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一把利剑
——记广东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
新华社记者 周立宪 法制日报记者 真东 本报记者 毛磊
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祖国南方一座海滨城市的沙滩上，有几个行动诡秘的人聚集在一起低声地商议着什么，像是在为一笔生意讨价还价。当他们分手时，几名看上去漫不经心的游人围了上来，出其不意地扭住他们。
“别动！我们是‘反贪局’的，你们被拘留了。”
惊魂未定的涉嫌案犯面面相觑：“已经是三次突然改变接头地点了，还是没有能躲过‘反贪局’的追踪。”
这是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侦查员在现场抓获一起巨额贪污案涉嫌案犯的情景。
严峻的挑战
“没有人能知道，当我迈进检察院大门时，心情是多么复杂。恐惧、忏悔、期望交织在一起。更不会有人体会到，当我走出检察院大门时，那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觉。”这是一名贪污公款５万元而投案自首者的自白，他也是在去年全国反腐败强大攻势下作出明智选择的违法犯罪分子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去年８月１５日发出通告，勒令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统计资料表明，去年８月１５日至１０月３１日，全国共有３６１７１名犯罪分子到人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直接涉及犯罪数额３．５亿元；有１７６００多人到各级行政监察机关主动交代贪污受贿问题，涉及金额达１．１６亿元。
在两高一部通告的威慑下，广东全省共有４５８６名违法违纪人员向检察机关、监察机关投案，共交代贪污、受贿赃款５９１９万元。
在通告期限的最后一天，中国银行广东佛山市支行副行长林金海携赃款２万余元向检察机关投案自首。这天，也是广东省在两高通告期限内向检察机关投案人员最多的一天，全省有４００多人投案。广东清远市日杂公司综合购销部承包人张明，当天晚上从内蒙古打电话回广东，向检察机关坦白交代了贪污１０万元公款的罪行。一时间，反贪污、贿赂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
据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统计，全省检察机关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１９８０年为３３８件，１９８５年为８６０件，１９８９年为２４９９件。
在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一间普通办公室，记者采访了检察长肖扬。他向记者披露，近年查处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不仅数额越来越大，案件越来越多，而且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金融系统、建筑系统以及经贸系统尤其严重，少数主管基建工程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通过发包、验收、结算在建项目的机会，向工程队明要暗索的犯罪现象愈演愈烈。深圳市检察院去年立案的受贿案件中，４６．９％发生在建筑行业或主管基建的人员中。
肖扬检察长说，群体性犯罪是贪污、受贿犯罪的一个显著特点，不少罪犯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共谋私利。广东廉江县人民检察院侦破一糖厂的贪污团伙案，作案成员多达８０余人。
这位检察长告诉记者，检察机关原来的经济检察部门与承担繁重的反贪污贿赂任务不相称，举报、侦查、预防、情报不配套，侦查人员量少质弱，侦查手段落后。如何有效地预防、打击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人民检察机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集举报、侦查、预防于一身
１９８８年３月８日，广东省深圳市设立了大陆第一家举报机构，这就是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贪污贿赂罪案举报中心。
举报中心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与经济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和勇气。在举报中心设立的当天，就有人来信，提供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活动线索。举报中心成立至当年１２月底，在不到１０个月的时间内，深圳市检察院共接到举报１０２２件，最多的一个月为１５６件。去年一年上升到１９１６件，其中最多的一个月为３１８件，平均每天５．２件。特别是在两院通告期间，人民群众举报更为踊跃，仅去年８到１０月，全市共受理群众举报线索５８２件，占全年受理总数的３０．１％。其中举报贪污、受贿２６７件，占受理案件的４５．９％。
据统计，去年，广东深圳市举报中心（站）移送自侦业务部门的举报线索５６５件，已查办１９６件。经调查构成犯罪已依法立案侦查２０５件，占全年立案总数的８９．１％。公安、监察、纪检等部门移交的案件共２５件，仅占１０．９％。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举报，已经成为侦查案件的主要来源。
