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国内新闻)
专栏：
“民主无东西方之分”吗？
——驳严家其宣扬的一个谬论
筱文
两千多年以前，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第一次把“人民”和“权力”这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字组合在一起，创造了“民主”一词。从那之后，特别是近代以来，民主一词深入人心，但究竟有多少人懂得它的真正涵义呢？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很能说明问题。当时，许多青年并不知道他们追求的民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怪事的产生来自于对民主的抽象、孤立、静止的认识。“民主无东西方之分”，便是当时颇具影响的一种时兴观点。显然，在这里“东方西方”不是指地理分界，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所谓“民主无东西方之分”，只是“民主无阶级之分、民主无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的另一种说法。这种超越阶级、超越社会、超越时空的民主观，只能引导青年走上歧路。今天，清除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影响，以寻求在民主问题上的正确共识，显然十分必要。
一、超阶级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理论观点的产生，总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民主无东西方之分”的观点，缘出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１９世纪末，欧洲列强急于瓜分世界，他们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是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适用于全球的人类文明最高阶段。欧洲人既然创造了这一制度，就有权利也有义务使之覆盖全世界。以此为理由，列强们凭借“船坚炮利”，撬开了东方的大门。东方人知道了民主，却丢掉了国土、主权和黄金。近代史上，无论是在地理、种族、文化和制度上，西方对东方都持一种优越感，这是列强的共识。然而，在西方内部，究竟谁更优越，因而也最有权利统治世界，彼此却互不相让。为了争夺这一权利，列强们不惜在２０多年的时间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历史毕竟并非全是西方人创造的。两次大战的结果，资本主义民主非但未能普照全球，社会主义民主却应运而生了。历史给了“民主无东西方之分”的理论以莫大的讽刺。
二次大战以后，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民主无东西方之分”理论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西方的战略家们认为，资本主义要对付社会主义，思想征服比武力征服更为有效。因此，他们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作为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的武器，以从其内部积蓄力量而摧毁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民主无东西方之分”的理论，过去是资本主义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现在则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思想武器。
作为舶来品，“民主无东西方之分”的观点出现于最近十年中国理论界对资本主义民主“再认识”的过程。这期间，当人们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在实践中还有许多缺点、需要不断完善的时候，一些政治“精英”们便大肆宣扬这一观点，严家其在一次理论座谈会上甚至断言，它“必将成为全球性的共识”。严家其所说的“无东西方之分”的民主，指的就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这一点已为他最近在海外的一系列演讲所证实，不过当时他还没有这样直截了当。民主真的无东西方之分吗？让我们暂且撇开严家其的政治立场，与他作一番学术之争吧。
民主是什么？其义如其文，就是人民和权力的结合，即人民当家做主，这是基本概念。人民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定的统治形式，即国家的政体，这是民主的实质。因此，谈论民主，首先要把它与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如果离开了实质去空谈概念，民主必然虚无缥缈。坦率地讲，一些善良的青年之所以不知他们所追求的民主究竟为何物，原因即在于此。
民主作为一种统治形式，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而它必然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民主是历史的范畴，有其发生与发展的过程；民主是阶级统治的手段，必然要反映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民主是国家政权，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历史条件的不同，阶级利益的差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决定着民主的多样化运动形态。迄今为止，所谓“无东西方之分”的、超阶级的民主绝无先例。
任何民主总是一定阶级的民主。民主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产物，在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民主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运用程度”。（《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７２３页）奴隶主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便是人类历史上相继出现的不同的民主类型。
民主作为一种统治形式，是统治国家的阶级按照一定的民主原则去组织政权和管理国家的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奴隶社会的民主制度，是少数奴隶主阶级的民主。被誉为民主摇篮的古希腊雅典城市共和国，全盛时期，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奴隶主和自由民总数为９万人，他们按照财产的多寡，分等级地享有不同程度的民主权利。与此同时，总数为３６．５万的男女奴隶，却正如奴隶主民主派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说：“奴隶是一种有生命的财产”，“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而工具则为无生命的奴隶”（亚里士多德：《政治论》Ⅰ，转引自《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１８３页）。资产阶级的民主，无论各个国家在民主形式和民主运用程度上有多大的差异，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保证私有制不受侵犯为目的的，因而是有产阶级的民主。它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公民享有广泛平等的民主自由权，在政治外表上表现出高度的分权和自由化，但却以维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方式，确立了有产者的阶级特权和资本特权，并且由财产的不平等造成了公民事实上的不平等，从而使财产成为获取政治权力大小和多寡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赋予广大劳动人民民主权利，同时对企图推翻这一制度的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民主的阶级性表明，不同的民主类型具有不同质的区别，在阶级利益上，彼此泾渭分明。
