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国际经济动态
非洲国家的经济调整
翟景升
８０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以提供贷款为条件，要求非洲国家进行西方式的经济改革。它们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概括起来就是：紧缩贷款、货币贬值、提高利率、压缩开支、取消价格管制和食品补贴、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私营化。
过去１０年内，虽然非洲也传来一些零零星星的好消息，但它的总的经济局面并没有较大的改观，某些方面还呈现出恶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增长乏力。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８年，黑非洲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１％。虽然１９８９年增长２．９％，但仍低于７０年代的水平，也低于人口年增长率３％。
人均产值和收入下降。非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１９８０年的７５２美元下降到１９８９年的５６５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也比前１０年下降约２５％，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也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７个增加到１９８８年的２８个。
农业发展缓慢。非洲农业主要依赖气候的好坏，所以起伏较大。在经过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三年特大旱灾之后，非洲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风调雨顺，两年连获丰收。１９８７年因干旱又欠收。１９８８年再获丰收，谷物增长３．８％。这也是８０年代里第一次超过了人口增长率。但还应看到，非洲国家在７０年代粮食曾自给自足，而近１０年里，由于人口膨胀，粮食自给率只能达到８０％。非洲过半数的国家即使在正常的年景里，也要进口部分粮食来弥补不足。
外债危机加重。１９７０年，非洲总共只有约１３２亿美元的外债。到１９８０年底，外债急剧飞涨至１０５４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２２％。去年底非洲的外债已达２５００亿美元，１０年间翻了一番多。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间，非洲每年要偿还１６０亿—２４０亿美元的债务。如果还本付息，将相当于非洲每年出口收入的一半。
非洲经济改革举步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制约的。首先是非洲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长期的殖民统治，把非洲变成了原料基地，造成了非洲经济畸形发展，大都是靠一两种矿产品或经济作物出口赢得外汇，经济基础十分脆弱。其次是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非洲以廉价出口原料，却不得不以昂贵的价格进口加工商品。世界市场上，原料价格不断下跌，非洲国家倍受其害。再则是沉重的债务负担，举债条件恶化，国际资金流向不合理。据统计，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５年，流入黑非洲的净资金金额由４４亿美元减少到２１亿美元。到８０年代中期，非洲得到的发展援助同偿付的债务一样多，严重影响了非洲的发展投资。
为了解决非洲面临的问题，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１９８９年上半年至少四次召集非洲财政和经济部长开会，商讨对策。经济委员会在对非洲２５个国家的经济改革计划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之后于去年７月公布的“非洲结构调整计划参考纲要”认为，非洲近１０年的调整计划没有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改革计划没有谋求解决非洲经济的结构失调问题。它同时提出了一项替代计划，即“非洲可行性发展计划”，强调在注意对国际收支不平衡、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等进行必要调整的同时，应着重于利用和开发本国资源，改善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鼓励发展农业，使出口多样化和确保偿还债务，使生产转向国内市场并加强非洲国家区域性的经济协作。
非洲统一组织去年７月下旬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首脑会议批准了非洲经济发展新的蓝图，并强调非洲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以及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这个总的发展战略，还计划从１９９８年开始的１０年内建立非洲共同市场。
１月１５日，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召开了非洲各国计划工作者、统计学家和人口学家会议。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德德吉在总结非洲过去１０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套用外国政策模式，束缚了非洲的经济发展。非洲如果想在９０年代有所作为，不致使９０年代也成为失去的１０年，就必须从８０年代吸取教训，把经济复兴和改革进程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要注重于开发和利用本国资源，并把非生产性方面的开支用到生产投资中。
