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夺冠的带头人
——记全国劳模、沂南制鞋总厂厂长刘洪明
姜保安
地处沂蒙山区的沂南制鞋总厂，在全国制鞋行业中率先进入国家二级企业，摘取了同行业的桂冠。这个厂的厂长、全国劳动模范刘洪明就是带领职工摘取桂冠的人。
刘洪明是１９８１年担任沂南鞋厂领导工作的。当时企业设备陈旧，生产落后，产品低劣无销路，连年亏损，濒临倒闭，职工连续四个月发不上工资。工厂只好靠卖设备、卖材料维持，原有的８１名职工，几个月内就调走了４０名，剩下的４１名中还有３６人要求调走。面对现实，刘洪明没有踌躇，毅然挑起了重担。
经过市场调查，刘洪明决定利用原有的橡胶设备改产粘胶底布鞋新产品。为使新产品尽快问世，他与攻关小组一起吃住在工厂。正当关键时刻，他的大女儿因患白血病住进了青岛医院。他顾不得照看女儿，一心忙着设计图纸，组织改装调试。在他的带领下，全体职工昼夜奋战，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转产工作，生产出了新产品，企业当年就扭亏为盈。
１９８４年春，为开发第二代注塑鞋，刘洪明厂长与几位副厂长和技术人员先后到１３个省市进行了考察，主持制定了仿革注塑凉鞋研制计划。由于过分劳累，他喉部原有的病症复发，一段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在同志们的再三规劝下，他才到青岛做了手术。按要求需住院治疗一个月，但他只住了一周，便回到科研现场。整个科研项目只用了４０天，试制成功了仿皮凉鞋并按期投入生产，产品投产后，当年创利税３０多万元，并获地区科技进步成果奖。
刘洪明坚持改革。一是改革干部制度，选贤任能，把政治素质高，懂技术，会管理的３０多人提拔到中层以上领导岗位上来，并面向社会招聘了４０多名专业人才。二是改革分配制度，在全省同行业中最早推行了以计件工资和单位经济承包为主的经济责任制，并逐年完善。１９８８年刘洪明与各副厂长、科室、车间、分厂签定了４８个责、权、利相结合的承包合同，并把风险机制引入了承包。三是改革旧的管理方法，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开发、全面质量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制定推行了以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为主体的各项制度３８０多项。
改革创新使企业焕发了勃勃生机，七年累计创利税１０５５万元，职工由４１人发展到１５００多人，１９８８年经济效益绝对数居全国同行业第一名，在全国同行业率先升为国家二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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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凤凰”是怎样起飞的
——湖南省凤凰县脱贫纪实
本报记者 杜若原 陈健
横亘于湘鄂川黔四省边区的武陵山，是一座苍凉的大山。在它的每道皱褶和脊梁上，似乎都有贫困的阴影，扔不掉，也躲不开。
这是几千年留下的幽灵。
１０年改革，却铸出这么一个故事：一只“凤凰”展翅起飞……
短短１０年，同一个边城变幻出两副面容
地处武陵山区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是一个集“老、少、边、山、穷”于一身的老牌贫困县。“凤凰”人沈从文描写贫穷落后山乡风貌的名著《边城》，就是以这里为背景的。解放几十年，它躺在国家补贴的大床上，“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困难靠救济，财政靠补贴”，穷得颇有名气。到８０年代初期，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１／３，而文盲比重居全省之冠。“用钱没钱，肚子难填，愁容满面”。穷愚共生的历史使人们提起凤凰来，除了摇头，就是发愁。
谁也没有想到，当时代之钟走到８０年代末期，凤凰这个穷乡竟升起明亮的曙光，变幻出惹人关注的新面容。
请看这一组组数据：
——１９８８年湘西大旱，凤凰县是全州唯一完成了生产任务、在全省最早完成粮食定购任务的县。这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１９８０年增长３．５倍，农民人均收入增长６．３倍，县财政收入增长３３倍；农副产品商品率由２５％提高到７０％左右。
