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心中装着人民
——党员蒙伙德的故事
本报记者 蒋耀强
１９８９年７月８日深夜１１时，广西临桂县茶洞乡电影院里，硝烟弥漫，观众惊慌失措。
“是伙德压住了炸药！”“快救人呀！”……
乡党委书记蒙伙德血肉模糊的躯体，被抬到了乡卫生院。人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好书记而悲痛欲绝。
“只要群众能富起来，我辛苦点没什么！”
１９８０年，蒙伙德被调到茶洞乡工作，被群众选为乡长。从此，茶洞的田野、林间、果园、农舍，到处都流淌着他带领群众治穷致富的汗水。
茶洞的乡亲们说：在茶洞，有路的地方就有蒙伙德；有村民的地方就有蒙伙德。三上判官村，就是蒙伙德带领群众治穷致富的一组镜头。
判官这个小山村，８户３１人，１９８４年人均收入只有５７元，人均口粮不到５０公斤，是穷乡里的穷村。
１９８５年春节后的一天，蒙伙德在严寒中背着干粮走了３０多公里，来到这个小村子。
第二天天刚亮，蒙伙德便与判官村群众一道赶山场、爬陡坡，考察全村情况。根据判官村山多草茂的特点，蒙伙德与村民订了个“长种杉短养兔”的方案。
说干就干。回到乡政府后，蒙伙德托人将５４对长毛兔送到了判官村。可惜，由于村民缺乏知识，养兔宣告失败。判官村的人也灰心丧气。
１９８６年初春，蒙伙德与乡民政助理把新买的１２头黄牛送到判官村：兔子娇贵不好养，试养黄牛吧。可是３６５天过去了，１２头黄牛只产下了２只牛犊。
蒙伙德决定三上判官村。
有人劝他：判官村是枯枝树，发不了芽。算了吧，来回一趟怪辛苦的。
蒙伙德笑着回答：“只要判官村的群众能富起来，我辛苦点没什么！”
他通过拜访专家得知，判官村的气候、土壤条件适宜发展罗汉果生产。１９８７年春，他到有种植经验的农民那里，学了种植技术，上山传给了判官村群众，并与群众一道挖坎下种，种下了６００余株罗汉果。
蒙伙德三上判官村，枯树终于发了芽：１９８８年，判官村人均口粮达２００公斤，人均纯收入３００元。
在富合村，蒙伙德与乡亲们细算造林致富帐。在三合屯，蒙伙德爬悬崖、上陡壁，描绘矿点开发蓝图。
“我是‘大家’的乡长，只能先顾‘大家’”
蒙伙德当选乡长后，对妻子说：“我是二万多人‘大家庭’的乡长，以后，只能先顾‘大家’，后顾‘小家’，家里的事你就多操点心吧！”
农村中，生活比较难过的要算五保户、军烈属户、困难户、受灾户这“四户”了。蒙伙德下乡有个习惯，下村总要先到这“四户”去走走。茶洞乡有９６户五保户，他探望过９１户；４３户军烈属、４００多个困难户，他大多走访过。
去年春夏之交，蒙伙德来到江洲村。吃午饭时，他叩响了困难户韦桥林的门。低矮的堂屋里，老韦正在磨芭蕉芋。
看着老韦蜡黄的脸，握着老韦瘦弱的手，蒙伙德的心跳了一下：这个困难户，又遇上羞于启齿之事了！
蒙伙德揭开饭锅盖，锅底下只有小半碗煮熟的芭蕉芋；米缸里，粮食已不足１０公斤。他笑着对韦桥林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明天去乡里办统销手续吧！”
蒙伙德告辞时，看见了韦桥林的残疾妻子那无神的眼睛。他转而一想，办统销粮供应手续来回得三天，这家人可耽搁不得呀！于是，他立刻下山，第三天为韦桥林和其他一些困难户送来了统销粮供应证。
可是，对他的“小家”来说，蒙伙德这个家长是不称职的。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农村，家务事全压在妻子一人身上。通往山区好几个村的公路就从他家门前经过。他常进山出山，可就是难得回家看看。妻子学会了犁地、耙田等男人干的重活。
“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
１９８９年７月８日晚，茶洞乡电影院放电影。接近１１时，电影快要散场了，蒙伙德像往常一样，到影院维持散场秩序。
来到空着的２３排９号座位，蒙伙德悄悄坐了下来。就在这时，他听到“嗤嗤”的导火索燃烧声。他弯腰一看，是一个爆炸物（事后查明，此案罪犯叫黄族茂；黄犯与治安队员发生争执，遂起报复之心，将爆炸物放入影院）。影院窗户的窗口用棉毯遮挡着，不能将爆炸物扔出去。见电影院大门开着，他飞速将爆炸物往怀中一塞，大步疾跑。刚刚迈了三步，一声巨响，蒙伙德倒下了……
看电影时，坐在蒙伙德身旁的伍胜清老大娘说起这事泣不成声。当晚，她和一个孙子、两个外孙坐在一块看电影，蒙伙德救了他们４人的命。她说：“是伙德最先发现爆炸物的，他要逃命比谁都快……”
蒙伙德说过：“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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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让农村党员有更多的议政机会
中共山西省阳城县委书记 张仁仓
通过对农村党支部的调查，我们发现，凡是战斗力强的党支部，大都民主气氛浓，支部书记善于倾听党员的意见和建议。一些后进党支部，则遇事往往不征求党员意见。
因此，怎样让农村党员有更多的议政机会，充分享受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是农村党建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