民主作为一种进步现象，是与人类的文明相伴随的。不同的民主制度，反映着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文明程度。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民主制度的诞生，都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不同的民主制度所代表的文明程度不同，因而各自的历史地位也是不同的。在所有的剥削阶级的民主类型中，资本主义民主是最高形式和最后阶段，它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的文明程度。
然而，资本主义民主由于其固有的阶级属性的局限，不可避免地要被一种更为进步的民主制度所代替，于是，社会主义民主应运而生了。从民主制度演变的历史事实来看，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固然还不完善，但在本质上，它彻底铲除了导致资本主义民主落后性的根源，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根本上实现了人民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这一民主的基本功能，使少数人的民主，变成了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进步得多，文明得多。
理论的剖析足以显示，“民主无东西方之分”的观点是没有科学依据、违背客观事实的。其学术上的荒谬，即在于无视民主的客观规律，阉割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抹杀民主的阶级性和相对性，随心所欲地杜撰出一种抽象的、绝对的、超越时空、凌驾于社会之上、不受任何制约的民主概念。这样，民主不再是实实在在的政权形式，而成了一种空幻的东西。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看不到民主的具体内容，把满腔的热情转化为盲目的行动，自然就不足为怪了。
二、中国能够实行西方的民主吗？
学术观点离不开政治倾向，这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自然走向。因此，学术上的谬误大多与政治主张的谬误分不开。“民主无东西方之分”的观点虽然在学术上是抽象空洞的，在政治上却非常具体实在。严家其竭力宣扬这一谬论，其目的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民主，而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全球性的共识”和全球性的统治形式。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结合，表面上似乎矛盾、滑稽，实际上却十分高明。把政治主张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对于天真烂漫的青年是很富于欺骗性的。当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这是容易造成一部分青年对社会主义不信任情绪的客观因素。加之当代青年大多成长于改革开放的环境，他们思想活跃，勇于思索，胸怀一腔强国热情，却缺乏深厚的历史感和认识国情的洞察力。当他们探究中国的穷根而不得其解，欲改革政治体制又嫌其慢的时候，一部分从未领教过殖民地滋味的青年难免会对“民主无东西方之分”的观点产生共鸣，他们把西方的民主当成一条省事的捷径，以为它真的会是治穷强国的万应药方。必须承认，这些青年人的心地是善良的，但认识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尤其是今天，当这些错误的认识已经构成危害国家稳定的因素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对中国能否实行西方民主这个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其实，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中国原来是很令西方人羡慕和崇拜的，只是到了近代，当资本主义文明席卷欧洲大陆，封建的中国却仍在因循守旧，这才导致了它的落后。西方对中国的殖民掠夺，使中国人看到了自己的落后所在。既然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东方的君主专制进步得多，它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有识之士的追求。为此，中国人所付出的代价，恐怕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从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４９年，中国大体上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名义下惨淡经营的。名义和现实究竟有多大差距？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曹琨贿选、军阀混战，这一幕幕丑剧实实在在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程度。国民党武力统一了中国，但接踵而来的是东三省的沦丧。帝国主义列强是绝对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民主道路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想也不能实行什么民主，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则是民主的天然死敌。中国人追求和模仿西方的民主制度达几十年，到头来仍然是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千疮百孔，政治备受歧视，甚至连资产阶级也被折腾得奄奄一息，日暮途穷。资本主义制度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行不通，这是历史的结论。
有些青年同志提出，资本主义制度过去在中国行不通，是客观条件不允许。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能否补上这一课，以谋求经济与民主的加速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当代中国有无“补课”的必要性。
