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思想政治工作四要素缺一不可
思想政治工作有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教育人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是缺一不可的。
首先是了解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应当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座右铭。乱放炮是没有好效果的。我们应了解工作对象，特别是对直接领导的对象的思想、工作、生活、爱好尽力多了解，对职工中带倾向性的思想应经常掌握，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在首都发生的动乱、反革命暴乱中，一些党员、干部、工人思想动摇，认识模糊主要原因是不明真相。我们进一步了解分析，内在的原因是：这几年在党内没有认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特别是对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认识不清。因此，我们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使党员的认识不断提高。
其次是尊重人。要尊重职工的人格，尊重职工的民主权利，上下级之间有了平等待人之感，话才能听得进去。职工最关心的问题，党政领导要下功夫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向职工讲清情况。这样，职工认为领导是可以信赖的，上下级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和感情，思想政治工作才有效果。
再次是关心人。工厂是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层单位。因此，在组织生产经营的同时，应当关心职工的思想和生活。职工和他的家庭的婚、丧、健康问题，在企业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给以关心。我参加过几个干部和大龄工人的婚礼，没想到他们家长和亲友以此来判定职工在厂的地位或人缘，起到鼓舞作用。再和这些职工见面、谈事的时候，感情加深了一层。职工家庭丧事，党政工领导总是去一人或全去探望，这都是无声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教育人。当然，教育人应分层次进行，对共产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应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对干部不断地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对全厂职工不断进行形势任务、企业精神、职业道德的教育。当前企业正进行的“认清形势、共闯难关”的大讨论，把党的方针和企业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解决了职工最关心的问题，即如何闯难关，如何过紧日子的问题，激发了职工的热情。它必将推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各项工作的完成，同时也将成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突破口。
（１月３１日《北京日报》孔宪荣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十佳”史话
全国十佳运动员评选活动从１９７９年起迄今已满十届，它日益成为广大体育爱好者的一项传统活动。据统计，十年来总共有４２０多万人次参加评选活动。
入选次数最多的运动员
在前十届最佳运动员当中，郎平当选次数最多，共６次，现任广西举重队教练的吴数德５次当选。一代体操王子李宁当选过４次，其中３次名列“十佳”榜首。乒乓球运动员郭跃华、羽毛球运动员李玲蔚、棋圣聂卫平和现已是国家田径队教练的邹振先也均是４次当选。
跳水明星陈肖霞、女篮队长宋晓波、足球老将容志行、三破世界纪录的朱建华和已受聘到马来西亚当羽毛球教练的韩健都是３届当选。
入选人次最多的项目
在已揭晓的十届“十佳”评选中当选运动员最多的是体操和乒乓球两个项目：其中体操８人１４次；乒乓球８人１３次。田径６人入选１２次；女排５人入选１２次；羽毛球和举重均是４人入选９次。
入选“十佳”最多的省市
在前十届评选中入选“十佳”最多的省市是：广东７人１４次；上海７人１０次；辽宁５人１２次；北京３人１３次；广西３人１０次。
最小与最大的“十佳”
迄今入选的５５名最佳运动员中以湖南体操运动员陈翠婷年龄最小，她１９８６年当选时才１５岁，聂卫平可称“十佳”老大哥，他上一届当选时已３６岁，“十佳”老大姐是铅球运动员李梅素，她当选时３０岁。５５名十佳运动员中共有２８名女性。
