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合理筹集安排土地开发资金
罗敬
１９８７年４月，国务院《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开始实施，这对制止乱占滥用耕地和促进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又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其一，有的部门、单位和个人为逃避耕地占用税，弄虚作假，瞒报建设占用耕地数；有的地方政府为减少耕地占用税中应上交中央的部分，责令有关部门更改建设用地数。据调查，个别地区１９８８年更改后的建设用地数仅占实际用地数的１／３。其二，耕地占用税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全国一律实行倒“三七”的分成办法，不利于落实“取之于土，用之于土”的方针。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建设项目少，中央投资少，加上地方筹集的建设资金还要拿出一部分上交中央，致使地方财政更趋紧张。尽管这类地区土地后备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潜力大，但苦于资金短缺，无法充分开发利用。
我以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和改进：
一、各级政府应带头严格执行国务院颁布的《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积极支持财税部门的工作，不得自行降低征税标准，开减免税口子。各业务主管部门应铁面无私，依法办事，如实反映征税情况，切不可只从地方财政考虑，瞒报、更改统计数据。二、各级财政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积极配合，严格控制税源，制止偷漏税现象发生。三、把好基建投资立项审查关，为税收提供资金保证。四、适当调整耕地占用税留成比例，合理安排开发资金。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永远进军
王建军 邹香 郭锋
在戏曲舞台上生活了十多年的张进军，做梦也没想到会弃文从工，更没想到会成为一厂之长，省级劳动模范。
在风云变幻的１９８９年，仅有２００名工人的河北廊坊市灌装机械厂在厂长张进军的带领下，顶住重重压力，冲破道道难关，实现了年初确定的奋斗目标：全年创利税１８０万元。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任香河县汽车配件厂业务员的张进军，提出承包一个分厂的要求。一时间，舆论哗然：“难道张进军当业务员挣的钱还少吗？”“当演员的嘛，总是喜欢突出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张进军有自己的主意，他用三天三夜拟订了自己的承包方案。这一方案竟顺利地得到上下一致认可。张进军以年创利税４０万元而一举中标，成了汽车配件二厂的厂长（现更名为“廊坊市灌装机械厂”）。
办企业，上项目，第一是需要钱。可张进军两手空空。他找到银行。可银行不放心，怕把钱放出去，收不回来。直到张进军从亲友那里借凑足３万元做抵押，企业才争取到了第一笔贷款。
根据市场调查，张进军决定搞起了席梦思床生产线，从研制到试生产仅用了三个月时间。露天场地上，工人们顶着寒风挂簧，手脚麻木了，却没人喊苦。
１９８８年４月底，一张大红喜报贴到县经委大院——汽车配件二厂仅用四个月就完成了全年承包指标。全县为之振奋。
可就在席梦思床走俏的形势下，张进军却盘算着“改戏”了。他用双眼搜寻着有更广阔前景的新产品。当他得知天津大学机电分校研制出一种新产品——无内胎轮胎拆装机时，立即联想到国内汽车行业无内胎轮胎车辆的增多。于是，他毅然决定投资６万元和天大机电分校合作，仅用４个月，就完成了该产品的试制工作，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紧接着，他们又推出了居国内领先地位的新产品４５头灌装机。１９８８年，这个厂实现了１００万元利税，超过原定指标一倍半，一跃而成为全市的明星企业。
如果说，头一年的发展是借了风，那么１９８９年呢？当众多的人一筹莫展、抱怨市场不稳定的时候，张进军的厂子主动退出京津热点市场，转向中小城市。企业资金不足，厂长带头发动大家集资；国内原料紧张就转向国外。经过努力，他们和香港雅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家具公司联营，港方按协议负责原料供应并包销２０％的产品。今年，张进军的承包到期了。“精明人”劝告他，见好就收吧！张进军却毅然回答：不，我们的事业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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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山之光
——记上海石化总厂的企业精神
彭波
１７年前，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在杭州湾畔金山开始建设。面对一片荒漠的海滩，石化建设者们满怀豪情地提出了“艰苦创业、科学求实、团结进取、忘我献身”的奋斗口号，并把它作为上海石化总厂的企业精神（即他们自己称为的“金山精神”）。
１７年来，上海石化总厂依靠这种精神，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不断发展。