一个国家或民族跳过一种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这并非是中国的发明。美国人没有建立过封建专制制度，现代欧洲的许多国家也都是在野蛮时代的基础上直接完成封建化过程的。中世纪时期，神学和专制几乎使欧洲窒息，当时确有一些人幻想过用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作为反封建的武器。然而，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果，不仅没有导致奴隶主民主制度的回归，反而把欧洲人送进了资本主义的门槛。历史上，靠复辟旧制度来振兴一个国家是绝无先例的。既然社会主义民主较之于资本主义民主更为先进也更有发展前途，人们有什么理由要丢掉先进而甘当落后呢？当然，理论的推断并不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唯一依据，最重要也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实践的结果，现在中国是否有“补课”的必要，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社会主义是否已经和还将继续引导中国的进步与繁荣。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了，４０年的结果使得“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但这毕竟不是事实，基本的事实是：社会主义４０年的实践，虽然经历了曲折和失误，但它确实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除了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而外，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都是承认的。
衡量中国是否进步，经济是决定因素，这需要进行纵横两个方面的比较。和旧中国相比，１９８８年比１９４９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４０．２倍，国民收入增长１８倍。和世界相比，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７８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６．１％，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８年，每年平均增长９．６％，而１９８０—１９８６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２．６％，发达国家是２．３％，中国是９．２％，这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成功的。
社会主义能否继续引导中国取得更大进步呢？中国共产党向世人公布了一幅宏伟的蓝图：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目前，第一步目标已经实现，至于后两步目标，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估计，只要年增长率保持在６％左右，到２１世纪初期，中国就可以赶上中等发达国家。这说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实事求是的、可以实现的。这个发展战略的实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中国将用１００年的时间走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三四百年的道路。既然这个目标确实可信，那末，今天我们有什么必要放弃现成的社会主义而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呢？
再让我们探讨一下中国有无“补课”的可能性。
任何一种民主制度，都是各种社会力量在较长时期内矛盾运动的结果。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以一个财力雄厚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为阶级基础的。而在中国，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劳动者个人的利益是和国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我们也有一些个体经济，但这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并不构成一个资产阶级。不言而喻，在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度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一些人才凭空虚构出一个“中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说到底就是资产阶级），以此作为实行西方民主的依据。这是极其荒唐的。
其次，从内容和形式上看，中国也没有实行西方民主的可能性。西方的民主制度，大体包括普选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多党制以及公民的自由权利等等。这其中，有些属于民主制度的共性特征，并非资本主义专利，社会主义民主也同样不可缺少，只不过在名称、对涵义的理解以及实行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有一些则是由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属性所决定，在中国不能实行的。
普选制，即由公民投票选举国家的最高行政首脑及参、众两院议员，是资产阶级最为标榜，也最能迷惑人的一项制度。就内容而言，由人民选举领导人，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何况，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选制在实质上含有很大的虚伪和欺骗成分。从形式上讲，现今我国实行的是以间接民主为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同我们的国情相适应的。我们能否实行普选制呢？众所周知，直接民主的普选制需要较高的物质文化条件。我国的经济基础较差，文化教育落后，有２亿多文盲。这种国情决定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行直接民主的条件。
至于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则完全是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不同集团之间利益矛盾的产物，在中国是没有必要也不能实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经济决定了社会利益虽然存在多样化，但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私有集团之间的那种利害冲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的优势，不需要通过三权分立来制衡各种关系。在中国，除了共产党之外，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党能够组织和领导全国的民主制度。