群众的举报为揭露犯罪和侦查工作提供了线索。罗湖区检察院侦破张选政等三人侵吞公款１５６万元的特大贪污案件，举报人不但直接具名举报，还积极提供线索，为案件的侦破起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张选政一案的查处充分表明出群众反贪污贿赂的斗争积极性，那么，马宝华受贿案的查处则富有传奇色彩。１９８９年宝安县检察院立案查处署名“路不平”举报的县建设银行深圳办事处马宝华受贿案。在案件的查处中，每当侦查遇到疑难时，“路不平”便来函，提示侦查方向或寄来材料。帮助检察机关查清马宝华受贿１０万元的大案。深为“路不平”侠义行为所感动和鼓舞的检察员乘胜追击，共查出４宗１２人的索贿大案，挽回经济损失２０多万元。
举报中心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成果引起了全社会的注意，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广了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的经验，举报中心迅速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建立起来。
然而，随着反贪污、贿赂工作的逐步深入，犯罪分子的手段也越来越狡猾，查处也越来越困难，使举报的线索积压越来越多。
能不能建立一个集受理举报、侦查、预防于一身，高效率、有权威而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反贪污贿赂工作机构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肖扬早就对此有所思考。
１９８９年４月的一天，在新加坡花木葱茏的圣淘沙岛公园的休息室里，随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出访的肖扬，又一次将设立反贪污贿赂机构的想法向刘复之作了汇报，得到了刘复之的支持。
同年６月，在深圳蛇口召开的广东省反贪污受贿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许多与会代表赞同肖扬同志的设想。７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检察长座谈会上，肖扬的这一想法又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他领导同志和各省市检察长的赞许。７月１５日，中共广东省委批准同意省检察院建立反贪污贿赂工作局。随后，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也审议通过了设立这一机构的决定。８月１８日，在两院发布的《通告》第四天，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正式设立。
初试锋芒
在广东省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成立之后，珠海、佛山、汕头、茂名等１４个市级检察院和一些县检察院也先后建立了反贪污贿赂工作局。
一位老干部在给“反贪局”的举报信中满怀激情地说：“听说成立了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我高兴极了。我虽离休了，但在反贪污贿赂的工作中我没离休，我要为廉政建设做点事！”
“反贪局”的成立，举报线索大幅度增加，署真名的举报信开始增加，匿名举报信逐渐减少。
１９８９年广东省受理举报贪污受贿线索２８１５２件，“反贪局”成立后受理的举报案就占２００７０件，比“反贪局”成立前８个月增加１４８％，而且重大举报线索明显增加，举报质量也明显提高。１９８９年广东省立案侦查的贪污受贿案件，６０％是公民举报的，其中“反贪局”成立后群众举报的居多。“反贪局”成立后连续查处６９５件贪污贿赂大要案，占广东省１９８９年查处贪污贿赂大要案总数的６５．１％。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日晚。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刚成立不久的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陈敏、伦润祥、谢海强等人趁南方四通公司总经理殷克外逃之机，贪污南方四通公司货款３０余万元。据悉，陈、伦将于１１月３日上午与另一涉嫌者秘密接头，商议外逃事宜。
“绝不能让贪污犯罪分子携款出境，马上拘留所有有关嫌疑犯”，珠海市“反贪局”局长邢诒群果断下达命令，精干的侦查员迅速行动。
１１月３日上午，接头时间到了，狡猾的犯罪分子却突然改变接头地点。接着，在不到５小时内又两次变更接头时间和地点。
当陈敏、伦润祥等人以为万无一失，在最后一个接头地点放心地会合时，侦查员们冲了上去，将案犯一网打尽。
接着，“反贪局”发挥举报、预审、立案、侦查、追赃一条龙的优势，仅用２２天，就将这起特大贪污案侦查终结，赃款全部追缴归案。
１９８９年９月２日，广东省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接到举报，指控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广州分公司光电进出口处副处长陈开枝涉嫌贪污４２００万日元。经过２天的侦查，侦察员掌握了一定的证据材料。９月５日，“反贪局”批准立案侦查，侦查小组于当天传唤了陈开枝。经过５个多小时的讯问，陈开枝交待了其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勾结外商侵吞国家４０００余万日元的犯罪事实。９月６日，陈开枝便被依法逮捕，赃款全部追缴归案。
从接到举报线索到逮捕人犯追缴赃款，前后只用了不到５天时间。连陈某也不得不心服口服：“你们办案效率真是惊人。”
当干部和群众称赞反贪局的工作时，肖扬检察长冷静地说：“这只是一个开端，一切刚刚起步，尚在摸索之中。反贪局的建立是与各级党委支持密不可分的，否则将寸步难行！
黄静，这位长期从事政法工作的珠海市委副书记就颇有见地：“反贪污贿赂斗争应由一个有权威性、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关负责，人民将这种职能赋予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就是检察机关专门行使这种职权的组织机构。党委要出面协调各部门在反贪污受贿斗争中与工作局一个调子，形成一个拳头。”