——从１９８３年起摘掉了财政吃补贴的帽子。从那以后的５年里，累计上缴国家财政５１８６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１９８２年前３３年该县财政收入总和的９０％。如今全县人均财政收入已跃居湖南全省第一。
——青壮年劳力文盲半文盲率由４７％下降至１８％，９２％以上的农户每户有１名以上的劳动者掌握了一两项实用技术，９０％以上的干部、职工接受了初、高中文化补课和职业技术培训。
还有一些无法用数字描述的事情。
１９８９年春天，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杨雍哲在武陵山区走了一圈，看了很多扶贫点和扶贫企业，回北京后偏偏对凤凰县食品加工厂赞不绝口。这个仅投资３０万元的小企业，却吸收了４００个贫困农民就业，带动了１．５万户贫困户为工厂种植蕌头等原料。杨雍哲称这个精心管理社会效益显著的扶贫企业是“全国扶贫经济实体的标杆”。国家的一批烟叶专家来凤凰考察后，称赞凤凰的烟叶种植和管理水平出色，烟叶质量也相当高。国家科委“星火办”的一位负责同志到湘西调查，对凤凰县主要领导的科技意识和观念进行了一番考察后，当即决定将凤凰定为全国科技综合开发试点县……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发愤图强，最积极可靠的办法还是依靠自己
大凡贫困地区，都有这么一种共同的特征：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市场、缺文化……总之，凡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要素都缺乏。但是凤凰县县长吴官林却认为，贫困地区最缺乏的，还是“缺自己”，长期习惯于听天由命和“输血”，而不知自己有多大的潜力。
“自力更生”这句老话我们喊了几十年，可真正要做到这点，对什么都缺的贫困地区又谈何容易！而８０年代凤凰县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工作之所以吸引人，就因为其基本路子可以概括为三个字：靠自己。
８０年代前凤凰的经济工作，主要抓两条：工业抓氮肥厂，农业抓双季稻。这两项工作不仅没有抓出什么起色，反而成为两个沉重的包袱。
以县氮肥厂、农机厂、无线电厂等为代表的县办工业，培育了全县第一批产业工人，也是古老边城开现代工业之先河的新兴产业，可这些厂竟家家亏损，仅县氮肥厂一家每年的亏损补贴就达１５０万元，而当时全县的财政收入也不过２００万多一点。因此，当１９８０年新县委书记李正喜上任时，如何把县经济维持下去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县里一班人思来想去，作出了一个明快而颇有风险的决策：砍掉这批亏损企业，用节约下来的资金、物资和人力去集中办好一批以本地资源为主的高税率企业。从此，雪茄烟厂、食品厂、肉联厂、服装厂等一批企业应运而生。结果，当很多贫困县办企业不景气的时候，这里的企业却生机盎然。
凤凰八山一水一分田，可过去只抓粮。结果，干部全力以赴抓粮催粮，农民一心一意种粮，秋后老老实实交公粮，可交了公粮还得向国家要返销粮。抓来抓去抓了十几年，粮食就是不过关。县长吴官林告诉记者：我到任后一直在想，既然我们这里许多土地更适宜种经济作物，为什么不能用经济作物的收益来保证粮食的高产？
从１９８１年起，凤凰开始发展起能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的晒红烟和烤烟，以后又自主地对烟叶生产实行价外补贴，将大多数烟税返还农村，结果全县烟叶面积由１万亩发展到１２万亩，全县农民仅烟叶一项每年人均就可收入近百元。多种经营的收入多了，解决粮食问题的路子也宽了。农民用自己的钱买良种、地膜、化肥，粮食单产得以大幅度提高。凤凰农民种了４００年的烟，大多是为了自用或换点油盐，没想到现在却还成了脱贫的一个宝。现在，全县农户收入已由过去单一依赖于粮食，转为１／３靠粮食，１／３靠经济作物，１／３靠畜牧业。可以说，凤凰农村经济已逐渐从根本上走出了困境。
更能体现凤凰人“靠自己”特色的，是８０年代以来凤凰人自己因地、因时、因事制宜而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这就是人称的“自费改革”的凤凰改革模式。
１９８３年，县里减免了１３个乡镇的贫困村组的公粮，使这部分农民的口粮先宽裕起来，不再为找粮发愁。这项休养生息的改革措施比后来国家减免武陵山区贫困县农业税的措施提前了一年。
