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资金问题面面观
去年一季度的保值补贴率是百分之十二点七一；今年一月份降至百分之零点
九，三月份又低于零。这种变化引起了种种误解和疑虑。究竟应该怎样看这
个问题呢？不妨读读《市场报》的这篇文章——
保值贴补率下降是喜不是忧
萧炎
保值储蓄的开办，对扭转储蓄存款“滑坡”稳定市场和维护储户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据估算，去年新增的１２００多亿元储蓄存款中，有７０％以上是保值储蓄。保值储蓄开办以来，银行付给储户的保值贴补金额已有几十亿元之巨。
但是，随着物价的回落，保值贴补率也迅速下降，今年１月份的贴补率已降至０．９％，３月份又低于０。对这一正常而且本来值得高兴的情况，社会上却出现了种种不解。一些储户给银行和新闻单位写信提出质询和指责，部分银行职工对此也感到有点解释不清楚。今年是继续贯彻紧缩政策的重要一年，储蓄存款的稳定增长，对市场的稳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消除贴补率下降引起的种种误解和疑虑。
保值储蓄并不是绝对的高利储蓄，它与物价挂钩，物价下降，贴补
率就要下降
去年一至三季度，人民银行公布的保值贴补率分别为：１２．７１％（利率调整前为１６．１３％）、１２．５９％、１３．６４％。这使不少储户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这种高贴补率会长期维持下去，保值储蓄是一种绝对的高利储蓄。个别银行的基层营业单位也对此做了不恰当的宣传。例如某县一专业银行支行就曾做过这样的宣传：存入本行保值储蓄１０００元，２４年后可得本利１１万元。因此，当去年四季度和今年１月份的贴补率下降为８．３６％和０．９％时，许多人就觉得吃亏了。
所谓保值储蓄，就是保证储户存入银行货币的币值，不会因物价波动而减少，即它的综合购买能力不会降低。保值储蓄是和物价挂钩的，物价下降，贴补率就要下降；物价上升，贴补率也会有相应反映的。由于技术手段上的原因，保值储蓄的贴补率是与隔前一季（今年为隔前一月）的物价挂钩。与去年一至三季度贴补率挂钩的是１９８８年三四季度和去年一季度的物价，这段时间物价上升较猛，参照这段物价指数计算的贴补率所以较高。去年二季度，物价涨势趋缓，与此挂钩的去年四季度贴补率也就下降了。去年７月至１１月间物价持续下降，所以按去年１０月的物价指数计算（贴补率改为按月公布时，１１月的数字尚未算出），今年１月份的贴补率就明显降下来了。贴补率的下降，是治理整顿见成效，物价回落的结果，是正常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保值储蓄与价格总水平挂钩，维护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不应根
据部分商品价格变动情况和对某些人、某些地区的利益影响状况来评价
它
“银行的保值储蓄根本保不了值，××刚涨了价，贴补率倒降下来了。”诸如此类不正确的议论，从保值储蓄开办就有，贴补率下降后更多了。
保值储蓄是否给予储户利率外的贴补，贴补率应该定为多少，取决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社会商品零售和服务项目价格总指数。这个价格总指数是对食品、衣着、日用品、书报杂志、医疗药品以及建材、燃料、农业生产资料和服务项目等４００多种商品的价格进行科学综合计算的结果，它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与城乡居民生活、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商品价格变化情况，能够较客观地反映币值。因此，参照这个指数计算出来的保值贴补率能够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失。
但是由于这个价格总指数是一个综合的、抽象的指数，个别商品的价格变动方向和幅度与它不一致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正常的。同时，由于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偏好是不同的，对于按价格总指数算出的贴补率能否完全弥补价格上涨的损失，大家的实际感受也不完全一样。搞清楚这些道理，就能够认识到，根据一种商品价格的变化情况，和一些消费阶层及人群的实际感受，来批评银行的保值储蓄不保值是不科学的，国家银行维护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是正确的。