１９８９年初，由于银根紧缩和材料紧缺，乙烯三期建设陷入困境。厂长王基铭在全厂干部会上，先亮了建设帐目的“底”，然后充满激情地说：“医学上有句行话叫作‘七分精神三分病’，主要讲的是人的精神状态的积极作用。企业能否走出困境，首要的也是要看企业的精神状态如何。精神垮，一垮百垮。现在我们上海石化总厂的建设好比是一只即将下蛋的母鸡却没有饲料了，大伙说怎么办？”
“救救母鸡”、“兴我金山”的呼声，即刻响遍全厂。一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自发性群众活动，在金山迅速掀起：小学生拎着零花钱来了，退休老干部把多年的积蓄送来了，甚至有人把献血的营养补助也拿来了……
不到一个月，１２００多万元的资金筹集起来了。看着这１２００多万元，厂长激动地说：“这些钱虽然不够工程建设用，但是职工这种自觉爱厂的奉献精神，实在太可贵！有了广大职工对企业的这份情、这份爱，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呢？”
是的，正是职工们的这份深情厚爱，正是以奉献为核心的“金山精神”的强大凝聚力，才使上海石化总厂在１９８９年取得了上交利税超１２．３亿元和３０万吨乙烯工程一次投料试车成功的两大成绩；也正是这份情爱和凝聚力，催动４０００多职工，在６月初上海连续三天交通瘫痪时，往返骑车上百里到厂上班。
在金山，工人们说，金山之所以有万马奔腾的局面，是因为有一马当先的好领导。
还是在去年初，上海石化总厂针对少数干部作风飘浮、办事拖拉等毛病硬性规定了干部的“三率”——在位率、深入基层率和工作效率。对此，有些干部深有体会地说：这“三率”好厉害哟，真成了我们行动的“紧箍咒”啦！
领导着６万多职工、年创产值几十亿元的特大型企业的厂长王基铭和党委书记周公侠，每天上下班，都是骑旧自行车；在厂区１５平方公里的地盘上了解情况也不例外。乙烯工程建设紧张时，他们干脆把“家”和“办公室”搬到了工地。
乙烯厂厂长孙学才今年５６岁。人们在办公室里很少能找到他。他经常穿着高筒防护鞋在工地上转，几乎一天也不拉空。
化工二厂的干部们常常日夜拚搏在工地上、车间里，有时连续几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不回家。为此，一位家属赌气地说：“下辈子死也不能做干部的老婆”。厂领导知道家属们的情绪后，就把全厂中层以上干部的家属全接到厂里来，让她们去现场参观，看看那火热的场面，再给她们介绍厂里吃苦打翻身仗的情况。家属们都掉下了眼泪，感动地说：他们够苦的！不是他们不想家，而是工厂的建设确确实实离不开他们呀！
乙烯车间主任吴曙敏，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说了半截话就趴在桌上睡着了。厂长说：“他实在太累了，太需要休息了！谁能算得清他有多少个日夜没合眼了。”
１９８９年，上海石化总厂中层主要领导干部的年休息天数仅占应休数的２０％左右。
“我为党旗增光辉”，这既是上海石化总厂共产党员近年来一直坚持开展的一项竞赛活动，也是他们一万多名共产党员言行的真实写照。厂党委书记算过一笔帐：全厂一万多名党员，如果都发挥出模范带头作用，就能形成“一带五”的局面，全厂６万多名职工队伍就带动起来了。
涤纶二厂长丝分厂副厂长、共产党员胡锦彪的爱人在出差途中不幸遇车祸，下身盆骨粉碎性骨折，从抢救到治疗历时半年多。胡锦彪仅到医院去看望过４次，而且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是胡锦彪没有丈夫的感情吗？有人看见，胡锦彪每次从病房里出来都是流着眼泪下楼梯的……有人私下问胡锦彪是怎么想的，他动情地说：“谁叫咱是共产党员呢？长丝岗位确实离不开身啊！”
在金山，在３０万吨乙烯工地上，这样的党员，像他们厂长所说的：“真是太多太多了”！在总厂１９８９年“科技人员讲理想比贡献”活动的６０名立功受奖者中，有５１人是党员；该厂在１９８９年上海市重点工程竞赛的立功受奖人员中，有８３％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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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户农民引出扶贫大文章
——黑龙江庆安县见闻
新华社记者 张持坚 新华社通讯员 刘铁民
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但是，无畜无机少劳力的家庭，缺资金少技术不善经营的家庭，却有些犯愁。黑龙江省庆安县在１９８６年底作过统计，全县这样的户有９８５７户，占农户总数的１７．６％，他们经营着全县１／５的耕地，可粮食总产不足全县的１／１０，亩产不到全县平均数的１／３，总算起来，一年少收粮食３７５０万公斤。这些家庭的人均收入也比全县的平均数低１３１元。他们共欠国家和集体资金１０３７万元，这个数字接近全县当年农业贷款的总额。他们成了令各级领导既心疼、又头痛的贫困户、薄弱户。
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摆脱困境呢？
引人注目的自发现象
３户农民的自发行为引起了县领导的重视。
大罗镇六合村有个种田能手，名叫王永才，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农民。１９８７年初，他主动把村里７户种地有困难的贫困户组织起来，办起了“互助农场”，地还是各家包，但种什么由王永才定，怎么种由王永才手把手教。到秋后，这些户的情况就大变样了：平均亩产达到２３４公斤，人均收入由１９８６年的１３０元猛增到５２７元，家家户户破天荒完成了国家粮食定购任务和集体提留，有的户一下子还清了外债，头一回有了存款。