１９８４年，凤凰经过深入调查，决定改革农民反应强烈的生猪派购。农民算的帐是每交一头派购猪就少收入４０—５０元，有的村子交了派购又没肉吃。县里决定从刚刚有些转机的县财政中挤出２７万元，取消生猪派购，让农民按市场价格进行等价交换。结果，农民当年由此增收８５万元，生猪饲养量也比上年增长４２％。难怪有些农民在听到县政府取消生猪派购的决定后，情不自禁地喊出了“政府万岁”的口号。凤凰的这项改革措施，又比全国第二年取消生猪派购的政策提前了一年。
健康发展，“短期县长”也得摈弃短期行为
按现行政策规定，县级政府是三年一届任期。为了显现政绩，不少“短期县长”对楼堂馆所之类的短期行为很感兴趣。可凤凰县则不然，县领导们对教育、科技等基础建设却有着特殊的兴趣。
１９８４年，县一中想修建教师宿舍但苦于没有资金，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正喜得悉后立即将修县委宿舍的２５万元资金和建材一并拨给了一中。至今，县委、县政府还有一半干部住房条件没有得到改善。
凤凰廖家桥职业中学，是近年崛起的一所令同行瞩目的学校，其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在武陵山区堪称一流，一批批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的新型农民从这里走出。可这所学校１９８４年刚开办时，一无场地，二无资金，很多人都说它“长不了命”。谁也没有想到，县长吴官林带着一些部门负责人来学校现场办公，当场解决了学校的经费等棘手问题。学校的负责人老李也承认这是他们办学成功的秘密：“县里的领导几乎每一位都到过我们学校，我们提出的几乎每一项要求，县里都尽量满足，我们要实习基地，县级各部门都大开绿灯让我挑选——这样的大气候，学校能办不好？”
从１９８４年起，凤凰以每年２０％的机动财力，３０％的民族发展基金等５个渠道来的资金加大科教投入，５年来仅县财政就投入了３２４７万元，相当于该县１９８３年以前３４年科教总投入的１．６７倍。到１９８９年，全县对科教的年投入已逾１０００万元。照县长吴官林的说法是：不惜血本也要强化科教投入，否则我们不会真正自强。
“短期县长”们敢于摈弃短期行为，自有他们自己一套理论。他们认为，我国贫困地区普遍存在这类恶性循环：科教的落后妨碍着经济发展，而经济的落后又制约着科教的振兴。结果，“不识科教真面目，只缘身在贫穷中。”吴官林谈到此时，感慨万千。
１９８３年的统计表明，凤凰的文盲半文盲率高达４４％，连一项基本农业技术都不懂的竟占４１％！县雪茄烟厂进口的设备发生故障，全县竟没有一个人能看懂英文说明书。
“我们这种穷地方，既搞不了‘大洋全’，也不能去追求升学率。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智致富，以富养教，让科技和教育长入我们的经济。”吴官林他们认准了，让科教长入经济，才是突破恶性循环的突破口。
新的思路结出新的果实。
现在，仅全县５所职业学校就培养中等技术人员１０００名，全县２８所乡级农校、３２个村级农校班、１３所职工学校的２２个班更是遍及各行各业，形成了一种“以不学为耻，以技能为荣”的风气。此外，他们还委托省内外大专院校代培工交、财贸、建筑等８个部门的专业人才，从１９８８年起，每年有５０—１００名结业人才返回凤凰。凤凰人敢说大多数贫困县不敢说的话：凤凰已经结束了人才只向外流的历史。
由于着力于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建设，１９８４年以来，全县推广的１８２项科技成果均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如杂交水稻制种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不仅使凤凰制种单产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４公斤提高到２００多公斤，也使杂交稻面积增长７倍，虽然全县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２０万亩，但粮食总产却由８万吨增至１０万吨。科技的振兴，成了凤凰起飞极重要的一环。
看看凤凰的投资结构。１９８９年，全县当年财政支出已形成三个响噹噹的１０００万：投入农业１０００万元，投入科教事业１０００万元，投入工业生产技术改造１０００万元。这样的投入结构和强度，在全国６７９个贫困县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些专门研究贫困地区发展的专家对此赞叹不已。
