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把地方工业纳入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河北省沧州市市长 郭世昌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目标，以及一系列政策措施，归结到一点，都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各地方、各部门在贯彻执行《决定》的过程中，无论是工作比较顺利还是遇到难题的时候，都要始终把握这个指导思想。”这些话是非常中肯的。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工业经济，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在实现地方工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本地情况的工作措施和方针。
正确处理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骨干作用与稳定地方中小企业的关系，下大力调整地方工业结构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强调进一步发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国营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支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各地方、各部门都必须毫不含糊地执行中央的这一方针政策，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都应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实际可能，分别轻重缓急，在资金、能源、原材料等方面对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倾斜的政策。
所谓倾斜，就是突出和保证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从全国来讲，国营大中型企业是重点，其它企业是一般。但保证重点，不是不要一般。在保证国营大中型企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地方中小型工业企业。
这里所说的地方中小型工业企业，是指地方市（地区）、县、乡所属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量大面广，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起重要作用，同时又是地方财政收入特别是县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这些企业不能稳定发展，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停工待工人员过多增加，就会对全局带来不利影响。从沧州市来看，中央和省属企业较少，国家确定重点保证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一个也没有，省确定重点保证的也不多，地方中小型企业占绝大多数，这些企业的年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全市年总产值和利税的６０％和７０％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做为地方党委和政府，我们一方面把保证和支持国营大中型企业，作为责无旁贷的任务，全力为它们创造较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从当地实际出发，按照市、县（区）、乡，对不同层次的重点企业分别实行倾斜，千方百计确保地方工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充分发挥它们对稳定和发展地方经济以至全国经济的作用。
如何实现地方工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我们的体会，当前首要的是抓好地方工业结构的调整。国民经济要稳定，结构必须协调。结构不协调，经济就稳定不了，更谈不上发展。从地方上来看，工业结构的合理与否，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多年来，沧州市的工业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其内部结构的合理性。在行业结构上，初步形成了以化工、轻工、纺织为主体的多门类工业体系，以上三个主体行业的年产值占全市工业年产值的６２．５％。在产品结构上，适销对路产品占多数。据１９８８年对全市２５９种主要产品考核，畅销产品占７５％，平销产品占２２％，滞销产品仅占３％。比较合理的工业结构，促进了工业的平稳发展。１９８５年以来，全市工业总产值年增长幅度均在１４％左右，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１９８９年，在资金、能源、原材料紧缺和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仍然保持在９．５％，地方财政收入增长１６．５％。由此可见，工业内部结构合理是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倾斜政策的情况下，调整地方工业结构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认为，首先，围着大厂转，间接接受倾斜。要引导地方小企业参加大集团，向大中型企业靠拢，为大中型企业服务。国家和地方都对大中型企业实行倾斜政策，小企业为它们服务，向它们靠拢，为它们加工部件，利用它们的边角余料，就能得到倾斜政策的好处。其次，引导小企业积极开拓产品市场，到用户找倾斜，主动按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变被压为被保。我国是在产品供不应求的条件下进行调整的，主要是压缩不适销对路的产品，而不是连生产要素一起压缩掉。地方中小企业只要能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赢得消费者的信赖，把无效的消耗变成有效的供给，就能变被压为被保。第三，鼓励地方中小企业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发展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业务，到国际市场上去找出路。第四，为大城市服务，和经济区联合，与大商店挂勾，和流通主渠道结合，在横向经济联合中，寻求空缺，广开销路。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前提下，使地方工业真正获得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推动技术和管理进步，挖掘企业内部潜力，走内涵扩大再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路子
