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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主党派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８００党外人士任县以上领导职务
其中１４人担任省部级政府领导
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１日电 （记者孙勇）我国的民主党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中共中央统战部提供的材料，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１４位党外人士担任省部级政府领导职务。
目前，国务院三个部有民主党派人士担任副部长。北京、上海、辽宁、黑龙江、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甘肃、西藏、陕西１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一位党外人士担任副省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或直辖市副市长。他们中有些人已连续两届担任这一职务。
据了解，这些省部级政府党外领导人士分别来自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和无党派，他们又大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学者，德才兼备，知识丰富，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另据初步统计，到１９８９年底为止，全国有８位党外人士担任计划单列市的副市长，１１６人担任省直厅局或地（市、州）领导职务，６４３人担任副县（区）长。
据有关方面介绍，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择优选拔出的这些领导干部担任政府领导职务后，大都作风廉洁、工作勤奋，务实进取，并有较强的工作能力。
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发表之际，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指出，中央这个文件对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职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建议地方各级党委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统战部门要积极协助有关方面，努力做好选配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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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和平区评出“十佳公仆”
李瑞环函贺：人民褒奖，最可珍贵
本报天津二月十一日电 记者肖荻报道：十名干部昨天上午在天津市和平区获得“一九八九年度十佳公仆”称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函祝贺说：没有比人民的肯定和褒奖更可珍贵的了。
由全区二百六十多个居委会的五十多万居民推选出来的这十人是赵学谦、韩金华、王教恭、王行安、管志刚、王茂盛、董春芙、顾善国、孙风翔、张敬斋。他们多为水电、副食、粮店、房管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线干部，一年到头如老黄牛一般尽心竭力为百姓排忧解难。
李瑞环在贺信中说：只要我们全心全意地这样做了，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这样做，朝夕惕厉，鞠躬尽瘁，群众就会增强主人翁责任感，竭尽全力支持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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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安治国
国外对中国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事谈论甚多。许多人想知道中国人究竟反对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指出：“自由化”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即指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不是泛指的自由。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在中国自由化的概念，以及为什么中国大众传媒要批判它。
“自由化”是怎么提出来的
事实上，“自由化”一词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而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个政治概念，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中国理论界在借用这个概念时冠以“资产阶级”，叫“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示与无产阶级关于自由的观念相区别。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多次公开讲话中断言：美国的政策是要促进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并寄希望于这些国家的第三代人和第四代人。
杜勒斯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被奴役的”人民，而称资本主义国家为“自由世界”。他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这些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杜勒斯在美国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５日）
杜勒斯还说：“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他说，美国之音和其它机构应该“挑起”铁幕后面（指社会主义国家）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并让他们确信美国会给以“道义上的支持”。他认为，采用这种和平的方法，“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１９５７年２月）从此，杜勒斯的名字就跟“和平演变”联系在一起。自由化与和平演变也便成了同义词。
从杜勒斯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一直鼓吹并采用这个“自由化”和和平演变战略。他们利用控制的舆论工具、信息手段和文化交流机会，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渗透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自由社会”模式，支持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在所在国伺机制造分裂、动乱和颠覆现政权的活动。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动乱和暴乱，就是国内外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实行“自由化”战略而酿成的结果。
中国历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就已注意到了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１９４９年８月，毛泽东主席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公开宣称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时指出，艾奇逊们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毛泽东主席号召帮助那些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被帝国主义拉拢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选》合订本１４９３页）
１９７８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一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警惕。
邓小平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０日）
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大“重申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评和制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并对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犯罪活动进行坚决的打击。”
１９８６年９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邓小平在会上说：“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
１９８７年３月３日，邓小平说：“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可见，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像某些人所说是在学生闹事以后才提出，也不是这次平暴后才强调的，而是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加以强调的，实际是和改革开放政策同时提出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涵义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对反自由化的一些误解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国外有一些误解需要澄清。
