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车上车下话“独立”
晓红
北京电视台这几天正在播放《同心曲》，其中一集叫《城市动脉》。电视中提到：没有挤上车的乘客喊：“车上还有空，挤一挤！”待到挤上车后，态度骤然大变：“别挤啦，人满啦！”
我也每天挤车。我曾试着采取“超然”态度。不过，人不太多的时候，似乎还可以“超然”一番；遇到特挤的时候，竟回复自我，失掉风度，不那么“雅量”了。
车上车下，立脚点不同，态度也不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社会生活中的立脚点问题，比坐车要复杂得多，但加以抽象，也大体如此。
这几年，颇有几位“精英”讲独立，什么人格独立、意识独立、精神独立、立论独立，“不带任何依附性”，不为“外在力量”所驱使，不走“他人设定的思路”。
“精英”们讲的独立，当然不是指“国家独立”、“民族独立”。一个国家从殖民桎梏下解放出来，这当然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精英”们自然也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独立思考”。人为万物之灵，有发达的大脑，自然应该有思想，有见解。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总是不好的。但讲“独立”，总要“立”，总要保持一定的方位。一个人，在阶级社会里，要受阶级地位的局限。到了没有阶级的时候，真理、谬误，唯物、唯心，先进、落后，革新、守旧，你总要站在某一边，不能超然物外。正像鲁迅说的，不能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一样。
高喊独立者，是否真的那么“独立”，那么超然，只“听从心灵的声音”，只“顺从科学逻辑的运演”？我们试试看。一位“精英”作了这样的“运演”：五四时期，文人是启蒙者，他们的人格是独立的，作品是丰富的，后来呢？接受了马列主义，依附于“外在力量”，自我丧失了，创作枯萎了。有的人还从文学的“运演”进入政治的“运演”：马列主义是强加于人的，中国搞社会主义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这样的观点，戴季陶、陶希圣不是这样讲的吗？西方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也是这样讲的吗？何言“独立”？去年平暴后，几位高喊“独立”的人，有的投入美国大使馆，有的去了台湾，成了卑劣的乞食者，何言“独立”？
高喊“独立”的人，果真希望你独立吗？文坛老将陈涌独立思考了一番，写出很有说服力的文章，受到一些人的围剿。去年春夏之交，有的大学生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不参加游行示威，受到一顿臭骂。可见，他们反对随波逐流是假的，反对依附也是假的，让你“随”他们的“流”才是真的，而绝对不容许你逆他们意向独立半寸！
气候不同，价码不同。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时，“中庸”受贬，“倾斜”成了时髦词汇。不但是“倾斜”，简直倒转了１８０度。平息暴乱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刚刚得到清理，有人又进行歪曲，旨在“保持原状”，何须认真！其实，过去讲“倾斜”，现在讲“何须认真”，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不让你讲话。这也难怪，车上车下，立脚点不同嘛！
第8版(副刊)
专栏：
“东伯利亚”的故事
——襄北农场散记
顾工
想不到襄北农场的副政委老王，竟然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我走到大墙巍立的大门前，看见一副正宗柳公权体的对联：“曾因失足恨千古，重在悔改作新人”。我回头向站在我身后的全副戎装的纠纠武夫惊喜地说：“这出自您的手笔？”老王摘下警帽，用大手摸了摸他那花白的短发说：“写字，是我业余又业余的爱好。”
我和王副政委一起走进大墙。大墙里面的生活和景物对于我来说，一直有种神秘莫测的感觉。虽然在电影电视和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里，已见到过形形色色的渲染和描绘，但百闻不如一见。亲眼来“观光”一下内情，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个难得又难得的机会。