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差别很大，但物价指数和贴补率只能用一个，物价上涨幅度高的地区，如大城市，统一的贴补率就不一定能完全补偿储户的损失，这需要群众理解。有人曾建议每个省、区、市各搞一个贴补率，但这会形成贴补率高处存款，物价低处购物的不合理状况，显然不可行。
保值贴补率与物价挂钩，参照物价总指数计算，但二者的变化并不
是同步的
贴补率是否反映了物价的实际变化情况，这是广大储户很关心的一件事。但相当多的人对物价总指数与贴补率变化的关系又不清楚。有人发牢骚说：“１９８９年三季度的贴补率是１３．６４％，１９９０年１月就降到０．９％了，半年时间物价下降１２．７４，离大家实际感受差得太远。”认真算算就会发现这个说法不对。
依据物价指数计算保值贴补率的公式计算的结果，实际上去年二季度的物价指数比一季度还上升了０．１，去年１０月份的物价指数也只比一季度下降了１。这与大多数人的实际感受应该说是大体一致的。
上面引述的那句牢骚话，之所以不对，原因在于他把贴补率变化与物价指数的变化当成一回事了。贴补率反映的是整个存款期间物价变化的状况，而且要除以存期，以便与年利率保持一致。而物价指数的变化，可以是我们要求的任意两个时点间的变化，无须考虑存期。所以贴补率虽与物价指数挂钩，但两者的表现形态却不一样，变化并不同步。
贴补率的下降以至消失，对广大群众来说是喜，而不是忧
物价的稳定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渴望的，但保值贴补率的下降却使储户们感到吃亏了。的确，当我们从银行柜台上接过的票子比原预期的高贴补率要少时，眉头难免要皱一皱。但仔细一想，就应当承认现在少了几张的票子，与前一段稍多几张的票子，综合购买力并没有降低。
每一个储户都是消费者，储蓄的最终目的也都是为了消费。而人们消费的是商品，而不是货币本身。既然币值没有减少，综合购买力没有下降，储户就没有吃亏。
当贴补率还存在时，保值储蓄也只能保值。只有当物价上涨幅度低于储蓄利率，贴补率消失以后，储蓄才能真正增值。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的目标之一是要使物价上涨幅度降到两位数以下，到那时储户得到的就不仅是货币量的增加，而且是币值的增加，购买力的提高。从这个前景看，贴补率下降，然后消失，这对广大群众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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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文明一起抓
——访无锡县洛社镇
陈沂
江苏无锡县洛社镇历史悠久，宋《毗邻府志》即有记载，是古运河畔的一个名镇。沪宁铁路、京杭运河、锡常公路，横贯全镇，交通方便，素有小无锡之称。
洛社镇上，非常整洁，从东到西排列３座大桥，横跨古运河，成了镇区南北通道。新建的人民路和中兴路，十字相交，总长１０余华里，街道宽敞，有汽车道、人行道、小花园、绿化带等设施，夜间路灯通明，两旁矗立着各具特色的建筑群体。运河两岸，厂房林立，河中运输船只川流不息。置身其间，很难令人相信，这是一个乡镇。
进到镇中公园，这里虽无高大的楼台亭阁，全是民房，但有潺潺流水通过，显得格外幽静。进屋一坐下，镇党委书记吴惠民就对我说：
“精神滑坡比物质滑坡带来的危害更大！”
这本是一句平常话，但出自一个农民出身、由生产队长到镇党委书记的口中，就显得颇有份量了，看来，他是经过一番酸甜苦辣才道出来的。
吴书记先给我谈了镇的生产情况，他们的工农业产值，４年翻了两番，１９８５年的１．５亿增长到１９８９年的５．５亿。这里气候宜人，地处太湖平原，盛产大米小麦，水产资源也很丰富，年产成鱼２３００多担。
但光靠农渔业还是富不起来的，必须搞工业。全镇现有镇、村企业２０６家，县属厂６家，形成了机械、电工、化工、建筑等五大行业。镇村企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已超过３亿元，９０％的农村劳动力进了工厂，已有１２个工厂和村产值超过千万元，１７０多个企业领到了省、市颁发的各种合格证书。
镇党委书记告诉我，他是从生产队长、村支部书记、镇副书记一步步走过来的，他已有１８年的党龄，他深深懂得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时他也深深懂得，富了更不能忘掉社会主义。无锡市的乡村到处流传一句话：“没有暴发户，都是万元户”，让社会主义成分始终占据着农村的重要地位。