一、认为反自由化是中国的政策“改变”了或“倒退”了。从上面引证的许多材料可以看出，中国的政策是一贯的，从来是坚持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提的，从来就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去这样提，现在仍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既没有改变，也没有倒退。如果说有什么政策改变的话，那是搞自由化的人总想扭转既定的政策，只讲改革开放，不要讲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自由化正是要反对改变原来的政策。
二、认为反对自由化与改革开放是“矛盾”的。恰恰相反，反自由化是为了更好地实行改革开放。有两种改革开放，一种是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发展更快，这是中国党和政府所采取的；一种是为了把社会主义改成资本主义，这是搞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十年来中国所以取得世所公认的重大发展，正是由于采取了前一种改革开放，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遗憾的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点贯彻得还不够一贯，时而受到干扰，否则我们取得的成就会更大。
三、认为既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外国资产阶级、外国资本家就不能再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合作了。如前所述，反自由化的涵义是反对在中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丝毫没有否定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技术贸易往来的意思，丝毫没有反对外国资本家来华投资的意思。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在中国，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因此，我们坚持实行开放政策，热诚欢迎外国资本家来华投资做生意，平等互利地进行合作、交流。我们在国内经济领域反腐败，反官倒，反行贿，反偷漏税，进而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这会有利于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我们“扫黄”，禁毒，反对卖淫等等，这些丑恶的东西，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受到正直人们的反对的。
四、认为反自由化就是“反自由”、“反民主”。我们历来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自由、民主，一种是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的自由、民主；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也就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民主。我们需要的和正在建设的是后一种。在当今中国，人民享有不受资本控制的广泛的自由、民主权利。反对自由化正是维护绝大多数人已享有的这种自由、民主。中国十分重视民主，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五、认为反自由化就是“整知识分子”。依照这种说法，似乎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主张自由化的。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近十年来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显然，如果没有广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加，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只不过是知识界中的极少数。广大的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早已成为党和国家的基本依靠力量。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提出“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江泽民在庆祝建国４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坚持执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这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这也是为什么春夏之间的暴乱能迅速平息，局势迅速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认为反自由化与一国两制“有矛盾”。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中国大陆同台湾、香港、澳门的统一，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政策。反自由化是反对在大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反对在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领导人多次声明，不把大陆的社会主义推行到台湾、港澳地区。同时要求这些地区也不要试图改变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见香港新闻界访京团时重申，１９９７年后中国内地同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他说：“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这番话，表明了在大陆反对自由化和在台湾、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是两件事，而且，反自由化正是在大陆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而在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的具体体现。
长期的斗争
在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中华民族和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果实是否会丧失，关系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坚持到最后胜利。不可能设想，中国会在这样重大问题上退让。
但是，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１９８７年２月１８日）当中国的发展战略目标逐步得到实现，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日益完善，其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就会没有市场趋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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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震在珠海会见日本朋友时说
特区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
新华社珠海２月１１日电 国家副主席王震２月１０日在会见日本佳能公司访问珠海代表团时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正确的，是成功的。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特区要更加搞好，改革开放的步子还要迈得更大一些。
以日本佳能公司代表取缔役会长贺来龙三郎为名誉团长、社长山路敬三为团长的日本佳能公司访问珠海代表团是应珠海市人民政府邀请来华的。王震副主席２月１０日在珠海石景山庄会见并宴请了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见开始时，王震副主席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王震说，你们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日友好和经济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会见中，王震向日本朋友介绍了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贺来龙三郎高度评价了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他说，我在日本、美国、西欧等地都宣传过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变的，对某些国家在去年“６·４”之后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我是反对的。我认为，不但不应该制裁，而且要更加紧密地合作，支持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贺来龙三郎会长高兴地对王震副主席说，我是第一次来珠海，这里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说实在的，我来过中国很多次，走了很多地方，没有预料到珠海是个这么好的城市，珠海发展得这么快，建设得这么好，是我非常敬佩的。看来，我们公司在珠海投资办厂的决策是对的，经过实地考察，更增强了我们与珠海合作的信心。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前景是广阔的。