我们县委去年试行了党员议事制度。
议事的内容主要是：贯彻落实上级党委和政府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制定支部和党员当年的工作目标；本村经济发展的长短期规划；村民组长以上干部的选拔和推荐；本村财务收支项目和计划、一些涉及群众利益的大事等等。
根据农村自然地理条件、党员居住和从业状况以及所议事情等，我们采取了灵活的议事形式。
对一些事关全村大局的事情，党支部召集全体党员集中在一起议事，如联产承包制的补充和完善，决定较大的建设项目，支部工作目标等等。对某些具体工作任务，党支部委员到庄院个别走访。在规定议事的时间上则分为定期性议事和临时性议事两种。
通过一年的实践，我们感到鼓励和组织党员议政，好处甚多。
第一，使党员有了知情权、建议权、决策权、监督权。
党员集体议事作出的决定，支部领导也好，一般党员也好，谁执行了，谁违反了，大家都看着，便于互相监督，互相勉励。
第二，增强了党员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党员一起作决定，从心底里就产生了一种执行统一决议，完成决议事项的高度责任感，进而增强了由关心局部发展到关心全局，由关心近期发展到关心长远，由关心微观发展到关心宏观利益的使命感。
第三，党员议事会上要求每个党员代表群众呼声。这样就促使党员平时就要经常同群众接触，了解群众的情绪和愿望。
同时又把支部的决议或决定知根知底地宣传给群众听，启发群众人人都为完成支部的决定去积极工作。
第四，党员议事制可以遏制党内的主观武断和腐败现象。在有些村，少数干部不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办事主观武断。还有的村干部私心严重，在批房和承包果园、企业等一些问题上以权谋私，而实行了党员议事制以后，遏制了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同时也拯救和教育了干部。
一年多来，我们阳城县５０１个农村党支部中，已有３５０多个实行了党员议事制，增强了基层党支部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
我们仅仅作了一点尝试，制度本身也有待完善。
但是，我觉得只有让党员充分议政，才能使党员自觉地提高素质，才能使党支部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因此，党组织的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努力为党员开拓议政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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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咱要为党争口气”
——记夏村党支部书记周江波
毛志远 邹光存
在山西汾河南岸，三年前还是“九沟十八岔，二十七个干疙瘩”的河津县夏村，而今却变得：百米深沟中，一眼深井连接着一座新修的扬水站，把水送入那万米防渗渠道；塬上一块平展展的麦田里，地下管渠纵横交织；新修的一座大型蓄水池盛满碧水；东边深沟里气势磅礴的平沟造地工程正在进行着。一个以水利为先导的大农业框架正在形成。面对着巨变，村民们深知其中渗透着村党支部书记周江波的几多心血，几多辛酸。
１９８７年，周江波接任村党支部书记。
那时正是“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口号叫得正响的时候，村里有人提出抓农业，有人主张办企业。
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周江波来到山西农大找到王中英教授。王教授听了他的来意，顿生兴趣。接着，王教授又约请了７位专家，不辞劳苦来到夏村实地考察论证，给夏村描绘了发展农业的远景规划和发展途径：科技兴农，水是命脉。
办水利没钱不成，村里修万米防渗渠急着买水泥，可货款还没着落。咋办？周江波说服了老母亲，卖了自家仅有的一条耕牛和５００公斤小麦。群众看他实心为村里办事，都被感动了。退休老干部李全福拿出了自己８００元积蓄，老支书李华垫上了承包果园挣来的６０００元……
几天功夫，１万多元钱凑足了。
眼下，谁家还吃粗粮哩？可周江波家一年四季馍馍里老掺着粗粮。
虽然生活很清苦，但他不以为忧。他说，我８岁丧父，是夏村党支部领上群众帮我盖起了房子，成了家。因此，他向乡亲们立下了军令状：“没有共产党哪有我周江波！就是穷死累死，我也要给夏村人民办成几件事。咱要为党争口气！”
周江波当选省劳模后，有人问他：“你一年能收入多少钱？”
他答：“我周江波不爱钱。我认为党员就应富在群众后头。”
是呀，当干部如果胡来，哪能没来钱的门路呢？当初有人给他许诺，只要把打井的活包给他们，保证给他４５００元好处费。
听了这话，周江波决定，这些人技术再好也不让他们揽这活。前段时间，村里平沟造地，前后有１３家单位提出要承包，都或多或少提出给他回扣，都被他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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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河岸边拥军情
