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2月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潮的涌起,大批农村能人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一方发展经济的领头人。但是近年来,对这些“草木才子”一直贬褒不一。最近,他们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究竟应该——
怎样看待“草木才子”?
——浙江宁绍平原农村“能人”经济剖析
新华社记者 吴克强 胡宏伟
能人,在浙江农村被形象地称为“草木才子”。进入8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大批农村能人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发展农村经济尤其是发展乡镇企业的领头人。然而这些年来,农村能人却几经坎坷,时而被誉为时代骄子,时而随政治漩涡被另眼相看。农村能人命运的每一次沉浮,往往又带来乡镇企业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的震荡与起伏。最近,社会上对农村能人再度非议迭起。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农村能人?这个问题成了广大农村众目关注的热点。
功不可没
宁绍平原位于浙江省东部杭甬铁路沿线,包括宁波、绍兴两市的17个县(市)区。历史上就能人辈出,农村“草木才子”众多。但是,在改革前,大批能人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充分发挥,有些还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先锋”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能人牵头,群马拉车的经济新格局逐步形成。80年代初,慈溪市大胆启用能人。让他们带领广大农民跳出本地资源与市场的狭小天地,迅速创办了轻纺、机械、化工等一大批新企业。1984年,慈溪市又在乡镇企业中普遍推行了厂长经营承包责任制,大批农村能人如虎添翼。1986年,慈溪市乡镇企业工业产值首次突破10亿元,成为全省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六小虎(县)”之一。1988年再翻一番,达到20亿元。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慈溪市农村劳力的转移、以工补农政策的实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推开等一系列农村改革措施的顺利出台与落实奠定了坚实基础,使整个农村经济呈现出全新面貌。
“草木才子”之所以在近年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由广大农村的现状和乡镇企业具有许多不同于城市国营企业的特点所决定的。目前,广大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还比较差,少量的“草木才子”显得尤为珍贵。另外,农村能人在乡镇企业中往往集产供销于一身,在企业人、财、物的管理中发挥着全方位的作用。上虞风机厂是1974年由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徐灿根带领6位农民,靠2000元资金,在一座破旧的土地庙里创办起来的村办小厂。徐灿根到上海交通大学学完了4门流体力学专业课程,获得了工程师职称。回厂后,又在上海交大教师的指导下,带领几名职工硬是凭几把鎯头和一个台钳,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冷却塔专用风机。在以后10多年中,徐灿根走南闯北,开辟供销渠道。目前,该厂已拥有1000万元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生产的9个系列、200多个品种规格的风机风冷设备畅销29个省、市和10多个国家。
从田野中脱颖而出的“草木才子”大多数在思想作风方面也是好的。宁波市乡镇企业局不久前对1984年以来被评为市级以上办厂能人、优秀企业家的177名乡镇企业厂长进行跟踪调查,其中思想作风正、进取精神强、工作出色的有151人,占88.8%。绍兴市的情况基本相同。然而长期以来,有些人却没有用辩证的全面的观点看待农村能人、主观随意性很大,要么把他们捧上天,要么横加指责。最近一段时期,有人抓住一些支流问题否定能人的功绩,这对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宁绍平原许多党政干部深有体会地说,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发挥大批能人的聪明才智,不能不保护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各级领导今后在对待能人的态度上一定要注意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再也不能患“伤寒症”,忽冷忽热、左右摇摆了。
“病”不可误
宁绍平原农村部分能人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缺点和过失,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少数能人的某些缺点和过失和所在党政领导不敢正视他们身上的这些问题,放松了对他们的教育有关。
有些人往往把功劳归在自己名下,没有把党和群众的支持放在眼里。还有一些厂长民主意识差,一个口袋装图章,一个口袋装发票,大权独揽,个人说了算。
由于缺乏党、政府和群众必要的教育、帮助与监督,在一部分农村能人中,某些腐败的东西,如赌博、迷信、生活作风腐化等现象也有露头。少数能人甚至蜕化变质,跌入犯罪的泥潭。
