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关系的若干思考
刘国光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两大任务。五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分析了两者的相互关系，指出治理整顿是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前者要有后者的配合，两者都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治理整顿为深化改革创造适宜的经济环境
自１９８８年秋中央决定实行治理整顿以来，国内外一些人士发生过疑虑。有人认为，治理整顿意味着改革的停止和后退；也有人怀疑，十年改革是否搞错了，所以才来一个大的调整。这些看法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我国经济经过十年改革，出现了勃勃生机，经济实力增长之快，人民所得实惠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要进行这场治理整顿，并不是因为改革搞错了，而是因为，在十年改革和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由于在改革和发展两个方面都急于求成，步子迈得过快，导致我国经济在前进中出现了一些难题。主要是供求总量失衡，产业结构失调，从而引发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市场秩序紊乱，到１９８８年夏季，爆发了银行挤兑存款、市场抢购商品的风潮，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顺利进行。
在激烈的通货膨胀和市场秩序混乱的情势下，原定在１９８８年下半年出台的价格工资改革不得不中止进行。这件事又一次证明，在供求紧张的经济环境中，经济改革难以顺利开展；改革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也就是供求总量大体平衡、并略有余地的有限买方市场。这条浅显的道理，１９８４年后被忽视被否定，而用另一条相反的道理——即“改革只能在紧张的经济环境中进行”——来指导经济发展和改革，采取了用通货膨胀来加速经济发展的政策。这终于把我国经济引入了一条难以通过的胡同。正是针对这种情况，１９８８年秋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实行治理整顿，以便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进一步顺利进行，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秩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治理整顿已经取得预期的初步成果，过热的工业速度逐渐降温，过高的物价涨势逐渐缓和。但是，几年累积起来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问题一时还难以消解，经济紧缩过程中又出现一些新问题有待解决。不久前召开的五中全会，决定用三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以更好地推进改革的深化，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所以，治理整顿方针的提出和贯彻，都是为改革创造一个适宜的经济环境，是在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而决不是对改革开放总方针的背离。
治理整顿离不开深化改革的配合
十年改革中，国家对企业、中央对地方实行下放权力，让税让利，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是必要的。但是，放权让利过多，也使中央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大为削弱。针对这种情况，在治理整顿期间，强调要多一点集中，多一点计划，对过度分散的财力物力，适当增加中央控制的比重，并且暂时多采取一些行政性的调控办法，这些也是必要的。采取一些应急的行政措施，可以赢得时间，使过热的经济比较迅速地降温，以便于进一步调理。有些人把采取这些行政性措施看成是“旧体制复归”，这是不对的。因为，纠正过去改革中放权让利过头的东西，并非改革方向的逆转，而是改革措施的完善。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暂时强化某些行政性管制的做法，即使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不乏实例。从长远看，我们还是要把集中与分散、把中央拥有足够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与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更好地结合起来。
还应看到，治理整顿本身，单靠强化行政性措施是不行的。比如用政府补贴的办法限制物价，可以收到物价稳定一时的效果，但是这会加大财政赤字，不利于总量平衡；又会加深价格的扭曲，不利于结构调整。这种单纯行政办法显然难以持久，其结果也有悖于治理整顿的初衷。所以，在治理整顿过程中，在采用必要的行政办法的同时，也要尽可能采用经济办法，考虑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把计划与市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更好地结合起来。
治理整顿进行到目前，已取得的成就主要还是浅层次的，如群众对于物价暴涨预期的缓和，等等，而深层次的问题，诸如总量失衡、结构失调、效益下降等等，尚未根本扭转。浅层次的问题，用行政性的强制手段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深层次的问题，根源于经济机制内部，光靠行政手段而不通过机制的转换和完善是解决不了的。所以，随着浅层问题的逐一解决、深层问题的逐一显露，有必要在继续坚持治理整顿的同时，逐渐加大深化改革的份量，这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四十年来，我国经济一直没有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正轨，老是大起大落，近几年又犯了这个毛病，以至需要花三年甚至更长时间进行治理。为什么老犯这个毛病，甚至在进行了几年改革之后，仍然摆脱不了，其原因何在？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两条病因：一是政策失误，二是机制缺陷。
政策失误，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片面追求过大的建设规模和过高的增长速度。一旦国民经济承受不了而跌了下来，往往造成重大损失，严重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是情况一有好转，就又头脑发热，出现新一轮的大起大落。五中全会清理了这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要反复地讲，不但在这几年，而且在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仍要长期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的方针。
机制缺陷，主要是指内在于传统的和现行的经济体制中的促使总量膨胀的固有弊病。传统体制中存在的投资饥渴、数量驱动及其带来的膨胀效应，人们已经熟知了。改革以来，由于过分强调对企业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改革措施又不配套，于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微观经济的膨胀机制得到强化，另一方面微观经济的自我约束机制和宏观经济的调节控制机制却未能相应地建立起来；在新的间接调控手段尚不健全甚至尚未具备的时候，就过早过多地否定了原有的直接调控手段；在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自我调节能力还没有树立以前，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却已大大削弱。所有这些，都是造成近几年经济过热和秩序混乱的体制根源。不言而喻，这些病源只有通过全面深化的改革，实现了机制转换，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以上所述政策失误和机制缺陷，这两方面的原因对于解释我国经济过热过冷的大波动来说，都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在不同时期突出哪一方面的原因，对于经济决策的选择来说却颇有讲究。比如１９８８年实行治理整顿以前，在讨论如何走出困境问题时，有一种意见认为，造成当时经济困境的原因不是决策失误而是机制缺陷。按照这种意见，就不必改变当时实际上执行的通货膨胀等导致经济过热的政策，不必实行治理整顿。尽管机制缺陷的问题不能忽视，那时改革与发展的正确思路，首先应当是强调纠正政策失误，强调立即停止通货膨胀等错误政策，实行“稳中求进”的方针。这也是后来中央决定采取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治理整顿经过一年多的贯彻实行，前几年的政策失误初步得到纠正，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开始树立起来。树立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对于防止政策失误当然有重要意义。但是，光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并不能保证经济实现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为如前所分析，现行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一种膨胀的机制，这种膨胀机制随时可能“反弹”。不仅在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以后，行政管制一旦放松，仍将可能出现总需求膨胀的反弹，而且即使在当前的治理整顿过程中，由于各方面遇到暂时困难而反应出来的压力，也有可能迫使我们放松管制，出现反弹。所以时至今日，更要注意机制缺陷方面的问题。要防止膨胀机制的反弹，除了继续坚持治理整顿方针，牢固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避免发生政策上的失误外，当前更要注意克服机制本身的缺陷，抓紧机制本身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仅在治理整顿期间，而且在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之后，长期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所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互相促进，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中国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内在的迫切需要。