最高人民检察院、广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毫不犹豫地支持广东省检察院的肃贪工作。省政府拨专款为“反贪局”配置装备。省人大作出决议，要求政府各部门支持“反贪局”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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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有力的措施
广东省人民检察机关在全国率先建立反贪污贿赂专门机构，这是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的一项有力措施，也是我国检察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反腐败斗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与经济领域内的犯罪现象作斗争，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行政措施。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加强廉政建设，认为这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搞好治理整顿的有力保证。
应该说，我们的国家机关从总体上讲是廉洁的，我们的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的。然而，在一些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确实也存在着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这就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干扰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近几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查处了一批经济犯罪案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由于措施还不够得力，一些地方经济领域的犯罪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因此，建设一个有权威的、高效率的反贪污贿赂机构，是十分必要的。
检察机关内部建立的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正是总结了我国长期反贪污贿赂斗争、特别是近几年的实践经验。检察机关通过调整内部力量，建立了一个受理举报、侦查、预防网络，把打击和防范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良好的效果。
目前，全国已有１４个省、直辖市仿效广东的做法，建立了反贪污贿赂工作机构。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正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当前更要紧密配合全党抓廉政建设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开展举报工作，宣传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大抓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上狠下功夫。政法机关要通过侦查、起诉、审判工作，积极预防和减少各种经济犯罪，确保改革开放和治理整顿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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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临汾市长刘和平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杨玉良
刘和平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担任山西省临汾市市长时才３６岁。１９８７年，他几乎以全票先后当选为山西省临汾市市长和市委书记。从此，在临汾城的大街小巷里，经常闪现着刘和平的身影。在临汾城里，人们传颂着他对基层群众无微不至关怀的故事。
一个故事发生在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这个单位位于一条偏僻的深巷之中，一所破旧的院落里住着１００多名清扫街道的工人。一天下午，刘和平走进了这座院子。在这里，他看到工人们吃饭的灶房是设在一间矮小、陈旧、墙壁倾斜的破屋里，一张案板、一个火炉就占了屋内的大部分面积，工人们吃饭没有地方。在这里，他了解到许多快退休的工人还没有住房。看到此情此景，刘和平心里久久难以平静，他对清洁工人们说：“你们的困难，市委和政府一定会很快研究解决”。工人们听到这肺腑之言，看到市长这样关心他们，都激动得热泪汪汪。刘和平走后，没过几天，环卫处就收到了盖工人食堂的专款和批划给他们地皮的通知书。工人们高兴得奔走相告。
另一故事发生在这个市的豁口煤矿。一天，刘和平在大街上听到人们谈论这个煤矿如何苦，便决定到这个地方去看看。在这里，他看到一个地方放着一排水缸。工人们从井下收工后，一个个跳进这些大水缸里洗澡。刘和平按捺不住心头的焦急，回到市里，同市里领导研究后，派了一名得力干部去改变面貌。新矿长上任后，在整顿生产秩序的同时，把改善工人们的生活条件放在首位，不到一年时间，就为工人们盖起了宽敞舒适的澡塘。如今，这个煤矿生产年年大发展，矿区也盖起了一排排漂亮的工人宿舍，工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刘和平这种对工人群众关心备至的品格，为临汾城里的人津津乐道。一些年轻工人风趣地说：“刘市长的爱是激光式的，能穿墙破壁，射向最下层的人民群众，也能射向最偏僻的角落。”