从经济上看,社会分配不公反映在农村能人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些乡镇企业能人厂长收入偏高。当地群众把这一现象形象地称作“穷庙富和尚”。
乡镇企业近年来发展迅猛,成就令人瞩目。但有一些企业内部虚空,苦于支撑。企业后劲不足,发展困难。
与这一现象形成对照的是,许多能人、厂长却收入丰盈。据慈溪市乡镇企业管理局负责人反映,1988年,厂长收入最高的超出普通职工十几甚至几十倍。在宁绍平原房子盖得最气派的也往往是能人厂长。
在部分农村能人身上出现思想上经济上各种不良倾向的内在原因,是他们的自身素质还比较低。目前活跃在宁绍平原农村商品经济舞台上的能人主要由这样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原来较为年轻的社队干部;二是复员回乡的军人;三是原社队企业的供销骨干与一些乡村中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们大多有胆有识,眼界开阔,接受新事物快,比一般农民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更加大胆的进取精神。但同时他们仍然具有浓厚的小生产者的散漫特性,而且文化素质不太高。据宁波市有关部门调查,全市乡镇企业厂长中,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占90%以上,有些还是文盲。因此,他们身上往往留有不少落后观念的烙印。致使部分能人出问题的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近年来一些部门和领导认识上的偏差,工作中的失误,忽视和削弱了乡镇企业党组织的建设,以及改革措施的不配套、不完善。据了解,不少乡镇企业没有建立党支部。主要靠乡镇党委与政府领导和管理。有些基层党组织与乡镇干部怕能人受到批评教育卸担子,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对他们不敢管理教育。有些基层党组织和乡村干部对能人只看阿拉伯数字,只要经济指标上去了,就封以各种“桂冠”,给予政治荣誉和物质奖励,不注意进行思想教育。还有一些基层干部自身素质不高,不懂经济工作,对如何管理和教育能人束手无策。
宁绍平原的一些农村党政领导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农村能人的某些缺点和过失主要是认识问题与工作问题,行为不端、违法乱纪者在能人队伍中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我们不能因此放松对能人的管理和教育。看到他们有“病”而不管不问,那不是真正的爱护。
鼓励、教育并重
宁绍平原的实践表明,在辩证地、全面地看待能人的功过是非的基础上,在管理措施上,一定要贯彻鼓励与教育并重的方针。当前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明确政策界限,为农村能人创造一个公正稳定的社会舆论环境。
绍兴县委、县政府针对前一时期不少农村能人疑虑重重,人心惶惶,乡镇企业又普遍处境困难的现状,去年10月,专门组织了县人大、公安、检察、纪委、工商等部门与全县著名乡镇企业厂长经理、供销员座谈,充分肯定他们的功绩,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求,消除他们的顾虑。同时又大张旗鼓地表彰了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双丰收的10名乡镇企业能人厂长,由他们向全县乡镇企业能人发出了争作“深入改革的探索者、艰苦创业的拚搏者、精神文明的先行者、永不满足的进取者”的倡议,反响很大。绍兴县委、县政府还本着“支持改革者、保护探索者、帮助失误者、查处违法者”的原则,及时制定政策,明确界限,鼓励农村能人放下包袱,继续开拓创新。县委、县政府多次强调,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要用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不久前,该县颁发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发展乡镇企业的九条具体政策,明确规定,企业实行承包只要是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就要继续履行合同。这些政策一公布,很快稳定了人心。
在鼓励农村能人再立新功的同时,宁绍平原许多市、县还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了对农村能人的管理教育:
——大力办好乡镇党校和各级乡镇企业干校,认真对农村能人进行党的政策方针的教育。目前全市已有乡镇党校211所,占全市乡镇总数的65%,先后轮训乡镇企业骨干1万多人。
——加强乡镇企业的党组织建设,强化企业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据统计,现在宁波市4566家乡(镇)办企业中,已建立党组织的有3078家,占总数的67.4%。
——在乡镇企业逐步建立、健全工会、职代会制度,加强职工民主管理,对厂长等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必要的监督与制约。目前,宁波、绍兴两市依照积极而又稳妥的原则,已先后建立起297个乡镇企业工会,主要集中在一些规模较大、生产稳定、经济效益好的厂家。
——逐步完善乡镇企业承包责任制,变单项指标考核为综合指标考核,把厂长、管理人员的分配与壮大集体经济挂钩。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藏一碗 要一碗 沈天呈 原载《讽刺与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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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十亿”的启示
——上海市1989年出口创汇工作评析
新华社记者 夏儒阁
1989年,上海出口第一次突破50亿美元大关!