（１月１４日《中国体育报》王加强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茶话会的由来
据史书云：三国时，吴末代皇帝孙皓，每宴群臣，必尽兴大醉。大臣韦曜酒量甚小，孙皓便赐“以茶代酒”的方法。后来，逐渐产生集体饮茶的茶宴，且普遍起来，很像今天的茶话会。
茶宴多以名茶待客，宾主在茶宴上一边细啜慢品，一边赋诗作对，谈天说地，议论风生。唐宋时的“泛花邀客坐，代饮引清言”和“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诗句，便是对茶话的描述。
今天，这种茶话会的方式，或用于友朋联谊，或节日欢聚，或学术研讨，或洽谈生意，内容更为丰富了。
（１月２０日《团结报》田辛垦文刘振有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农村礼多令人忧
眼下，在苏北农村，来往之礼确实多。就从孩儿哇哇坠地说起吧：１２天后，亲友要出“改案礼”；满月时，亲友又要出“满月礼”；有些娇儿留长发、扎小辫，待到６岁或１２岁时，亲友还要登门出“剃毛头礼”。男婚女嫁的“见面礼”，“定婚礼”，“结婚礼”。此外，还有生日、节日、祝寿、丧事、建房、乔迁、升学、参军之时的名目礼。甚至有些农户购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或者耕牛生下一头小牛犊，亲友也要出礼贺喜……
随着礼节的名目与日俱增，礼额也在“逐步升级”。村民们说：７０年代初，一次礼额一般为５元，多则１０元，少则２至３元即可。如今，一次礼额一般为１５元上下，多则几十元、上百元。据调查，一般农户每年出礼都在２０次左右，多则４０余次，以每次１５元计算，一年光出礼这一项就要花去３００—６００元。城头林柴场一农户，１９８９年生产收益２０００余元，全年出礼４５次之多，礼额高达８００余元。
在农村，除了丧事外，一般出礼，多为喜事。喜事本应洋溢喜气。然而，由于礼多、礼重，一些乡民每每见礼怵头，望“喜”生“悲”，忧心烦恼：一是礼薄怕丢脸。不出礼，怕人看不起，出少了，又怕人说闲话。于是硬着头皮，以“喜”掩忧，违心攀比；二是家庭闹别扭。夫妻双方，各自都有至爱亲朋。什么礼该出，什么礼不该出，出多少为宜，夫妻二人常常各执己见，以至唇枪舌剑，大动干戈；三是亲友酿矛盾。亲友之间，一方常因对方一次“漏礼”，或者某次“礼轻”而产生隔阂，结下疙瘩。此外，由于把大量的钱款用于出礼，在增加对农田的投入、扩大再生产时，好多农户往往力不从心，有苦难言。频繁而高额的礼节，犹如一根绳索套在乡民的脖子上。
（１月２０日《新华日报》胡昌方文 徐有张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警惕空头支票
最近，一些企业套用银行信用凭证，用签发空头支票形式骗取财物、参与经营活动的现象开始增多。据记者向上海几家银行了解，近一年来，银行发现的签发单位开具超过自己在开户银行存款金额的空头支票已１００多起，空头支票的出现及愈演愈烈趋势，极大地败坏了支票的信誉，扰乱了金融秩序。
对出现空头支票的现象进行分析，一是利用银行信用凭证骗取对方，以达到借用资金的目的。如杨浦区某食品店的承包经营者先后四次持本店银行转帐支票到果品交易市场购买近２０００公斤水果，交易市场将该店签发的转账支票交银行兑付时，银行以该食品店存款不足而不予兑现。二是借用银行信用凭证，作为抬高自己履约实力的法码。某驻沪企业与一家工业供销公司签订了一份购货合同，他们不顾自己的经营实力，签发超出自己实有资金１／３的支票，结果被银行依法罚款４万多元。三是借用转帐支票，诈骗并吞没对方现金。
空头支票增多的原因，除了一些企业单位的财务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或工作失误外，还由于当前资金收缩、银根抽紧后一些企业不惜以此违法行为来达到周转资金的目的。因此，有关方面在经济处罪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支票管理制度，以防止空头支票蔓延。 （１月４日《中国工商报》陈甬沪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刹刹车船上的赌博风
１月５日，笔者因公从宜昌乘３６４次列车去武汉。当列车行驶到荆门站时，一伙赌徒竟然公开在十二号车厢里聚众赌博。他们用三张扑克牌以“猜扑克”、“玩游戏”为名，引诱乘客上当。有的乘客争着押赌，有的乘客围着看热闹。这以后有十几人上当，输掉了２００多元钱。这几个赌徒又到十三号、十一号和十号车厢，以同样的方式开设赌局。仅在这趟列车上，他们竟骗赢了乘客近千元钱。
扫“六害”不仅要在城镇繁华区的大宾馆、大旅店里下功夫，对车、船上的“死角”也要动真格的。目前，春运工作繁重，旅客增多，建议交通部门狠抓一下公共秩序的整顿。 （１月３０日《工人日报》吕道宁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美国的科技丑闻