１９８９年金秋，湖南省星火计划会在长沙召开，会上，凤凰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双双获奖成为一大新闻，这在全省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县委书记挂帅承担了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课题，县长主持了杂交水稻的制种和推广工作……
团结实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干给一代看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党委书记杨振午认为，凤凰之所以能起飞，关键是能结合本地实际，用好用活各项优惠政策。而这一切，又在于有一个求实进取的好班子。
８０年代，凤凰的党政班子大体上换了两茬，但这两届班子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团结，实干，而且“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干给一代看”。
凤凰的主体民族是苗族，苗族县长吴官林在１９８７年县政府班子会上关于团结的一席话，道出了凤凰班子团结的第一个原因。他说：“在我们这种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应首先主动尊重和团结汉族同志，占主体民族地位的苗族不仅应主动尊重汉族同志，还应主动尊重和团结土家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不要到每一个具体单位去争位置，算比例，不要把什么问题都提到民族问题上来，大家在民族问题上要少讲你是我非，多讲工作，多讲贡献。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团结是最大的本事。”他的这席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吴官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讲实绩，比贡献，是凤凰班子团结的另一个原因。凤凰的作法是千方百计动员各级干部去理财聚财，而不是成天空谈。为此，从１９８５年起，县政府对各区乡实行财政包干，基数内８．５∶１．５分成，基数外对半分成。结果，各级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１９８９年，仅区乡一级的财政收入就突破了１０００万元。过去穷得叮噹响的基层政府，也可以更多地为农民办事了。
务实苦干，不图虚名是凤凰县领导的另一个特点。不少贫困地区由于条件太差，稍有点钱就急着盖楼堂馆所，甚至贷款买豪华轿车。凤凰从１９８４年起摘掉财政补贴的帽子后，经济一年比一年好，但县里不乱修楼堂馆所，到现在，凤凰人均财政收入已高居湖南省之首，可是，全县还找不出一间带卫生间的客房。县长吴官林还住在破旧的平房里。他们的钱都集中投入农业、企业和科教事业。从人大、政协到县委、县政府，各方面领导都专心于脱贫、教育、林业、农业等又苦又累的苦差事。
吴官林，这位从贫穷的腊尔山区走出来的苗族县长，刚刚上任的时候，曾提出过一套朴实的工作目标：让全县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读，有事做，有钱花。这并不惊世骇俗的“六有”，对那些长期处于贫困之中的农民来说，当时还真像是“美梦”，现在相当一部分变成了现实。
１９９０年新年前夕，吴官林奉调去州里工作。问及想法，他说：“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但我们现在却敢说这样的硬话：只要像８０年代那样坚持干，贫困，就可以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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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可贵的“凤凰”精神
一只“凤凰”从武陵山中飞起来！
集“老、少、边、山、穷”于一身的湘西地区凤凰县，在改革的１０年中经济起飞了！
读了《“凤凰”自己飞》这篇通讯，实在令人兴奋。之所以值得高兴，不仅仅是为“凤凰”人走上致富之路，也是为了他们的经验给贫困地区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好思路。
