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肖劲光同志在红五军团
程子华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肖劲光同志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在这里，我仅选取肖劲光同志在红五军团工作的一段经历，以作纪念。
一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４日，在我党的领导下，驻守在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１７０００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下，举行了起义。宁都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党中央对这支起义部队很重视。然而，这支部队脱胎于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军队，如果不对它进行教育、改造，就很难使它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反过来说，如果教育、改造得好，势必会成为我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壮大红军队伍。为教育和改造好这支部队，中央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大批干部到红五军团做政治工作。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央军委任命肖劲光同志为红五军团政委。我于１９３２年初，也被派到红五军团，任师政委。
到红五军团工作，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肖劲光同志去红五军团以前，毛泽东同志对肖劲光同志说：对起义部队的工作是团结、教育。对这支部队，要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并组织他们学习，进行政治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明确了到红五军团的工作方针，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肖劲光同志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率领我们展开了政治工作。
二
肖劲光同志一到红五军团，就投身到工作当中去。他用了几天时间，同起义部队的团以上干部谈了话。通过调查了解到：这次起义是少数上层军官秘密策动的，大部分人在起义前并不知道要当红军。自觉起义当红军的，主要是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等受我党影响较大、思想比较进步的军官，这部分人数量不大；思想比较反动，认为当红军是上当受骗，没什么出路，坚决要求走的人，数量也不太大；大多数人在等待观望，而各自的思想状况又不尽相同。
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肖劲光同志带领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善意的教育，达到团结的目的。在工作方法上，根据不同的工作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聂荣臻同志不久也代表中央军委，来红五军团帮助指导工作。肖劲光同志在工作中还特别注意团结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及其他上层军官。赵博生在起义前已是共产党员，董振堂在起义后不久入了党。他们二人一直表现很好，积极配合我党作部队的工作，起了非常好的表率作用。并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批进步军官，成为教育部队的中坚力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多次找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谈话，亲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对他们的起义给予高度评价，鼓励他们积极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他们对部队官兵的思想进步，起了极大作用。
我党派到这个部队的红军干部，很少有人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过，他们一直同国民党军队是作战对象。现在，起义的官兵已经当了红军，不再是敌军，是友军了。这就首先需要教育红军干部改变认识，才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对部队进行教育改造工作。
要改造好部队，做好政治工作，首先要改变起义官兵对政治机关的看法。在国民党军队中，政工人员是军官的附属品，其政治机关是政训处，卖假膏药的。而红军的政工干部则不同，他们担负着保证部队胜利完成战斗任务的职责，有作战经验，能指挥作战。为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更好地开展工作，在团以上各级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在营级设立教导员，在连队设立指导员，并在连队建立党支部。这样，通过各级政治委员、教导员、支部书记、党小组长、党员，形成了我们的政治工作网。通过党员联系群众，做起义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执行。要求各级政工干部做好同级干部的团结教育工作，要尊重他们，注意工作方法，不揭短，不讲带有刺激性的话。红五军团组织了军事政治训练班，向起义部队讲红军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官兵平等。废除打骂和体罚制度。还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经济公开，在连队建立了士兵经济委员会。这些做法，废除了旧军队的封建军阀制度，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在部队引起很大反响，使起义官兵深深感受到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当然，由于国民党军队中的旧习气和旧制度的根深蒂固，加上改造当中受到一些“左”倾思想的影响，因而有一部分军官想不通，甚至发生了军官叛逃事件。但总的来说，对起义部队制定的“团结、教育”的总方针是正确的，是切合部队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领导同志对部队团结教育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肖劲光、刘伯坚及其他红军政工干部也为红五军团的转变付出了艰巨而复杂的劳动。经过几个月的团结、教育工作，红五军团的面貌焕然一新，转变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我党对大规模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成功的效果。
三
