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蔡元培的自由观
周天度
蔡元培在“五四”前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著名办学方针，在当时教育和文化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人曾因此以为他主张极端自由。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蔡元培对自由含义的理解，富于哲理，很有见地。
蔡元培认为，人人有不容侵犯的民主自由权利，一个人的自由应以不干涉损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条件，实际上是要受到客观环境制约的。那种随心所欲，以为每个人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行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毫不顾及别人的极端自由，是要不得的，那不是自由，而是放纵。放纵是自由之敌。他说：“西方哲学家之言曰：‘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例如我有思想及言论之自由，不欲受人之干涉也，则我亦勿干涉人之思想及言论；我有保卫身体之自由，不欲受人之毁伤也，则我亦勿毁伤人之身体；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不欲受人之窥探也，则我亦慎勿窥人之秘密；推而我不欲受人之欺诈也，则我慎勿欺诈人；我不欲受人之侮慢也，则我亦慎勿侮慢人。事无大小，一以贯之。”（《蔡元培全集》第２卷，第４２４页）他认为儒家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这个意思。
蔡元培在法国学习、倡导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为华工编写的《德育》讲义３０篇中，有一篇专门讲述自由问题，题名为《自由与放纵》，颇具辩证哲理。现摘录两段如下：“自由，美德也。若思想，若身体，若言论，若居处，若职业，若集会，无不有一自由之程度。若受外界之压制，而不及其度，则尽力以争之，虽流血亦所不顾，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是也。然若过于其度，而有愧于己，有害于人，则不复为自由，而谓之放纵。放纵者，自由之敌也。人之思想不缚于宗教，不牵于俗尚，而一以良心为准。此真自由也。若偶有恶劣之思想，为良心所不许，而我故纵容之，使积渐扩张，而势力遂驾于良心之上，则放纵之思想而已。”“言论可以自由也，而或乃讦发阴私，指挥淫盗；居处可以自由也，而或于其间为危险之制造，作长夜之喧嚣；职业可以自由也，而或乃造作伪品，贩卖毒物；集会可以自由也，而或以流布迷信，恣行奸邪。诸如此类，皆逞一方面极端之自由，而不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皆放纵之咎也。……夫以自由之美德，而一涉放纵，则且流于粗暴或残忍之行为而不觉，可不慎欤？”（《蔡元培全集》第２卷，第４３６—４３７页）蔡元培认为，自由不能作为行为的准则，思想信仰不可不自由，但行为不能极端自由。因为行为的标准，根源于习惯，习惯中往往有并无善恶是非之可言，而社交上不能不遵循的，例如，入境问禁，入国问俗，“不能不有所迁就，此行为之不能极端自由也。”（《蔡元培全集》第３卷，第２８页）
关于自由问题，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曾有过明确的界说。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１５４页）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诞生的人权宣言载明：“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中外宪法选编》第２７９页）马克思也说过：“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３８页）蔡元培的上述言论表明，他完全用正确的观点对自由问题作了诠释，不仅与极端自由化的主张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反对极端自由的。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是针对历史上以及当时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者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支持新文化运动而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了打破持一孔之见、守一家之言的陋习，让各种学派互相争鸣，自由发展，优胜劣败，以促进学术的发展；并让学生自由选择，扩大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它主要是一项学术方针，当然也包含有反对封建军阀专横武断的政治意义在内。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全集》第３卷，第２７１页）在蔡元培看来，学术上派别的不同和见解上的分歧，不能用行政命令手段进行干预，只有通过自由讨论，互相争鸣，明辨是非，才能获得解决。这个方针无疑是符合教育、科学和文化发展规律的，不仅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未失去它的价值。它和我们现在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有相吻合之处，尽管由于时代的不同，其含义也有所相同。