50亿,显示了奋斗的业绩,也记录着难忘的启示。
“背水一战”逼出最佳选择
1989年初,上海外贸在数年徘徊之后,又面临着严峻形势:
往年应是“开门红”的日子,此时出口加工企业却频频“告急”——毛纺、棉纺、丝绸、化工、化纤、钢铁行业,无不“等米下锅”。所需原料,不是数量不足,就是品种不全。
少电缺煤,对出口加工造成另一重威胁。上海整个工业战线被迫每周“开四停三”“开五停二”,出口加工企业也不能幸免。
资金短缺,外贸和出口加工企业之间数亿元资金相互拖欠,打乱了生产、收购、出口的正常运行。
据到4月末的统计,全市出口比上年同期下降9.5%,大大高于全国下降的平均幅度。
面对如此形势,上海开始寻觅自己的出路。他们认定发展外向型经济是重塑上海外贸形象、重振上海外贸雄风的必由之路。
上海毕竟拥有自己的优势。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拥有1万多家工业企业,分布于157个门类,加工与配套能力在国内首屈一指,有着40多万科技人员的科技队伍。跻身世界10大港口之列的上海,已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往来关系。上海虽然没有矿山、煤田、油井,但技术、产品、口岸,却正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条件。
一个重要的决策在上海市政府酝酿成熟:把外贸出口作为上海经济的命脉,以创汇美元购买原材料和高技术,参加国际分工和交换。
“和衷共济效应”
但,上海外贸崛起的前提,是走出眼前的困境。
在4月的一次出口工作会议上,市长朱镕基疾呼:和衷共济,共度难关!
市政府带头拿出周转外汇和自有外汇,进口棉花、化纤、厂丝、橡胶、钢材、马口铁……让出口加工企业“有饭吃”。
“牺牲自己,保全别人”。上海一些高能耗、高物耗的厂家,自觉地走进“关停”行列,让有限的能源、物料为发展外贸出口发挥更大作用。
“银根再紧,也要为外贸出口釜底添薪”。银行界自行组建起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主渠道,上海交通银行、工商银行、上海投资信托公司、爱建金融公司等单位相配合的多层次、多渠道融资体。在短时间内,仅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就拿出历年积累的16亿元自有资金、承兑2亿元商业汇票,吸收1.5亿元存款,向海外拆借3亿元外汇,来增加贷款实力。
工贸双方密切合作,坐在一条板凳上想问题。到4月底,承担出口任务最多的纺织系统,滑坡最为严重。若是在以往,外贸部门就要责怪工业部门交货不守合同,工业部门也会埋怨外贸部门付款不及时。然而这一回,被称为外贸“五姐妹”的五家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和工业系统的纺织“六公司”,几乎隔天碰头,及时协调。外贸公司进口4万多吨棉花,帮助生产企业解决原料短缺之急;生产部门,在自身能力开足的情况下,又“借锅烧饭”赶时间加工出口产品,保证按时交货。
“国家有困难,我们怎么办?”很多企业把全局利益和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上海手表行业在提前完成出口计划之后,决定再出口24万只手表,宁可减少利润200万元,也要为国家多创外汇200万美元。
在严峻形势面前内心有过埋怨、困惑的上海人,树立了众志成城的决心和信念。停开的机器启动了;泊港的商船重新扬起了风帆……
依托这块坚实的土地
一旦选定目标、摆脱困境,上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坦然与潇洒。
改革开放为上海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经验。他们知道路该怎么走。
利用加工能力强与劳动工资低的优势,上海开始大规模发展来料、进料加工。许多加工行业都算过帐。如果用外汇买棉花,再出口纺织品,用汇与创汇的比例是1∶1.6;如果用外汇买生铁,再出口钢材,用汇与创汇比是1∶1.14;如果接受客户来料加工……反正都有赚头。
有关外贸公司纷纷拿出自有外汇为加工企业进口原材料,或者开拓来料加工业务。当年创汇4亿多美元的服装进出口公司,为加工企业进口棉花、羊毛和涤纶棉。进料加工业务量比上年猛增60%。年创汇额也超过4亿美元的丝绸进出口公司,积极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客商开展来料加工业务。当年在日本市场的创汇额即达1.1亿美元。据了解,上海1989年发展来料加工金额超过10亿美元,是1986年的3.3倍。
