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乡影·乡音·乡情
——周总理与四位“淮安同乡”的往事
秦九凤
周恩来同志１２岁离开家乡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后来他作为共和国总理，日理万机，“衣锦”而未能“荣归”，始终没能再回家乡淮安一次。但他对养育过自己的那片故土，始终怀着深厚的情感。无论是他青少年时代写的作文、书信，还是他后来与家乡亲人的谈话，都无不流露着他对故乡的深切怀念。这里记述的，是他生前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中偶然遇上的４位“淮安同乡”回忆的往事。
（一）
建国初的１９５２年，我们国家第一次举办戏曲会演。参加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２３个剧种，是一次名伶荟萃、群星璀璨的大聚会。会演结束后，起源于周总理家乡的淮剧被点名到北京怀仁堂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专场。上海人民淮剧团的筱文艳、何叫天演出的《千里送京娘》和《种大麦》两出小戏情节生动，妙趣横生，博得台下一阵阵掌声。演出一结束，多年没有看过家乡戏的周总理就大步流星地来到后台和演员们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当有人向他介绍到筱文艳时，周总理高兴地说：“你的戏演得很好，祝贺你！”筱文艳心里感到一股暖流涌过，眼睛里蓄满了一眶泪水。这时，周总理又告诉她，刚才毛主席也看了戏，他说你们的《种大麦》舞蹈不错，就是戏剧矛盾少了些。筱文艳马上回答说：“谢谢总理转达主席的指示。我们回去一定好好修改。”周总理一听她那一口地道的苏北乡音，两道乌眉立即扬了起来，睁着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呀？”
“江苏淮安人。”筱文艳兴奋地回答。
“噢，那我们还是同乡呢。”周总理忙又搭上另一只手并轻轻摇晃着，“你老家在城里还是在乡下？”
“在乡下，东乡车桥。”
“车桥？不错。小时候我和家里人去赶过一次庙会，是从涧河坐小船去的。”周总理马上陷入深情的回忆，停一下他才又问：“你回家过没有？”
“我５岁离家，２０多年了还没回去过。”筱文艳是童年随父母逃荒到上海，后来从艺的。她第一次见到总理，当然不能详细诉说。
“我老家在淮安城里，也几十年没有回去了。你如有机会回去，代我问乡亲们好。”
“好，我一定记住，回去给您向乡亲们问好。”
这就是淮剧演员、淮安籍姑娘筱文艳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之后，周总理还趁在上海开会的机会，专门看了筱文艳等演出的淮剧《水斗》、《断桥》等戏，还为筱文艳题写了“努力学习，精益求精”的勉词。１９５６年，筱文艳偕上海人民淮剧团第一次回到故乡淮安，为家乡父老们演出了她的《秦香莲》、《水漫泗洲》等拿手戏。她牢记周总理“向乡亲们问好”的嘱托，从剧场演到广场，从城里演到乡下。
（二）
１９６０年下半年，江苏省淮安县淮城镇新城村的曾树英从淮城初中（今淮安市第三中学）毕业考取了南京体育学院。那年冬季的一个晴朗天，曾树英拖着两条乌黑溜光的大辫子，穿着苏北人常穿的蓝色棉外套，带着农村姑娘的乡土气，与同学们一起去中山陵游玩。正当他们在２００多级石板台阶上拾级攀登时，突然从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周总理陪外宾也来中山陵游览了！游人顿时高兴起来。周总理也亲切地向人们笑着，还不住挥起他那负过伤的右臂，向游人招手致意。
大概是曾树英一身苏北姑娘的打扮引起周总理的注意吧？当她走到他老人家的身旁时，总理那双充满智慧的目光突然停在她的身上，用不大的嗓音亲切地问：“今天休息吗？”
“不，我是从淮安来的。”曾树英怎么也想不到周总理会问她话，加之她到校上学时间还不长，竟激动、慌乱得语无伦次。
“淮安？！”周总理的一双大眼露出了惊喜的神色，连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小曾姑娘的手，对身边的西哈努克亲王说：“真高兴，我在这里碰上了老乡。”接着，周总理又拉着她，把她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莫尼克公主。曾树英红着脸，和两位贵宾一一握手。
“周总理遇到了老乡！”敏感的新闻记者们都知道，总理离家５０年了，还从未回家过一次，今天意外地碰上了老乡，大家都为他高兴，纷纷围了上来，听他们谈什么，还不时忙着记笔记。周总理立即对记者们说：“这个消息不要登报，也不要宣传。”说完，周总理就像对待一个久别重逢的老乡，拉着曾树英的手，一齐朝中山陵上登去，边走边和她拉起了家常。