在临汾市农村，农民对刘和平同样有说不完的话儿。
在吴村镇洪堡村，农民史雷锁说：“去年麦收前的一天中午，一个人推门进了我的家，一坐下就和我们拉起了家常，我和爱人猜他是市里的干部，见他挺和气，便把咱的一些心事倒给了他。当时，听说化肥厂由于生产资金不够，要停产，这个消息传到我们村里，大家心里发毛了。心想，化肥厂要停产，那就断了咱农民的化肥，我们把这个心病告诉了他。他问我们有啥好办法，我们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他一听，把大腿一拍，说：‘这可是个好办法，就这么办！’他这么一拍大腿，倒把我们弄懵了。正在这时，镇里的领导听说他在我家里，都跑到我家里来看。大伙一进屋，我们才知道他是刘市长。他回去后，还真的按我们老百姓的意见办了。结果，化肥厂生产一点也没受影响。种秋时，全市农民的化肥，一点儿也没少供应。这样的市长，咱农民咋能不欢迎呢！”
位于中条山里的郭行乡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说：“谁要说共产党不好，那才是昧着良心说瞎话哩，那市里的刘市长，不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吗，十个人就有十个人说他好哩！前年冬天他还来到我这老太太家里问寒问暖哩。那是一天下午，天很冷，我这个孤老婆子的儿子闹革命时牺牲了，一个人怕冷，就坐在热炕上暖和。突然，门帘一亮，进来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是市里的干部，姓刘，也不管我炕上脏不脏，坐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问我的生活咋样？看他是个热心肠的人，我就把我的苦楚向他诉说了一遍。他说：‘大娘，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会管你的。’没想到，没过几天，乡里干部、村里干部都先后跑到我这破屋子里来了，一问，原来那天来我家的人，就是刘市长。如今，我吃的、用的都有人操心了，我真不知说啥才好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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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门”前的女兵
邓茹
首都机场，被人们誉为中国的“第一国门”。所有在那里登机的旅客，都必需经过安全技术检查，担任这里安检任务的是武警北京边防部队。“三八”节前，我采访了“第一国门”前的女兵。
安检二科女兵班，是北京团市委命名的优秀服务集体，全班九人，年龄最大的二十二岁，最小的还不满十八岁。
引导检查员端着盘子对每一位走近安全门的旅客都是这样几句话：
“同志，请把包放在传送带上。”
“先生，请把香烟、钥匙、手表放在盘子里。”
“女士，谢谢您的合作。”
下士检查员孙静，笑容满面，每天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话，热情地把一位又一位旅客送上飞机。“这姑娘多有礼貌啊！”旅客夸奖她，领导赞扬她，同伴羡慕她。有人认为安检工作太枯燥，可她总是笑笑说：“能给人以温暖和安全，我的工作就有意义。”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担任团支部书记的孙静，去年年终受到嘉奖。
老班长张红梅，稳重干练，入伍四年，一直做手检工作，她拿着探测器从旅客前胸查到脚面，再回过头去，从后背查到脚跟，一上一下两个起落，一天至少一百多次。她不仅手检干得利索，眼睛也满机警。
去年二月的一天，从安全门跑过来一位旅客，慌慌张张提起传送带上的行李就走，张红梅看着他，总有一种奇妙感。可探测器在他身上划过两遍，还是没有声音。最后，她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查找，终于在旅客内衣里，发现了一枚塑制麻醉枪。她当场试验，结果烟雾喷得现场的人们又是咳嗽，又是恐慌。经询问，那人谎称他是上海戏剧院导演。原来是身带麻醉枪做买卖的。张红梅因此受到上级机关的嘉奖。
安检工作中，有些旅客对办理移交品手续很不习惯。移交是指对旅客携带的特殊物品，既不能没收，又不能让旅客自身携带，必须转交给机组人员保管。对这项工作，旅客中十有八九嫌麻烦。因而常常发生争执，这对于安检女兵来说，也是耐心和业务水平的考验。国门前的女兵往往都能出色地完成这一困难的任务。一次，从法国回来一位男旅客听说要把他的菜刀送移交，他把箱子摔在桌子上就朝检查员小卫嚷嚷：“我坐那么多次飞机，从来没出过问题！”小卫耐心解释：“按照规定，这手续一定要办！”那位旅客被姑娘严格执法行为感动了，说服了。终于办了移交手续。
军人有情，战士有爱，安检女兵们常常把深深的爱献给党和人民交给的工作之中。高纯是一九八七年入伍的战士，今年二十二岁，长得眉目清秀，工作很出色。一天，高纯正忙着为旅客搬运箱子，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她着急了。可眼看老兵都退伍走了，新兵又没分下来，当时科里只剩两个女兵，工作需要她，旅客需要她，她沉默了，她含着悲痛的眼泪，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坚持一人干了三人的活。去年，高纯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首都机场的女兵，把自己最美丽的青春，无私奉献给祖国的安检事业，献给五洲四海的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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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私无畏 身先士卒
——“最佳人武干部”罗壮翼学雷锋的事迹