这怕也是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内涵。
怎么才能使精神文明建设不滑坡？镇党委书记告诉我，精神文明建设，不光讲道理，抓思想，而且要投资，镇委书记给我报了３个５００万元的投资帐。第一笔５００万是建立了一个有２８０张床位的医院；第二笔５００万是建立了一个带空调的电影院；第三笔５００万是建立了沿铁路５个村的立交桥。而且这些钱都是村镇自筹的。
此外，镇中公园投资１２０万，图书馆、文化大楼投资２０万，镇党校投资６０万，旱冰场投资４０万，中心幼儿园投资８０万。双文明既同时抓，又有投资，这还不算，还要有强有力的组织保证。镇党委的领导从来没有忽视和淡化精神文明的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可以说全镇的精神文明建设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全镇１４５０名党员，１７５个支部，每年都要对党员进行一次冬训，干部进党校专门培训，支部生活十分正常、严肃。听说镇有党校，我一定要去看一下。平常他们也利用党校的地方培训其他专业的人才。这确使我开眼界。
最重要的是这个镇党委一班人都很团结，遇大事必开会讨论，日常事务分工负责，会上大家提意见，想办法，即使有时吵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为了解决问题，还是取得一致。
去年该镇受大气候影响，市场变化大，资金周转慢、银根抽紧、产品也有所积压，特别是银行贷款减少了２０００万元，给镇上的生产带来问题。镇党委没有惊慌，冷静地分析了形势，首先采取压缩基本建设的办法，同时开发畅销对路的新产品，改进经营管理，这样就克服了困难，把生产又搞上去了。
镇党委一班人临危不惧，动脑筋，想办法，这怕也是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内涵。
这里，大多数的农民都进了工厂，同时还要保证把承包的责任田种好。去年全镇交售国家粮食超额１５０万公斤，总的财政收入没有减少，还超了２０％。我问镇党委书记，这些因何而得来？他说，我们这里有句话，叫“家和万事兴”。
我们去参观镇中公园，这个镇中公园，实际也是全镇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心。这个中心占地１５５００平方米，房屋面积１５５０平方米，内设有图书馆、科技阅览室、弈棋室、录像室、书场、茶室、摄影部、创作室、旱冰场、公园、儿童乐园等２２个常规活动项目，每天吸引活动人次近３０００人。图书馆每天接待读者５００人。中顾委常委胡乔木同志来此参观，兴奋之余提笔写了１２个大字：“无锡洛社镇文化中心好样的”。
这个文化中心所以能够赢得如此众多的人的赞赏，主要是他们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洛社镇文化中心的同志在镇党委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精神指导下，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自出课题，自压担子，在实践中探索，在改革中发展，给自己规定了“一二三四”的工作目标，即：环绕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为方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明确三个目标（加强综合治理，改善社会风气，提高人口素质）；增强四个能力（群众的智力、体力，生产的能力，企业的活力）。他们在实践中还总结了“两个结合、五个字”的活动方法。即：做到阵地活动与社会活动相结合，集镇活动与农村活动相结合；一切从社会利益出发，在活动的项目上考虑一个“多”字；在内容上着眼一个“新”字；活动的质量上讲究一个“精”字；活动的范围做到一个“广”字；活动的效果上力争一个“好”字。
然后我们又去看新开办的村办工业。厂长告诉我。他是从上海回到乡下来办厂的，他觉得在这里村办企业作厂长很自由，很快活，因为这里框框少，有自主权；但又必须做到真正的大公无私。他举了个例子，前些时厂内赌博风盛，他的一个表弟也参加聚赌，赌徒们真是屡教不改，最后厂里决定予以重罚——７０００元，他的表弟也在重罚之列。大家就看他如何对待。他毫无例外地也罚了他表弟１０００元。他说：对自己宽就失去多数人的信任。
在这种事启示下，每个车间都挂了一面大镜子，凡上班的人，每次都必须到镜子面前照一照，一是照自己的仪表，二是照自己的内心。
厂长还告诉我，每个工人都有一份报纸，他们厂里，虽大多数是农民，却没有一个文盲，而且在不断学习，不断培养，不断提高。