我走进一间间犯人住的宿舍——我把它称之为“宿舍”，而不呼之为“牢房”，因为它有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宽敞、明亮和整洁——一架架双人铁床排列得规规矩矩，被褥折叠得如同砖砌般整齐。从细细铁栏的一扇扇明窗上射进来的阳光，投射到室内一尘不染的水泥地上。靠墙边摆满盆花，花朵正艳；还有采撷野山石堆成的盆景。真是风光别致。
犯人呢？王副政委告诉我，他们正分别在“政治课室”、“文化课室”、“技术课室”学习。陪我们同行的，还有农场宣教科的杨科长（他也是这农场的元老之一，在这里已风风雨雨地３８年）。他问：“要不要把这分队的犯人集合起来，见见面？让他们唱几支歌？另外，再操练操练？”
杨科长的提议，我听着实在觉得新鲜：犯人还能组成歌队、组成队列？当我们走进一所新盖起的大厅时，几十名剃光了头的犯人，已在小小的舞台上站成半弧线形的三排，个个都挺有精神。政治指导员高扬手臂指挥，犯人们异口同声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接连着又唱了三支。随后，犯人又整队跑步到操场，表演了正步走的方队、横队和分列式……一个个竟然都像训练有素的老兵，脚步声震得土地“咔咔”作响……
在“检阅”这些犯人时，站在我身边的杨科长对我说：“人们都习惯于把军营称作‘大熔炉’、‘大学校’，可是我们这片方圆几十公里的大劳改农场，是不是也可以称之为‘大熔炉’、‘大学校’呢？在这几十年中，这里确实‘毕业’出来一批又一批新人。”接着，他对我讲了几个有关“新人”的真实故事：“我们这里常被人们比作‘东伯利亚’，我们这‘东伯利亚’教育出来的犯人，有许多已成为栋梁之材。他们对这片使他们改邪归正的土地，怀有一种深厚的恋情。有个姓丁的犯人刑满释放后，回到家乡云梦承包了一台‘１３０’汽车搞运输，很快成了万元户。去年他结了婚。婚后他不想到全国风景胜地去度蜜月，却带着他的‘新娘子’回到了襄北农场。他对他的爱妻细细介绍：是谁手把手教会他驾驶拖拉机、康拜因；是谁在他最痛苦最绝望时，给了他思想、希望和力量……随后，他又扶着他的妻子一同坐上收割机，在他劳改过多年的这片土地上，收割了１５０亩小麦，还脱油菜１３０亩。农场的老领导要给他报酬，给他奖金，他却再三谢绝了。他说：‘我这次回来是来报恩，报这片土地对我的养育、改造之恩。’”
杨科长热情、豪放。他是最早伴第一任老场长踏上这片土地的。那时刚刚解放，蓬蒿没顶，狼狐奔窜，匪盗蜂起，一片凄惶景象。如今却已绿满天涯。绿色中闪烁着果园，也闪烁着他想叙说而又叙说不尽的故事：“我前些日子背着照相机，跑到几十里外的古驿。那里住着位曾因盗窃罪被判过四年刑的犯人。他回到家乡后，运用他在农场学到的开荒经验，承包了８０多亩荒地，很快就获得了大丰收，成为当地的粮食大户。后来又被选为省劳模，出席了湖北省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我给他拍了很多张照片，照他如何把余粮卖给国家，如何帮助邻里乡亲修理车辆……后来，湖北的《新生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还配以短评。”
杨科长满怀激情的叙说还在继续，但在广场上操练的犯人已经收操。他们高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子，走回他们的“宿舍”。我望着这些光着头、身着黑白囚服的犯人在夕阳中淡去的后影，想到在他们中间定会脱胎换骨出新人……
王副政委和我一起坐进小汽车，在干硬的土路上颠簸。他指着路边的粮仓说：“这里是我３０多年前住过的窝棚！”，他又指着在车窗外闪过的养鸡场说：“几十年前我在这里剥烤过野兔！”……是的，汽车在飞驰，岁月在飞驰。我说：“我希望您能把写在那大墙门口的那副对子写给我。”他立时在汽车里飞龙走笔，挥写起来，他边写边笑着说：“你说我字好，可是有位目不识丁的犯人在狱中学文化，后来出狱时，他的字竟比我写的还好哪！我真想把他推荐出去参加书法大奖赛呵！”
第8版(副刊)
专栏：
鲁迅在中国栽了一棵树
韩抒羽
鲁迅在中国栽了一棵树
鲁迅的树不畏秋风
鲁迅的树枝繁叶茂
鲁迅的树硕果累累
鲁迅让人在他的树下乘凉
鲁迅把树上的果子摘给人吃
鲁迅最喜欢交朋友
鲁迅的朋友遍及中国
鲁迅在东洋也有朋友
鲁迅的朋友多是孺子
鲁迅的朋友都爱吃鲁迅的果子
他们经常帮鲁迅守护果树
鲁迅守他的树守了一辈子
鲁迅死时就倒在树的旁边
现在
鲁迅的树已成为国宝
许多吃过鲁迅果子的人
和在鲁迅的树下乘过凉的人
也学着鲁迅的精神栽树＊
第8版(副刊)
专栏：
中国
郭建民
中国是“红双喜乒乓球”
自旋转出第一面冠军的旗
便在世界运动中提高了地位
虽然现在教练员们正在反思
中国是“年维泗”“曾雪麟”
中国是“高丰文”“容志行”
一代一代顽强地向理想射门
虽然有过不少令人遗憾的失误
中国是“自由体操”中国是
“鞍马”
呼唤更多的李宁楼云
中国是初试锋芒的“拳击手”
只有上阵
才好探索富有自己特色的招数
中国是“朱建华”
两米三九的高度早已成为过去
中国是大换血后的女排
渴盼重振雄风
再将金杯高高举起＊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史小品