刘玉书 王琦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华东五省一市５万多名人武干部中，安徽省芜湖江东船厂武装部副部长罗壮翼被选为最佳人武干部。授奖大会上，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握住罗壮翼的手说：“你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需要你这样的‘硬汉子’。”
今年的３月６日，罗壮翼光荣地出席全军学雷锋先进代表座谈会，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上将的亲切接见。
罗壮翼在江东船厂担任武装部副部长兼保卫科副科长。一段时间，厂里少数职工子女勾结不法分子，盗窃工厂里的铜线、铜器和钢材。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免遭损失，每到晚上，罗壮翼就带着民兵去执勤，有时累得实在顶不住了，回家稍稍休息一会，都不忘将对讲机放在枕头边。他先后抓获了２０多名参与盗窃工厂原料、器材的偷盗分子。
１０年前，罗壮翼所在工厂的老工人郑少华病故，丢下６３岁的老伴黄翠英。当时，黄老太住处距罗壮翼家有１０多里。为了照顾好黄老太，罗壮翼动员黄老太搬到自己家住，但她执意不肯。从那时起，罗壮翼每月替黄老太按时送去买好的粮和煤，每隔两、三天就去看望老人。
１９８２年春天，黄老太租的房子到期了。罗壮翼知道此事后，毅然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住。
罗壮翼的行动感动了厂领导，厂里出材料并派出人员，帮助老人盖起了一间１０平方米的小屋。罗壮翼又把自家屋墙打通，开了一扇门，与老人朝夕相伴。
１９８６年，８０高龄的黄老太病逝。当人们清点老人遗物时，却惊讶地发现黄老太太竟留下８００元钱。这些钱按老人遗嘱应归罗壮翼，但他硬是分文没要。
生死关头的抉择，是人生最严峻的考验。
７０年代，罗壮翼带着民兵搞人防施工，经常遇到各种哑炮。每当排险时，他总是身先士卒。
一次，几个民兵在防空洞里填完３０多个炮眼的炸药，一合电闸，竟然没有听到一声炮响。顿时，大家都傻了眼，谁也不敢进洞。“要死就死我一个人！”罗壮翼凭着自己有娴熟的工程爆破技术，经过３个多小时的苦战，终于排完了所有的哑炮。在整个人防工程施工中，罗壮翼１２０余次冒着生命危险，替别人排除了各种哑炮。
一次，有位女民兵投弹时由于精神紧张将手榴弹扔在２米内的烂泥地上，千钧一发之际，罗壮翼一个箭步上前，用身体护住了她。手榴弹爆炸掀起的烂泥糊满了他的全身，炸开的手榴弹木柄碎片差点儿把他击晕了。
罗壮翼干武装工作已经２０个年头。这些年里他自编了１５类军事教材，共１００多万字；组织民兵训练６７期，训练了３５５０人次，合格率达１００％。他训练的民兵在全市比武中多次夺魁。突出的成绩为他赢得一串串荣誉。他曾３９次被各级组织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者、先进专武干部，２５次受到南京军区等上级军事部门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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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情
——记扎根山区三十一年的某部政委秦长海
金国友 袁建达
秦长海已经与大山打了半辈子交道。
一九五九年，秦长海从华北平原的一个村庄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他被分到工程兵某部，一头钻进了大山。
大山虽苦，可年轻的秦长海很快爱上了自己的工作，爱上了这深沉的大山。
仿佛是老天爷要考验这位年轻的战士，参军第一年，他的父亲不幸去世。当时正值施工期，部队工作忙碌。秦长海想起了自己经常默念的两句话：“服兵役，保国家”，毅然擦干了眼泪，硬是没有回家。一九七五年，他母亲病故。这对于一名已是团副政委的秦长海来说，回去料理一下是不成问题的，可因工作需要他，又没有回去。事后，他对别人说：“不是我不孝，实在是脱不开身。为了国防建设这个大局，有时不得不忍痛牺牲个人的利益。”
一九七四年，秦长海由连指导员被提升为工程兵某团的副政委。这副职一任便是九年。他不仅承担起全团政治思想工作的重任，而且苦钻专业技术，深受官兵敬重。
一九八三年，正在山区苦干了二十四个春秋的秦长海被任命为团政委。他深知自己肩上担子重。为了带好部队，他克服了文化低等困难，坚持长年苦读革命导师的著作，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现在他的文化水平已达中专以上。他提出的军队、地方、家庭“三位一体”培养教育战士的办法，引起军队高级政治机关的重视，后来在各部队普遍推广。这几年，他以自己的行动教育干部、战士艰苦奋斗。一次，他到一个连队蹲点，发现伙房的泔水桶里有不少剩菜剩饭。他认真调查，发现部分干部战士中存在着一种浪费无所谓、图阔气的错误倾向。他和连队干部一起搞了四个专题教育，重点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
秦长海迷上了大山，大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岁月不饶人。今年，他已有四十九岁了。前些日子，驻地一位负责同志为他争取来了一个转业进京指标，劝他到地方担任领导职务。家乡的同志也答应为他准备宽敞的住房和优厚的待遇，希望他从艰苦的大山里走出来，过几天舒服的日子。对此，秦长海一一谢绝了。他说：“军人讲奉献。只要部队一天需要我，我就留在部队干一天。我们亲手建设了大山，我们要让她变得更美好！”
秦长海的胸怀像大山般宽阔，他是工程兵官兵中普通的一员，也是他们中不平凡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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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军区第257医院传染科护师管欣（左二），入伍20年来，坚持学雷锋，精心护理，热心服务，患者亲切地称她“雷锋护师”。 刘德岭、王绍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