非洲经济经历了近１０年的调整改革，问题依然成堆，但也并非一片黑暗。加纳、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多哥等部分国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实现了非殖民化进程的非洲大陆，只要认真总结成功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就能在争取经济彻底独立的新征途上迈开坚实的步伐，书写出９０年代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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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
侯若石
当前，国际贸易领域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增长加快。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发达国家从世界各国进口制成品的年增长率为２．８％，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制成品的年增长率为８．７％。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前者升至１７．６％，后者则高达２８．５％。二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受其损害最大。例如，１９８７年，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受到发达国家非关税壁垒限制的比重达２８．４％，而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受到同样限制的比重仅为１９．２％。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了三个新特点：第一，由于非关税壁垒日益多样化，一些貌似正当的手段（如卫生防疫检查）被用于限制进口。第二，双边保护手段增多，如美国利用所谓超级３０１法案对巴西和印度的进口制裁。第三，由于欧洲共同体将成立统一大市场和美加建立自由贸易区，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变得更为间接。除此之外，美国还更多地动用了所谓对等报复手段。如，使用新贸易法案中的反倾销条款，以“不平等贸易”或“非理性贸易”为借口，用保护手段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其目的不仅在于限制对美国的出口，还在于压发展中国家增加对美国制成品的进口。与欧洲共同体相比，美国的反倾销措施使用频率更高。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美国为７００次，欧洲共同体为３００次。
１９８５年以来，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未能大幅度减少贸易逆差，产业结构调整也效果不佳；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对美国的进口渗透率不断提高，１９８０年，占美国制成品消费量的比重为３％，１９８８年升至５％，欧共体和日本只分别为４％和３％。进入９０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将继续加强，表现为对不同国家和不同产品存在贸易保护程度上的差异性。
首先，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渗透率（即进口占美国消费量比重）高的产品，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对美进口渗透率越高的产品，受到美国保护手段的打击越烈。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对美进口渗透率从２％升至３％，该类产品受美国保护手段的进口限制比重从５６％升至７０％；金属材料进口渗透率从１％升至２％，美国进口限制比重从１０％升至４３％。
其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倾向于针对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１９８５年，低收入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受其进口限制的比重为６７％，下中等收入国家为５３％，上中等收入国家为５７％。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到９０年代，对低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将升至７５％，下中等收入国家将升至６４％，上中等收入国家可能降为４８％。
美国对不同发展中国家和不同产品的贸易保护程度的差异性，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为力求宏观经济稳定，美国的经济政策主要着眼于控制消费和保护就业。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制成品以大量消费、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为主。美国要实现上述经济目标，必然限制其进口。为减少贸易逆差，它力图增加出口，并相应调整产业结构，使之升级。因此，美国对有利于上述目标的进口零部件，特别是技术密集型的零部件，必然放松限制。这类产品的品种、形式多样化，需求弹性高，生产企业在美国各州分布较广，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利用国会或舆论向政府施加贸易保护的压力较小。这类产品往往是由发达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向美国出口的。