王震副主席对贺来龙三郎的谈话表示赞赏，并介绍说，珠海市委、市政府是坚决执行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我相信你们的合作是会成功的。
会见中，代表团顾问村井隆先生转达了日本前首相宇野宗佑、前外相伊东正义对王震副主席的问候。王震副主席请村井隆先生回国后，转达他对宇野宗佑、伊东正义等先生的问候。
参加会见和宴请的有珠海市市长梁广大、副市长陈景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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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进行思想教育 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湖南湖北组织机关干部下乡
本报长沙２月１１日电 湖南省从省直机关抽调１０００多名干部，分赴全省各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同时，各地、市、县机关抽调４．９万名干部，除先期已进村试点的以外，近日也同期入村。
去年１２月初，湖南省委作出了关于深入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决定，提出干部下乡的主要任务：１、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和形势、政策、法纪教育，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２、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壮大农村经济；３、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目前，湖南省各地、市、县都建立了以党委主要负责人为首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办事机构，作出了具体部署。
这批干部下乡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的时间为一年。第一批６８７８名已于去年１２月中旬入村，开始了试点工作。春节前全省各地已办了１６２个试点。省委召开了试点工作汇报会，总结介绍了试点经验。
新华社武汉２月１１日电 （记者方政军）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组织全省３万名县以上党政机关干部下基层，其中省直机关达１０００余人。据悉，武汉市、襄樊市、宜昌地区、黄冈地区目前已有１４５００多人奔赴农村和厂矿企业。
湖北省委、省政府于２月上旬向全省发出关于组织党政机关干部下基层的通知，明确机关干部下基层的主要任务是耐心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为基层排难解忧，解决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这项通知规定，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每年下基层的时间不少于两个月，地、市、州、县党政领导干部不能少于３个月。
湖北省委、省政府规定，下基层的机关干部要踏踏实实工作，认真解决问题，参加生产劳动，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下基层干部一律轻车简从，不迎送，不陪同，不住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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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电化教育十年发展迅速
我国电化教育事业十多年来迅速发展，目前已有三个用于教育的卫星电视频道，教育电视台、转播台和卫星地面接收站三千四百个，放像点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个；在各种广播电视学校参加学习的学员三百多万，已毕业一百二十多万人。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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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次用基因工程生产ＳＯＤ
我国科研人员首次运用基因工程的方法，生产出人的铜锌超氧化物歧化酶（简称ＳＯＤ）。这是我国在生物高技术领域内取得的一项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据有关专家介绍，ＳＯＤ是人体内存在的一种防止细胞损伤和衰老的酶。许多国家只能从人血、动物血中提取和纯化ＳＯＤ，产量极少。为了广泛满足人类延缓衰老和防治癌症、心血管病、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辐射损伤等的需要，ＳＯＤ基因工程成了世界生物高技术领域的一个热门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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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克拉玛依新年以来天天超产
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各族职工努力为国分忧，从九十年代第一天起，油田生产天天超产，全月超产原油达六千一百吨。“天气刚进九，咱往一线走。为国多产油，心中乐悠悠”。类似这类鼓舞人心的标语口号，在油田到处可见。一月份，油田有六台大型高温高压干汽热注锅炉安装就位。一座三万五千伏的变电所投产。还开挖一百五十多口井的集油管线沟，建成十座计量站，投产新井七十多口。虽是严冬季节，整个油田却充满了热气腾腾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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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垦区去年粮豆获丰收
我国重要的商品粮豆生产出口基地黑龙江垦区，一九八九年粮豆单产、总产均创历史最高纪录。全垦区粮豆平均单产达一百四十八公斤，总产达三十五点五六亿公斤，分别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和百分之三十八点四，这个垦区因此获得农业部颁发的一九八九年度农业丰收奖杯。全垦区十六点三万个职工家庭农场自筹资金用于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的资金达二点五亿元，粮豆种植面积比上年扩大二百四十七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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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二百四十万贫困户脱贫
河南省重视山区和贫困地区的开发建设，到一九八九年底，全省已解决二百四十多万贫困户的温饱问题，占贫困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据有关部门对三十个重点贫困县的调查，这些县一九八九年人均产粮三百五十公斤，农民人均收入三百二十元；绝大多数乡村都通了汽车，医疗网点增加到八千八百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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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联合征文
地头、炕头、心头
毛志远
前不久去山西平陆县采访，听说要找县委书记王俊喜，就要到农民的地头、炕头。见了王俊喜以后才知底细，他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常到地头、炕头，才能把实事办到农民的心头。”他就是靠着一双脚板，“跑”出了三年粮食大增产，“跑”出了三千沟壑飘果香。
地头、炕头是农情民意的“窗口”，也是农业的寒暑表。这些地方虽是一隅之地，却连着农民的心头，也连着农业的大头。农民愿意干啥，不愿意干啥；先干啥，后干啥；需要啥，反对啥，都可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农民在这些地方见到干部，才更知心、更愿意掏心里话；干部也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农民的喜怒哀乐。
作为领导干部，尤其是主管农业的干部，如果经常到地头看看，炕头坐坐，和农民拉拉家常，话话桑麻，吃吃百家饭，听听百家言，就能及时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到基层，使农民的气更顺，劲更足。
这些年，我们有些干部和农民的联系不那么紧密，表现之一就是在地头、炕头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即使下乡，也只是“衙门”搬家，“招待所一灌（喝酒），地里冒一股烟（坐车看花）”。这样，不但事情办不到农民的心头，反而叫农民心头难受。如今，党和国家把农业放到了大头，各级领导开始走向生活的最基层，这是兴农富民强国的有力措施。希望有更多的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把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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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农民的奉献
山东省无棣县河沟乡鼓励农民开荒，种粮植棉。为奖励农民的奉献精神，新年伊始，河沟乡给向国家贡献万斤粮、万斤棉的7个农民披红戴花。
王恩怀、杨培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