新品开发带来良好效益
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上海人让更多的产品升级换代,以提高创汇能力。
上海各种门类、学科的科技人员纷纷走出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数以千计的科技成果开始与生产结合。
在上海无线电18厂,传统产品开始向高技术、多功能、新款式发展,很快推出了遥控、双画面、多画面、组合屏幕显示等注入高新技术的彩电。
在上海革新电机厂,整马力、分马力电机、油泵电机等22种新颖电机相继面市,并源源进入美国市场。
四方锅炉厂制造出12台目前还只有美国、日本、加拿大三国能生产的大型油田热采锅炉,被美国专家誉为“在美国本土之外看到的最满意的产品”。
在纺织工业部门,组成了棉、麻、丝、仿真丝、针织外衣等“13条龙”的技术攻关队伍,以产品的整体优势进入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
轻工部门当年开发的新产品就达2000余种,产品更新率达13%以上。新产品如海欧DF—300相机、新型时装手表、电脑控制多功能缝纫机等已进入欧美市场。
新产品迭出,改变了上海出口商品结构。重化轻纺产品占出口比重显著上升,机电产品出口增幅更大。精加工、深加工成效显著。
与此同时,上海外贸部门,制定了多方位扩展销售渠道、开拓国际市场的方针。他们首次到美国洛杉矶举行商品展销,首次举办对苏联、东欧出口产品选样会,都很成功。上海去年出口成交额、客户覆盖面都大大高于往年。
沿着外向型经济的道路,上海产品源源进入国际市场。到11月底,有18家外贸公司提前完成了全年的出口指标,其中一些公司提前了2至3个月。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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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蓬勃发展的“锦江”
上海锦江航运有限公司拥有一支年轻的近远洋船队,它们以航行上海——香港、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航线为主,航迹遍及亚、澳、欧、非洲的许多港口。1984年他们自己筹资300万元,靠一条“锦江”号客轮起家,以滚雪球方式发展,采取以货养客、在国内外增资入股、及时调整结构等灵活经营方式,不断壮大经济实力。到1989年底该公司已拥有客、货、集装箱船13条,固定资产近2亿元。他们以班期准、到货及时、服务周到赢得了信誉,在运输业不景气的1989年创利430多万美元,比1988年增长6.5%。
上图:公司总经理韩滔(右四)和公司其他领导,春节前到“锦江”号客轮上看望船员。
左下图:服务员们正在热情地迎送客人。
右下图:“锦江”号客轮从香港冒雨归来。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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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和衷共济闯难关
凌霄子
在治理整顿进入关键阶段之时,读一读《“五十亿”的启示》这篇报道,看一看上海人在困难面前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确是很有意义的。
原材料紧缺,能源不足,三角债难解难分——1989年上海外贸面临的境况,和目前很多企业面临的境况何其相似。困难当头,上海人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彷徨观望,没有一蹶不振。他们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和衷共济,群策群力,不仅扭转了出口猛跌的颓势,而且全年创汇50亿美元,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50亿美元,是一笔宝贵的物质财富,比它更宝贵的,是上海人和衷共济战胜困难的精神状态。