随后他领我去看他的办公室，室内放了好几张桌子，但无人办公。他说：我们这里不时兴坐办公室，时兴下车间，到工人家中去。两个文明一起抓，能抓到这种程度，我看就很可以了。令我这个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人自叹不如。这是我这次访问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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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吝啬”经理
历健 伟文 永利
吝啬，素来被人看不起。然而，新邵县商业大厦副经理陈碧珍却因“吝啬”而赢得了人们的称赞，被评为湖南省劳动模范。
去年３月的一天，陈碧珍去邵阳市进购棉布，因市内交通规定的限制，拉货的手扶拖拉机进不了市区。为节省搬运费，她花了６个小时，把货一担担挑出来装到拖拉机上。已是下午２点多了，她用自己的老规矩——一碗肉丝面招待司机。２０多年来，她在邵阳市内进货总是这样，既当采购员，又当装卸工，为公家节省装卸费。
陈碧珍“吝啬”公家的金钱，却从不为自己捞好处。有一年，她在邵阳购进１．２万米毛哔叽，对方主动提出给好处费７２００元，她拒绝了。她多次参加各种生产厂家和业务公司的订货会、洽谈会，带回一些纪念品、试用品之类的东西，但她都上交给公司当商品出售，自己分文不取。
陈碧珍也有“大方”的时候。早在商业大厦建成前还是“便民商店”时，尽管本小利薄，她却舍得花钱为企业投保了财产险和职工人身险。她说：“要对企业财产和职工养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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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杜绝农贷“农转非”
易木
有个信用社，１９８９年发放的农业贷款中，５００元以上的大额贷款占６０％以上，而这些大额贷款的绝大部分是用于非农业项目的。据我所知，这种不正常的“农转非”现象，在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近年来，农村信贷实行倾斜政策，支持农业的贷款有较多增加。而贷款的“农转非”，则使增加农业信贷投入成了有名无实的假象，哄了农业特别是粮棉生产，也骗了决策部门。
农贷“农转非”现象的出现，有这样几种原因：一是对加强农业特别是发展粮棉生产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二是片面追求自身盈利，使农贷向利率高的非农业项目流动；三是嫌麻烦，农贷每笔金额小，放、收都要到农户，而大笔地放给工商业，既有利又省力；四是个别金融职工思想作风不正，以贷谋私，通过农贷“农转非”，为个人捞“实惠”。
增加农业投入是中央发展农业的战略决策之一，增加和使用好农业贷款是增加农业投入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保证中央的政策落到实处，必须加强对银行和信用社干部以农业为基础的教育，普遍推行贷款公开制度，发挥银行审计、监察部门的作用，真正把农业贷款用于农业，逐步杜绝“农转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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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洪水走廊”变粮仓
——连云港市粮食连年稳步增产的调查
新华社记者 杨福田 新华社通讯员 王绪年
黄海滩上一向被称为“洪水走廊”的江苏连云港市在深化农村改革中，着重在务实上下功夫，粮食生产连续１０年以９％以上的速度递增，一跃成为江苏省乃至全国的农业生产新明星。
６０年代吃米靠江南的连云港市，现在是江苏省有名的粮食调出市。市农业局局长向记者一口气列举了一串数字：
粮食总产１０年翻一番，４００万亩耕地每年平均净增粮食１亿公斤，平均亩产达５２２．５公斤；全市人均占有粮食６２６公斤，居江苏各市之首；在全国１０００多个县水稻平均单产评比中，这个市的赣榆县荣获第一，达６６５公斤；全国１０个产粮亿斤乡有７个在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步步高”的主要诀窍是什么呢？
建立加强专线领导
