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努力完成民族地区扫盲工作
——访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李学智
本报记者 张书政
新春伊始，又逢“国际扫盲年”，记者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就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扫盲工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李学智作了专访。李学智副主任委员曾担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长期工作在民族地区，近年来又经常到民族地区视察和调查研究，他对少数民族扫盲工作很有见地。
记者：建国以来，民族地区扫盲工作的成绩如何？
李学智：我们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地区的扫盲工作，曾多次发动以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为重点的全国范围的扫盲活动。１９８８年２月，国务院在总结几十年扫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订并颁发了《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它与《义务教育法》相配套，是保证完成扫盲历史任务的行政法规，里面明确规定了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城乡脱盲标准。
建国４０年来，民族地区扫盲成绩很大。如西藏自治区文盲、半文盲占全区人口的比例，已由民主改革前的９５％降至７０％。内蒙古自治区解放初期文盲、半文盲率高达９０％以上，到１９８８年，全区文盲率已下降到１３．７％。我国各多民族省份的扫盲成绩也很显著。四川省农村１５至４０岁青、壮年的文盲率，１９７８年仅占全部青、壮年比例的３７％，１９８８年降到１４％以下。甘肃省１２至４０岁的人口中，文盲率已由１９８２年的４８％下降到１９８８年的２８．４６％。
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族、侗族、仡佬族和土家族占全县人口的３９％，至１９８０年，少、青、壮年文盲率还高达４７．７％。县政府１９８０年制订了可行的扫盲规划。１０年来，他们按照规划切实普及初等教育，积极抓好扫除青、壮年文盲以及扫盲后继续教育的工作，取得可喜成绩，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国际扫盲奖。
记者：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扫盲工作有何困难？
李学智：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汉族地区相比，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扫盲工作，任务更艰巨、难度更大。
首先，我国有５５个少数民族，其人口达８５００多万，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他们所在地区有不少地方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水平低、文化教育落后。全国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区广阔，从地域上来看，民族地区的扫盲工作，实际上是占大半个中国的扫盲工作。
其次，民族地区的文盲率较高。据统计，全国文盲人口约占少年和成年人总数的２３％，而少数民族文盲人口比例要高出１倍以上。大多数少数民族，尤其是边境地区、牧区、高寒山区，文盲比例更大。西藏自治区文盲约占总人口７０％，青海省少数民族文盲也占总人口７０％。云南省少数民族成年人口文盲率占５８％。个别地区文盲率更高，如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时文盲占总人口的８９．３１％。
记者：您对深入开展民族地区的扫盲工作有何建设性意见？
李学智：１、今年是国际扫盲年，乘此良机，动员各部门、各社会团体和全社会的力量都来关心这项工作。要形成一种“有文化的人都来教，不识字的人都来学”的社会风气。有些民族地区还要重视发挥宗教人士的文化特长，继续取得他们对扫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２、从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出发循序渐进，有条件的可采用民族语文编写教材，逐步学习汉字。
３、注意扫盲后的“继续教育”。不能“为扫盲而扫盲”，要结合学习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结合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推广生产技术，巩固扫盲成果。
４、希望政府为扫盲工作拨出专款，用以扶持师资力量、置办教学用品等，创造良好的扫盲条件。
