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争取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歌剧艺术的新繁荣
贺敬之
这次歌剧观摩演出活动，不仅有演出、有评奖，还有学术研讨活动。学术活动有两部分，一是评论演出剧目，总结创作经验；二是不限于具体剧目，座谈整个歌剧事业发展的方针和指导思想。我就后一个问题讲几点意见。
新歌剧是“五四”以来出现的新的艺术品种。不论“五四”以来的７０年，建国以来的４０年，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１０年，歌剧工作的成绩都是巨大的。前几年，歌剧事业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其他错误思想的冲击，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脱离时代、脱离群众、脱离传统的倾向，但健康的、积极的剧目仍在大量涌现，歌剧创作的主流是好的。我们举行这次观摩和研讨活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鼓劲。要充分肯定成绩和经验，看到歌剧事业的光明前景。当然，要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对成绩要充分肯定，对问题也要充分认识。实事求是地估量成绩和缺点，这样才能鼓起实劲。
歌剧战线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就是继续贯彻正确方针，增强自主意识，争取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歌剧艺术的新繁荣。
贯彻正确方针，就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方针，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确定的方针，纠正对正确方针的偏离，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没有方针，“自生自灭，生死由之”，只会贻误我们的事业。要通过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去扶植歌剧事业，引导歌剧艺术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增强自主意识，就是增强社会主义的、民族的自主性。我们的新歌剧，既有别于封建主义的艺术，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的艺术。对于古代和外国的艺术作品，要学习、借鉴，但不能拿这些东西来取代我们自己的创造。对于外国古典的和当代的优秀歌剧剧目，当然需要不断地介绍，用以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歌剧，应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占主导地位。对于革命新歌剧的优良传统，要很好地加以继承。这种继承不是墨守成规，机械地重复过去的做法，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过去的好传统发扬光大。新歌剧是新兴的艺术形式，向来是最勇于吸收、勇于革新的。现在，我们还要大讲改革开放。我们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改革开放，而在于往哪个方向改革开放。从这种意义讲，整顿也包含着改革，当前在业务整顿上要继续深化改革。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民族自主性的前提下的改革开放。总之，我们要“自尊、自信、自强、自主”，不能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旗帜，泯灭了民族的特色。一个１１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应当拿出有自己特色的歌剧艺术来。
增强贯彻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就要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许多资产阶级艺术家、理论家对艺术特征、包括歌剧艺术的特征作过精心的研究，发表了有价值的见解。这些，是我们所应当汲取的。但是应当看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真正科学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揭示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也为艺术规律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艺术规律。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要研究事物的普遍规律，也要研究事物的特殊规律。文艺研究也是这样。要研究人类文艺的普遍规律，也要研究社会主义文艺的特殊规律；要研究一切艺术品种的共同规律，也要研究具体艺术品种的特殊规律。前几年，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只注重研究人类文艺的普遍规律，不重视研究社会主义文艺的特殊规律，甚至把资本主义文艺的特殊规律当成人类文艺的普遍规律，甚至认为文艺就是文艺，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而在对待艺术类别的研究上，又往往只注重各个艺术品种的特殊性，不注重它们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共同属性。因此，我们要大力加强对社会主义文艺特殊规律的研究。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遵循的基础之上的，是对客观规律的自觉驾驭。我们应当从运用客观规律的高度来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