９０年代，美国对不同进口产品的贸易保护程度将取决于：第一，进口占消费量的比重是否超过出口占生产的比重。第二，就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占就业比重大，贸易保护程度将加强。第三，生产技术。使用普通技术生产的产品的贸易保护将加强。第四，产品的产业关联程度。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升级，对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它们更倾向于向美国出口贸易保护程度低的产品。低收入国家则缺乏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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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企业在美国广结善缘
张建成
近几年来，日本企业不断在美国投资建厂，直接出售产品，给当地一些美国企业造成冲击，引起了美国不少人的反对和舆论抨击。
为此，日本企业积极在美国开展国际公关活动，力争改善形象。善于学习的日本人效法美国大企业开展慈善事业的做法，在美国各地广结善缘，对教育、科研、慈善事业进行赞助，想方设法做些使当地社会、民众感到高兴的事，以博得美国人的好感。
在美国的日立分公司一九八三年企图盗窃美国一企业的技术被揭露，一九八五年又向各代理店下令大量廉价倾销产品，致使美国企业大溃败，曾引起美国人的愤怒。可是，如今这个日立公司在俄亥俄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些城镇，不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不断听到居民的赞扬声，原因就在于日立采取了赞助策略。它们为这些萧条的地方创造了劳动条件，雇佣数百名美国工人，并且还对当地的教育和社会事业开展捐献活动：许多公共图书馆以及当地大学的定期刊物也得到日立的赞助；有些教师利用日立的资金学习亚洲和非洲艺术；肯塔基州和佐治亚州的一些贫穷的黑人孩子，在日立的经费帮助下，开始学习电脑艺术。
在美国的本田和松下公司慷慨解囊，设立各种基金，以赞助美国社会福利事业。本田财团主要向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和俄亥俄州的癌症研究中心提供资助。松下财团的资助对象除了学校之外，主要是美术展览馆等艺术项目。丰田公司也仿效这两家，为美国的教育和卫生保健事业、文化艺术的振兴建立了一千万美元的基金。一九八八年第一批捐款总额即达二十五万美元，其主要对象是洛杉矶的室内音乐团、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圣犹他小儿科医院、休斯敦的麻药问题中心等。
日本一些企业和教育机构还为多家美国规模较小的学院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合作计划，帮助一些本来绝不受外国学生青睐的学院提高了声望。譬如，萨勒姆学院自一百零一年前创办以来，一直在经济上挣扎求存，近年学生人数逐渐下降，濒临关闭边缘。最近，日本人向这里投下巨资，双方合办大学，学院开始焕然一新。
为了避免有人怀疑“日本企业的赞助活动是别有用心的”，日本企业更注意和美国各地团体打成一片，鼓励日本公司要员参加地区团体，譬如日立的诺曼工厂的日本高级人员参加美国红十字会诺曼分会，或参加俄克拉何马州工商会并担任理事工作。许多日本职员帮助美国人学日语，介绍美国人到日本去旅游等。广泛的赞助和协调活动，使这些日本企业站稳了脚跟，势头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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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航在中国与欧洲之间
——联邦德国瑞克麦斯公司和中国的运输合作
刘鋆
１８９２年，德国瑞克麦斯轮船公司拥有的世界最大的６０００吨级多桅帆船“玛利亚·瑞克麦斯”号，在其处女航的东方之行中不幸遇难。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早已摆脱创业艰辛的瑞克麦斯轮船公司依然把船行的主要航向指向东方，并继续不断拓展与中国的运输往来。
该公司的第一代创始人老瑞克麦斯于１８３６年建造成２３吨级的第一艘方帆双桅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从造船到航海，老瑞克麦斯的事业有了新的活力，通往东西方的运输业成为其主要航线。
２０世纪初，世界航运发展处于低谷，瑞克麦斯公司为中国制造了第一艘货轮“丰利”号。１９５１年，“梅·瑞克麦斯”号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航中国的联邦德国货轮，当时，往返中国与欧洲一趟需要２００天，但瑞克麦斯公司顶住西方许多公司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的逆流，保留着这条连结中国和欧洲交往的友好通道。１９６３年，该公司又卖给中国一艘“伊瑟拉·瑞克麦斯”号货轮，这艘船后被中国改名“友好”号，象征着两国人民的友谊。
中国同联邦德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的１９７３年，瑞克麦斯公司第四代总经理、５３岁的克劳斯·瑞克麦斯作为联邦德国经济代表团一员来访中国，曾与周恩来总理商谈过中国与联邦德国商船交往事宜。从１９５６年起，克劳斯·瑞克麦斯每两年必来中国一趟。他被称为“中国的朋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港口建设突飞猛进，万吨泊位不断增加，瑞克麦斯公司又特意为中国这条航线新增两艘姐妹船，都是现代化多功能的万吨货轮。此后，又专设以中国城市天津、上海、南京、杭州与瑞克麦斯公司名字组合而成的４艘远洋货轮。
瑞克麦斯公司现在每月无间断地提供由中国至欧洲定期班轮，每月底及翌月１０天内分别由天津新港和上海开出，班轮自上海到欧洲只需１个月。根据中国和欧洲两地的急需，除了“港到港”服务外，还提供集装箱“点到点”（发货单位与收货单位）运输形式，并安排在装卸点负责装卸任务。在汉堡总部的指挥下，一支一流的现代化多用途船队同中国进行着广泛的运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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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北部沙漠地区利用地下水在葡萄园进行喷灌，生产出口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