５、实现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繁荣民族地区经济，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提高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从根本上杜绝新文盲的产生。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八师之家”别有风采
新华社记者 曹永安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走访了兰州市优秀教师常世荣的家，没想到常家竟有８人出任教师！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如果说，常老师和他如今在兰州市当小学校长的老伴李长蕊从教几十年，有他们的时代因素的话，那么，到了８０年代，他们的３个女儿却又先后当了老师，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有点“邪门”。偏偏无巧不成书，３个姑娘又都嫁给了“教书匠”。于是，议论蜂起，褒贬不一：“常家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之家’，难得。”“吊死在一棵树上，图啥？”有人说“常家顶有出息”，有人说“常家顶没出息。”
且不管他人如何说长道短，老两口自我感觉良好：“教育这块领地最干净，天天同知识和孩子们打交道，生命永葆青春，生活充满诗意！”
３个姑娘３朵花，每当姊妹３人在教学中取得成绩，花甲之年的老两口走路时把胸脯挺得高高的：谁家能有咱家共同语言多！我们教书育人，活得潇洒！
１９４９年，常世荣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兰州解放后，他找到军管会谋求职业。不久，他在兰州女子师范（后改为兰州３中）当了一名教师。教师一当就上了瘾。１９５１年，他与一位出色的小学教员李长蕊结下百年之好。这段岁月像金子样宝贵，夫妇“躬耕”于校园之内。后来，常世荣当了中学教导主任，李长蕊当了小学校长。谁知“文化大革命”先要“革”文化人的命。常世荣被打伤关进“牛棚”，李长蕊被剃成光头批斗。他们把天大的委屈和羞辱化作一腔苦水，偏在心头浇出一个无比坚定的信念：出了“牛棚”还当老师！中国的根本是要治愚啊！
工资冻结了。未成年的孩子小鸟般嗷嗷待哺。世交与学生的家长暗自资助他们，有的还留下话：“没有你们老师，哪有我们的明天，千万珍重啊！”
对于一个家庭，也许父母的楷模就是一面旗帜。１９７８年恢复高考之后，大姑娘常小荣考上天水师专，以后又进入甘肃省教育学院深造，现在兰州８中任初３班主任、语文教员。二姑娘常小青原本在白银商业部门工作，却放弃了提拔的机会，１９８１年考进兰州教育学院，现在兰州２８中任初３班主任、语文教员。三姑娘常小莉１９８０年的高考成绩可以进北京财经学院，但她看到父母和姐姐的榜样，改报了西北师范学院，现在甘肃省幼儿师范执教。
“难道你家择婿有个不定之规：非教师不嫁么？她们怎么都嫁给了教师？”记者问常老师。
常老师呵呵一笑：“这纯粹是巧合！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真要究其原因，恐怕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
“当老师、嫁老师，在现实生活中是要有点勇气的。”老伴李长蕊这样赞叹女儿们的爱情生活。
母亲的话是对的。３个女儿出嫁时，他们没有为姑娘准备丰厚的嫁妆，都是借别人的房子安的家。饶舌的人话来了：“啧啧！常家姑娘品貌都不错，还愁嫁不出么！”每逢此刻，李长蕊对女儿们说：“咱家对教育是棒打不散，在纯洁的爱情生活中也要做棒打不散的鸳鸯！”他勉励孩子们说：“当老师不会有荣华富贵，安守清贫也是一种幸福！没有奢望的人拥有世界，因为我们是知识的传播者！”
３个女儿、女婿都没有辜负老人的心意。他们工作都很上进。３个女儿中一个已被评为一级教师，２个被评为二级教师。
每逢节假日，家人团聚，你听吧，常世荣简陋的平房里像是开了锅。８名新老教师坐在一起，他们有叙不完的家常，当然最多的话题还是教育……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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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技拓宽幸福路
——淄博市临淄区西单村科技致富纪实
王晶明 孙明德
当人们来到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西单村，看到农业、畜牧业的兴旺和生机勃勃的庭院经济，不由发自内心地赞叹：新一代农民用科学的头脑，换来了崭新富饶的西单村。去年这个２６０户人家的村庄工农业总收入达到９９６万元，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３８倍；粮食总产量１７０万公斤，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１４倍；公共积累达到了４５０万元，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４４倍；人均收入达到１４００元。
当你走进农民的庭院，顿时会被浓郁的乡土画卷所吸引：那绿叶蔽日的葡萄，映日盛开的荷花，鱼池内活蹦乱跳的鱼群，塑料大棚内那摇头摆尾的肥猪，还有亮翅高歌的鸡群，房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炉中跳动着沼气燃烧的火焰，映红了主人喜气洋洋的脸庞。
农民们有了钱有了粮，深深感受到党的温暖，饱享着大自然的清馨。
这个村被淄博市委、淄博市政府定为“西单模式”在全市推广，并被省里定为生态农业试点村。