最后，再让我们设想一下在中国实行西方民主的后果。如果现在我们要实行西方的民主，前提条件是废除公有制，实行私有制，重新制造一个资产阶级。就是说，我们要把现有的国营经济转变为私人经济。谁有能力来掌管这种经济呢？只有两种人：外国的资产阶级和仰仗外国资本的中国人。当这些人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之后，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必然是殖民地的政治。中国要实行资本主义就只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附庸。这种前景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对此，炎黄子孙能够答应吗？！
总之，中国不能实行西方的民主，这就是结论。
（原载２月１７日《中国青年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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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以农业为基础 创造粮食增产小气候
我国二省（区）五地（市、州）连续五年增产
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８日电 （记者蒲立业、王言彬）同全国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形成鲜明对照，我国有二省（区）、五地（市、州）粮食生产连续５年或５年以上稳定增产，继续保持旺盛发展的势头。
这两个省（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省。新疆去年粮食总产达６１．５亿公斤，奇迹般地创造了连续１２年增产的好成绩。甘肃省从１９８３年到去年粮食连续７年增产，年均递增４．３％。
创造持续５年以上增产成绩的５个地（市、州）是：安徽省滁县地区，湖北省荆州地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江苏省盐城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其中滁县地区连续１１年增产，这个地区去年提供的商品粮，比改革前１９７８年的总产量还要多４亿多公斤。
有关部门向记者介绍情况时说，新疆、甘肃和五个地（市、州）在发展农业上各有特色，但有两点经验是共同的：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的关系；二是坚持挖掘本地潜力，正确处理粮食生产“大环境”和“小气候”的关系。
近几年在全国不少地方农业遭到冷落的情况下，新疆对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一直实行优先发展的战略：在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的关系上，把发展农业放在基础地位；在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上，把发展种植业特别是粮食放在优先地位。１９８８年新疆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资金占整个投资总额的１０．４％；１９７７年至今，全自治区仅水利建设投入就近２０亿元，有效灌溉面积由４０００万亩增加到５４００多万亩。
近几年，在种粮比较利益下降等粮食生产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这两个省（区）、五个地（市、州）不等不靠，致力于创造本地增产粮食的小气候。在这些地方，农田水利建设年年有较大发展，适用科学技术措施年年有较大的推广，为农民服务的社会服务体系一年比一年完善。荆州地区向科学技术要粮，１９８７年以来普及推广了１００项农业技术，仅杂交水稻一项３年就累计推广１５００多万亩，增产稻谷１０亿公斤。
滁县地区将家庭承包制同社会化服务结合起来，近几年在全区各乡、镇普遍建立了农技站、农机站、农经站、林果站、水电水产站、畜牧兽医站和乡镇企业供销服务公司。这“六站一公司”逐步形成了为农民服务的多层次系列化服务网络，使家庭承包制在促进农业生产中不断释放出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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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变生态环境 巧用自然降水
北方旱区农业耕作制度改革在阜新取得突破
新华社沈阳２月１８日电 （记者陈宝玉）在我国北方旱区具有推广价值的重大科研成果——旱作农业增产技术体系，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实验成功。农业专家认为，这套在无灌溉条件下，以改变生态环境、巧用自然降水、提高单位降水产粮率为核心的雨养农业综合技术，是我国旱作农业耕作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一组科学数据给予佐证：１９８９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在遭受历史上少见旱灾情况下，１００万亩玉米、高粱田应用这套技术，取得了平均亩产３６１．４公斤的好收成，比实验前的１９８２年的６４公斤提高４．６５倍；
１９８９年全县２８０万亩耕地的粮食总产量比１９８２年增长两倍多；
全县平均每毫米自然降水生产粮食量由过去的０．３公斤上升到去年的０．６６公斤。
主持这项研究工作的是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资深农学家李庆文研究员。１９８３年他受省政府委托，带领５０多名科研人员来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开始进行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验，１９８６年此项研究列入国家攻关项目后，李庆文等与当地科技人员一道，倾力探索，反复实验，终于获得了无灌溉条件下旱地雨养农业成套增产技术。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是我国北方典型的一年一作旱地农业区，它地处辽宁省西北部，与东北科尔沁沙地南端接壤，全县９３７万亩土地，２８０万亩耕地，分布在低山丘陵之间，水土流失面积占７４％，植被稀疏，风蚀水蚀严重。据２３年积累的气象资料记载，年平均自然降水４２３毫米，而且多集中在７、８两月，６级以上大风一年刮７８天，年平均气温７．２摄氏度，无霜期１４５天。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昼夜温差大；秋季冷凉早霜；冬季严重少雪。
李庆文研究员把在这样自然气候条件下取得的研究成果，概括为“阜新旱作农业增产６项技术改革”，一是改晚播为适时早播，以充分利用返浆水、土壤深层水和早春雨水，抢时间争主动，缩短播期，提高出苗率；二是改按作物生长期追肥为化肥全量一次深施或重施；三是改试播为深播，及时镇压；四是改当地老品种为杂交种；五是改苗期第一次铲趟为苗期深松土；六是改连年翻地为隔年翻。全部措施中心是巧用天时，提高田间天然水源利用率。
农业专家认为，这套以“６项改革”为代表的旱作农业增产技术体系在阜新的实验是成功的。过去，阜新人面对风沙干旱无能为力，每到春播时节，人们扛着犁仗满山转，看哪块地有墒情就种哪块地，能种多少算多少，有时到了６月还种不完地，而且大多种些小豆、绿豆、糜子等小油料、小杂粮，面积不少产量不多，秋后“亩产不过百斤，收入不足百元”，人们吃够了广种薄收耕作习惯的苦头。自从有了“６项改革”，这个县的农业生产面貌焕然一新。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８年间，“６项改革”措施从小试、中试到大面积推广，共增产粮食２．７亿公斤，全县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量增加５０％，全县农村人均收入增长６０％。