“家乡的人现在生活好吗？”
“好，很好。”
“市场上有蔬菜供应吗？”
“有。”
“卖多少钱一斤？”
“我……不知道。”周总理问得这么仔细，使曾树英这个在家靠父母、到校吃食堂的小姑娘无法回答了。
周总理慈祥地看着曾树英，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们青年人要注意多关心社会上的事情。我像你这么大年龄的时候，对社会上的事就很关心了。”
曾树英一边点头，一边深深感到内疚。她心里默默地想：总理这么简单的问话，我怎么也答不上？周总理好像觉察到了姑娘的愧疚，就换了话题，问她家里还有哪些人，生活过得怎么样，还问她入党了没有。周总理就这样拉着曾树英的手边走边谈，一起登上中山陵，直到从祭堂里出来才松开。曾树英目送着周总理走下台阶的背影，不由地落下两颗幸福的泪花。
（三）
那是１９６５年７月５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回国，在途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不顾旅途劳累，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农场，看望由内地来新疆支边的青年。
中午，周总理、陈副总理和大家一起在兵团石河子招待所餐厅就餐，兵团领导指着端菜的服务员姑娘高兴地对周总理说：“总理，这姑娘还是您的老乡呢！”周总理笑着点点头，望着站在面前身穿白上装、蓝布裤的短发姑娘，慈祥地说：“好，今天老乡招待我，我一定要吃得更多些。”
吃好饭，周总理和招待所的服务员、厨房大师傅们握手道谢。当周总理走到刚才那位白上装、蓝裤子的姑娘面前时，亲切地抓住她的手问：“小姑娘，你的家是江苏什么地方的？”
“淮安的。”姑娘仍然显得很腼腆。
“淮安的？！”周总理用力地摇着姑娘的手，显得十分高兴，“那更是老乡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正兰。”
“是木下加子李，正大光明的正，花木兰的兰？”
李正兰姑娘赧然地点了点头。
“你看，到底是老乡的话听得懂，我都猜对了。”总理又是一阵笑声。“你是淮安城里的还是乡下的？”
“是北乡钦工的。”
“你是什么时候到新疆来的？”总理又问。
“是１９５９年支边来的。”
“噢，到新疆６年了。你想过家吗？”
“有时会想家。”
“是的，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是没有不爱他的家乡的。我离家已经５０多年了。”周总理说着，还伸出５个指头比划着。他老人家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属晚辈，谆谆教诲说，青年人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远离父母，投身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很好，也很光荣。你们一定要尊重边疆的兄弟民族，和他们搞好团结，扎根边疆，安心边疆建设。“新疆和江苏都是好地方。你看，石河子的天和我们淮安的天不都是一样的蓝吗？”
在场的人都静静地看着这先后离开淮安的一老一少，听他们那亲如家人的一问一答，向他们投去敬佩和赞许的目光。
第二天，周总理要离开石河子了。临行前，他和陈毅副总理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陪同下在招待所大门口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参加的还有劳动模范、支边青年代表以及招待所的服务员、炊事员等３００多人。周总理还特意把李正兰叫到自己面前，留下了“淮安姑娘”偎依在周总理膝下的照片，也留下了３００多张幸福的面孔。
（四）
１９７１年６月１２日，周总理陪同外宾访问南京。那天上午，铁道部浦镇车辆厂和化工部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的基干民兵们被通知到麒麟门，为贵宾表演打靶和列队欢迎客人。打靶结束后，民兵们排起整齐的队列，威武雄壮地接受周总理和贵宾们的检阅。那时，芳龄２４岁的阚素华也是浦镇车辆厂的基干民兵。她是个１米７０的大个子姑娘，因此，列队欢迎时总是排在队尾。她远望着周总理那矫健的身影，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多么想跑到总理面前仔细看上几眼或者向总理问个好啊。然而，她不能！因为她是个经过严格训练的基干民兵，懂得必须遵守纪律。其实，参加表演、欢迎的民兵谁不想靠前一些啊！周总理好像早就看透了大家的心思。欢迎仪式一结束，他就陪着贵宾绕场一周，好让场里人都能就近看到他们。
当周总理健步走到阚素华的面前时，见到这位大个子姑娘戎装一身，威武俊秀，便意识地停下脚步，伸出温暖的大手，亲切地问：“你这么高的个子，哪里人啊？”
