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思念恩来同志并想到“爱心”
——《广语丝》第二十二
欧阳山
年年今日，思念起恩来同志这位万人爱戴的革命家，都不禁泫然涕下。回想当年，噩耗传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失声恸哭。此情此景，到现在还使人心酸。我当时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没有资格参加党内的追悼会，是一大憾事。读到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那种悲怆的情绪，到现在还没有消失。
恩来同志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使得大家这样爱戴？有人说，他是一位军事家；有人说，他是咱们的总理，外交部长，政府的首脑；有人说，他是咱们党的一位领袖；也有人说，他是一位诗人，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文艺组织家。这都是对的。可我还要补充一句，他是一位最爱人——最能爱人，也最会爱人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一致承认，他是一位最严厉的人，同时又是一位最使人感到温暖的人。恩来同志对工作的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严肃的，有时候严到了严厉的地步。不论在工作时间上，工作作风上，工作情绪上，工作效果上，他都是非常严格的。可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丝毫都没有害怕的念头，反而觉得他可爱可亲。有时候受到了他的责备，也不觉得难过，反而觉得舒服和感激。那么，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在他的身上发生作用，使他能够把两种矛盾的东西那样美妙地结合在一起呢？
我确实这样想过：他是不是对于某种专业有些偏爱？他那种对别人的爱是不是毫无边际的？后来我又把自己的想法否定了。我也曾经想过，他那种对别人的爱是否像古语所说的：“爱人以德”呢？ 话也许有点近似，可终于未能惬意。
恩来同志接触的人是很多的。政治、军事、科学、教育、文艺等等，还有许多外国人。我能够亲身观察到的，只是他接触的一些文艺界朋友。开头我也有过他对于文艺界的朋友存在着某种偏爱的感觉。后来，别的方面的朋友告诉我，他对于科学方面的人也同样爱得很深。
记得皖南事变后，恩来同志在重庆主持疏散文艺界朋友的工作。当时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去香港，一条去延安。当我决定去延安的时候，恩来同志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要下足够的决心。”过了两个月以后，局势更加恶化，去延安的路已经中断，但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坚持去延安。恩来同志有点严厉地对我说：“你要下更大的决心，准备迎接更大的困难。”并且交给我一笔港元，准备局势一旦发生突变，和八路军办事处失去联系，我就要自己撤退到香港。又过了一个月，最后一队去延安的军车准备出发，恩来同志又在曾家岩非常严厉地对我说：“这回你要留长胡子，化装成４０多岁的一位军属，还要学会几名湖南话。你不但要有足够的决心，还要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你觉得没有信心，或者信心不足，你还可以选择去香港。”出发之前，有一次在红岩嘴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周副主席，你对文艺界的朋友都一样地重视么？连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也很重视么？”我所说的微不足道的人是指的我自己。他听懂了我的话，温和地，同时深情地微笑道：
“一个人的贡献有大有小。只要他肯给人民做事——做得多一点，或者少一点，我们都同样重视。”
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爱，同时他的爱不是空洞的博爱，是有边际的。那界限就是：“给人民做事。”