平安镇建华村农民王兴旺，懂技术、善管理。他先富起来以后承包了村里十年九不收的１３０亩河套地。可他家缺劳力，于是便与村里３户穷得种不上地的困难户商量，自愿结成了联合体。春耕时，王兴旺先垫钱帮他们买种子、化肥、农药和农膜，又领他们按科学种田的要求种上了地。他们则到王兴旺的承包地里出劳务，王兴旺按劳给他们发工资和奖金。秋收时，３户贫困户粮食平均亩产达到４００公斤，人均收入８００元，王兴旺的承包地也获得了好收成。
还有一户是新民乡盖家屯的，情况与上两户类似。
这种“能人的脑子加上穷人的膀子”的组合，没有改变土地承包到户的原则，也不是“归大堆”，没有行政性的“捏合”，它反映出的是农村中一部分有能力、有觉悟的农民和一些贫困农民穷富相帮，互助互利的共同需求。
扶贫出现新局面
“穷富互助”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于是，富户和穷户互相协商，互帮互助的“对子”越结越多。１９８８年，庆安县这样的“互助农场”有４２０个，入场的贫困户２２３５户，占全县贫困户的２２．７％。到了１９８９年，“互助农场”发展到１８２７个，秋后，入场的４０００多贫困户６２％脱贫。
还说王兴旺。１９８７年，他带领的３户贫困户一举脱贫后，全村震动了。１９８８年春，又有６户贫困户请求入伙，其中有一家５口人没有一个强劳力。热心的王兴旺都收下了。入场的户多了，为了有章可循，村党支部和王兴旺一起定了个“章程”：地仍归各户承包，统一种植，分户管理，收益归己；投入由场长王兴旺垫付，不计利息，秋后收回；贫困户的土地如因场长指挥失误造成损失，由场长负责保平均口粮、烧柴和低限收入；平时各户劳力到农场做工，按劳取酬，月工资在百元以上，等等。
王兴旺把大家带得很好。除了种地，还搞起了养猪、养鱼、养禽、运输等副业生产，每个劳力根据自己的情况，都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岗位。年终结算时，人人都绽开了笑脸，王兴旺更兴旺就不说了，贫困户人均收入达到１１７２元，比入场前提高近４倍。去年，又有１２户贫困户加入了王兴旺的“互助农场”。这样，他们的土地合计有３００亩，鱼池扩大到５２亩，有４台拖拉机跑运输，养鸡鸭鹅６００只，养猪５５头。尽管去年旱灾严重，但粮食亩产仍达到３５０公斤，向国家交售３．５万公斤，农业副业总收入１１万元，贫困户人均收入１３００元，这个数字高出全村人均收入的一倍还多。勤劳村农民杨瑞臣，是个要饭要到这里的关里人。他吃得起苦，又肯干，土地承包到户后，日子就好起来了。１９８８年，他主动把村里一个哑巴、一个寡妇、一个智力欠缺的和两个单身汉拢起来。他说：“我尝过过穷日子的滋味，邻里乡亲有困难不拉一把，心里过不去。”两年来，这些贫困户的面貌都变了，吃得饱，穿得暖，人均收入低的５００元，高的超千元。
庆安县委、县政府大力弘扬农民中的这种互助精神，庆安有了上千个“民政支局”，上千个“扶贫小组”，这就比单靠上面来扶贫威力大多了。农村扶贫工作，终于有了一个新局面。
效果不仅在经济方面
庆安县“互助农场”搞了３年，成果一年比一年显著。从经济的角度看，头一条就是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３年来入场的贫困户粮食平均亩产１８０公斤，而入场前为１０５公斤，按此计算，仅去年入场的贫困户就增产粮食６７５万公斤。第二条是推动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原来贫困户除了种地，一般没有其他生产门路，互助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去年“互助农场”共开辟了５类３０多项非农产业，收入达９５０万元。再就是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增强了互助农户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从政治角度看，改善了干群关系。庆安县副县长李杰说，所谓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主要表现在干部与贫困户的关系上。如果贫困户脱贫了，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好做多了。事实正是这样，３年来，庆安共有５２２２户贫困户入“互助农场”，到去年底已有３３６８户脱贫，这些贫困户入场前人均收入１７０元，入场后提高到４３０元。过去他们基本上没有粮食上交，也不交农业税，去年各“互助农场”交售粮９４４万公斤，上交农业税６６万元。经济条件一改善，人的精神面貌也不一样了，过去穷的时候常有的赌博、迷信，与干部吵架的事，如今也少多了。
一些理论界人士认为：“互助农场”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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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家特殊的公司
本报记者 鲁牧
提起公司，人们自然地把它与经商、赚钱联结在一起。可在首都北京百万庄，却有一家不做买卖、不以盈利为目的而被称为特殊性质的公司。它，名叫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特殊的作用
这家公司，创立于１９８２年夏秋之交。１９８５年经过加强和调整，主要承担起新上大中型基本建设、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大型工程设计的评估咨询任务。近４年来，全公司累计完成评估咨询各类大中型建设项目５６７个，总投资额近３０００亿元。