战争最能考验部队的战斗力。红五军团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战争的严酷考验。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同志指挥的水口战役就是一例。１９３２年７月８日，红五军团奉命在向广东乌迳的开进中，发现粤敌第四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逃窜，于是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的蒻过村，红五军团与敌人隔河打响。红五军团以十三军作正面攻击，以三军由左翼渡江绕到敌后，很快击溃敌人两个团，敌人当晚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由于红五军团误报水口之敌已向南雄逃窜，使一方面军改变了一度决定由一军团和十二军增援水口的计划。９日，余汉谋一面命第四师固守待援，一面命独立第三师和独二旅由南雄驰援水口。当天中午南雄援敌即与第四师会合，以优势兵力向我红五军团猛扑，红五军团错把九个团的敌人当成三个团打，双方战斗激烈，红五军团处境困难。幸好陈毅同志领导的江西独立第三、第六师及时赶到，才稳住战局。
当天下午，红一方面军命一军团和十二军紧急开向水口增援五军团，一军团和十二军于１０日拂晓即到达水口战场，会同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向敌人勇猛冲杀，双方激战在水口周围，我军指战员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手持大刀砍向敌人，使敌人受到重创。但终因三军团未能赶到，敌我兵力基本相当，经过几小时的激战，只将敌人击溃，敌人逃回南雄。这场战斗，对我军后来的北线作战很有利。水口战役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罕见的一场恶仗，双方伤亡都很大。在红五军团阵地前，光砍死的敌人就有９００多名。红五军团的指战员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水口战役的三、四天时间内，战斗非常激烈，条件相当艰苦，红五军团指战员没有一个临阵逃脱，表现十分英勇，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在配合浒湾的战斗中，红五军团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１９３３年１月上旬，我军得知抚州、浒湾敌人向我金溪、黄狮渡进攻的部署，１月７日，红一方面军给一军团下达了歼灭浒湾敌人的命令。我军的部署是：以三十一师为右翼队，在金溪以西公路北侧牵制和阻击可能由琅琚、白沿方向来犯的敌人；以一军团、二十二军作为歼灭浒湾敌人的主力；以三军团和一军团的三军消灭向浒湾进犯的敌人；红五军团牵制向黄狮渡进攻的敌人。战斗于１月８日上午打响，敌人出动了飞机大炮，战斗很激烈。我军指战员打得英勇顽强，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赶到了前沿阵地直接指挥战斗。红五军团的指战员在配合浒湾的战斗中，英勇地打退了敌人向黄狮渡的屡次进攻，配合我一、三军团歼灭了浒湾的敌军主力。这次战斗，再一次充分的表明，红五军团完全经得起战斗的严酷考验。浒湾战斗于１月９日凌晨结束。战斗结果，我军共歼敌两千多人，但我军指战员伤亡也不小。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不幸英勇牺牲了，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同志。
经过两次恶战的考验，充分证明：由于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亲自做工作，主要由于肖劲光、刘伯坚领导全体红军政工干部贯彻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教育”方针，已经把红五军团这一支旧军队改造成为在我党领导下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政治工作者的楷模
——悼念朱良才同志
杨成武
去年２月２２日，朱良才同志与世长辞了。我为党失去一位忠诚战士，为自己失去一位患难与共、和衷共济的老战友而不胜哀痛。我与良才同志相识于红军时期，深交于抗战时期，携手并肩战斗于建国初期，良才逝世后，他的音容笑貌不时萦回在我的脑海里，他那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品质和优秀政治工作领导者的光辉业绩，促使着我挥笔撰文，以抒情怀。
忠贞不渝 肝胆照人
朱良才同志作为一位模范的政治工作者，首先在于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执著的追求，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在漫长而又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他犹如一棵巍然屹立的大树，顶风傲雪，毫不动摇。
良才同志１９００年生于湖南汝城一个破产富农家庭。他幼年丧父，家境日贫，高小没毕业即辍学，后从事耕织，当过两年小学教师。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使良才同志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产生了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满。１９２５年，他怀着拯救民众、报效祖国之志，毅然投身革命，积极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良才同志被捕入狱。敌人给他带上镣铐，施以重刑，欲加杀害，后得范石生部我党负责人赵薪传同志营救，才幸免于难。有一天，赵薪传问朱良才：“出狱后你还干不干？”良才毫不迟疑地说：“还干！我就是要干革命！干革命就不怕掉脑袋！”在赵薪传的策划下，良才同志联络同狱人联名控告和揭发土匪靖卫团长何其朗的罪行，范部即借故将何其朗逮捕，一举捣毁了这个土匪窝子，缴枪２００余支。
良才同志出狱后，虽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与威胁，但他置个人的生死安危于度外，更加积极地组织秘密农会，打土豪，禁鸦片，办农民识字班，组织农民自卫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他有智有勇，表现突出，不久即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当我党县委书记何日升找他谈话时，良才同志兴奋地说：“我搞了几年农民协会工作，今天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我被捕时，差一点被敌人把我当成共产党员杀了。其实今天才真正成了共产党员，做了共产党员死了也甘心、光荣。”
良才同志入党后，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一心一意地跟党走，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只要是党的指示，他都坚决贯彻执行，从来不打折扣，不计价钱。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黄洋界保卫战就是突出一例。１９２８年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还处于初创时期，工农红军主力只有二十八、三十一两个团，武器装备非常低劣。７月中旬，二十八团到湘南作战失利，毛泽东同志亲率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接应。湘赣之敌乘虚而入，对井冈山实施会剿。在敌我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上级把坚守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三十一团一营。当时，良才同志任该营一连党代表。他号召全连：“誓死保卫井冈山，决不让一只兽蹄踏进革命的土地！”他率领全连与三连紧密配合，勇敢机智地击退了敌人一次次的疯狂进攻，守住了红四军的主要军事基地。对于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曾亲自作过总结，并给予高度评价：“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之后，毛泽东同志还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光辉诗篇《西江月·井冈山》，热情歌颂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黄洋界保卫战之后，良才同志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是１９３１年在一、三军团召开的一次作战会议上认识良才同志的，当时他任红九师政委，我在红十一师任团政委。之后，我们所在的部队常在一起配合作战，良才同志给我的印象是：政治上成熟、老练、坚定，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很善于用党的决议和指示宣传教育部队。因此，他率领的部队凝聚力、战斗力很强。