近来，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屏幕上，收音机里面，都经常看到或者听到“爱心”这个字眼儿。这个词儿在台湾、香港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常使用，听起也不奇怪，因为它好听，跟博爱一样好听。但是在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忽然盛行起“爱心”来，那就有点奇怪了。我相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相信贾府的焦大决不会爱林妹妹。但是有些人偏要说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焦大一定会爱林妹妹，甚至还会爱宝姐姐。我完全给弄糊涂了。我捉摸，能够对所有的人无所不爱，当然是好事。可是：“你会爱扒了你的钱包的扒手么？你会爱行凶抢动的强盗么？你会爱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么？美国兵会爱巴拿马的人民么？或者反过来，巴拿马的人民会爱美国兵么？……
看来，最能爱人，也最会爱人的恩来同志并没有这种所谓“爱心”。
恩来同志十四周年意，广州
第8版(副刊)
专栏：
毛岸英和记者
田方
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延安以后，毛主席曾要他到模范村吴家枣园学习农业劳动，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但是，在毛岸英去农村之前，毛主席曾要他向新闻记者学习的事，却鲜为人知。
那是１９４６年３、４月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参加会议采访的解放日报记者组住在南关外延河边一家小旅店。一天早上，一位身材高大、身背行囊的男青年，手持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兴冲冲地来找解放日报记者组。组长接待了他，经他说明来意，才知道他当年１月刚从苏联学习回来，最近又适逢召开边区参议会。他从解放日报上读一些新闻报道，却很难理解。比如：
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先生，都是绥德、米脂的进步绅士。为什么共产党干革命，还要吸收从封建地主阶级里分化出来的绅士参加领导呢？
为什么要建立“三三制”政权？
为什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什么叫整顿三风？
什么叫大生产运动？
……
……
毛岸英不懂，向他父亲请教。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当然没有时间和他详细讲解，于是，就让毛岸英去向正在会上采访的解放日报记者们学习。
这类问题，现今的当代人也许不少人还说不上来，但是作为４０年代延安的新闻记者却是普通的常识。当然，真正要说明白，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于是，毛岸英就和记者们同吃、同住、同采访、同学习。几天下来，他的笔记本写满了丰富的内容，和记者们相处得日益亲密起来。那个年代，作为解放日报的记者，听毛主席报告，向毛主席采访，和毛主席握手，都是很自然的事；比我们的年龄还小三、四岁的毛岸英，相处得就更随便了，加上他为人朴实诚挚、平易近人、热情友好，我们彼此之间很快就熟悉了。
我们从中餐和西餐、馒头和面包的异同，苏联人民的友好相处，日常生活，谈到我们怎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谈到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怎样打败强大的敌人；谈到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紧联系以及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但是，当谈到党内生活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问题时，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件他亲身的体验。他胸襟坦率地说：
“我从莫斯科学习回延安不久，美联社的记者访问了我，要我谈谈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访问记翻译成中文，要我过目后发稿。亏得我还有一点组织纪律观念，访问记请你亲看过后再说。不料父亲并没有细看，就把稿子揉成一团，还严厉地批评了我：你小小年纪，刚从国外回来，懂得现在是什么样的形势，怎能对外国记者随便发表谈话！？”
年仅２５岁的毛岸英认识到：“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还是父亲批评的对，我对中国知道的太少了，我应当好好学习！”的确，像这样的大问题，也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经过大家一起学习和议论，加深了我们对当时形势的认识。