西单村人用科技的金钥匙打开了一扇扇富裕的门窗，走出了一条种、养、加工、运销良性循环和农、工、贸一体化的致富之路。
西单村党支部书记单台阶认准了一个理：“要想富，黄土地上作文章，科技当先是出路。”
他与一班人提出了粮食提高单产、稳定总产、发展经济作物的策略，科学地调整了种植业结构，建起了２００亩环村藕池、２００亩葡萄园，在藕池两侧和村路两旁全都栽葡萄，划出４１５亩地种大蒜。
这个村的领导还教育帮助农民发展好庭院经济。新村每户的门前是１６０平方米的藕池，院内栽上葡萄，葡萄架下养猪，中层养鸡，鸡粪喂猪，猪粪养藕，肥水浇田，不仅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肥力，又美化了环境，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去年在大旱之年粮食亩产达到１５００斤。全村２６０户农民每户平均年产３吨粮、１吨葡萄、１吨藕、１吨蒜薹。
采访中，单书记对我们说：“种，离不开养，没有畜牧业的农业是不完整的农业。”为了更好地发展畜牧业，他们创出了“塑料薄膜密集型快速育肥”养猪法，改深栏圈为平栏圈，冬季加盖塑料薄膜保温，比正常温度提高１５—２０度，减少了猪的体内热量消耗，既长得快，又节约饲料。过去猪的饲料有啥喂啥，现在改喂配合饲料，推广饲料添加剂，使出栏期由１０个月缩短为４个月，成本降低４０％。目前，全村生猪存栏量保持在４５００头，户均１７头，年出栏近万头，向农田提供优质圈肥１６０多万公斤。
现在村里建起了一座年育一千头牛、出栏１万头猪和存养４万只鸡的大型养殖场。
养殖业规模的扩大，粮食紧张又成了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加大食草畜禽的存养量，投资７．５万元进口一台大型玉米青贮机，将全村过去浪费的麦穰和１５００亩玉米秸秆全部青贮喂牛，过腹还田。
产业结构的合理，种养科学的推广，使西单村实现了农牧并举、种养互相促进、粮菜丰收、畜牧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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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握小学教育的天平
——记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校长姚文俊
刘书民
“高楼大厦需要坚固的基础。一个人的茁壮成长，小学教育就是基础，德育是‘五育’之首”。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校长姚文俊把这作为口头禅，经常向教职员工讲。姚文俊编写了全国第一个“思想品德教育提纲”，十年来实施在小学教育中，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半月谈》从全国各条战线千万名思想政治工作者中选拔１０名“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时，他成为全国中小学校唯一当选的代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下旬，４９岁的姚文俊在北京参加发奖大会，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有件事，时时使姚文俊感到困惑与忧虑：智育在教育的天平上迅猛地向上跳跃，而天平的另一端德育却成了“丑小鸭”，坐了冷板凳。刚出任校长不久的姚文俊敏锐地看到这种教育失去平衡的潜在危机。他疾呼：“育人首先应是加强德育，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的教育大方向，培养出一代代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接班人”。可是，他被一些人视为“极左”、“思想不开窍”。
１９岁就开始教育工作的姚文俊萌发了这样大胆的念头：自己动手编写《思想品德教育提纲》，在自己管辖的学校内实施。为此姚文俊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总结了建国以来数所中小学校德育工作的经验教训；又对许多学生和家长进行调查，了解当代少年儿童在思想品德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还重新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理论著作。１９７９年１２月份，一份《德育提纲》在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诞生。
《提纲》分年级、按学期、有层次、有坡度地进行系列化安排，把学校德育从抽象变为具体形象化，由“软任务”成为“硬任务”。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德育开展，以教学为主全面渗透，寓德育于各学科教学中，寓德育于丰富多采的活动中，寓德育于各种规章制度之中，寓德育于环境建设中。在德育效果的考察方面，姚文俊开设了思想品德评定课，制定了考评标准，设计了评定德育的卡片。这样做有利于教师和家长及时掌握学生的品德行为表现，也使学生在评品过程中增强约束力。
１９８８年，国家教委确定人民大道小学为德育整体改革实验学校。
有人说：“实施德育固然好，但它会影响智育发展吗？”
憨厚中闪烁着聪慧目光的姚文俊笑着说：“德育是基础，又是向导；好的德育会促进良好的智育。我校有２３００多名学生，４１个班，连续６年学习成绩位居安阳市的前列”。