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过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贯彻治理整顿方针，我们应当适当降低发展速度，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这一道路在工业生产上，就是要眼睛向内，挖掘企业内部潜力，走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求效益求发展的路子。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理论上讲，技术进步快，生产力发展就快；管理水平越高，经济效益就越高。多年经济工作的实践证明，推动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也是提高地方工业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１９７８年，沧州市工业总产值只有６亿元。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中央和省均没有在我市投资兴建大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择了靠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求发展求效益的路子。先后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４４项，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项目达１６６项次，使９０％的企业得到全部或局部重大改造，并对７０％的企业分别推行了现代管理，初步改变了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的局面。技术和管理的进步，不仅使工业得到了发展，而且提高了经济效益。全市乡以上工业总产值由１９７８年的６亿元增加到１９８９年的１４．４亿元；１９８８年全市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产值利税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达到２８．９１％、２４．９２％和１６９２８元／人；１９８９年１—１１月份，资金利税率、销售利税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达到２８．１％、１６．８９％和１９５２３元／人。这些效益指标，虽然还不算怎么高，但能让我们看出，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对地方工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已经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但推动这两个进步也需要很多的财力和物力，技术进步尤其是这样。在当前国家紧缩投资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和管理进步应注意把握好重点。我认为重点是两个，一是应利用好有限的资金，抓好即将竣工项目的投产达产工作，狠抓保留在建项目的施工进度。即将竣工项目，投资已经完成或大部分完成，应让其尽快产生效益。有一些在建项目，上去了就能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下马损失更大。有些技改项目上去了，产品就会立即转滞为畅。这些刀刃上的钱是应该花的，但应加快施工进度，缩短建设周期，节约投资。二是继续强化企业管理，推进企业基础管理达标和上等级、上水平的工作，大力开展“双增双节”的运动，提倡过几年紧日子。技术进步需要花很多的钱，而管理进步却用不着花很多钱。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管理进步比技术进步更实在，更要抓紧。
树立经济稳定同社会稳定相统一的思想，稳定政策，稳定人心
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而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又是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前提。我们在贯彻治理整顿的方针，实现地方工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发展生产、稳定经济同稳定企业、稳定人心的关系。
经济的稳定，依赖于企业的稳定。而企业的稳定又有赖于政策稳、人心稳。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提出和制定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纠正社会分配不公和推进廉政建设等多项方针、政策、措施，为稳定全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创造了条件。但也有一些同志对这些方针政策措施缺乏深刻认识和全面理解，产生了一些思想疑虑。有的同志认为，确立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就必须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有的同志认为，企业承包者拿承包奖也是分配不公，应该取消。还有的同志认为，企业间的必要交往和接待也是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等等。当人们的思想出现波动苗头的时候，地方党委和政府如果在政策上和对具体工作的指导上不慎重，讲过了头，就很容易在人们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波动，从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工作实际，全面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在政策上和对具体工作的指导上，避免左右摇摆。例如，我们在加强企业党组织的建设，确立党组织政治核心地位的同时，强调坚持厂长负责制不变；在加强廉政建设克服各种腐败现象的同时，及时划清企业之间的必要交往接待同不正之风的界限；在纠正群众反映大的个别承包人报酬过高问题的同时，下文明确要求各企业双向兑现合同，按时核发奖金，等等。正是由于我们注意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使得企业干部职工的思想比较稳定，从而减少了生产的波动性，使多数企业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没有发生较大滑坡。我们认为，坚持政策稳定，主要就是坚持十年来已出台的改革开放方面的重要政策的稳定，也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另外，为了社会稳定，在进行调整时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要允许有一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如对一些危困企业不能简单一停了之，把工人推向社会。１９８９年四季度，我市有一些企业停产，虽然这些企业大多是集体小企业，产品竞争力不强，对地方财政影响也很小，但从关心工人，维护稳定出发，我们一方面加强调度，强化服务；一方面派大批干部下基层，为企业排忧解难，使大多数企业渡过难关，有的已经焕发生机。对非停不可的企业，也尽力安排好了职工生活。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工作道路
郑庆东