妥善安排改革的步伐，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前面我们讲了当前在继续坚持实行治理整顿的同时，要逐渐加重改革的份量的必要性。当然，在集中力量进行治理整顿期间，由于经济环境和秩序还未能走上正轨，改革的步子就不能过大，主要应围绕治理整顿来进行，着重在稳定、充实、调整和改善前几年的改革措施，如完善各种承包责任制等。但是，随着治理整顿取得更多的成效，随着宏观平衡和市场秩序进一步改善，一些较大的改革措施也可以相机出台。比如去年在价格结构方面，我们适当提高了粮食棉花的合同收购价格、盐和盐制品的价格，特别是９月份较大幅度地提高了铁路、民航、水路的客运票价，１２月份又调整了外汇牌价，等等。这些调价措施，如果在前几年经济过热时出台，定会引起连锁反应，火上加油地助长物价涨势。但在去年严格控制信贷投放和货币发行、人们对于市场涨价的预期缓和以后，这些调价措施就没有引发什么剧烈的反应和震荡。这表明，随着治理整顿的深入进行和经济环境趋于宽松，适当加大改革的份量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比如我们可以利用新近出现的某些买方市场的势头，推出一些原来由于经济环境过紧、通胀压力很大而不能进行的改革措施，诸如“调”与“放”相结合的价格改革；政企分开、两权分开的企业改革，以及为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管理体系所需要的财政税收体制、银行货币体制等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既要为当前的治理整顿服务，也要着眼于为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创造体制条件。治理整顿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改革的步子就可以放得更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始终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按照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我国经济改革要建立的新体制，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按照小平同志最新的表述，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统一。党中央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的这几个提法，其精神是一致的，都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指导方针。我们要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代表大会和全会所决定的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的正确方针，深入学习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把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工作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以促进我国经济走上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康庄大道。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学术动态
中央党校“建国四十年理论讨论会”述要
康健 孙亚丽
中央党校“建国四十年理论讨论会”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及中央党校教研人员共约２００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同志在回顾建国四十年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了当前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历史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基本结论。从我国不久前发生的动乱、暴乱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个大背景下观察问题，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所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总的说是必须搞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具体说来，有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好的，不能改变；具体制度即体制有不完善的地方，可以也应该在改革中进行调整；改革具体制度的目的，又是为了巩固和完善根本制度。第二，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两项根本原则。第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一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二要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利用市场机制，但不能搞“市场经济”；三要抑制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和消极作用。
有的同志认为，建国四十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社会主义是全面的。社会主义是全面的，一是说科学社会主义之为真理是全面的，它不是片面的偏狭的学说；二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是全面性的社会，与片面的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旧社会有本质的区别；三是由此也就要求社会主义建设要全面发展，不能搞片面性。社会的发展，是从片面的社会向全面的社会的发展；而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优秀成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个人类历史最高发展阶段的完整的社会，则把自己的全面性内容充分体现出来。从社会主义的全面性本质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从原则上来说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自身逻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往历史中发生的许多失误，根本原因在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把握还很肤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许多正确的东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关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我国发展和改革面临的繁杂交错的矛盾，要求我们在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时候，把视角转向以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为依据，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以实现宏观管住与微观搞活的统一。要发挥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应充分注意到产业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是间接计划管理的一种形式。为使产业政策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必须根据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对高度集中的旧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并着力培育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秩序，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产业政策的导向下，由市场竞争来取舍，使宏观管理从总体上朝着由直接的行政管理为主，向间接的经济管理和法制管理为主的方向发展。二是在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协商的精神，以使产业政策发挥动员各经济部门和企业为之共同奋斗的作用。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暴露矛盾和协调利益的过程。对于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矛盾，特别是体制上的矛盾，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以便理顺关系；三是为使产业政策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政府机关必须改变职能。由过去的决定和审批项目、分钱分物的管理方法，转向调查研究、制定产业政策，搜集筛选和传递信息，搞好为基层和企业的服务及协调工作。为实现这一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实质性的进展，以使政府经济部门真正做到从单纯管理型变为协调服务型。