脱贫靠什么？靠救济？靠贷款？靠减免？这些，在一定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是根本的出路还是：靠自己。这是凤凰县以自己的生动事迹作出的回答。这正像一个体弱的人，如果仅靠别人“输血”，而不把自己身体的活力调动起来，不靠自己“造血”，那他是永远不会健康起来的。
靠自己，首先，要有自强的信心，要有努力奋斗的精神状态。靠自己，还要研究自身的实际，特别是看清自己的优势和潜力，从中找出奋斗的路数。靠自己——包括干部、群众——要团结起来，通力合作，如果自己总跟自己过不去，互相摩擦，互相扯皮，那靠自己也难以实现。这中间，领导班子的素质尤为重要。
“凤凰”由于做到了上述三条，它终于飞起来了。他们的经验对贫困地区有作用，对面临着一些困难的我国人民不是同样有启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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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拳头”效应
——廊坊市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查
殿奎 鲁宁 燕人
在治理整顿的第一年，河北廊坊市经济发展超出了人们的预想。农业登上了新台阶；国营和集体工业持续发展；乡镇企业克服重重困难，总收入和利润分别增长１９．６％和１３．５％。廊坊市经济何以实现了良好发展？
收拢五指
廊坊位于京津两大城市之间，素有“京津走廊”之称。１９８８年廊坊市委从实际出发，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治理整顿的任务，决定实行扶优限劣政策，对产业结构进行一次全面调整。这一决定，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人觉得，廊坊经济刚刚起步，担心调整后经济出现停滞。还有人错误吸取过去的教训，觉得谁先调整谁吃亏，特别是一些与产业政策不相符合的企业厂长经理，忧心忡忡，怕调到自己头上丢了饭碗。怎么办？市委、市政府领导决定到基层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些令人心焦的情景：
化肥生产用煤只能维持３天；群众翘首以待的一些日常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在“等米下锅”；宿露餐风的农民正在田头焦急地等电浇地……
同时，另一些现象也发人深省。那些号称“煤老虎、电老虎”的小冶炼企业仍在车水马龙、夜以继日地生产；一些污染环境的电镀企业仍在大口大口地吐着毒水；一些粘土砖生产企业仍在不停地蚕食着良田；那些光靠“输血”维持生计的企业，仍在一笔一笔地贷款……
回到会议桌上，决策者们认真地思考着、议论着，从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中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医治经济运行中显现出的“病态”，必须克服思想上急于求成、发展上饥不择食的倾向。压缩一批、砍掉一批、限制一批，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把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保上去。
主动出击
由于财力物力有限，必须从经济发展的全局着眼，主动把拳头打出去，下决心砍掉高能耗的，限制重污染的，压缩与大工业争嘴的，集中能量发展走俏的。不然，大伙都争这口食，谁也吃不饱。按照这个思路，他们成立了有市政府领导参加的产业结构调整领导小组，负责对新上项目的审批、在建项目的保与砍和资金、原材料的调度协调。他们对全市的行业、企业和产品统一筛选排队，根据市场需求和承受能力，果断砍掉基建项目７个，压缩技改项目５个，关停了小棉纺、小毛纺、硅铁、砖瓦、电镀企业４０６个，兼并了有发展前途但技术管理落后的企业９１个，转产效益低的企业６５个。同时，围绕优先发展农副产品和消耗低、效益高的轻工产品，制定了扶持利税大户企业、优化产品结构、增加农业投入的一系列规定。确定１００个利税大户重点扶持发展，对６０００多种名优、支农、创汇、畅销产品实行了保护政策。如电力指标分配，对重点产品企业实行停一开六，一般产品企业停二开五，限制产品企业停三开四，对禁止产品企业免去供电指标。市里还增加农业投入５０００万元。
固安县砂砖厂产品走俏京津，吃沙造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优，市政府调剂资金１５０万元，帮助该厂新上了一条生产线，当年增创利税８０万元。厂长庞国增不无感慨地说，调整产业结构我们企业确实好处不小，没有治理整顿，这一年发展这么快是不可能的。