“淮安人。”阚素华挺直身子大声回答着周总理的问话。
“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吗？”周总理显得很高兴，紧跟着追问一句。
“知道，也是淮安。”
“那好，我们是同乡啊！”
“是……”阚姑娘凝望总理的两眼模糊了。
忙于陪同外宾的周总理，实在无暇同阚素华这位老乡拉家常，他紧了紧握着阚素华的手，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们要后来居上啊！”说完，周总理留下深情地一瞥，留下对年青一代的深切期望，陪同贵宾匆匆离开了靶场。
周总理一行刚刚离开，场内人就沸腾了。他们把阚素华围了起来，问刚才周总理和她谈了些什么，有的还要和她握一握刚才由周总理握过的那只手。人们尽情地欢笑着，与阚素华这位“淮安姑娘”一起分享着周总理亲切关怀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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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邓子恢同志二三事
周戈千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杰出的农村工作的领导人邓子恢同志离开我们十多年了。
我在邓老身边工作多年，回忆他在长期主持农村和农业工作中，非常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土改到合作化，特别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邓老都亲率工作组，深入山区和平原广大农村，访贫问苦，蹲点调查。他除了与基层干部接触外，还经常不断地走到田间地头、农民家里，和群众促膝谈心，问寒问暖，商讨如何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生产致富，以及怎样搞好干群关系等。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邓老下到基层时，从不搞前呼后拥、兴师动众的场面。他穿着简朴，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见了他，都亲切地称他“邓老”。干部敢向他反映真实情况，群众愿意向他掏真心话。他每经一地，离开前，还总要到厨房里或服务人员的住地，向大师傅和工作人员致谢、鼓励。大家感动地说：“邓老真是位好领导。”由于邓老长期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体察农民疾苦，同时又博大胸怀，不计个人得失，出于公心，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过很多真知灼见的决策性主张。例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巩固工农联盟问题、坚持群众路线问题、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速度问题、１９５８年农村大刮“五风”问题，以及农业合作化必须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等重大问题。其中，许多都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
６０年代初，当我国遇到经济困难时，经常收到全国各地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给邓老的来信，向他反映农村情况，不少人在来信中说：“我们这里，照邓老说的办法（指包产到户的责任田）做了，生产上去了，生活改善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好起来了。”邓老日夜操劳国务，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老人家对群众来信，都要亲自过目。其中，大部分批交秘书和有关部门处理外，还有一些他亲自写信答复。邓老常向秘书和工作人员说：“老百姓愿意写信来，敢于反映情况和问题，说明对共产党信任，我们要以对待自己亲人来信的心情，回答人家提出的问题。”困难时期，不仅群众来信多，上访的人也很多，凡是找上门来的，邓老都要挤出时间，亲自接谈，使下边的干部和群众心情紧张而来、高兴轻松而去。
邓老还有一个值得人们效法倡导的长处，多年来他担负党和国家许多要职，无论是开大会、小会，作大小报告，邓老很少照稿念，他不让秘书和其他助手为他写讲话稿，凡是我知道他做过的大小报告，绝大部分都是他事前亲自写好讲话提纲去讲的，讲起来，既有理论，又很实际，生动活泼。所以，人们都喜欢听邓老的报告和讲话。