有的同志提出，全民所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是长期探索而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特点，决定了全民所有制和商品经济兼容的历史必然性；现存全民所有制内部包含的双重经济利益关系，为二者的兼容提供了现实基础；以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相分离为基本内容的改革，将使二者的兼容具有现实可能性。兼容的实质是，在保持全民所有制的根本性质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定性的前提下，使全民所有制历史的具体形式和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同商品经济的特定历史形式互相适应。
会上，还讨论了主体与主体性的研究、党的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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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分清两种不同性质的反腐败
潘秀玲
这几年，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在我们社会、甚至党内确实滋生了某些腐败现象。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自身。因为腐败现象的出现同我们党的性质、主张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绝对不相容的，也是我们党一贯所反对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对现在出现的某些腐败现象有着清醒的认识，已充分认识到了它所造成的危害。所以我们党首先提出来要肃清腐败，惩治腐败。并且党中央支持人民群众揭发腐败现象、惩治腐败分子，这充分显示出党的坚强和伟大。事实又一次充分证明了我们的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完全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党中央强调反腐败要从领导做起，做出表率，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下去，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这一点，人民群众是欢迎和拥护的。
但是，在去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那些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制造者、组织者，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也提出反腐败。他们所提出的反腐败不是真正的反腐败，而是把它作为一个陪衬，是用来欺骗学生，煽动学潮，制造动乱的一个策略。因此，他们所提的“反腐败”，完全是骗人的和虚伪的。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在理论界就有人掀起一阵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喧嚣。他们宣称：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不可避免地、“毫无例外的”会导致“异化”，也就是说要走上自己的反面。社会上，党内的一切弊端都是这种“异化”的产物。这种“异化”的直接后果是什么？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封建化”，“专制化”。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全盘西化”。这就是前几年在自由化思潮中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所做的舆论准备。多年来，他们就是按照这个逻辑把腐败的脏水泼向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次动乱、暴乱过程中，他们更是甚嚣尘上，公然声称公有制是“贪污腐化的温床”，是“万恶之源”，因此“要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按照他们的逻辑就是社会主义等于腐败，要清除腐败必须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他们所谓的“反腐败”，就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
同样是反腐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反腐败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是要把我们党和国家治理得更好，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提的所谓“反腐败”完全是为了把党治倒。两种不同的反腐败，有着本质的区别。（原载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１日《吉林日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书刊评介
一九八九年版
《中国百科年鉴》评介
陈贤德
一九八九年版《中国百科年鉴》是一部讲求实用的工具书。
这里所说的实用，主要是把群众关心的问题，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一九八九年版《中国百科年鉴》，反映的是一九八八年度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种种事件，记录了中国这位东方巨人前进的脚步。一九八八年，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人们关心的。尤其是改革事业，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也是国人最为关切的。编纂者紧紧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将“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放到了十分显著的位置，这就增强了时代感。
这里所说的实用，也表现在较为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意愿、要求上。一个年度中，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大小事件，多得难以计数。要编好一部百科年鉴，重要的是选材。哪些材料可以入选，哪些材料应当筛选掉，哪些材料应重彩浓墨，哪些材料可略而带过。这是要细心做好的。如果把什么都罗列出来，一方面办不到，同时也无益于读者。读者所关心的是这一年度中发生的新鲜事。一年一鉴，一年一个样，年鉴应该成为一年一度的镜子。要这样，非得编出特色来不可。《中国百科年鉴》在追求特色上是下了功夫的。他们把一九八八年发生的新鲜事物放在十分显著的地位。比如，国家公务员制度，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一九八九年版百科年鉴列出专栏，讲述了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提出和建立过程，起草制定国家公务员法规体系的情况，国家人事部的成立，以及国家人事部的十三项主要职能。这样，一方面如实地反映了一九八八年度这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对新鲜事物也起到了传播作用。
以前的有些年鉴往往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明明是同一类的东西，分别归入各部类，这就影响了年鉴的系统性。《中国百科年鉴》一九八九年版注意避免这种倾向。它把有关的内容作了集中的归并，这样既可为读者提供完整系统的资料，又便于查检。如“宗教”栏目，将原先分散于“中国概况”中的“宗教组织”、“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宗教学”和“社会生活”中的“宗教活动”等部类中关于宗教的内容都集中于“宗教”栏目内，读者只需查阅“宗教”栏目，就可以获得全部有关宗教方面的主要资料和信息。“市场”、“资源”等栏目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