各个击破
“拳头战术”，使被保对象如鱼得水，也使那些原来心忧的限压对象破涕为笑。市钨钼材料厂原产品钨丝失去市场，生产难以为继。在接到限期扭亏，不然就断供“粮草”的命令之后，经营者背水一战，请来两名高级工程师，研制开发出新产品仲钨酸铵，并很快销往国际市场，去年一举实现利税１６０万元。像钨钼材料厂这样起死回生的企业在廊坊不止一两个。
事实上，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对优势行业和企业“高岗添土”，对砍和压的也不是向社会一推了之，而是扶植他们强化“内功”，开辟新的自我发展之路。协助他们新产品的开发，盘活呆滞资金，收回外埠欠款；具备条件的实行联合兼并，等等。这些政策为他们寻机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三河县原有４５个产品滞销、长期亏损的乡镇企业，政府牵线搭桥，兼并１７个，租赁９个，转产１９个，使这些企业恢复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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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能生威
——张德顺的治厂之道
本报记者 罗茂城
四川省畜产进出口公司羽绒制品厂厂长、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德顺常说：“人不畏我严而畏我廉。自己不正何以正人？要管好工厂，先要管好自己。”
四川羽绒制品厂是个主要生产出口羽绒制品的工厂，对外业务往来较多。早在一九八七年，张厂长发现在经济交往中送礼、回扣之风日盛，对企业有相当的腐蚀作用。于是，在他的倡议下，厂里建立了“干部收受礼品、现金一律交公”的制度。
有一次，四川内江有一个生产羽绒原料的厂家，为了与羽绒制品厂建立长期的供销关系，给张厂长送来了五千元现金。张厂长严肃地对来人说：“这钱，我绝对不能要！”没想到来人还是把钱悄悄地塞进张厂长的抽屉。张厂长发现以后，立即如数交公。
近三年来，该厂四个厂级干部登记交公的礼品有五十多件，此外还有现金三万三千多元。这些礼品和现金中张厂长上交的占一多半。
张厂长不仅在廉洁奉公方面严于律己，还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他当厂长，还兼管羽毛收购检测和推销工作，任务紧张时他还没日没夜地开大车拉货送货。在张厂长带动下，该厂领导中没有一个是“脱产”干部。
在奖金分配上，张厂长采取的分配方式，是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科室干部比副厂长拿得多，副厂长又比厂长多。而一旦出了问题，当事人有责任，要扣奖金，厂长也要承担责任，同样要扣奖金。
廉能生威。由于张厂长能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威信很高，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不少原来调皮捣蛋的青年工人进厂不久就变样。
青工刘麦彬，在原单位一年多不上班，谁都拿他没办法。调进羽绒厂后，张厂长前后三十多次同他谈心，讲前途，谈理想。刘麦彬终于被感动了，努力改旧习，积极工作。不久前，他上班时迟到了几分钟，张厂长按规定扣掉他当月的奖金，同时要他公开检讨。结果，他老老实实地写了一份深刻的检讨，自己贴到会议室里。
在张厂长的严格管理下，四川省畜产进出口公司羽绒制品厂产品质量过硬，畅销日本、香港和欧美市场，工厂迅速发展壮大。近四年来，该厂人均年创汇七万三千美元，在四川全省上百家羽绒企业中居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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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北京艺海工艺总厂联合开发旅游新产品，最近试制成功第一批仿故宫珍藏文物艺术品，工艺精细，造型逼真，得到旅游界好评。他们将在亚运会期间向各国朋友提供300个品种的故宫藏品仿制品。图为艺海工艺厂技术人员正在分析仿制的古鼎、杯、铜镜等。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