一步入这个环境整洁的学校，就强烈地感觉到一种生龙活虎般的火热气氛。教学秩序井然，课外活动丰富多采，学生们都是那样彬彬有礼。这里的学生不但考试成绩好，而且大都选择一二门艺术在课外练习。一批小科学迷、小歌手、小提琴手、小画家初露头角，在省上多次获奖和演出，有的作品还到国外展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１９８２年国家教委聘请他参加《全国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现在这个《大纲》成为指导全国所有小学德育工作的标准规范。
姚文俊相继当选为“十三大”党代表、“全国德育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小学校长”、省市人大代表。
上级部门几次有意提拔他，可是他再三申明：“我的工作岗位在小学，我就钉在这里了，因为这里有我做不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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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吕梁人心目中的白求恩
——记北京名医在山区巡回医疗
本报记者 艾笑
岁末，向来素淡的中华医学会会议室墙壁被７面锦旗和１个大镜框装点得异彩纷呈，旗上写的是山西吕梁老区群众滚烫的话：“无私奉献系山区，名医精术为人民”；“当今白求恩，救我小生命”……
年前，吕梁乡亲们听说副专员姚新章要去北京汇报工作，就嘱托：办完事千万要去看看医疗队的专家，看那些老同志累坏了没？
得知吕梁来了老朋友，分散在北京１０家大医院的专家们各个放下手头工作，四面八方赶来和姚副专员叙“旧”。
不大的会议室里满盈着欢声笑语，暖融融回荡着春意。
“党和政府没忘我们”
其实，这些“老”友们相识还不到两个月。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３日至１２月４日，受中国科协赴吕梁地区扶贫团的委托，中华医学会组织在京的１５位内、外、妇、儿、中医和传染病科专家，到吕梁４个贫困县进行了医疗科技扶贫。首都名医的忘我奉献精神，精湛又高度负责的医风，使吕梁群众又想起了战争年代和他们一起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北京派来了像子弟兵一样的好大夫。党和政府没忘我们！”
由于山多缺水地薄，再加连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吕梁地区是全国１８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解放后虽有了基层医疗网，但由于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水平还相当落后。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山乡，还是“小病抗、大病躺，顶不过去见阎王”。有的县医院现在还沿用着７０年代就淘汰了的诊疗方法，农民患了普通的胆囊炎，在那里就成了不治之症。
１５位专家中有教授６位，副教授７位，主治医２位。他们中５０岁以上的有１２位。北京妇产医院老院长王大婉教授已６８岁高龄。著名儿科专家、北医大第一医院李树政教授和著名内科专家、北京医院潘其英教授也都年近七旬。这些老专家的工作和生活在北京都是受到单位和家人良好照应的，来到山区，却把个人的病弱疲累都置之脑后了。专家们有时一天跑百多里路，工作１０多个小时，深夜回到驻地，只要见有病人等着，仍热情细心诊治。这些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人，吃着山乡的粗茶淡饭，那么辛苦又分文不取，自己却无所谓地说：“我们当大夫的就该是这样啊！”
“愿为老区造就不走的医疗队”
专家们在４个县医院里挂牌门诊，一周看病１９４３人次，疑难病会诊１３１人次，抢救危重病人１６人次，手术２０例。
不同寻常的是，这些活动都伴随着教学和实习，当地的医务人员睁大了惊异的眼睛观摩着专家娴熟的动作，聆听资深的前辈们毫无保留的临床经验体会。专家们说：“我们总归要走，愿意当地医生掌握我们的全部技术，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粗略统计，繁忙的诊治活动之外，这个小小的医疗队在短短的一周内竟进行了４１场各学科的讲座和学术报告，得益者达３０００余人次。
“我们的收获也很大”
面对山区人民的热情赞誉，专家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次医疗科技扶贫，我们的收获也很大。”
很多老同志遗憾地说，这么多年没有去过老区。那里有最需要医生的人，有大量的临床病例。来到吕梁，处处使人感应到崭新的自身价值，工作起来充实痛快，这就是报国之门。
他们说：在北京我们经常过份强调工作条件。老区同行的工作条件远没有北京优越，但他们想办法做了大量工作，解决了很困难的问题，对我们是很好的教育。
这次组队去吕梁医疗科技扶贫，年轻大夫很少。老同志们回京后一介绍情况，年轻人纷纷表示，看来我们对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确实想得太少，今后这类任务我们去！
年富力强的中年人更是争先恐后：“再有这事该我了。”