郭怀亮 张林 施金玉
（一）
宁夏回族自治区经过４０年建设，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３０多倍，粮食总产量提高了３倍以上。
自治区党政领导在回顾以往，运筹未来之际，看到了人民子弟兵对宁夏建设立下的丰功伟绩。
在南部干旱山区，人民空军飞播造林２５万亩，使这个地区年降雨量增加了一倍；在中部中低产田和盐渍化土地的改造中，测量勘探部队苦干３年，提供了１００多份高质量的水文地质报告和成果图；建设“三北”防护林体系，驻宁夏部队植树９万多亩；数十万人次的突击队，参加了固海等大型水利工程；部队医疗队在偏僻山乡诊治群众达２０万人次。固原军分区也与各县人武部一起，先后在２９５个村中办起文化夜校，并连续举办民兵致富科技培训班，受训民兵群众成千上万，加上开发使用成百上千的军地两用人才，使封闭、落后的固原山区治贫生力军猛增。如今，以“穷”出名的南部山区８０％的农户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
平时，部队驻一地，兴一片，自然环境改善，社会风气好转。每遇风沙、水旱灾害，驻军官兵闻风而动，发挥主力军、突击队作用。特别是黄河出现险情，洪峰汹涌之时，指战员们总是沿黄河堤岸数百里险段组成绿色长城，固堤堵漏，化险为夷。自治区领导在和军队同志谈宁夏社会稳定、国民经济总产值提前翻番的形势时，肯定地说：“军民团结是发展宁夏的无穷力量啊！”
（二）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政领导也看到，近些年国防经费短缺，军队困顿，于是他们千方百计为部队分忧。
１９８５年，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学智到江南考察，回宁夏后便在地市县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座谈会上号召全区学习南通市的经验，兴办“军人家庭服务中心”，组织社会力量帮助军人解除后顾之忧。他还代表自治区宣布：自治区提供优惠条件，由宁夏驻军和外地驻军在宁夏兴建农林牧场，开发地下资源，一律免征３年生产经营所得税。自治区还划拨１４处矿点、２０万亩土地和水面，供部队办煤矿，发展种植业和水面养殖业。３年间，驻军单位受益千万元，为部队全面建设注入了强大活力。
１９８７年，自治区调整经济，压缩经费，区政府主席、区党委副书记白立忱明确提出，军事费用要保障。近几年，自治区先后拨出民兵事业费１６８万元，为部队修路、修建营房和军事设施投资７００余万元，有力地支援了部队建设。
某团刚由平川移驻贺兰山下，自治区有关部门就拨出资金援助部队改善营区环境。自治区党政领导同志还带着机关干部到营区帮助移沙平地，植树造林。区政府原主席黑伯理一边挥锹，一边歉疚地对团领导说：“不能给部队的同志一个好环境，我们心里有愧。只好添点力，表表心了。”真诚的关心使官兵们深受感动。
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马英亮对部队的困难总是设身处地着想，认真解决。去年７月他病故的前两天还郑重交待：为两名转业的师团干部安排适当的工作；把银川市１２路公共汽车延伸到某部营区门前，解决这个单位家属子女上班上学难的问题。
自治区对解决转业干部的住房问题想得周到。１９８１年，区政府考虑到军队转业干部建房费少，专门拨款３８２万元，补贴全区转业干部建房。很快，４栋有阳台、有暖气、供军队转业干部住的楼房耸立在市区。这里交通方便，周围大中小学齐全，谁安家谁满意。
自治区劳动人事厅厅长、军转办负责人马宏才说：“我们的责任是要当好军队的‘后方政治部’、‘第二干部部’。”
（三）
宁夏素有群众性拥军的光荣传统。这些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坚持了多种形式的国防教育活动，各族人民深深领悟了“无军不安”的深刻含义，拥护人民军队、优待军属烈属，成为黄河两岸群众的自觉行动。
自治区政府依据国家、社会、群众三结合的原则，颁发了“军人抚恤优待办法”，规定对农村义务兵家属的优待，不得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许多乡镇主动把优待金额提高到当地中上或上等生活标准。大家说：“宁肯少吃少喝也不能委屈了军人、军属。”戒严部队在北京执勤，宁夏有农民一次捐款２万元；村中有人在军营服役，村民就帮助其父母妻小修房、看病，购买化肥和农药。
在城镇，青年职工（含合同工）入伍后，除了享受大部分原工资并可继续享受原单位的各种福利。银川市三毛厂规定：凡本厂军属，住房分配一律按双职工对待，义务提供医疗服务；煤气供应、子女入学入托或工作安排，一律优先、优待。军属王学菊要生小孩，在４楼居住不方便，厂里及时把她的住房调到一楼，厂工会、居委会还专门派一位退休女职工天天帮她打奶、看婴儿。王学菊上班了，厂里又将她的“三班倒”调成“长白班”。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使王学菊的爱人倍受感动，他安心部队工作，３年中连续３次荣立三等功。