长征开始时，良才同志率领后卫师担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掩护任务。一次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血流不止，仍然坚持不下火线，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给部队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１９３６年，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不久，良才同志被派往四方面军部队工作，任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他积极宣传中央的路线，宣传革命的团结。在草地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他兴奋地讲：“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草地没有什么了不起，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地跟党走，革命就一定会胜利。”他的一席话，讲得部队群情激奋，大家备受鼓舞。然而，当时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坚持错误路线，对抗中央，良才同志也受到了打击，被降职使用。但他顾全大局，一直忍辱负重，艰难而又顽强地进行工作。１９３７年，西路军失败后，良才同志只身一人，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３６天，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他的模范行为，表现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
讲求实效 不尚空谈
良才同志毕生从事政治工作，深知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在基层任职，还是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讲求实际效果，从来不说空话，不图虚名，不搞劳而无效的东西。
良才同志抓工作，力求把上级指示同部队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他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及时为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抗日战争时期，他先是任三分区政治委员，之后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我开始任六支队政治委员、一分区司令员，之后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在那一段艰苦的岁月，良才同志对部队政治工作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作过许多重要的讲话和报告。我印象比较深的有：《政治整军的创造模范支部工作》、《百团大战时期的政治工作总结》、《晋察冀创造模范党军铁军概述》、《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战役政治工作总结》、《目前敌伪军工作方针》、《军区部队第一次整风工作总结与今后整风工作的几个问题》、《加强群众观点，肃清军阀主义倾向》等。这些讲话和报告，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联系大量生动实际的材料，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科学地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诸多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意见，至今读起来仍觉得津津有味，颇受教益。
良才同志抓工作，总是着眼于部队的根本建设和发展。对于部队党的建设、基层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建设，他一直是抓住不放的。建国以后，良才同志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第一任政治委员，直至１９５８年离职休息。这期间，我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兼京津卫戍司令，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北京军区第一任司令员，１９５８年调到总参工作。在这七、八年时间里，我与良才同志朝夕相处，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可以说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他年龄长我十几岁，参加革命比我早，阅历广，经验多，我一直把他当老大哥一样看待。他十分珍惜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念念不忘用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设部队，坚决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把功夫下在抓基层上。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１９５３年他亲自筹划和组织召开的全区支部工作会议。会前，良才同志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会上，他代表军区党委作了《关于加强支部建设的报告》，提出了基层要以党支部建设为核心的重要思想和八条措施，熔我军光荣传统与部队基层建设的新鲜经验于一炉，有许多独到见解，得到了总部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部队的赞赏。会后，他又亲自组织机关一条一条地抓落实，有计划、分步骤地轮训支部书记和其他支部委员，并逐步明确各级抓基层党支部建设的职责，形成了一套制度，使全区基层建设得到了很大加强，部队出现了新的面貌。不少兄弟军区派人前来学习、取经。