邓老的生活，很简朴，进北京后他长期和工作人员，以及家里人住在几间并不宽敞的普通平房里，至今他的夫人和子女们也未搬动。室内设备简单。每当盛夏酷暑，屋顶炎热暴晒，房间温度常达摄氏３０多度，邓老只好躲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乘乘凉。他的衣着朴素，饭菜一般。他没做过西服，唯一的一套西服和一双皮鞋，还是出国时或在国内会见外宾时穿一下。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机关服务部门曾在他的一间会议室和卧室里铺了地毯，他说：“困难时期，老百姓不得温饱，为我铺这样好的地毯，没有必要！”硬是撤掉了。为了度过暂时困难，邓老带头发动家人，在自己的院子里和房前屋后，开荒种菜，养鸡喂猪。
邓老很重视教育自己的子女，对子女要求很严，生活安排，精打细算，不允许他们铺张浪费，搞什么特权。要子女们养成勤奋好学、朴实节俭的美德。多年来，他和他的夫人以及子女们生活都很简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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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彩虹留人间
——怀念我的父亲茅以升
茅玉麟
我的父亲茅以升与世长辞了。在他晚年生活期间直至弥留之际的最后时刻里，我朝夕守护与陪伴在他的身旁。父女感情之深溢于言表。如今，父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眼前，使我不禁潸然泪下，心灵上留下难以平复的悲痛。然而，我深知，父亲希求于亲人和同志的，不是哀伤和悲痛，而是像他一样地去奋斗。
父亲生于清末，长于民初，是上个世纪走来的架桥人。他晚年经常对我讲起自己总结的人生哲语：“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八九。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父亲科学研究成就卓著，爱国爱民奋斗一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为世人所知。这里，我回忆几件鲜为人知的往事，奉献在读者的面前。
远在３０年代，父亲主持设计和建造了钱塘江大桥，这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并主持建造的近代化铁路公路两用桥，打破了欧美国家垄断中国大型近代化桥梁设计建造的局面。当日寇侵入杭州，钱塘江大桥即将落入敌手时，父亲协助军事人员炸毁了这座他亲手建造的桥，携带有关大桥的十四箱资料撤离到后方。１９５３年，父亲率领全体桥工修复大桥献给了新中国。
解放后，父亲把这些资料视为珍宝，形影不离地放在身边，他时常修补剪贴、装订成册、分类编目。连照片底板都用玻璃纸包好。父亲对我讲：“这１４箱资料包括大桥的水文、地质、气象、设计、施工、器材等各种图表和文卷。还有一般工程少有的竣工资料。尤其是那套长２５００米的建桥电影片拍有特殊工程的全部施工细节。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里，敌机轰炸后家里房屋起火，自己冲入火海抢出这１４箱资料。如今建设新中国，可能会有大用途。”
１９７５年９月，年近８０岁的父亲，乘车到千里之外的杭州档案馆，献上一箱箱“钱塘江大桥资料”，他激动地说：“４０年前我为人民建大桥，４０年后我把大桥资料献给国家，现在才能说完成了国家和人民交给我的神圣的历史使命。”
１９８２年，杭州市科技人员在从事水利工程时，直接引用了父亲贡献的钱塘江水文、气象、地质等资料，为国家节约了十几万元。父亲得知此事异常欣慰地说：“小麟，咱们该举杯庆贺。真想不到凝聚着我们建桥大军血汗的资料，４０年后重放光辉，为国家发挥了作用。”
父亲不但是科学家还是教育家。他生前做过５所学校的教授、两所大学的校长、两个学院的院长。曾经得到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高度赞誉。他在晚年期间更加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不辞辛苦，呕心沥血，引导青少年爱科学、用科学，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
