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文艺繁荣
李准
伴随着各种错误思潮的蔓延，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为我国文艺创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繁荣的重要保证之一，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诘难。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我国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怎样看待作家艺术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早已明确的老问题又成了一个急待澄清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在冷静地思考过去和思考未来时给予认真回答并作出新的说明。
从根本上来讲，我国的文艺事业包括文艺创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作家艺术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既是由我们整个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我国文艺自身发展繁荣的内在需要。文艺是以整个社会生活为表现对象的，革命作家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认识社会生活、塑造美好灵魂的最好的思想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有史以来唯一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思想体系。从世界观和与世界观直接相连的更高层次的方法论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以后，正是由于成批的革命作家自觉地选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揭开了我国现代革命文艺发展史的新篇章。特别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起点，解放区文艺在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方面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进展。同样，新中国成立之后，如果没有全国范围的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文艺创作的历史性巨大成就和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毋庸讳言，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在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左”的做法确实给文艺创作的发展造成过损害（“文革”十年更当别论），但这不能归罪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理由，恰恰相反，它说明我们应当更加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伴随着众多作家艺术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时期我国文艺创作连续产生轰动效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和繁荣。而近几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严重削弱，结果是文艺创作在继续取得可喜进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滑坡和混乱。这两方面的新的事实都进一步证明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文艺创作不同于理论研究，它靠的是作家的独创性，为什么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样地提出问题，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独创性的发挥看成是互相妨碍的了，实在是一种误解。是的，文艺创作是一种最独特最复杂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每一次真正的艺术创造，不但凝结着作家艺术家独特的生活体验、知识积累和艺术功力，还渗透着他那特有的人格力量，并受到创作时的生活状况、心理态势和具体环境的制约，是永远不能重复的。没有独创性就没有艺术。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丝毫也不会妨碍这种独创性的追求，相反，它能从最高层次上给独创性的追求以科学的指导和启迪。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它不崇拜任何“绝对权威”。马克思主义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要努力了解客观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指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无止境的接近，坚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宣布自己并没有包罗一切、结束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样一种思想理论体系本身不就是最彻底的“创造性思维”吗？作为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给作家艺术家独创性的发挥指出了最正确的方向和最广阔的天地，它所反对的只是那种假“独创”之名去搞违背客观规律的胡编乱造的做法。恩格斯说：“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事实上，每个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总是要以某种思想理论为指导的，区别只在于这种指导是自觉的还是不那么自觉的、是深刻的还是浅薄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指导思想上没有真空地带，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以别的思想理论为指导，不是以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就是以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就拿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主张创作只能“跟着感觉走”、要排除一切理性思维的做法来说吧，这本身不也正是用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哲学理论作指导吧？另外一种鼓吹“文艺创作就是纯生理宣泄”的也颇为时髦的创作主张，实际上不也是在以文化原始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吗？诸如此类的主张和做法，表面上似乎最重视艺术感觉和独创性，其实却是被错误理论牵着鼻子走，到头来只能把作家艺术家的艺术感觉束缚在偏狭的范围内，乃至把对独创性的追求引入迷途。