连云港市规定，在市、县、乡三级主要负责人中都要确定专人抓农业，县、乡两级党政一把手以主要精力抓农业，形成对农业的专线领导体系，做到平时有人管，忙时一起上，发生问题随时有人解决。
农业专线领导体系不仅在组织上落实，而且有制度保证。市委常委实行了农村联系点（一般为乡）制度，县级“五套班子”（即县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一把手分片包干，乡村干部建立联系户制度；县、乡领导干部每人负责指挥种好一块田（至少１００亩），带好一个片（一个乡或一个村）。据了解，全市这种“指挥田”面积达６０万亩，占三麦面积的１／５。“指挥田”起样板作用而又不吃“小灶”，它把农民的种植管理水平带上一个新水平。
持续改善生产条件
连云港市原是易旱易涝、只能旱作的“穷山恶水”，单产仅１００来公斤。７０年代，曾大兴水利，初步实现“旱改水”，但许多大中型水利工程不配套、不完善。“大包干”后，市领导适时提出要保持水利规划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把统一规划、集中施工与农民的分散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自１９８５年以来，每年都要动员和组织９０％以上农村劳力投入１５００万个工日，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目前，这个市已兴建大中小水库１６３座，开挖和疏浚大小河渠５．６万条，塘坝８３０多个，修建各种水利设施５．６万座，形成防洪、排涝、降渍、灌溉、挡潮五大水利体系。全市灌溉面积达３３５万亩，占耕地面积的８４％，其中旱涝保收田达２３０万亩。这里已经能够做到日雨量１００毫米涝不着，百日无雨旱不着。在西高东低的全市农村，既可西水东下，也可东水西调，送水上山。
连云港市还引导农民添置农业机械。近几年，这个市农机拥有量成倍增加。而且绝大部分是农民购买的。机械化程度较高的赣榆县，自１９８０年以来，每年用于农业机械的投入都在６００万元以上，平均每亩投入的农机费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机械全部使用，全县８２万亩耕地翻耕一遍仅需４１小时，脱粒一季作物不超过２天。
强化社会化服务
这个市经过近５年的努力，建立健全了从市到村的农业服务体系，市有以咨询和服务为宗旨的农业开发公司，县有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乡有农业科技推广站，村有农业服务队。在纵向体系的基础上，实行层层相通，块块相联，农技、水利、农机等不同行业和技术、信息、生产等不同内容交叉，从而形成覆盖全市三县农村的农业服务网络。这些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机耕、选种和供种、植保、供水、农资供应、技术推广等全程服务，并尽可能在一村、一乡甚至一县统一起来。如选种，各县确定一批村为良种专业村，实行一村一品，由种子站统一收购，再统一供种。农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六统一”的实施，把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纳入了科学种田和现代化农业的轨道。
在总结以往专业化服务经验的基础上，连云港各县又推出了集团承包服务制，由农业部门的科技人员与农民签订单项或生产全过程服务合同并实行奖罚。农民把这种做法叫作“农民包种田，干部包服务”。灌云县农业部门的８０名技术干部去年与７个乡农民签订１３万多亩水稻全程服务合同。结果，这１３万亩水稻增产７００万公斤，平均单产增加１５．２３％，一举突破了单产３年徘徊局面。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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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社会效益为重
——记牡丹江铁路分局局长王瑞章
刘英贵
１９９０年元旦刚过，牡丹江铁路分局局长王瑞章就把市经委的同志、几十家大企业的经理厂长及牡丹江市附近各县县长请到分局大楼，向大家通报“路情”，同时倾听与会者在新的一年里对铁路方面的要求与建议。
牡丹江市经委的同志发言：“去年铁路上对我市１７家骨干企业实行确保车皮数量的倾斜政策，使我们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稳住了阵脚，经济稳步发展。今年我们仍然希望铁路分局继续实行这种倾斜政策。”