据悉，中国科协赴吕梁地区扶贫团和中华医学会不仅正在组织新的医疗队，还筹集了一批医疗设备，廉价或无偿支援吕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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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谐的乐章
柯文
两年前，一些省、市相继提出“科技兴省（市）”的战略口号，在我国已经形成一定气候，积累了一批成功经验，开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一口号的提出，把科技同经济的结合，从一个研究所、工厂的层次上升到整个省、市的更大范围，从一个具体项目的点拓展到整个地区的面，从科技、经济领域扩大到城市建设、管理决策和文化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社会各个领域。
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正在呈现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科学技术不仅作为一种致富手段被人们利用，而且作为整个社会进步、文明演进的需要，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各个领域中去。“科技兴省”的目的，即在于把科技的发展同振兴国家、地区、城市有机地结合起来。
“科技兴省”不限于振兴经济，还要同政治、教育、文化、生态等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许多非经济因素经常起着很大作用，譬如经济决策科学化、管理水平的高低、人口问题、人的精神因素、环境容量等等。所以决不可把“科技兴省”仅仅局限于经济目标。在当前，特别应该强调如何在“科技兴省”、“科技兴市”的推动下，提高整体管理水平。
“科技兴省”的实施包含着科学决策、战略构思、更新观念、建立相应的运行机制和组织管理体制、制定一整套法律法规等丰富的内涵，需要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形成党政领导指挥、科委领唱、各行各业参加的和谐的乐章。这是振兴我国经济、推进以科技进步为原动力的社会、经济、科技一体化发展的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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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实践第一线
唐以巡扶贫记
陈明信
１９８７年春节刚过的一个下午，春寒料峭。紧邻四川万源县的陕西省紫阳县高滩区大坝乡的乡政府大院，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等个儿，憨厚可掬，身着蓝色旧中山服，操四川口音的中年人，声称是西南农业大学的教师，出来调查蚕桑业的，要找这里蚕桑员聊聊。
乡里一位中年汉子见他土里土气，心想：大学教师是十分洋气的，哪像这般模样？于是编着难题考他：“你说你是教蚕桑的教师，请问：蚕子有几只脚？”来人答道：“家蚕胸部有三对胸足，腹部有四对腹足，后面还有一对宽大的尾足。”问：“它屁股上那个尖尖叫么子？”答：“叫尾角。”问：“它要睡几回大觉、脱几回衣？”答：“要翻四次眠，蜕四次皮。”
问者刁钻、答者不凡。问者马上转疑为喜，拿烟递水，招待吃饭。原来，来客确是西南农大教师唐以巡。唐以巡把西南农大承担农业部下达的万源县科技扶贫任务，选在临河乡开辟新蚕区。
唐以巡把几个月来的调查所搜集到的情况向区、乡领导汇报，提出发展蚕桑的设想，得到领导的支持。动员大会上，提着竹烘笼、蜷缩着身子的农民，听了唐以巡的宣传动员，身子直起来了，眼睛亮了。唐以巡副教授和柯益富教授等立即办起了培训班，一下子来了３００多人。
县里从浙江引进的３０万株良种桑苗运到了临河乡，唐以巡早晚在广播里向大家讲栽种技术，白天下村一家一家去宣传技术。听说六村二社王登清要栽一万株桑树，他不顾大雪封山、地面结冰，在山脊小径上以手当脚，爬行前进，走了一天，找到王登清。在唐以巡的悉心指导下，王登清当年硬是栽上万株桑。
这个春天，全乡农民投了６０００多个工，栽了３０万株桑。唐以巡身上带着刀剪，走到哪里就帮助指导修枝、整型、治虫。每到一个关键时刻，他们都要办训练班，搞讲座。
养蚕的季节到了，唐以巡干脆把教养蚕学的妻子龙淑珍讲师也邀请到临河乡基点去指导农民养蚕。
临河乡的风光添了新景：绿的桑、黄的簇、白的茧，多姿多彩。全乡有５２５户新蚕农，先后栽桑７０多万株。１９８９年，全乡蚕桑产值达３４．２３万多元。由于有了蚕沙和售茧奖售化肥，全乡粮食也连年增产。有１５６户养蚕致富。
条件差的临河乡干起来了，其他乡的村民坐不住了。现在全县栽桑５５０多万株，１９８９年养蚕１２５０张，产茧７００多担。
唐以巡副教授受到国家教委、农业部、林业部的表彰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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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医院中的“扫把兵”
“啊，咱们‘扫把兵’也当上先进了。”这些从上海、青岛等大城市入伍的女战士被分配到济南军区１４８医院门诊部卫生班后，像雷锋那样热爱本职工作，为患者创造一个整洁舒适的环境。
最近，当她们得知被上级评为“学雷锋先进班”时，无比喜悦。
储祥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