譬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遵照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要求所制定的文艺方针。有人说，文艺就是文艺，不要讲为什么服务。根本不为什么服务是不可能的。不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艺术生产总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什么都不为，艺术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文艺政策作了调整，不再提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对文艺政策的这种调整，出现过误解以至曲解。批判“工具论”，触及过去一些简单化的理论，但文艺是否根本不能成为工具呢？艺术生产可以作为一种目的，但归根结底艺术是一种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我们的文艺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离开了这个目标，文艺就要走上邪路。我们不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艺可以脱离政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为政治服务。不要求一切文艺都要为政治服务，不等于取消文艺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的促进作用。新歌剧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广泛的群众性，它善于反映群众所迫切关心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它曾经在群众中有很广泛很深厚的基础。这个革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更自觉更鲜明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不是对歌剧的束缚，恰恰会给歌剧的发展开拓最广阔的天地。
再譬如说，作家艺术家自觉地解放思想，改造思想，这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一个要求。过去，我们在进行思想改造上有过种种“左”的偏颇，这当然应该纠正。但这不意味着人的思想，特别是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就不需要改造了。从科学的意义上讲，人总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否则主观就要落后于客观。改造不是对人的污辱，而是一种历史的客观需要，是一种对人的主观世界的科学检验和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实际上也可以说就是思想改造——改造那些“左”的、僵化的东西，使人的思想符合于客观实际。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来“新启蒙”，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观念更新”。这种所谓“启蒙”、“更新”，不也是一种改造么！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造，而在于往哪里改造、用什么东西去改造、用什么方法去改造。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８年曾经说过：“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歌剧是一种很注重形式的艺术品种，艺术家完全应该下大气力钻研艺术技巧，创造完美的艺术形式。但我觉得，目前更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家们在思想上的提高和生活上的充实。不仅写剧本的同志要注意思想生活修养，作曲、表导演同样要加强这方面的修养。要站在时代的高度，正确认识和表现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就要求艺术家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和人民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袭，积极改造和提高思想，努力加深对时代的认识。
还有，“主旋律”和多样化的结合，这大约也是一切新兴阶级文学艺术的共同特征。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总要通过文化艺术进行呐喊，表现他们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理想。对于“主旋律”，不能理解得很狭窄，也不能理解得过于宽泛。什么都是主旋律，也就没有主旋律了。我的理解，主旋律是指那些表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表现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能够使人振奋、促进人民团结的文艺作品。现在，仍然需要促进文艺的内容、题材、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但更迫切的问题是要突出主旋律。在我们的文艺园地上，高质量的、思想和艺术结合得比较完美的表现主旋律的作品数量还是不够多。不但歌剧领域这样，其他文艺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不仅对文艺的思想内容要有所倡导，对于艺术形式也要有所倡导。对形式的发展可以放得更宽一些，各种形式都可以尝试，形式上的某些探索一时难以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只要有利于丰富艺术的表现手段，都应当允许继续试验。但我们首先要提倡的，应当是那些有民族特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和社会主义新内容结合得比较贴切的艺术形式。形式要有民族性，要和内容相适应，这是艺术形式发展的规律。在创作方法上，我们不作硬性规定，鼓励各种创作方法在社会主义方向下争奇斗艳的同时，我们也不讳言仍然要大力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以及“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歌剧擅长于抒情。但情和理是紧密相关的。情悖于理，就会让人感到矫情。所以抒情也有一个“两结合”的问题。我们要让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和“两结合”的创作方法重振雄风。
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是繁荣文艺创作。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的方针，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同时，千方百计地繁荣文艺创作。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也是建国４２周年。文化部要围绕这两个纪念活动，有计划地组织创作演出活动。文艺创作是否可以组织？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创作是一种很细致、很复杂的精神创造活动，需要充分发挥创作人员的自主性和独创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任自流。国家对于艺术生产完全可以也应当进行组织、规划。特别是像歌剧这样复杂的综合艺术，需要强有力的领导，需要各方面的良好配合和协调，才能产生高质量的作品。从中央到地方各个艺术门类都要订出创作、演出规划，确定重点项目，有效地对创作进行帮助、指导。我们要组织作家艺术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组织他们较长时期地下去深入生活。把“走穴”改变成为“走学”——向社会学习、向人民学习。歌剧工作者不但要下去演出，还要到群众中去观察了解他们的生活。要继续完成思想、组织上的整顿工作，并与院团改革相结合，进行业务整顿。文艺体制改革，也要继续进行。“大锅饭”、“铁交椅”的积弊要改掉，“一切向钱看”、“完全商品化”的弊端也要改掉。总之，我们要采取种种有效的措施，为社会主义艺术生产的繁荣创造良好的条件，保障我们的歌剧创作以及其他品种的文艺创作，在今后一个时期有一个更大的繁荣。