４０个条件不成熟的项目，被建议取消立项或者推迟审批；１００个有争议的项目，被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和意见，取得了共识；３４４个项目被完善了技术方案与建设内容；１７３个项目被核减投资１３４亿元；１５５个项目被调增投资７４亿元……
这组统计数字显示：这家公司不仅对优化项目建设方案，落实建设条件，强化前期工作，提高投资效益有直接功效；而且对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产业、产品结构，节约国家投资以及土地起着间接的调控作用。
实行“先评估，后决策”，这是我国建设项目决策程序的重大改革。它使项目决策走上了科学化、民主化的道路，从而大大减少了“只顾需要不问可能，急于求成”、“前期工作粗疏，仓促上马”而导致“工期马拉松，投资无底洞，冲击国家计划”甚至“决策失误，造成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等劳民伤财现象。
特殊的性格
接受国家计委等建设项目决策部门的委托，又不受各级行政领导的干预，赋予和铸成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特殊性格。公司评估咨询每个建设项目，坚持“科学、公正、可靠”的原则，不兴迁就、照顾，不搞人际关系学；凭科学数据说话，不怕得罪人。
１９８７年春天，李鹏同志在国家计委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重大项目必须有咨询公司（应是第三者）的报告作为审批依据，应该形成制度。”这对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来说，不仅是莫大的鼓舞，而且使他们更加明确了工作准则和方向。
年近花甲、长期从事基本建设工作的公司总经理石启荣说得好：贯彻执行李鹏同志的批示精神，我们特别注意到“第三者”地位，评估咨询必须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坚持“功在国家，利在人民”。
去年，这家公司承担了两个省各建设一个柠檬酸厂的评估咨询。专家小组对项目进行分析论证，结论是：从微观看，项目本身是有一定经济效益的，但从宏观上看，全国生产能力１９９０年将达１５万吨，而市场预测需求量只在８万吨上下，能力超过实际需要１倍左右。因此建议，一个省的新建项目取消立项，另一个省的扩建项目转为技改，主要目标应当放在产品升级、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
包钢轨梁厂技改项目原采用引进油淬火工艺设备，投资约需３亿元。评估咨询小组认为，原方案存在工艺复杂、配套项目多、风险较大等问题，不如采用国内自行设计、工艺先进、产品质量有保证的电淬火工艺设备。由于改用国产电淬火设备，无论设备重量还是厂房面积都比原方案减少一半，总投资更可减少２／３，而产品寿命却能延长１至２倍。包钢和冶金部认为这个结论是客观、公正的。
特殊的力量
事实上，这家公司自身就是个智力机构。总部职工近４００人，８８％是分属６０个专业的技术干部。公司总部另设由聘请来的各方面专家、教授、学者１７０多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各项目部又有聘请２１０多位技术、经济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还有一些富有经济建设经验的知名人士被聘为专家委员会顾问。评估咨询那些重大而比较复杂的工程项目，则又根据需要，随时聘请有关专家、教授参加。他们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焦枝铁路洛阳龙门段，线路紧靠龙门石窟。为保护祖国珍贵的文物古迹，地方提出了将线路东迁的建设方案。去年秋天，公司聘请了地震、地质、铁道、文物保护等方面的第一流专家，扛着先进的仪器设备，攀山越岭，选定数十个测试点，采样１８００多个，数据选样３４０多个，绘制分析图１０００多幅。通过理论计算，工程试验分析，参照国际环境振动公害标准，确定了振动影响?值，终于得出了科学结论：列车振动未超过影响石窟?值，可以维持原线方案，暂不迁移。
特殊的办法
不直接向国内建设项目收费，是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特殊性格派生出来的特殊办法。
公司总经理们介绍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咨询业是为投资者服务的。我国咨询行业虽然方兴未艾，但一起步就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我国大中型建设项目的投资主要来源于国家，尽管表现形式和渠道不同，归根到底还是国家承担。因此我们工程咨询公司的基本宗旨在于代表国家利益，不以盈利为目的，对国家负责，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绝不能谁出钱多就按谁的意见和要求办。当然，对外资在国内投资的，则按照国际咨询准则，对投资者负责。
鉴于按项目投资多少来取费，容易导致投资越多取费越大的弊病，实行不向建设项目收费的办法，更有利于评估咨询科学性、公正性、可靠性的保持和发扬。
不向项目收费，并不意味着没有活动经费来源。根据公司每年实际评估需要，国家从建设投资中拨付一定数额作为它的日常活动经费，包干使用。正是这些缘故，这家公司像政府部门机关一样，十分注意自身的廉政建设，从上到下树立和保持廉洁之风。去年，据不完全统计，公司各个部门拒收礼物、酬金总金额即达９０００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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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尊重农民的创造