建国四十年来，我国党和政府把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中国多民族的实际结合起来，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方针，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最近在谈到我国民族工作时强调指出，我们这条路是正确的，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一位外国民族问题专家前不久在我国考察时评论说：中国民族工作的最成功之处是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中国民族工作的一大特色。我们党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我国各民族长期生活在统一的国度里，在经济上、文化上形成了密切来往、互相吸收、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在共同反帝反殖、反封建统治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并在地理分布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以及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特点，蕴藏着一种强大的内聚力。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５个自治区、３０个自治州、１２２个自治县共计１５７个自治地方，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已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７８％。同时在少数民族杂散居地区还建立了１５００多个民族乡。五年前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实践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增强了中华各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保证了我们多民族国家空前的大统一、大团结，又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
我国有５６个民族，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可在几十年前，甚至在建国之初，却谁也不知道。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突出强调汉、满、蒙、回、藏５个民族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３９年估计我国“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说“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至于究竟多少，还是不知道。
要实行民族平等政策，首先必须弄清我国的民族状况。１９５３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认定。在这个工作中，党和政府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特征的原理，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采取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针。不论人口多少、地域大小，不论社会发展阶段高低，也不论主体是否居住在我国境内，只要在民族特征的几个主要方面具有明显特点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都称之为民族，一律按民族对待。
来自中央和地方的一千多名民族问题专家、学者及各民族的代表，怀着民族间的真诚信任和尊重，带着党中央的重托，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深入穷乡僻壤、边陲山寨，集中地调查和研究了我国的民族成份问题，以后又经过不断努力，逐步查清了各民族的情况。现在，我国已确认的民族成份包括汉族共５６个。从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便成为常识而为人所知。
如此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认定，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尚属罕见，它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各民族的关怀，体现了民族平等、互相尊重的政策。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并用法律、法规的形式保证各少数民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平等参政等各方面的自由和权益。
各民族共同繁荣始终是我们党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在致力于各民族共同繁荣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解放初期，在民族地区，党和政府根据各民族所处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生产方式等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成功地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使各少数民族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先后派工作队、文化队、医疗队，深入村寨、牧民点，具体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卫生等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党和政府继续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和援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仅１９８９年中央财政就对５个自治区和３个多民族省的财政补贴７０多亿元，还提供了扶贫、教育等大宗专项资金，使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上迈出了令人瞩目的步伐。据统计，１９８８年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从１９４９年的３６亿增加到１１００亿元，工农业平均增长８．１％，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已达４３６元，数以千万计的各族群众开始向贫穷、愚昧、落后告别。与此同时，民族地区也向国家提供了大量的钢铁、有色金属、原煤、原油、木材、橡胶等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尽管目前我国各民族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民族工作中也曾出现过一些曲折和失误，但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局面将会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要重视发挥统计信息的作用
周志林
统计工作是重要的信息工作。统计信息是以数量描述为特征的兼有数据、图表、文字、符号等多种形式传递的有用的统计资料或统计报告。人们强调统计信息，是因为统计信息的普遍适用性：凡有人群生活的地方，就有统计和统计信息，尤其是近几年我国“开放式”统计的发展，使统计信息的社会化程度和统计部门的社会影响大大提高，统计信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关系日益密切，是党政领导和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最常见的信息。
社会经济信息丰富多采，要反映和描述它的发展，主要靠什么呢？我以为除了掌握一般情况之外，主要靠统计给予定性和定量的描述，用数字或事实说话。