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无原则的主张迁就混合，其前提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还不属于淘汰之列，即正当的学派，和真正属于学术见解上的分歧，而不是反科学的邪说和无聊的猥亵小说。在蔡元培的开创下，当时北京大学的确有了良好的民主自由空气，但他并不主张放任自流，无论是教员和学生，都必须遵循学校校规和社会公共秩序，而不能随心所欲，放荡不羁。蔡元培本人就是一位品德高尚，行为十分检点，从不逾矩，为人师表的忠厚学者，因而深受人们的敬仰。毛泽东曾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坚持革新进步，不赞成因循守旧，尤其是反对复辟倒退。他聘用曾赞助袁世凯称帝的刘师培和主张清室复辟的辜鸿铭，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和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但绝不容许他们假借学术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和反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治宣传。刘师培在课堂上讲《三礼》、《尚书》和《训诂》，绝未宣讲过帝制；辜鸿铭教英诗，也从未讲过复辟。当北大新潮派学生攻击辜、刘二氏不遗余力，并对蔡元培聘用他们表示不能理解时，蔡开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风骨》，孙常炜编：《蔡元培全集》第１６０３页）蔡元培关怀和爱护学生，对学生循循善诱，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让学生自由发展其个性。但当同学越轨作了不应该作的事情，侵犯了别人的自由，违反了校规，败坏了学校名誉时，他就毫不讲情面予以惩处。例如“五四”前夕一个名叫张厚载的学生，勾结社会上的封建保守势力，里应外合，散布谣言，攻击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损害了学校声誉，蔡元培立即张榜公布，勒令其退学。“五四”后，一个男同学丧失人格，污辱了女生，也被他开除。
中国有一句古话，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任何真理，如果不考虑时间、地点和条件，把它夸大，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变成谬误。列宁说得好：“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２５７页）十年内乱期间，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被肆意践踏侵犯；去年动乱期间，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鼓吹绝对自由，酝成反革命暴乱，其结果是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这些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铭记先哲的遗训，正确理解自由的内涵和外延，以之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规范，无疑对个人、对国家和社会，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重视水土保持经济学的研究
陈怀智
水土保持关系着国计民生和经济繁荣。水土不存，生态何有？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土壤流失，人将何以依存？所以，水土保持是与经济社会研究紧密相联的，前者属自然科学，后者属社会科学，两者相互渗透、互相制约，成为一门交叉科学，即水土保持经济学。它涉及生态、环境、人口、资源、经济、技术、信息等广阔领域。如何在水土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中，遵循生态科学与经济科学的客观规律，寻求生态平衡的优化与可行目标，是水土保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水土保持是一个地域辽阔、目标多样、功能综合、因素众多的大系统。在方法论上，要靠完整的信息系统和新的技术手段；要强调水土保持系统的整体观点、功能观点和发展观点；建立起保护水土资源的技术经济信息系统，建立数据库作为研究的基础；进行技术评审和预测分析，作为宏观协调和微观研究应用之目标。
为建立宏观水土保持与经济信息流体系，保证信息能及时、准确、完整地反映资源、环境、生产、经济之间的实际进程，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典型调查、典型示范，搞以点代面去代替艰辛的科学研究。比如说，建国４０年来，我国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４９．５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近１／３。这个数据只有定量而无定性分析，只有自然情况而无经济分析。当前，我国水土流失依然严重。随着人口增加和生产建设，许多地方继续开垦陡坡，滥伐森林，加上开矿修路等，又形成新的水土流失地区。静态的统计，往往数据失真。失真的数据比没有数据更坏，因为它往往影响科学的决策。
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研究和制订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上游水土保持科技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为此，除了研究黄河自然水沙变化趋势对下游河道、河库的影响外，还要研究由于人们加快对黄河水土资源开发利用而影响水土流失及土壤侵蚀的规律；用生态经济的观点，研究不同类型山丘地区水土保持区域及小流域规划与综合治理，保护水土资源的技术标准，以及加强水土流失与生态环境的宏观动态监测等。
当前，水土保持经济学的研究，应当在防治并重、治管结合、因地制宜、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防害兴利的方针下，重点收集、储存、分析水土流失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规律，建立健全水土保持监督信息系统，加强保护、预防性的保证体系，以及健全潜在的破坏性制动体系，为国土开发整治及时地进行超前信息系统服务工作开辟新的途径。同时，加强国际合作研究，提高我国保护水土资源的科技水平，为保护生态、繁荣经济作出新贡献。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农工一体 共同富裕
禹作敏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开得太好了。为嘛这样说？因为这次会议总结了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怎样落实五中全会的精神？根据大邱庄的具体情况，有一个重要思想需要坚持。这就是：农工一体，共同富裕。