夏子
庆安县三户农民带头展开自发的“穷富互助”活动，竟引出了一篇扶贫的大文章，使当地扶贫工作出现了新局面。
这件事使我们再次认识到充分尊重农民创造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瞩目的变化。改革以来的十多年中，农村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差不多都是以此为发端的。然而“大包干”这一形式最初就是由浙江永泰县农民和干部以及后来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创造的。党中央及时抓住这一具有生命力的新事物，加以总结、推广，并依靠农民的实践，使之不断充实、完善。
但“大包干”毕竟是农村改革的开始而不是终结。尽管这种形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适合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但它是不会静止不变的。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办法归根到底还在农民当中。农民是农村生产力的主体，在生产实践中，他们的选择和创造往往最适合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他们自身的素质，因而也最具生命力。
改革之初，是农民的创造打破了沉寂。深化改革，还是要靠农民的创造。改革为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开辟了道路。各级领导者要善于发现农民的创造，因势利导，帮助总结、提高和传播，使农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和办法能及时在更大范围里发挥积极作用。这对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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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钟长鸣
陈瑶 蓝草
于金钟从５０年代起就在中国银行罗湖口岸支行工作，春去秋来几十载，她始终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深圳建设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于金钟在兑换科主管出口业务，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卖出外汇。这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如放松警惕或处理不当，都会给国家财产带来损失。有一段时间，她发现一些港商利用信用卡取出大笔外汇券，然后出境套取港币现汇，就及时向领导汇报，指出这是港商利用信用卡套取大额港币现汇进行周转，使上级迅速制定了措施，堵塞了这一漏洞。
从事银行工作，每天与钱打交道，稍有私心就会出问题。有一次，于金钟接班后发现柜里有５０００元人民币，清点库存后，证实不是自己的，便立即报告领导，及时安全地处理了这笔款子。她被人誉为“常在河边不湿鞋”。
长期的口岸工作使于金钟体会到，外汇收兑看似平凡，实际上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的声誉。
为了更好地完成接待收兑工作，她克服文化水平低，学业务阻力大等困难，以勤补拙，把休息的时间用于“练兵”，终于掌握了一手过硬的兑换业务基本功。不仅如此，她还较熟练地掌握了侨务政策、侨汇政策和外汇管理条例，热情、周到、快捷地为顾客服务。
有一次，一位荷兰籍女留学生收到父母电报赶往香港会面，可身上除了一张广州分行的特种人民币帐户提款单外，别无分文。按规定，这张提款单不能办理提款，只能按托收处理。这位荷兰女青年身上连打电话、乘车的钱都没有，一时束手无策。见此情景，于金钟详细了解了她的情况，在进一步证实她身份后，与几位同志一起凑了１０多元人民币，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卖给她２０多元港币，作为到达香港后乘车、打电话之用。这位荷兰姑娘深受感动，连说：“您们真是太好了，谢谢！谢谢！”
如今，虽然于金钟已近退休年龄，但她对口岸仍然一往情深，壮心不已：“只要组织需要，退休后我仍愿回口岸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微力。”听着这深情的话语，不由得使人想起那长鸣的金钟——那闪光的钟体、洪亮的钟声永远令人振奋，给人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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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锦县推行有机旱作操作，去年大旱，仍夺得粮食丰收，总产达2.75亿公斤。图为农民正向国家交售征购粮。 李铁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