记得父亲８２岁那年，照例参加“六一”国际儿童节的科技活动，与孩子共度佳节。他来到上海少年宫，接受孩子们献给他的红领巾，而且在会上讲了自己童年的故事。他发现孩子特别爱听，不时发出欣慰的笑声。于是当天深夜，父亲不顾年迈多病伏案挥毫，为《儿童时代》杂志写了一篇散文《从小得到的启发》。文章通过他少年时代许多小事的启发，促进他发奋立志。比如，元宵节时去灯市看走马灯，思考小人小马为什么能转动的道理，萌生了探索科学奥秘的幼苗。又如：端午节时秦淮河上赛龙船，因人群拥挤使文德桥挤塌，许多人落水而亡，此事激发了他立志造桥。再如他为了锻炼记忆力把数学里圆周率小数点后边１００位都背诵下来，令教师和同学大吃一惊，直到８０多岁还能准确无误地背诵一遍，由此谈到记忆的奥秘。从小得到的启发可以成为一个人毕生的志愿。文章虽短，意味深长。１９８１年曾被评为科普创作奖。
父亲常说：“孩子是祖国的明天，将是实现四化的主力军，爱孩子就是爱祖国的明天。”
据我统计，仅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１年里，年过八旬的父亲先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音乐厅、少年宫及４个城区中小学，为孩子们做了３０场报告，到会听众共达６万人。他还在全国各报刊为青少年写了２００多篇科普文章。
父亲的客厅里经常是少年科学爱好者的会场，我曾经协助他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少先队员。孩子们亲切地呼唤：“我们的茅爷爷。”
有一次，北京育民小学的１０名少先队员到父亲家里过科学队日。三年级小学生樊晓辉看了《从小得到的启发》后，学着父亲锻炼记忆力的方法也将圆周率小数点后边１００位都背下来了。那天他当场与８５岁的父亲比赛看谁写得快。父亲高兴地说：“６０多年来我没遇到敌手，现在遇到了而且是９岁的小朋友。来，咱们每人拿张纸，当场写一写。”樊晓辉写得很快，竟然比父亲快了两秒钟。可是当他拿到父亲写的圆周率时发现写的是１０１位，想了半天不解其中意。父亲笑着说：“圆周率小数点后边的数字是无穷无尽的，科学的发展更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不能满足现状，要不停地努力向前啊！”这意味深长的话语，打动了在场每个孩子的心。
以后，父亲又给樊晓辉写信，要他多读科普书、多搞科学制作，同时还送给他自己珍藏的几本书。在父亲的启迪培养下，樊晓辉进步很快，荣获过全国青少年发明奖，还到中南海礼堂向中央首长汇报。
与此同时，父亲还给广西一位６岁小朋友复信，建议不要单纯硬背圆周率，要培养多方面的兴趣，多参加科技活动。
父亲常说：“对孩子的事，一定要认真，及时办理。”他在出国前忙得终日无片刻闲暇期间还连夜给全国各地小朋友复信，邮寄科技图书。据我统计，父亲在８５岁那年，给中小学生复信３０多封，每次亲自动手，从不让秘书代笔。他还担任了十几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
父亲所著《中国石拱桥》在中学师生里产生很大影响，其中《赵州桥》一篇选入初中课本。北京９６中青年教师在讲这篇课文时遇到些疑难问题，写信向父亲请教。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年事已高工作繁忙的父亲会即时回信，邀请教师来家作客，信中连门牌号码，来时坐多少路汽车，在哪站下车都写得一清二楚。
当老师们来到我家后，父亲第一句话便是：“你们对桥感兴趣，我很高兴。要说桥，它的含义很广，有物质的桥、精神的桥、友谊的桥，今天我们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听着父亲这番热情洋溢的话语，老师立刻消除了紧张拘束之感。接着父亲给大家讲了中国桥梁史，谈清楚石拱桥的难题，还把自己精心积累的关于桥梁的３本剪贴资料借给大家参阅。
不久，老师们准备请父亲给全校同学做科学报告。不巧，赶上父亲因病住院。学校只好取消原来的安排。谁知，父亲刚出院就主动给学校打电话，主动给学生作科学报告。我怕父亲身体支持不住劝他讲半个小时行了，父亲却给同学们讲了一个半小时。会后，许多同学纷纷查找父亲写的有关桥梁的科普散文：《桥话》、《五桥颂》、《二十四桥》、《人间彩虹》……他们当中涌现了许多“桥迷”，有些人考入大学后专攻桥梁专业，与父亲保持多年的联系。
父亲晚年还为２１世纪的桥梁做了预见：“明天的桥一定会造得更美好，人们到野外游山玩水，随身就可以带上如同携带雨衣一样的‘袖珍桥’。这种‘袖珍桥’也许是用一种极轻、极软、强度极高的特殊塑料制成的极薄的管子，预先造成桥的形状，把它折叠起来放在身边，遇到小河时把它打打气，就架起一座桥……”
明天的桥梁远景图是多么美好，然而设计这幅远景图的父亲心灵更美好。他为祖国的桥梁事业奋斗了一生。桥，倾注着他全部心血，炽烈的情感；桥，凝聚着他巨大的力量，献身的精神；桥，赋予了他美妙的遐想，未来的憧憬……古代诗人常把天上的彩虹喻为人间的桥梁，父亲用自己的生命化作彩虹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