“曹雪芹并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不是写出了不朽名著《红楼梦》吗？”提出诸如此类的诘难，如果不是有意偷换命题，那就是因为自身逻辑的混乱把不同范畴的问题搞混淆了。其一，曹雪芹当然不可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尚未诞生（试问：究竟有谁提出过要求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作家、艺术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呢）。然而，曹雪芹是个大思想家，并且是站在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前列的。真正伟大的作家都有这样的追求。列夫·托尔斯泰就明白地说过：一个伟大作家“必须处于他那时代最高的世界观水平”（尽管他自己并没有能够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其二，历史又是不断前进的，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的思想理论的制高点。因此，每个新的时代都会对当代的大作家大艺术家提出比前代更高的新要求。不管是多么有天才的作家艺术家，如果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曹雪芹当时的水平上，他就不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流大作家，不可能成为当代我国的“曹雪芹”。其三，当代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其他各种思想理论体系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不能与之相比。当然，不能要求当代我国作家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不能要求每一个理论家科学家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创作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都应当是多成份、多层次、多样化的。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只要是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各种思想层次、思想高度的作品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百花园中占有应有的位置。即使是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思想高度，甚至还不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是以其他层次的有进步内容的思想为指导，只要创作出在某些方面比较深刻而又有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都应当加以肯定和鼓励。但学习马克思主义对这些作家艺术家绝无坏处，只有好处，能够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进入创作的更高境界。进而言之，作为我国文艺主导部分即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作为当代我国文艺的主旋律即能够深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生活、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的作品的创作，则必须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作家艺术家就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这种主导部分的创作，这种主旋律的创作，是制约全局的，是集中体现我国文艺发展的“二为”方向的。所以越是能有更多的作家艺术家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越是能从全局上为整个文艺事业的进一步繁荣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诚然，要实现我国文艺的进一步发展繁荣，不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还要从其他各方面作出努力。就一个作家而言，有了最先进的理论指导，还必须积极深入现实生活，深切体验表现对象，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脉搏一起跳动，并不断提高艺术修养和表现能力，不断寻找新的思想观察点和艺术突破口，才能真正创作出既能表现时代精神又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而这些也正是马列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所要求于作家艺术家的。换言之，学习马克思主义虽不能代替这些方面的努力，却能给这些努力指明道路和提供启示。所谓“何其芳现象”、“《讲话》后现象”的说法，即说作家艺术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并投身革命实践的结果，发生了创作倒退的“普遍现象”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实，何其芳在创作上后来之所以写得比较少，有的也不那么成功，主要原因是他从原来以较多精力从事创作转变为集中力量从事理论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与此同时，伴随着思想的提高，他告别了对《画梦录》那种创作境界的追求，而对新的表现对象又没有条件去作深入把握和体验，创作起来自然就有些力不从心了。怎么能由此得出学习马克思主义会导致创作倒退的结论呢？况且，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家，何其芳后来用理论研究成果和组织领导工作对我国革命文艺发展作出的贡献无疑是超过了他前期用创作所作出的贡献的。至于丁玲，总的说来，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无论如何是超越了包括《沙菲女士日记》在内的她前期创作的境界和水平的。以艾青、周立波、欧阳山等为代表的何其芳的众多同辈作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跨入创作的新阶段，《讲话》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作家所取得的新成就，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只能是创作的前进而不是倒退。在当前的我国文坛，确实出现了某些作家艺术家创作滑坡、倒退的现象，但这不是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相反，是淡化、背离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几年前，这些作家艺术家由于努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创造出一批堪称主旋律的优秀作品，引起了热烈反响，受到了普遍好评；近几年来，他们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转而到西方各种时髦思潮中寻找精神武器，不再深入生活而醉心于“宾馆文学”的道路，尽管想方设法花样翻新，写出的作品却失去了轰动效应，自己也陷入苦恼。