在世人心目中，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名利观念大多比较淡薄，但在美国科技界，专有一些“学者”、“教授”不择手段追逐名利，弄个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
一个叫约翰·达尔希的医师在哈佛大学附属医院从事医学研究。多年来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成为引人注目的学者。然而他的一位同事偶然发现他常常不经试验就把一些数据作为论据写进他的论文。于是有关部门对他以前的论文进行了认真的审查，结果发现百分之七十的论文属于虚构编造。
布鲁克是匹兹堡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他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获得科研经费，承担了神经松弛剂课题的研究。由于他提供的数据过分理想，他的一名合作者心生疑窦。这位同事进行一番核对后发现布鲁克在弄虚作假。经过一番周折，布鲁克受到法庭的传唤，然而这却是在他的“科研成果”问世四年之后。在这四年内一些医生根据他的“研究成果”治疗智力不健全的幼儿，造成了严重的医疗事故。
奇怪的是，美国有关机构对这类丑行处理上往往投鼠忌器。他们担心严肃处理这类弄虚作假的“学者”会影响学校或研究单位的名誉。作为支付科研费用的政府机关更害怕因此类案子而受到质问。
为什么美国科技界尤其是名牌大学的科研人员中，卑劣行径越来越多呢？舆论认为，现行的科研资金制度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的大学几乎都没有用于科研的费用，科研人员只有到社会上谋求科研经费。而发表令人称道的论文是获得科研经费的一条不成文的标准，由此导致一些学术名流绞尽脑汁寻找“捷径”，在论文上狠下“功夫”。随着这些贻害他人的“科研成果”的泛滥，人们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制定有关法律条文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九九零年第一期《世界知识》）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遗产
我永远不会忘记１９６５年的夏天，在一个酷暑之日，年仅３６岁的妈妈因病去世了。那天下午，一位警察请求爸爸让医院使用妈妈的大动脉瓣和眼角膜。我简直惊呆了。医生想解剖妈妈！把她的器官移植到别人的身上！我满眼含泪冲进屋里。
那时，我才１４岁，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要把我爱的一个人四分五裂。可我爸爸却回答：“可以。”
“您怎么能让他们解剖妈妈呢？”我声嘶力竭地尖叫着，“妈妈以一个完整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应该以一个完整的人离开这个世界。”
“琳达”，爸爸紧紧地搂住我，“你能给予人类的最好礼物就是你的身体，你妈妈和我在许多年以前就决定当我们死后，要在别人的生命里起点作用。那样，我们的死就是有意义的。”
几年过去了。我有了自己的家庭，１９８０年，爸爸得了严重的肺气肿，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的６年里，我们常常谈论生与死。
爸爸常常笑着说，等他死的时候，他想捐献他所有好的器官，特别是他的眼睛，他说：“视力是一个人能给予别人的最崇高的礼物之一。”他注视着我女儿温迪牵着马上路。
温迪总爱牵着她的马。爸爸对我说：“假如哪个双目失明的孩子有朝一日能像温迪一样，那他的爸爸妈妈一定会高兴的，如果我的眼睛有可能帮助一个失明的孩子恢复视力……”
我把爸爸的话转告给温迪听，她双眼含着泪水，紧紧地拥抱住她外公。那年，她１４岁。同样是１４岁，我和我的女儿竟会这样截然不同！
１９８６年，爸爸去世了。我们遵照他的遗言，捐献出他的眼睛，温迪对我说：“妈妈，你和我外公所做的一切，我感到非常自豪。”
“为什么？”我问她。
“当然！您曾经想过看不见会是什么滋味吗？等我死了，我要像外公那样，捐献出我的眼睛。”
那时，我真正地意识到爸爸留给我的东西要比他的眼睛更多更重要。这就是在我女儿眼睛里闪烁着的爸爸遗留给我们的宝贵东西——自豪感。
我紧紧地搂住女儿，并没有想到两个星期以后，我再次签署了一份捐献者表格。
……我可爱的、聪明的温迪，连同她骑着的马一起被卡车撞死了！
当我签字的时候，她的话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耳边回响：“您曾经想过看不见是什么滋味吗？”
温迪死后３个月，我们收到来自俄勒冈州名贵眼库的信：
亲爱的里弗斯先生和夫人：
我想让你们知道，这次角膜移植手术成功了。两名盲人都已恢复了视力。你们的女儿将永远活在他们的记忆里。（１９９０年第１期《青年文摘》［美］琳达·里弗斯文叶海燕译）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同学”（1月30日《光明日报》贾肇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