党中央的决定强调，全党动员起来，齐心合力把农业搞上去。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无农不稳”。“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农业不稳定，农村就不稳定，整个社会也难稳定，整个国家也难稳定。这一点，我们农村人的体会是很深的。拿我们大邱庄来说，如果我们不重视农业，如果我们把粮食生产放松了，这几千口子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如果我们不向城市提供粮食、副食品，国家怎么能搞工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怎么能实现？说实在话，我们农村的人不搞好农业，单纯抓钱，国家发展不起来，我们也不能富，就是有了钱也不会长久过舒坦日子。所以改革１１年来，我们大邱庄对抓农业、抓粮食这一条，心里明白，始终没有放松。
这些年，很多人到大邱庄来参观，往往只看到乡村工业发展很快，外面的宣传也多是说乡村工业发展很快。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大邱庄农业的发展也是很快的，大邱庄农业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说比工业还要大。理由很简单。第一，大邱庄的粮食，增产幅度很大。１９４９年全村产粮３３．５万公斤。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３０年间共产粮１７００多万公斤，年均５８万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２５４万公斤，年均８万公斤多一点。改革１１年共产粮２１００万公斤，年均１９０万公斤，交售粮食４２０多万公斤，年均３９万公斤。１９８４年以后，每年交售的粮食都在５０万公斤以上。１９７８年全村产粮１２０万公斤，１９８９年是２５０万公斤。第二，农田基本建设有较高的水平。水利建设，排灌成网配套，有五个扬水站，４０多处临时泵点，旱了，五天可以浇一遍，涝了，三天可以把水排完。去年又搞了几百亩排水暗管。准备用五年时间，全部实现暗管排灌，这样可以节省上千亩耕地。改良土壤，搞了两项。一是秸秆还田，做了六年，二是改造盐碱荒地，搞了１０００多亩。第三，从耕地、播种、中耕、撒药、施肥、收割、烘干到米面加工，都实现了机械化。原来１２００个劳动力，人人种地，现在直接管粮食生产的只剩八个人。第四，发展养殖业，兴建副食品基地。原有千头猪场，万只鸡场，３００亩水面养鱼。在天津市人民政府的倡议和指导下，计划用五年时间建成半机械化万头养猪场，去年建场，到年底交生猪２０００头。第五，提高农业生产人员、管理人员素质，开办生物技术研究所，实行科学种田，采用良种，这些年单产都超过１０００斤。
但是，农业要发展起来，农村要富裕起来，还必须走农工一体化的路子，也就是说，要大力发展乡镇工业。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在天津、北京附近的农村，应当根据自己的条件办一些乡镇工业。
过去，强调搞粮食是对的，但是，单一搞粮食也不行。几十年来的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年年想粮食，盼粮食，男女老少搞粮食，却搞不出粮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３０年，最低年产粮１６万公斤，１９５３年以后有８年未向国家交售一两粮，还要吃国家的供应粮。说实在的，如果没有乡镇工业的支持，农业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因为农业的大发展，农业要上新台阶，除了好的政策外，要靠科技，靠投入，投入不光是劳力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资金投入。大邱庄的情况是，改革前五年，为了稳定从事农业的人的积极性，以工补农花了３０９万元；后六年采取以工建农的办法，投入８００多万元，用于农业机械化、农田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今年兴办万头养猪场，第一年投入２００多万元，五年建成，要花１０００多万元。这么多的资金投入从哪里来？只能是靠乡镇工业。大邱庄农业这个基础不但没有动摇，而且要大大加强。加强靠什么？乡镇工业是支柱。一个基础，一个支柱，二者要有机结合，不能分开。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产品商品化这些内容，其中工业化相当重要。农村工业应当发展，问题是怎样才能发展得快，怎样才能发展得好。我的体会，各地的条件不同，做法不能相同，不能按一个模式硬套。大邱庄的做法有具体的客观条件，有自己的主观条件，但总的来说，没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没有脱离党的方针政策。大邱庄距天津几十公里，距北京１００多公里。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乡镇工业必须为城市工业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现在，大邱庄有２００多个工业企业，商品包括几十个门类，几千个品种，有些是为大企业加工的，有些是为城市工业产品配套的，有些是为生产建设、人民生活服务的。总的结构比较合理，受市场的波动不是太大。这可以算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讲质量、重合同、守信誉。１９８９年已有５６个厂子获“重合同、守信誉”称号。第三个特点，是注重市场信息，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第四个特点，是抓技术，抓管理，挖掘内部潜力。大邱庄的乡镇工业，开始时，生产方式是落后的，现在主要也还是手工操作，但也随着积累的扩大，逐步在改造设备，提高机械化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例如，电器厂生产的日光灯镇流器，通过技术改造，降低成本，一年增收近百万元。化工厂改造锅炉，煤耗降低３０％，一年能节煤几千吨。总的说，大邱庄工业的发展是健康的，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