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长思之吗？对于这些作家艺术家来说，要想重新站在我国文艺创作的前列，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重新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是同样重要的。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赫拉克利特）作为彻底的创造性思维和最大的开放体系，马克思主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仅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其全部理论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的。应当看到，当前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遇到的挑战是前所未见的，不仅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其他错误思潮要将其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挑战，还有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态势、我国以及全世界文艺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所提出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回答新问题的积极挑战。特别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更是史无前例的。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改革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有效地维护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在十年来已有的长足前进的基础上，在深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认真澄清被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一系列思想理论问题的同时，扎扎实实地从各方面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在文艺方面，必须积极立足于新的文艺实践和社会实践，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矛盾，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努力从世界各国文艺和整个文明的新发展中吸取一切有用的东西，包括从现代西方各种哲学、美学、文艺学理论中吸取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不断地为马列文论、毛泽东文艺思想补充新的内容、开拓新的领域、建设新的序列、增添新的吸引力，才能更有效地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繁荣创作和发展文艺事业中的指导作用。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佳篇合为时而著
——读《中华之门》致李荃
朱向前
李荃：
认真读了你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中华之门》之后，作为老同学，我首先要向你表示祝贺！我不仅祝贺你在《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采访之后，向人们捧出了这样一部振奋人心的作品，也不仅祝贺你继短篇《最后一个军礼》、中篇《路魂》之后又迈出了扎扎实实的一大步，我还要祝贺你——一个颇有成绩的小说家初涉报告文学领域就取得了成功，而这种成功又进一步坚定了你新的选择——你说过，你要在报告文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比较起来，你的《军礼》曾获全国优秀小说奖，《路魂》曾获《昆仑》优秀作品奖，而《中华之门》今后也可能获奖，也可能不获奖——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发表之后的社会反响与读者回应，《中华之门》都超过了前两者。这给了你一种前所未有的作品反馈——时代脉搏的谐振和人民心声的共鸣。它们刺激你思考了许多，归根到底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即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究竟最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记的１９８５年前后，国门洞开，八面来风，在文学观念走马灯似地变幻中，你我都有过迷惘和惶惑。你甚至对自己以往的道路发生动摇，随着此后几年部分纯文学愈来愈“新潮”或曰“沙龙化”，你陷入了更深的苦闷，一度灰心挂笔。你对我说：目前我不准备搞什么纯文学小说了，我下一个目标还是——报告文学。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作家对于创作体裁的随意转换，而是基于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作出的庄严选择：急切地贴近现实，热情地拥抱人民。今天，对于你的这种重新选择，我是十分理解和非常赞赏的。
现在，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要对你，对《昆仑》编辑部特别是你的责编张俊南说一声感谢。感谢你们当初以深远的眼力和宏大的魄力选择了边检这样一个全新的题材。当然全新不一定就好。近年来相当一部分报告文学的声誉就败坏在这个“新”字上，它们投机取巧，猎奇猎癖，置思想内容、情趣品位于不顾，粗制滥造，耸动社会视听，赚取经济效益。——边检这个题材确实新，但它容括了深广的改革之思和忧患之情，是极其严肃的；同时，它又决不是可以讨巧的，边检部队身经风云四十年，纵横分布几万里，光这个采访量就足以使弱者怯步。有眼力和魄力选择它，但无胆力和毅力也决不能完成它。你们深入挺进这条特殊的战线，揭开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社会层面，仅就题材择取的价值而言，无疑就已经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个方面是你首次告知人们，在从鸭绿江畔的丹东到罗浮桥头的深圳，从西南丛林的畹町到西北高原的红其拉甫，还战斗着一支十数万人的边检部队，他们在陆地、空中和海洋矗起了一道巍巍国门，为守护人民的安宁，捍卫祖国的尊严，他们的艰难奋斗和无私奉献都是无以伦比的。１９８６年５月，我有幸去到了位于海拔４３００米的帕米尔高原的红其拉甫口岸。山下春意盎然，山上大雪纷飞。终年冰封雪冻严寒缺氧自不待言，更单调的是在半年的封关期间，他们每天的唯一任务就是定时升降国旗，向山下电传六个字：口岸一切正常。——这种极端的枯燥和寂寞，对任何一个神经最坚强的人来说都是最严峻的考验。我在山上呆了一天，便刻骨铭心地体验到，一种无边的永恒的寂静对人的精神折磨有时要远远甚过炮火硝烟乃至流血牺牲。因此，当我读到两个女兵上山之前在政委家过除夕听着山上来的电话，大家一齐在话筒前碰杯，一齐哭着唱“望星空”时，我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我的泪为第一代红其拉甫的女兵而流，为把全部青春献给了高原国门的第一代红其拉甫人而流，为我们十数万国门持剑人而流。他们以及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人民，正是支撑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脊梁。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那样令人沮丧的人和事，但是面对他们，我们难道还不能感到光明和希望，受到鼓舞和激励吗？