一首岳飞佚诗
王瑞来
关于岳飞诗词，笔者曾从包括各种岳飞诗文集在内的诸多文献中，辑出十七首，撰成《岳飞诗词辑考》一文（载《岳飞研究》第一集）。近日披阅《庐山志》，竟又从中辑得岳飞佚诗一首。
这首诗，见于民国年间吴宗慈所编《庐山志》卷十“艺文”门，题为《送轸上人之庐山》，系七律，全诗如下：“何处高人云路迷，相逢忽荐目前机。偶看菜叶随流水，知有茅茨在翠微。琐碎夜谈皆可听，烟霏秋岭欲同归。翛然又向诸方去，无数山供王麈挥。”
按：轸上人，生平不详。岳飞定居庐山脚下，曾因抗金之志不获伸，愤而挂冠，归庐山为母守丧。他与庐山的一些僧人多有过从与诗文酬唱，《庐山志》卷十还收录岳飞《寄东林慧海上人》可证。在岳飞诗词中，功成身退的思想很浓厚。《寄东林慧海上人》诗中“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作赤松游”；《小重山》词中“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登黄鹤楼有感》词中“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题池州翠光寺》诗中“余虽江上老，心羡白云还”，以及这首《送轸上人之庐山》诗中“琐碎夜谈皆可听，烟霏秋岭欲同归”等等。内容相近的诗句，都反映了岳飞这个久经沙场的武将的一种渴望，渴望烽烟消散，河清海晏，而后解甲归田，过一种宁静的山林生活。这是与岳飞“壮怀激烈”情绪迥异的另一面，也同样是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这首《送轸上人之庐山》，在内容上与岳飞其他诗词相比，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其为岳飞佚诗当是无疑的。
第8版(副刊)
专栏：域外文谈
斯洛伐克女汉学家
魏荒弩
中国作家代表团一到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第一个赶来迎接的，便是著名汉学家安娜·朵莱然罗娃博士。她５０多岁，体态丰腴，性情豪爽，与我们一见如故。亏得她的热情帮助，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一周。
安娜是捷克著名学府查理大学东方系的毕业生，与我国的捷克学家刘星灿、蒋承俊等为同班同学；她的研究生导师，则是与鲁迅共同建立中捷文字之交的汉学大师普实克博士。安娜现任斯洛伐克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布拉迪斯拉发大学汉学教授。她的汉语颇有根底，口语也相当流利。３０年来，她孜孜矻矻，一直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和译介，坚持不懈，作出了卓越成绩，从而扭转了过去仅靠俄、英、德文转译中国文学的局面，并使译文的质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迄今为止，她陆续发表的专著、论文和译作，已多达２６０种以上。著述之丰，由此可见。
安娜的主要著作有：《郁达夫与创造社》、《郁达夫创作方法的特点》、《从１９４９到“文革”期间中国文学的演变》、《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期的划分》、《中国八十年代文学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描写》、《杨沫的〈青春之歌〉》。她目前正在撰写的论著有：《中国八十年代中短篇小说所受传统文学的影响》和《从汉代到七十年代末王昭君这一艺术形象的嬗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还编写了一册大型的全面介绍中国文化的插图本《中国》，不久即以斯洛伐克、波兰和意大利三种文字刊行。至于她的译作，就不胜枚举了。多年来，她介绍了许多中国新老作家和作品，加深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安娜１９８２年第一次来我国访问。１９８６年又应邀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１９８８年应聘赴意大利讲学，曾在罗马大学和威尼斯大学讲授“中国新时期文学”，凡六周，反应颇佳。
如今，安娜博士应社科院文研所之邀又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了。历年来她结交了很多中国作家朋友，他们欢迎她的到来，祝愿她今后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在海的怀抱里 吴玉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