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共同富裕。五中全会决定也讲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就要坚持这两条。有这两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大邱庄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做到有机结合，不是一手软，一手硬，靠的也是这两条。
根据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大邱庄的农业和工业，都是搞的集体经济，实行规模经营。过去搞集体经济没有错，问题出在管理体制和分配体制。不解决管理体制和分配体制问题，统得过死，吃大锅饭，经济就不发展，大家也难富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邱庄搞了几次大的改革，改来改去，其实就是在研究建立起一种比较好的经营管理体制包括分配体制。现在，我们摸到了一点门路，叫做统分结合，按劳分配。这就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农工商各业集体经营，做到责权利统一。总公司以下逐级承包，层层承包，使得人人都有一定的自主权，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机构精简的、效率高的指挥系统，全公司上上下下形成一股劲，同心合力把经济搞上去。
在分配上，坚持按劳分配，打破大锅饭，拉开分配档次，这主要是在承包中处理好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具体做法是在确定承包基数时，要考虑各业各工种之间的平衡，为的是创造同等条件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干的结果出现了不平衡，就要讲贡献，该奖的奖，该罚的罚，拉开工资奖金差距。按照贡献拉开档次，才能造成富光荣、穷可耻的风气，才能激发人的积极性，才能发展生产，才能共同富裕。讲共同富裕，要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这就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分给个人的有增加，留作积累的更多，这样才使我们有雄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增补自有流动资金，从而有较大的应付经济波动的能力。
贯彻执行五中全会决定，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不会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落到实处，要靠党的基层组织，要靠全体党员。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首先要加强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的建设。参加基层领导班子的，必须是作风正派，敢于拚搏，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党委、支部都有这样一批带头人，战斗力自然很强，威信自然很高，自然就能够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去迎接经常都有的新的挑战和机遇。
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战斗堡垒和模范作用，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好精神文明建设。除了树立良好的党内风气和社会风气以外，特别要抓好集体主义的教育，抓好艰苦创业的教育。集体主义对每个人说首先是讲奉献，为集体做出奉献，为国家做出奉献；对各级组织来说就是要关心大家，也就是大家为集体，集体为大家。艰苦创业，主要是正视困难，不怕困难，克服困难。困难年年有，月月有。总是一帆风顺，没有这种事。要共产党员，就是有困难。没有困难，不要共产党员也可以。有困难不是坏事。社会主义事业在克服困难中前进，人们的素质在迎战困难中提高，这是革命的辩证法。艰苦创业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艰苦创业出自爱国主义。有艰苦创业精神，有爱国主义思想，什么困难都不可怕，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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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小城镇商业第五次讨论会综述
江苏省小城镇商业第五次讨论会不久前在江都县举行。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小城镇流通秩序的治理整顿问题。与会代表认为，治理整顿小城镇流通秩序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①关于治理整顿小城镇流通秩序的重点。
许多代表认为，小城镇流通秩序的治理整顿要区别于城市，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江苏省小城镇批发商业与城市不同，主要由供销社负责，尤其是苏北地区的小城镇，基本上没有多头批发，这就决定小城镇流通秩序的治理整顿主要以工业品零售市场和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为主，但又不排除小城镇批发商业的整顿。如苏南不少小城镇由于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故而也有多头批发，这就要对批发商业加以整顿。当然，即使是供销社独家经营批发，也有一个自身整顿的问题，如经营行为的不规范、购销渠道的混乱等，也应通过整顿来解决。
②关于治理整顿小城镇流通秩序的目标。
大家认为，小城镇治理整顿流通秩序的近期目标主要是治乱，做几件实事，如经商资格的审查，交易行为的规范，商业结构的调整，行业协会的建立等。中长期目标应是实现小城镇社会商业的统管和市场经营的有序化。
③关于治理整顿小城镇流通秩序的领导问题。
调查中发现小城镇流通秩序处于无人过问的状况。由于小城镇商业体制是以条为主、条块结合的模式，镇政府没有专管市场的部门（工商所仅管农贸市场），所以，条管不着，块不想管。怎样加强小城镇流通秩序治理整顿的领导？大家建议，小城镇流通秩序的治理整顿应以块为主，即由镇政府牵头，以供销社和工商所联合组成办公室，具体负责小城镇流通秩序的整顿。
（薛长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