当人们逐步走上了按照经济规律、运用统计信息来决策、研究、经营和管理的今天，离开了统计信息就会心中无“数”，行动软弱无力，甚至寸步难行。比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包括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的科学制订，就迫切需要做好统计信息这一基础性质的工作；同时掌握计划的实施情况和进行及时的宏观调控，也离不开统计所提供的信息反馈与监督。
总之，不论宏观决策，还是企业微观管理，都离不开统计信息这一观测和决策的基础。伴随信息管理技术的不断现代化，社会对信息资源需求的骤增，统计信息事业迫切需要发展。只有加快统计数据（从最原始的开始）系统化、标准化，才能适应计算机等现代管理的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数据库、信息库。
当前，我国统计信息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统计部门凭借自己的统计信息网络系统，收集和掌握了大量社会经济科技统计信息，包括宏观和微观信息，国内和国际信息，地区、部门和行业信息；包括过去到现在每时每刻在生产的和预测未来的统计信息等。这些重要的信息资源，除了极少部分信息具有内容和时间的保密外，９０％以上的统计信息都可以从铁柜走向社会，为党政领导和社会公众服务。同时，统计系统有１００多万专业队伍，有从上到下初步建成的统计信息咨询服务网络，有两万多人的专职城乡抽样调查人员。丰富的统计智力资源，使统计部门有条件、有能力提供更多的高水平的信息咨询服务。我们一定要重视利用现有条件，充分发挥统计信息优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统计信息优势的发挥，除了客观条件之外，主要靠加强自身建设，克服和弥补不足，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努力提高适应能力。
其次，要加强信息产业的科学规划，搞好国内信息同行的分工合作，逐步建立起实用高效的信息咨询网络。在目前条件下，国家用于发展信息产业的财力物力不能说很少，问题的关键是缺乏统筹规划。在信息机构的设置，信息人才和技术装备的配置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盲目性。为此，有必要来一个信息机构普查。从信息产业的规划和投资、信息资源的收集和处理、信息服务能力和社会经济效益诸方面，进行一番考核和筛选；同时进行信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证，在此基础上达到科学地规划、调整和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信息产业的目的。我以为这是加快信息产业，尤其是统计信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有效途径。
最后，加快我国信息咨询同行的分工合作也大有文章可做。处在我们正在步入的信息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哪一家信息机构能够包打天下。在国家统筹规划、统一协调下，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互相支持，取长补短，各有侧重，根本改变各自为阵、重复发展、效益低下的局面，我国信息产业便有希望健康发展。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史学导论》简评
蒋大椿
姜义华、赵吉惠、瞿林东、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已由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探讨了史学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范围和任务。史学理论学科，作者称之为史学导论，说“它不是直接考察客观的历史过程，而是以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范围则是将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本体论、史学形态学以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研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任务则是从历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将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作为客观存在，系统地研究它的一般过程、主要特征、基本规律，确定现代史学发展的途径，推动历史研究活动和整个历史学沿着进一步科学化与社会化的道路，更加有效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对于作者的这些看法，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推敲，但他们对研究我国史学理论学科的形成，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首先，时空跨度大。它从世界范围概述了人类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历史学在文明社会由鉴戒史学、理性史学到随着马克思主义诞生而开始的科学史学的进程，在史学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层层展示出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的演进序列；其次，本书不是孤立地，而是将史学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网络中进行考察。它在进行时态的和动态的分析中，紧紧突出两种线索：一是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的比较及各自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二是各该时代的其它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对历史学的影响。这在广阔的历史和科学图景中，显现出史学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本书旨在从总结和概括国内外以往的和当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与史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这种探讨又不是采取纯逻辑的方式，而是密切注意使研究思路同中外史学的具体发展相平行或交叉，因此提供了丰富的史学信息，可读性较强。读者将从本书获得大量中外著名史学理论家的基本观点的介绍，以及对许多史学名著的理论价值的评述。
当然，如同作者自己所说，我国史学理论还是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还处在建设过程中。既然它还处在建设过程之中，各见解又不尽一致，人们难免会感到书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本书已明确提出史学导论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主体活动”，而第三章讲历史本体与历史规律，仍是在探究客观历史过程的本质。这就将作者已表示不是本书研究对象，而属历史哲学的研究内容，又实际上纳入本书范围了。这里便明显表现出史学理论仍在形成过程中的痕迹。我想，作者如将本章属于史学主体活动的内容，浓缩后移到“绪论”中，而在这里集中论述史学自身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规律，全书的内在逻辑或许会更严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