良才同志很重视运用多种形式，把政治工作做深、做活，使干部战士乐于接受。长征途中，战斗十分频繁，情况瞬间万变，没有大块时间上大课、搞教育。他充分利用战斗间隙，讲形势，搞鼓动，谈思想；行军路上组织说快板，讲故事，篝火旁边召开控诉会、军事民主会，把政治思想工作搞得非常活跃，对巩固部队、鼓舞士气、保证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良才同志亲自组织和领导的三支文化“轻骑兵”，可以说是把政治工作做活的范例。这三支“轻骑兵”，就是《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报》）、《晋察冀画报》和《抗敌剧社》。《抗敌三日刊》和《晋察冀画报》以生动活泼的文字，形象真实的图片，新颖通俗的形式，及时地宣传抗战形势和著名的战役战斗，反映敌后军民丰富多采的战斗生活，对动员民众、揭露日伪军罪行、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个刊物每次一发下来，干部战士都争相传阅，爱不释手。《抗敌剧社》的同志们，坚持以艺术作刀枪，以舞台作战场，热情讴歌抗日军民，愤怒鞭笞凶恶敌人，把戏演到日伪军的碉堡下，标语贴到伪县政府的影壁墙上，漫画画到敌占村庄的墙壁上。剧社不仅创作和演出了《子弟兵和老百姓》、《戎冠秀》、《李国瑞》、《战斗里成长》等大量优秀剧目，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有些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这些同志在回忆当年战斗生活的时候，都难以忘怀良才同志的辛勤培育。
关心干部 爱护人才
政治思想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这既是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又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基本前提。良才同志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他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关心爱护干部，尊重知识和人才，深得干部战士的信赖和爱戴。
良才对同志有火一般的热情，时刻把干部的危急冷暖挂心上。在军委总卫生部工作期间，他以极端负责的精神，亲自组织医疗抢救工作，挽救了许多同志的生命。在长征路上，他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留下许多佳话。
良才同志不仅从生活上关心干部，更注重从政治上、思想上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健康成长。他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工作期间，机智灵活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营救了大批革命同志。一次，他在街上发现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补兵团里有不少老红军，就马上报告办事处主任谢觉哉同志。经深入调查，多方联系，同国民党反复交涉，终于把这些同志营救出来。其中有些同志后来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战争年代，良才同志所在部队，俘虏过许多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对这些人员，他坚持耐心教育，晓以大义，使不少人转变立场，投身革命，有的还立了大功。他在晋察冀军政干校和华北军政大学工作期间，更是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培养干部上。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残酷地迫害干部，有些造反派找到良才同志，要他证明某某干部在历史上做过坏事。良才同志怒而斥之，从没写过一份违心的证明。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位干部我了解，是个好同志。”良才同志离职休养期间，有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去看他，流露出一些失落感，他总是同志式地劝导说：“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要有后来人。我们老同志早点退下来，把位子让给年轻人，这对革命事业有好处。”他为人诚恳，直率，发现哪个干部有什么缺点、毛病，总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来，从不姑息迁就。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他一贯坚持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事实证明，这样既有利于犯错误的同志改过自新，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良才同志民主作风好，原则性强，知人善任，公道正派。在干部使用上，他特别注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从不个人说了算。他经常说，对干部不能求全责备，要尊人所长，用人所长，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他大胆使用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干部和从国民党军队俘虏的人员，就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远见和宽广胸怀。和良才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觉得他忠厚、诚实、直率，有心里话愿意对他讲，有意见愿意向他反映，有思想疙瘩愿意找他谈，而且每次交谈必有所得。他被许多同志称为“良师益友”，是当之无愧的。
严于律己 为人表率
良才同志所以具有较高的威望，讲话令人信服，是与他的模范作用分不开的。正如人们常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良才同志的优秀品质是多方面的，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生严于律己，恪守党内生活的准则。他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勤奋刻苦，锐于进取，工作起来常常不分白天黑夜，终于积劳成疾。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遵守纪律，廉洁奉公，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要求秘书：“规定应该我享受的，你去领；不该我享受的，别人送来，也不能收。”他喜欢对别人讲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而从不夸耀自己的成绩，更不愿意讲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他从来不在家属、孩子面前谈论党和军队的机密，不让他们看自己的文件，就连在家里打电话也要把门关上。
良才同志治家很严，培养了一个很好的家风。他在北京军区任政治委员期间，夫人李开芬就在军区机关工作，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从不坐他的车。他有两个儿子参军前上高中的时候，还是穿着普通的蓝布衣服，上面有多处补丁。他从不插手子女的入党、提干和工作安排，经常对他们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你们是普通老百姓，不能搞特殊，不能靠父辈的功禄生活，要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为人民建功立业。”
良才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精神是不灭的。他一生精心培育的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之花，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