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回顾和反思
陈涌
编者按：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号召。最近党中央领导同志又提出，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文艺战线也毫不例外。为了澄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领域造成的种种混乱，加强文艺批评的战斗性和科学性，本报文艺部于二月十三日邀请部分在京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举行了座谈，会上的发言或书面发言今日起本版陆续发表。
一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它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曾经有过很多失误，但更主要的是，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和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结合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出现以前，不论中国和外国，都已经有了丰富的文艺思想遗产；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也并不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才去考虑文艺问题，不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才去总结艺术经验，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艺术思想家都在进行艺术创造，都在思考艺术问题和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他们在艺术思想上都有可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贡献。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总不能不受到他们阶级的局限这个无法避免、因此也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而且，不能不看到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他们文艺复兴时代、启蒙时代的伟大的先辈不能相比，这也是无可讳言的。如果说，对他们那些伟大的先辈，我们也没有丢弃过批判的继承这个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那么，对比他们的先辈渺小得多的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我们又怎么可以只知道崇拜和景仰而不坚持批判的继承这个正确的方针呢？
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位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美学很有研究的学者，在读到结构主义的理论时有过一句绝妙的评语：“结构主义是小处聪明，大处胡涂的理论”。近几年来，在对西方文化一片赞扬声中，这位学者对现代西方一种颇为煊赫的理论竟作出这样尖锐无情的论断，简直可说是凤毛麟角！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和勇气。
的确，结构主义，而且，现代西方不只是结构主义，离开了文学与现实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来谈文学，离开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来谈语言、结构等等，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正是他们先辈，正是那些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所关心，所致力，并且往往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最高学术水平的。
但我们面前的这位学者，在尖锐地对结构主义作出了如实的、确切的评价以后，同时又认为，结构主义“唯物主义很不彻底”，“辩证法很不完整”，这是不是和前面的论断自相矛盾了呢？
结构主义是“小处聪明，大处胡涂的理论”，确实是这样。但既然这样，又那里只是“唯物主义不彻底”，“辩证法很不完整”的问题呢？恐怕我们便只好说，结构主义从小处看，从一些具体的枝节问题看，从文学的语言形式方面看，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但从大的方面、从根本上看，却谈不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且相反，它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正好背离的。
结构主义这个特点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美学家中也许是颇为典型的：它在一些次要的枝节的问题上，在语言形式等具体问题上的研究，超过了他们１８、１９世纪的伟大的先辈，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可以借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我们的知识领域和丰富我们的思想的，但在对事物的总体把握上，在理论思维的能力上，结构主义却又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先辈后面。这种情况的出现，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不会没有联系。对此，我们是多么企望我们的研究能够更多地保持清醒的分析的态度，给我们提出能够更进一步了解结构主义和整个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实质的科学著作！
我们过去的理论批评工作往往谈思想，谈生活谈内容多，而很少谈艺术，谈形式，仿佛这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的任务，这其实是极其片面的。近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艺术、形式，包括风格、流派、结构、语言、文体诸多问题都受到重视，这方面的专题著作陆续出现，但又同时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有些著作论述艺术、形式方面的问题，忘记了或者几乎完全忘记了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的内容。我们固然不能否认形式等等的相对的独立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只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统一的观点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二
当然，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能不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例外。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规律也同样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它也需要通过许多相对真理然后达到绝对真理。在每个历史时期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也有它的相对性，但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性。作为一种人类思想发展的学说，它对世界认识的可能性本质上是无限的。如果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在上一个世纪，如果因为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部分原理需要校正，或者需要抛弃某些实践证明是过时的或者本来便是不确切的结论，便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认为它的真理性本来便是值得怀疑的，这就只能怪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知道得太少。到底马克思主义是否比其他思想体系更优越，更具有客观真理性，到底现代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想体系是否足以和马克思主义并立，是否会出现真正所谓“多元化”的局面，是需要有专门著作，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加以论述的。这项工作有待于来者。
我们不妨暂且看看这样几件事实：
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前，我们对五四文学运动的认识，一般地都是把它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相类比，认为这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这种简单的历史类比的方法论的缺憾至少在现在是显而易见的。正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五四”以后的国内外环境、条件，认定现代中国革命包括中国的文化革命在内，虽然就其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了独立的历史力量，中国革命也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文化运动也成了世界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是也不可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历史的重复。这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新得出的结论。