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华的一次新的伟大长征。在这新的征途之上,也有腊子口、大渡河、乌江天险、雪山草地之类的艰难险阻。因而,要想取得新长征的胜利,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就需要继续发扬战争时期那种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精神,不畏万难、勇往直前的精神,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而上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为重振上海外贸所作的努力,所作的牺牲,正是这种可贵精神的生动体现。
中国有句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改革开放,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改革开放遇到困难,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像上海人那样,行动起来,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只有这样,危机才可能成为转机;难关,才可能变为阳关;而我们的民族和我们自己,才可能有更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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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二道贩子”新传
沈建华
江苏响水县尚圩村。东跑西颠的蒋汉祥,不再忌讳乡亲们叫他“二道贩子”了,人前人后,他倒觉得挺亲昵的。
“哎,二道贩子,到我家地里看看,像不像农学院老师教的那样。”
“嘿,快上二道贩子家里去,瞧他又取回啥科学经!”
三间新瓦房,一屋庄稼人:门槛灶头,床沿凳上,坐着站着的老伯小婶、大哥大嫂们,兴致早不在那贩回来的鞋帽、吃食用物上了;一个个挨着挤着,众星捧月似的,听蒋汉祥讲科技。时不时,他还摆弄出本簇新的农技书来,寻根据典,说给大伙儿听。
“二道贩子肚里墨水没白喝!”乡亲们拿正眼儿瞧他了。他自己也觉得,到这30岁上,才活出个人样儿。
高中毕业,上辈人守了几十年的穷盐碱地,拴不住他那活泛的心。他跑上海,走南京,苏南苏北来回赚些活头钱。几年光景,三间瓦房竖起来,可心里老觉得缺点什么。
前年春天,政府要开发、改良盐碱地。苏北农学院几位教授、讲师来他们村住点。“二道贩子”散出去的心,开始往回拢了。雨天闲夜,庄上年轻人吆五喝六,玩牌打扑克,他却屁股一颠,坐到农学院老师屋里去,问、听、看、学,讨教科学种田经。他先在自家地上下功夫。5亩3分水稻,秋熟登场,一过秤,比上年多打近一吨。他来劲了,买了《水稻栽培技术》、《立体多熟高效种植》等等一大摞农技书籍回来。农学院老师那儿,跑得更勤了。
庄上人,见他跑出了好处,想去,又不大好意思。一天,有几位乡亲,坐在他田头上:
“贩子,你也帮我们到那儿贩点科学来哟!”
“你们咋不去?”
“唉,人家大文化人,咱笨嘴拙舌去丢傻相?又没有你肚里那墨水儿,听还听不明白,别说往地上用。你就给咱贩贩吧!”
“二道贩子”的名儿,便开始叫出新鲜味儿来了。
去年稻播前,农学院老师说,前年收获时,有的稻子受了霉,浸种要用活水。庄上有人不信,烂了种。四组一个农户,浸了10多公斤种催芽,没出到两成。他捧着烂种,急急火火地来找“二道贩子”,“二道贩子”一边做样儿,一边把农学院老师教的道理讲给在场的人听。再浸20公斤种,出芽八成。庄上烂种的农户,也照着样儿做,都出了八九成芽。大伙儿信了农学院老师,也把“二道贩子”当样本儿。稻种下了地,又有不少农户死了芽。农学院老师教补种的盖薄膜加温,勤灌排淋碱。开始,农户们犹豫,怕麻烦,多花本。“二道贩子”找块地做样儿。这回,农户们没等出苗再看,该做的,都学着做了。结果,都出了全苗。“二道贩子”的名儿,越叫越勤,越叫越响了。去年8月,乡政府给他颁发了“科技示范户”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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