，向观众双手打恭：献丑了！观众自然不饶她：“再来支歌！”她气喘吁吁走到麦克风前：“要唱也让我喘口气……”
李默然委员的诗朗诵，比之谢晋恰好是一庄一谐。他自己改编的长诗《我踏着溶溶月光》，将观众带入深邃的境界：
我踏着溶溶月光／漫步在长城脚下／时时漫起无限的遐思和激动／年青的朋友们／只要我们是炎黄的子孙／只要不丢掉中华民族的雄魂／胜利的坦途／光辉的顶峰／永远在我们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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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宾馆里的微型书展
本报记者 胡锡进 丁刚
政协委员驻地京丰宾馆的留言牌上贴出一张广告：“周尧委员在８层４０号房间举办由他本人创办的天则出版社科技书展，欢迎委员们前去参观。”
记者来到０８４０房间，只见客房里到处摆放着一本本印刷精美的图书。
架着老花镜的周尧先生须发皆白。这位世界闻名的昆虫学家、西北农业大学一级教授像服务员一样，向来宾热情地讲解展品的内容和出版经过。尤其令人敬佩的是，这８０多种图书竟是７８岁的周老先生从陕西亲自“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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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基层代表“抢”讲坛
新华社记者 黄智敏 吴广生
“我发言！”“我先说！”
２４日上午９时，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北京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会议一开始，有十几位代表同时举手要求发言。坐在前排的郊区农民张占林代表，利用“地理”优势，第一个“抢”占了讲坛。他从稳定党在农村的政策谈起，足足讲了半个小时。他的话音刚落，另一位来自京郊农村的程春博代表又占住了讲坛……
基层代表“抢”讲坛，成了今年人代会上的一条新闻。山西代表团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他们团的３０名基层代表有的只在小组会上讲了几句，今年都在全团会议上发了言，有的代表已讲了两三次。内蒙古、青海、天津等代表团的５０多名基层代表，也纷纷抢着发言。
这些基层代表不但敢于“抢”讲坛，而且发言的针对性很强。他们既充分反映了国情、民情，又对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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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人大代表红线女在省团会议讨论时朗诵自己的诗。 本报记者 王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