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认识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唯一正确的思想，也是认识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唯一正确的思想，我们不能不承认，正是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成为真正的科学。
在人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前，对鲁迅的创作和思想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也有过一些很好的见解，但这还只能说是感性的、片断的而不是系统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对鲁迅的认识达到理性的、科学的高度，这主要的标志便是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论文还存在着一些为后来者发生疑义的问题，但不能否认，它通过对鲁迅这个在当时评价有颇大分岐的作家所作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它向我们显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能够理解任何复杂的文艺现象，能够解决任何复杂的文艺问题。这篇论文，至今仍然保持着它的文艺学的方法论的意义。
如果把对“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文学的认识也看作是一个认识过程，那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以前，这个认识还处于表面的感性阶段，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和应用，这个认识才成为科学的理性的认识。
三
鲁迅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历史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状况和需要，在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便有深刻的理解，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便表现出特别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结合起来，也因此使他成为在文化领域里，具有中国特色的，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观察、认识和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作家和思想家，他在文化艺术思想上的重要贡献和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还有待于很好的研究。在鲁迅创作和活动的最后十年，突出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天才作家身上的意义和作用，突出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无限的生命力。
值得提起的是：在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地区，人民受到极为严重的压迫，完全没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情况下，而党内又受到“左”倾路线的支配，因而使革命斗争处于更加困难、复杂的条件下，正是鲁迅比任何同时代的文化工作者都更善于运用灵活的斗争艺术，更善于利用公开合法的机会，使无产阶级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鲁迅最后十年的著作，是通过严密的反动检查制度而得以及时流传的最光辉的无产阶级革命文献。
四
过去曾经习惯于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叫作“毛泽东文艺路线”，我们也习惯于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看作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人们、包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这样看，不是没有理由的，但要正确地理解，要正确理解党的路线，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克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也可以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所体现的在文艺方面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观察，来解决文艺问题的，因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里得到体现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加丰富和具体化。如果不是这样看，便容易把毛泽东思想，把党的文艺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看作仿佛只是代表一个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地区（延安为中心的峡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看作仿佛只是一些因时因地制宜的主张和措施，以致在全国解放初期，有些文艺界人士便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适合于全国解放前以农村为中心的根据地的，现在全国解放了，工作以城市为中心了，它已经不适合于全国解放后的环境和形势了。甚至过了几十年以后，直到不久以前，还有人说什么毛泽东文艺思想不过是“战时的文艺政策”。
这至少是一种陷得深的误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既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牢固的理论基础上，本身是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使这个基本原理更加丰富和具体化，既然它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艺实践的结合，那是决不会过时的。我们当然主要着眼于它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它的个别结论，或者那些属于特定历史时代的政治任务。我们今天和民主革命时代相隔整整一个时代，我们当然不能照搬只有民主革命时代的具体环境才适用的那些具体政策，但如果有人因此便否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普遍意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认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只是一种“战时的文艺政策”，这是十分错误的。
但我们文艺理论界过去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往往只是着重从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本身去阐述，不但很少把毛泽东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提到理论高度来研究，很少阐明这个路线、方针、政策所包含的理论意义，不少论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文或著作，都倾向于就事论事，缺乏应有的理论概括，缺乏很高的理论素质；也很少有把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这几年来文艺斗争和创作的丰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进行，这就使得我们的著作很容易只是停留在作注释工作上面，而没有达到真正创造性的科学研究。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只有首先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才有可能从理论上深刻地理解和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意义。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必须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蔡仪
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多次号召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这些年来，有些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篡改，无所不用其极。其中有些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的。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有个文艺理论刊物就曾发表一种言论说：“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应该提到百家争鸣中的一家的位置上，接受实践的考验。”“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仍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著作，把它们当作神学或圣经。”“马克思不是未卜先知，他老人家不可能在一百几十年前就为今天的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写好各种答案。何况关于文艺问题，马、恩、列并没有写过系统的专著。”这些话，不是很明显地贬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吗？