在此之前，王瑞章专门就管内运输能力进行过调查，并且根据调查在全分局开展“进一步提高运输组织管理，挖潜提效多装车”的活动，情况表明，铁路有能力向企业提供更多的车皮。因为心中有数，所以王瑞章当即表示可以。
王瑞章就是这样，只要对社会效益有利，他就积极去干。
站在大局高度 主动为国分忧
１９７９年，王瑞章一上任，便面临着５５０万吨煤炭、７００万立方米木材积压的问题。牡丹江没有水运，没有空运，公路运量占１０％。因此，积压物资主要靠铁路外运。谁都清楚，煤的运价最低。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后，为了本企业的经济效益，多运些运价高的物资无可挑剔。但是，看到大量积压的煤炭，看到许多用煤企业因煤炭不足不能正常生产，王瑞章把负责运输计划的干部召来，算了一笔大局帐：虽说多运一车煤，分局少收４００多元；但多一吨煤，工业部门就能多创９００多元的产值。哪头轻，哪头重？一目了然。为了大局，他们很快调整了运输计划，把煤炭作为运输重点，当年多运１２８万吨。
铁路实行大包干后，王瑞章始终站在大局高度处理全局与局部利益的矛盾。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９年１１年间，这个分局比计划多运煤１７００多万吨，以本企业少收１．２亿多元的代价，换来多创１５０多亿元工业产值的社会效益。
追求社会效益 甘愿自找麻烦
运能与运量的矛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铁路，并束缚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摆脱这种困扰和束缚？王瑞章把注意力放在挖潜提效上。
他从调查中得知，由于地方企业缺乏科学的装车方法，车辆常常不能满负荷装载，不仅造成车皮浪费，而且企业多支运费。铁路有责任帮助企业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有些人持不同看法，理由是多装货铁路并不多收费，何必自找麻烦。
王瑞章说服了大家。他要求各车站组织装车指导小组，深入企业帮助培训人员，改进包装方法，企业多运了货，少花了钱，同时节省了大量车皮。桦林橡胶厂过去每车只装３０８套轮胎。改进装车方法后，每车多装２１７套。１９８５年以来，这家工厂就节省车皮２０００多个，节约运费上百万元。去年，分局通过改进装车方法，多运货１１０万吨，节省车皮２．２万个，企业少支运费６００多万元。
节省下来的车皮，用来满足牡丹江市数十家大中型骨干企业的需要。牡丹江市副市长马德这样评价牡丹江铁路分局：你们几年来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办企业方向，把支援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为牡丹江市的经济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坚持服务宗旨 满足农民需求
牡丹江铁路分局管内物产丰富，管内１１个县和１０个大型国营农场农副产品季节性运输每年都需要大量车皮。王瑞章说，国家重点物资运输要保证，季节性物资要及时外运，二者不可偏废。他们采取“捎脚”的方法，利用排空车的机会，将沿途乡镇企业外运产品发往外地；为了不冲击主干线的运输能力，宁可“绕道”，也让农副产品到达销地。对于蔬菜、甜菜一类季节性强的物资，则采用灵活的办法尽量为农民提供便利。
去年，管内甜菜丰产，为了避免运输困难，王瑞章通知运输部门：多设装车点。过去，兰岭站附近的农民都把甜菜拉到１４公里外的滴道站装车，每吨运费达１４元。去年，从未办理过装车业务的四等小站，５天时间运出３７００吨甜菜，农民少支运费５万多元。过去，蔬菜丰收，农民犯愁。去年，蔬菜又丰收了，王瑞章说，我们要急农民所急，要多少车，就给多少车；来不及办理车皮手续的，可以先装车后补办。结果１１天就把１０万吨蔬菜全部运完。农民高兴地说：“今年丰产丰收，多亏铁路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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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山西省临汾地区草编工艺厂发挥当地资源优势，扶植农民致富。他们在全区设立12个分厂，40个加工点，从业人员2500个，利用玉茭皮，生产提篮、座垫、地毯等六大类160个品种，产品销往法国、西班牙等国，创汇达32万美元。
赵炳耀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