宁夏人民也没有忘记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复员军人。自治区政府以高出国家规定３０——５０％的抚恤标准实施生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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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情的关怀
卓嘎
在人的一生中，可以经历许许多多的事，也可以相处许许多多的人，有的事和人转瞬间即从记忆中逝去，而有的事和人却永志难忘。有一位老“进藏”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５０年代末期，西藏刚刚进行民主改革。１４岁的我在拉萨市当雄县做公务员。有一天，一部北京小吉普车奔驰而来，县委书记、军事代表及公安局长等，匆忙前去迎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种会跑的“怪物”，十分新奇，不顾一切地跑在迎接队伍的最前面。车子在县委门口停了下来。车内走出一位中年男子，他身着褪了色的皮夹克，一副黑边近视镜架在挺拔的鼻梁上，丰满的额头，更衬出他的和蔼可亲。他笑着对我说了声“布莫穷穷”（小姑娘的意思），便和来迎接他的人一一握手。接着在县委开了一个下午的会，我端茶、倒水也忙了半天。
晚饭是抓糌粑。当时县里没有食堂，平时县里干部除了到驻守部队处打“游击”外，就吃糌粑、喝酥油茶，他也不例外。工作间隙，他问我几岁、家里有什么人、想不想上学等等。我告诉他：我从小失去父爱、８岁开始为他人放牧，后来母亲又在平叛中失散。正当我无家可归、无路可走的时候，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收留了我。我还表达了要求到拉萨、到内地学习的强烈愿望。他听完我的叙述带着激动的表情说：“你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将迎来光明！我们共产党不仅要解放千千万万像你一样的农奴的孩子，而且要把你们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栋梁。你一定要上学，只有学好本领，才能为家乡人民服务！”
他的藏话说得十分流利、糌粑又抓得那么熟练，我原以为他是地道的藏族老乡，谁知他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拉萨市委书记何祖荫，是安徽人。
两月之后，他第二次来到当雄，一来便说：“小鬼！你不是要上学？那你马上准备行装，今天我就带你到拉萨上学，上正规学校！”我当时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恍如置身梦境，深深地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我马上钻进车里，生怕书记走时忘了叫自己，连行装都顾不上收拾，还是县里的大姐姐大哥哥想得周到，帮了个忙。
到拉萨后的第二年，我和部分同学被保送到西藏公学（西藏民族学院的前身，校址在陕西省咸阳市）。临走时，我的老师带着我向何书记辞行。他听说我要到内地学习，非常高兴，嘱咐我好好学习，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我在内地学习期间收到过他几封信。信中他多次鼓励我申请入团，争取早日加入党团组织。１９６４年，我从预科毕业考入专科后，他又来信要我再接再厉，不要满足现状。
当我告别母校，跨入社会大门的时候，“史无前例”的那场浩劫开始了，他和许许多多老前辈、老干部一样遭到冲击，受到迫害。拉萨市委成为西藏首批被“夺权”的单位。他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知挨了多少批斗。到１９７２年春节，他正在农场接受“再教育”，我把他接到我家来过节。当时由于无休止的“运动”，我心里十分烦恼，满腹牢骚，可这位背着“走资派”沉重包袱的人，却对事业充满信心，对党充满着爱和坚定的信念。他说：“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绝不会冤枉好人，绝不会抛弃忠于他的战士，我们大家都应当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做有益的工作！”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啊！
１９７３年初，他终于等到了重新为党工作的机会，组织上派他去搞三线建设，接着又任命他为昌都地区副专员，尔后又调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当副秘书长和区顾委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政治上彻底平了反，但却没有恢复原来的职务。对此，许多人为他抱不平，要他向上申诉。他却说：我任什么职都一样，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现在，有一大批我们党培养起来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担负着西藏各级党政领导，他们是西藏的未来和希望，这是我们汉族干部的最大收获，最大欣慰！