阜新旱作农业增产技术体系实施的基础是因地制宜，改变生态环境。据统计，从１９８４年到现在，这个县共治理１１０条小流域，治理面积达８６万亩，其中造林３７万亩，种草１１万亩，修小平梯田１４万亩，整治牧场１５万亩，治理荒山９万亩，目前全县包括过去群众自行治理的面积，累计达到４００万亩，占应治理面积６０％，全县林草覆盖率达到３８．９％，水土流失得到控制，生态环境有很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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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统联”访问团分别与全国政协统战部有关人士座谈
据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８日电 （记者薛建华、牛长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大陆访问团，今天分别与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有关人士举行座谈。
访问团一行今天上午来到全国政协礼堂，与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会的委员们举行座谈。访问团团长陈映真先生对几天来访问团所到之处受到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谢意。
陈映真先生表示，应当通过海峡两岸人民的民间渠道，创造条件，交流意见，协商中国统一大计，探讨中国统一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他说，这种对话的窗口、协商的窗口、交流的窗口，应该越多越好，以此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
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出席了今天的座谈会，他对访问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全国政协的历史、性质及有关情况。祖国统一联谊会的委员们还就访问团提出的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下午，访问团一行来到中央统战部，与统战部领导及有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统战部副部长万绍芬向访问团成员介绍了统战部的工作性质及工作情况。在座谈中，统战部的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访问团所提出的民主党派建设问题、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宗教信仰问题，以及访问团成员们所关心的其他问题。
座谈会结束后，统战部有关负责人设宴招待了访问团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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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采取措施 落实民族政策
京津沪为少数民族办实事
据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６日电 （记者格来）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积极采取措施，为少数民族办实事，收到显著效果。
据北京市民委介绍，北京市有５０多个少数民族，３０多万人口。市委、市政府根据首都民族工作的任务，坚持为首都少数民族服务，为来京的少数民族服务，为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建设服务，近几年全市新建、恢复民族中学６所，民族小学３５所，民族托儿所、幼儿园２９所，还建立了一个民族干部管理专业班，并扩建了第一所民族医院。
上海市十分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新建起清真宰牲厂、清真宰禽厂，市政府还把清真肉食纳入“菜篮子工程”。现全市已建起清真饮食、副食店２７０多家，基本上满足了少数民族的需要。上海市民族托儿所、幼儿园由原来一所发展到现在的１７所，民族中学现已办成市重点中学，对西藏班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调配高级教师、添置新的教学设备，提高了教学质量。据天津市民委的同志介绍，去年天津市给少数民族办了５０件实事。如由市里拨款给孙各庄满族乡打机井、修建过河桥、兴修水利工程，给南辛房回族村修涵闸、建扬水站，疏通１０００多米灌溉渠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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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基地建设 稳定购销关系
无锡县物资部门产需结合效益好
编者按：没有生产资料的正常流通，社会生产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物资购销流程的缩短、时间的减少、费用的节约，都对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有重要作用。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物资供应工作，是广大物资部门职工的光荣职责。无锡县物资系统通过建立稳定的资源基地和销售基地，走出了一条产需衔接的好路子。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物资部门借鉴。
本报讯 江苏省无锡县物资系统重视资源基地和销售基地建设，稳定购销关系，节省了人力物力，方便了企业，提高了流通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去年购销额突破３０亿元，创全国县级物资系统新纪录。
生产资料批量大，专用性、配套性、连续性都比较强，客观上要求有相对稳定的产需关系。无锡县物资资源和产品市场的特点是“两头在外”，计划内物资比重很低。从这种情况出发，县物资局所属各公司多年来把建立资源基地和销售基地作为战略任务来抓，走流通与生产相结合的路子，通过补偿贸易、联合经营、预约经销和物资协作等多种方式，建立资源基地，把购销关系逐步固定下来。去年，他们在原有１１１个资源基地的基础上，又新建钢材、石油、机电、化工等资源基地５５个，使从基地进货占进货总量７０％。
在物资销售上，他们通过配套承包供应、切块定向供应和一条龙连环套供应等形式，固定用户１２５９家，占销售单位的４６％。机电、建材、木材等公司还建立起生产企业的档案，初步掌握了这些厂的产、供、销状况，为组织按需供应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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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劳动力供大于求
外地民工切勿盲目流入
编辑同志：
春节过后，又有大量民工涌入广东，使广东省劳动力原本供过于求的状况更加严重。据有关方面初步统计，从２月１日至１０日，外省入粤民工达３６万人，其中除履行合约回企业工作的外，有５万多人是首次来粤的。这些民工主要来自湖南、四川、广西、湖北、江西、河南等省区。据铁路部门提供的信息，郑州、武汉、长沙、衡阳等地仍集结近１０万民工，准备南下入粤找工作。广东省政府和有关部门正积极采取措施，进行疏导劝阻工作，近日已有部分民工陆续返回家园，但仍有大量民工滞留在广东省境内。 广东省劳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