这件事，不仅是对毛岸英，就是对我们每个记者，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也许毛主席本人没意识到，他通过岸英，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第8版(副刊)
专栏：
反馈短波
《大地》副刊编辑同志：
今天才看到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２日《大地》副刊，发觉《明年春再来……》一文有三个错字。一个错字出在此文的题目里，“夜有香如故”应是“应有香如故”。这是瞿秋白中引录下来的用作文章题目的。文中第一栏１６行直接引的这句诗，也错了同样的一个字。第二栏末２行内的“夏济安”，错成“爱济安”。
又，《诗三首》中的“其二”第４句“玉谿”错成“王谿”，错得颇怪，盖“玉谿生”为李商隐之号，就在左旁的注中写清。
看来，这些错字倘系手民误植，校对亦可校出；如果，竟是编者不察，实在太令人慨叹矣！
我看到副刊已迟，也许编辑部已经刊出更正了，不过，作为一个爱护贵刊的同道，还是一写为快。
报社同道能听到读者的声音，总是它的活力所在。这也算是一个读者的声音吧。
丁景唐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４日夜
经查对，以上三处错误均系我们编校工作疏忽造成的，在此谨向作者、读者致歉。感谢丁景唐同志诚挚的批评指正，希望今后能听到更多读者的声音。 ——编者
第8版(副刊)
专栏：
桂花雨
李昆纯
亮晶晶的雨中
桂树林也在下雨
分不清是九月雨
还是桂花雨
淋湿了的香味
淡淡地
潜入肺腑
一簇簇金桂
一爪爪银桂
黄灿灿的土地上
铺满花儿
啊，雨中的桂花
桂花如雨
忆及那年金秋赏桂
书页中还夹着花蕊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采风录
郎德酒歌
刘德伟
不饮酒，不听歌，不算到苗寨。
在黔东南郎德上寨，我领略到酒的坦诚，歌的深沉。
踏着夕阳接近郎德寨，未闻人声，先嗅到酒香。几声浑厚的土炮轰鸣，一阵辛辣的火药味儿飘过，人和酒一起出现——身着盛装的苗家少女手捧陶质酒碗守在寨前。敬栏路酒，苗寨迎客的第一道仪典。酒是包谷酒，干醇清凛，敬酒者脸上挂着天真的微笑。十二道拦路酒，前面是扁平的陶碗，后面是硕大的牛角，真让人又喜又怕。只要怀着坦诚迎上去，便会感到一种理解——酒碗是微微倾斜着由你的嘴掌握着适可而止，绝无“灌”的意思。不过，膀大腰圆者要受到特殊“照顾”。至于不懂规矩，接过酒具者，一定要全部喝干，不然是进不了寨的。
酒是郎德人生活的血液。婚丧嫁娶那样的隆重场面自不必说，几种特殊的饮酒习俗便足以使来客大开眼界。“打口嘴”酒——郎德人处理是非口角的特殊方式。夫妻、家庭、邻里之间出现不和，须请７个人打狗、杀鸡、宰鸭、喝酒，谓之喝“打口嘴”酒。饮过此酒之后，双方必须克制，否于己不利。建房酒——郎德人建立家业不可缺少的仪典。欲在某地建房，先从该处取一团泥巴，放在酿甜酒的土坛内，以酒成与否作为能否在此地建访的依据。立房当日，由掌墨师傅面向东方祭鲁班。祭毕，木匠喝酒，主人喝酒，众人随之喝酒。立门之日，还要请一位老者踩门槛，与主人共饮立门酒。“踩铜鼓”酒——逢年过节乡亲团聚的庆典仪式，先将酒喷在铜鼓上，意为敬鼓，然后由一“有福之人”执牛角杯向全体踩鼓者敬酒。先敬老者，再敬后生；先敬盛装者，后敬平装者。随之铜鼓声声，男女老少悠然起舞，井然有序，皆大欢喜。
无酒歌三日，有酒必有歌。歌是郎德历史的记录。早先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留传下来的歌便成了郎德历史的见证。在郎德寨，民歌的种类如夏夜繁星。一首民歌中，往往用一个声竟一押到底，中间不转韵，极为单纯、清澈。丧葬歌、叙事歌、歌的歌词是固定的，而情歌、酒歌的歌词则可以即兴发挥。以曲调高亢嘹亮、歌声飘荡如飞而得名的“飞歌”最引人入胜。“飞歌”的曲调难以描述，仅看其歌词便让人动情。《迎客歌》直爽坦诚：“木头浪里流，客来喜心头丹青 到我家来，喝杯迎客洒。”《送客歌》依依不舍：“客人已走远，犹如河上船，顺水划下去，木钩钩不转。客人翻过坡，无人来对歌，留妹一人唱，心情多难过。”
到郎德寨当日，夜幕降临时，我们应邀到一老者家做客。窗外传来女孩子的歌声，好耳熟，是苗语《济公传》。老者说，前些天大学生来寨里实习，教娃子们唱流行歌，还一块儿跳迪斯科。歌声渐渐远去，宾主频频举杯。喝过交杯酒后，老者起身，双手擎杯，唱起了抑扬顿挫的酒歌。同行的一位布依族汉子为我们翻译，歌词大意是：“我们寨子里有一种鸟，是真正的朋友来时它会叫。我们苗族有辛酸的历史，谁保护我们，谁欺负我们，我们心里知道。你们是真正的朋友，是最尊贵的客人。我们没有好饭菜招待你们，就请多喝上几杯酒吧。我唱不下去了，再唱我的眼泪就止不住了。”老者歌罢，众人喝干了碗里的包谷酒，抬起头互相对视时，都已是泪流满面。
离开郎德前，我翻阅寨里的留言薄，看到一位瑞士客人写下了这样的话：“希望你们长久地保持这种古朴的生活习俗，并且不因旅游事业的发展而改变它。”我想，他大概也听到过老者那动人的酒歌吧。
第8版(副刊)
专栏：
漓江春晓［中国画］ 张朝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