另一方面，是你大胆正视矛盾，在将边检部队的英雄业绩昭示于国人的同时，也对边检战线的种种弊端予以曝光。如法律的不健全、体制的不完善、安检设备的原始落后，后勤保障的简陋匮乏，对边检人员的不公正待遇以及由此带来的后顾之忧，等等。你还告诉我们，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边检工作才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它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可以说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今天边检战线上的种种矛盾如不及早解决，总有一天势必影响到国门乃至整个国家的形象，给改革开放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你在这里发出的决不仅仅是对重视与关注边检工作的呼吁，更是对改革开放的呐喊；是一曲大开国门的赞歌，更是一记闭关锁国的警钟。
当然，上述种种，都是以你一贯为文的真诚、激情和正气来统摄的，它们弥漫于字里行间，酿成一种充沛的文气和阳刚之风，使这全景的然而又是分散凌乱的材料浑然一体，一气呵成。这些，相信读者们都自会体验到的。
我想我最后还是来谈点意见。报告文学家与小说家把握世界方式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偏重理性，后者偏重感情。而你一直十分重视理论准备和哲思锻炼，这在一般小说家当中是难得的，你的理性优势分明保证了你首战报告文学的成功。然而，以我对你理性潜力的了解，我觉得你似还未能发挥到最佳状态。据此之下，你入乎其里有余，即掌握材料的深入扎实有余，出乎其外却不够，即思想观照的升华蒸发不够。比如还缺乏将我国边检现状置于民族的和世界的、历史的和文化的纵横考实研究之中，而后得出真正显射理性之光的深刻洞见。其次，你的比职业报告文学家的小说家的感性优势也未充分施展。如果说让我对近年报告文学再作挑剔的话，那么因崇尚理性观照而忽略感性描写就是一条。我一直期待这种现状能有所改观，我早就把希望寄托在“转业”的小说家身上。所以，我苛刻地感到，对理性与感性兼具的你来说，完全有可能把“中华之门”铸造得更加光彩夺目。当然，你刚刚开始，时间又是如此急迫，遗憾总是难免的。但我有理由相信，你一定能写出更优秀的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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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与艺术发现
艾斐
一个时期以来，文艺领域中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什么荒唐、乖谬的理论观点，什么丑怪、污秽的艺术描绘，都可以打着“探索”、“创新”的旗号洋洋问世，并被炫诩为“当代意识”、“时代潮流”、“先锋文艺”和“八十年代新观念”等。与此同时，体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和民族化特点的理论观点和文艺作品，倒被看成是不探索，不创新的所谓“冬烘理论”和“守旧文艺”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颠倒。
正是在这种颠倒中，各种各样着意体现“生命原动力和人的兽性本质”的性至上主义，执意披陈“民族败迹和历史陈迹”的寻根意识，苦心追求“晦涩朦胧无法理解或极难意会”的怪诞意象，竭力宣扬“金钱万能和有钱就有一切”的拜金主义，以及以抽象的人性淡化或者取代人的社会实践性，以人的动物性排斥或者否定人的文明意识，以畸变而丑恶的生活和人性的负面冒充生活的主潮和人性的本质，以突出人的生理本能和性冲动媚娱或者迎合社会病态心理和低级趣味等现象，便都在“探索”、“创新”的幌子下，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给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造成了一定的，甚至是很大的混乱和失调。
本来，“探索”和“创新”，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创造和进取精神，它也自有其特定的概念和内涵。一个理论家、一个文艺家，能秉具这种精神，无疑是极其可贵的，也是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的。可是，曾几何时，这“探索”和“创新”的概念却被一些人偷换了，并在实践中赋予了其以完全不同的，变形易质的内涵，使“探索”和“创新”在特定的时限和特定的范围内，变成了欺世惑众的把戏，变成了藏污纳垢的所在。
就本来意义而言，“探索”的目的唯在于发扬进取精神，获致新的美的具有真正价值和进步意义的理论，思想或艺术发现。在“探索”和“创新”的全过程中，始终都应当和必须在整体意义上突出“新”与“美”，突出对生活真理和艺术真理的富有个性特色的新创造和新发现。因为“新”的东西，不一定是“美”的东西，甚至有的“新”东西一出来就是毒草，就是垃圾，就压根儿不应当让其出世。而“美”的东西，又不一定都是“新”的东西，非“新”而“美”的东西，充其量是一种陈旧而古老的“美”，这种“美”，当然是有其特殊的不可取代的价值的，但它毕竟是我们前人的创造，毕竟缺乏最现实的时代性，我们不能总是躺在上面怡怡然地吃老本，我们必须不断地进行属于我们自己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创造。因此，在探索和创新中，光讲“新”不行，光讲“美”似乎也不行，只有“新”与“美”的和谐而完备的结合，才是有意义的。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中，有的“探索”和“创新”之所以走歪了路子，出了偏差，就是因为扭曲、阉割、淡化或抛弃了探索与创新过程中的“新”与“美”的机体和核质，片面地、无条件地追求所谓的“新”，而忘记了和摒弃了“美”，更何况他们所追求到的所谓的“新”，在很大程度上和多数情况下，也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新”，只不过是一知半解、不加选择、生拉硬扯、抄袭模拟地捡拾一些西方思潮和西方现代派文艺的余唾而已。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全国青年散文大奖赛”揭晓
由沈阳《当代作家评论》、《电大语文》编辑部主办的“全国青年散文大奖赛”，历时一年，最近揭晓。台湾二十岁女作者燕青的《也是乡愁》和浙江高三学生远子的《雨天》获金奖。另有十人获银奖，二十人获铜奖。
这次参赛作者既有较活跃的青年散文家，也有中学生、青年工人和农民；既有来自美国、荷兰、日本等国的青年学者、留学生，也有来自台湾、香港等地的文学青年。西藏、青海、新疆、海南岛等地的文学爱好者也寄来了许多富有地域情调的散文作品。
（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