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不表示他们没有文艺理论，而是表示他们另有一套和马克思主义不能相容的文艺理论。从历史上的事实说，首先就有人提出“文学的主体性”说，是大家早已注意了的。这种说法认为：“一是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二是文艺创作要高度重视人的精神的主体性”，还要注意它的“深层结构”，即“积淀在人的精神主体内部的潜意识”。而且说：“人的本体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物的价格的”。到这里，我想可以简单地说明，他所谓“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主体的存在”，两者的意义根本是一样的。他的反对“把人看作物”，在文中还轻蔑地说是“物本主义”，即表明他主张的是“人本主义”。而且他的反对“物本主义”，实即暗示是反对唯物主义。至此，他的理论面貌已是很清楚的了。
其后又有一个论者，打着美学研究的幌子，提倡“人的本质情欲”说。他的理论就是以“潜意识”为出发点去论述著名的文艺作品。他的理论的荒谬，现在也是大家注意到了，却也曾一时颇为流行。按他的说法：“潜意识始终是活生生的富于冒险精神和反抗精神。一个人的生命力是否旺盛、丰富、深邃，在根本上取决于这个人的潜意识心理。”还由此更进一步说：“人在本质上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是情欲的动物。”并断言：“情欲原来都是发自人的最深层的本体世界。”他就用这种“人的本质情欲”说，去解说莎士比亚剧中人物哈姆雷特的佯狂的“独白”。还用它去评论莎士比亚的几部著名悲剧的艺术力量和艺术成就。不用说，他的这种人生观就是非常错误的，他的文艺理论，当然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完全矛盾的。
但是由上述两种文艺理论，叫我不得不想到另外一位美学家早就提出过一种号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论点。首先，他在所谓“‘人性’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的前提下，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也就是主体性的实践哲学”云云。而且“附说”还称“‘人类学本体论’与主体性二词在本文中基本通用”。我们看来两者都不外是“以人为本”的意思。因此他在前面所说的哲学，我们可以明白地说是“人本主义”的实践哲学。于是前一位文艺理论家的“文学的主体性”说和这一位美学家的“主体性的实践哲学”，两者显然是相通的，还有先后相承的关系。两者都提倡人本主义反对“物本主义”，即反对唯物主义。到这里我们还得说明，他们这种人本主义又是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完全不同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以“自然主义”为基准的，而这两位论者的人本主义则是以“超越自然”走向“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欲念”为归结的。因而两者的实际意义也是完全相反的。
至于另一位论者的“人的本质情欲”说，则是和这位美学家的一篇《美感谈》有关的。该文看重论述了“积淀与无意识问题”的论点。虽然两者用语不同，一是“潜意识”，而另一是“无意识”，但两者所论都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病态心理学中所论的一种心理现象，两者所指实为同一种东西。美学家的所论主要是说，人类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然的人化”的过程，“使性变成爱”。文中两大段反复论述弗洛伊德所论的“性本能”说和“仇父娶母情结”说，最后的结论是：“连写情书都可以使性爱升华，更何况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这就是要把“无意识欲念因素”、“把积淀在感性底层的东西召唤出来，纳入审美形式中”。这就是他所谓美感的本质所在。这个说法，不又是和“情欲是人的本质”的说法根本一样的吗？这也表明这位美学家的“美感”理论，是建立在“无意识”的性的“欲念因素”上。不用说这种心理现象原是病态的，宣扬这种“欲念”是丑恶的。那么，这种“美感”理论不也是病态的、丑恶的吗？
总之，上述几种所谓文艺理论或美学理论，都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相反的，原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货色。为发展、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我们必须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消除那些错误观点的影响。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实践和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敏泽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建立新的美学、文艺体系和方法的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向往和关注。特别是在“方法论热”兴起前后，西方当代曾经广泛流行的各种各样的文学方法和流派，如“人本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接受美学，“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新批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阐释学等，被广泛地介绍给中国的文坛和读者之后，更是兴起了一个热潮。
应该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呢？我认为应采取两分法的态度和两点论的观点。一是应该引进和介绍，不应该闭目塞听；二是介绍和引进必须采取科学的批判的态度，不可以一哄而上，生吞活剥，更不可以将之奉为偶像，通体倒在别人怀中。但这种态度和观点，在一个时期却是遭到非议的。今天来看，这种两分法的态度，还是比较科学的。
这是因为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应该坚持发展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所在。“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百四十一页）。坚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当然首先应该立足于社会主义文学在当代的历史发展，总结它的经验，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形态；同时，离不开对民族传统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的批判的继承（这是已往文学艺术的历史实践），以及对当代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批判的吸收（这是西方艺术家实践的理论形态的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文艺理论虽然是自成体系（绝非什么“断简残篇”），并包含着丰富内涵的，但我们绝不能说，它已经尽美尽善，穷尽了美学和文学理论的一切方面。作为体系，西方当代流行过的人本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各种方法和流派，我们虽然是不完全赞成的，但是，求实地说，它们在局部问题上又包含着程度不同的合理的因素，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必须批判吸收的部分。既批判地继承传统，又批判地吸取西方美学和文艺学中的合理成就；既自觉地批判已往文学艺术实践中以“左”为特点的教条主义的理论和影响，又充分地肯定社会主义文学在其发展中的历史成就，而其目的，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
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就是：在“改革”“创新”的旗号下，以“总结历史经验”、批判“左”的教条主义为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之实，他们对于西方各种文艺流派的引进和介绍，目的也并不在于批判地吸收，而是企图以它们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以西方某一或某些文艺流通派的理论为依据，甚至以自己的一知半解为依据，辗转附会，竞相发明，建构体系。尽管破绽百出，却相互标榜。以“我”划线，排斥异己。公开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投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商周器皿一样，送进历史博物馆作为古董。而由于他们打着最为时髦的“创新”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加上舆论的推波助澜，一时颇为迷惑了一部分年轻人，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有害的影响，也引起了许多人正当的非议和不满。
对这类错误态度和思潮自然应该和必须批评。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批判错误的思潮中发展起来的。但也必须看到：面对着新的历史现实，面对着种种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挑战，一切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依靠本本吃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必须在文艺学的丰富的艺术实践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成为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而又坚持改革、创新的模范，批判地继承、吸收文学艺术实践中人类至今所积累起来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广采博纳，丰富自己，完善自己，使之更加科学，从而更有力地说服群众，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美学和文艺学，是应该建立的，但它只能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而不能是照搬西方的某一流派和方法，更不用说采取一知半解的态度和学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