１９８８年初，他不顾年老体弱、高山缺氧等困难，应邀从内地干休所到拉萨列席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会上他愤怒声讨分裂主义分子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政权，把新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罪行，同时，又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党永远不能忘记紧紧依靠百万翻身农牧民群众，紧紧依靠和相信我们党自己培养成长起来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当然，也不能忘记在我们党最困难的时候，在为和平解放西藏、平息武装叛乱及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和我们党真诚合作、做出贡献的爱国人士和一切人。
有多少像何祖荫这样的毕生献身于西藏人民解放事业的老“进藏”、老干部啊！他（她）们人在他乡，心在西藏，时刻关怀和支持着西藏的进步事业。在此，我代表西藏的翻身群众，向在祖国各地的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做出奉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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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友牺牲之后
金世全 潘帝都
在黔东南苗岭山区的侗乡苗寨，人们传颂着一个“警民情深”的感人故事。这个故事得从一九八三年春天讲起……
这一年的三月，在保卫祖国边防的斗争中，施秉县城郊的苗族解放军战士吴光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噩耗传来，施秉县武警中队官兵们同烈士的亲人一样悲痛。为了安慰烈士的父母，指导员詹相林带着部分战士及时来到烈士家里。
走进吴家，中队官兵们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吴光友的父母均卧床不起，十四岁的二弟正在整理犁头，准备用稚嫩的肩头去承担家庭的重担……
官兵们眼眶湿润了。大家二话没讲，拿过农具就走向田里，一直干到晚上八点钟，连中午也没有休息，硬是把吴家的田耙完，秧栽满。
回到营房，官兵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吴光友那张严肃的没有笑容的遗像，烈士一家那令人哀伤的艰难处境，在每个人的心里激起了波澜。翌日，李昨平、邓启洪、杨青、孙小峰等八名热心肠的战士，联名向党支部写了一份决心书，要求替光友承担起做儿子的义务。中队党支部为战士们的高尚品德感到自豪，热情地支持他们的行动。从此，中队的同志们经常三三两两地进出吴家，有的上山砍柴，有的挑水，有的打扫院子……做完事，就坐下来和大伯大妈拉拉家常，说说贴心话。悲伤凄楚的吴家渐渐热闹起来了。
天有不测风云。一九八五年夏天，又一个不幸降临吴家：光友的父亲吴大伯不幸病逝。中队帮助吴家办完丧事，随即召开了军人大会，研究如何帮助吴大妈度过难关。吴大妈因悲伤过度，病倒了。中队卫生员几乎每天都去给老人看病、打针、喂药。战士们除了一如既往地帮吴大妈做家务事外，还扶吴大妈散步、看电影。家里的栽秧、收谷、翻犁田土等重活，中队全部承担下来。
吴大妈再也不忍心看着战士们为自己劳累了，她狠了狠心，让正在上四年级的三妹停了学。中队的同志们不安了。他们到镇政府、到学校，为烈士的妹妹能继续上学奔波，并凑钱为三妹交了学费，直到三妹重新背起书包走向学校时，这些战士的心才算平静下来。为了帮助三妹把已经耽误的课程补上去，潘辉、宋帝江两位战士还自愿当三妹的学习辅导员。春去秋来，六年多过去了，中队的官兵换了好几茬，但照顾光友家从未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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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曾连续十多年被北京市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并多次受到团中央、民政部和总政治部通报表彰的学雷锋先进集体——北京军区空军气象勤务站的官兵们，一月二十日下午，走上首都街头，举办以学习雷锋精神为主题的咨询服务活动，向群众发放了千余份自己编印的雷锋生平事迹简介和日记摘抄等宣传卡片，并为群众义务修车、补鞋、修理家用电器。 孙楚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