（本文是作者在全国歌剧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要表现人民的情感
——谈话剧《生命之光》的剧场效应
陈欲航
今年６月，作为编剧之一的我夹在观众之中，观看了话剧《生命之光》的首场演出。演出结束了，观众静静地坐在那里，不走也不动。没有掌声，没有欢呼，舞台灯光明了又暗，暗了又明，演员流着泪一次次谢幕，观众掩面拭泪，唏嘘不已。面对这扑面而来的热情，我禁不住热泪长流。我承认，我不是为艺术而洒泪，而是作为一名观众，一名共和国公民，为一种企望证实的情感而哭泣。和观众一样，我愿意长久地生活在舞台上营造出的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情境之中，不忍离去。
在以后，陆续看到这出戏的演出和感受到这种效应的专家和同行们，也包括我一直在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我觉得这仍要回到戏剧与人生这一老而又新的话题。许多年来，几代艺术家们，不管是革新派还是传统派都一致的疾呼：戏剧要表现人生，表现人的情感。大家似乎都确信，戏剧如果真正地表现人的情感，那么人们也就自然会给予戏剧更多的感情。可是，在戏剧家热情地关心人民的时候，对于表现人民关心什么却常常出现差异。譬如说，在表现人民的情感，除了他们作为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外，他们还有没有可能被忽略了的更为博大的主体情感呢？
《生命之光》的创作和演出就是在这种寻觅和探索中产生的。显而易见，《生命之光》以真人真事为框架结构的演出，不仅会给专家和话剧界阵阵的惊诧，也给创作者本身带来许多的障碍和束缚。创作者之所以选择了这样的角度，就是因为他们真切地感受到真实生活丰富的情感底蕴，并以此确定了这样一种用以引发观众宣泄情感的表现方式。党的好干部韩云娜是中共辽阳县委副书记。和她生前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农村干部群众说：“韩云娜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喜爱她，是因为好多党员已经不那么做了。”韩云娜没有以救世主自诩，也没以“公仆”自我粉饰。她的热心肠，她的亲切感，她的平凡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就是她的人格力量与党性力量。我们党的政策的威力和党的温暖正是通过这样的党员体现出来的。所以，人们对韩云娜的怀念以至观看因她而创作演出的戏剧，使他们热泪难收，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人们是在看戏，更是在倾诉对党的感情。这里有人们对死者的哀痛，也有对党群关系中不良倾向的痛惜，更有对改善这种关系的关切与期待，以及他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获得新的幸福的感情。这是一种伟大而淳厚的情感，是多少年来中国人民情感生活的主旋律。爱也罢，怨也罢，没有人怀疑这种情感的坚定性，也没有人漠视梳理这种情感的紧迫性。如果说成功的话，我觉得话剧《生命之光》正是顺应了党和人民共同的愿望，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情感热点进行了艺术呈现，并以此获得了人们对这出戏艺术之外和艺术之内的承认。
《生命之光》着意表现人民对党的情感是应该的，必须的。在我们全党全民同心协力共建四化的时候，开掘和弘扬这种情感，振奋我们民族的情感力量，是戏剧艺术家不容推卸的责任。
２０世纪秒针跃入最后１０年的时候，中国的戏剧界仍处在困境之中。剧场效应仍未升温，大家仍在苦苦寻求戏剧的生存之道。现在，《生命之光》已经连续演出２００场了，并参加了第二届中国戏剧节，一直保持着这种令人兴奋的剧场效应。这又使我重新感悟到戏剧的生机。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我写《无极之路》
宏甲
《无极之路》出版后，不少读者给予了热情鼓励，也有朋友向我提出问题。我显然无力对所有问题都给予圆满回答，却想提供一些“实事”与热心的读者一道思考，或曰“求是”。
第一次见到“刘日”这名字，是在一封读者来信中。那是１９８４年，我在河北《长城》上发表一部中篇小说《洗冤人》，不久收到编辑部转来一封读者来信。读者是河北正定人，说他们那儿也有位“为民洗冤”的县政法委书记，你是写小说的，你来写一篇小说吧……那位政法委书记就是刘日。
假如不是１９８７年春有幸从福建建阳来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在“地理位置”上缩短了与河北的距离，我很可能终生也不会认识刘日。又逢学院“五一”前放了个７天的“创作假”，家近的同学大都回去了，我若回家，大部分时间将耗在途中，这时才想起３年前那封信，收拾个小挎包，我就上路了。这时刘日已调无极，我又从正定去无极。
初次见面，互相不知深浅。我曾顾虑，怕他以为我是要写他的“好人好事”，所以一见面就声明，我是写小说的……我觉得这样打开窗子说亮话，比日后生出某种“受骗感”强。可是我一点儿也没料到，有一天，当我觉得该写成报告文学时，竟使他真的产生了一种受骗感。
我一向认为，艺术是人们在物质生活之外还另有精神上的需求从而创造出来的。我也相信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因而也相信艺术应有“想象”、“变形”之类。对纪实性作品，我通常只对其中的“纪实”，或说对其“新闻性”感兴趣，而很少用欣赏艺术的眼光去看待。但是当我决定要把在无极发生的故事写成报告文学时，我才发现，纪实性作品也好，“纯艺术”作品也好，都应是生活激情的产物。艺术的感染力，或者说“艺术的打击力”，也必是来自生活给我们的“教导”。我确信我自己是被那一片生活深深打动了。
近几年来，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审美”也罢，“审丑”也罢，我也曾自以为创造出一方有些意味的“世界”，有时甚至也暗自得意。然而去到那片土地，看到那一片生活，人民的眼泪也罢，欢笑也罢，都使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亦曾在“作品”中“觅死觅活”地制造的那些“眼泪”和“欢笑”是怎样突然变得苍白。
一次又一次，坐在从河北返回北京返回福建的火车上，我总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向我呼喊：你要是把这些都写成小说，未免太奢侈了啊！
我也只好以此自慰：艺术，其本来的目的，便该是为最神圣的艺术——生活的艺术，去由衷创造。那一片土地上充满生机的故事竟使我所有的想象都变得苍白，我也只好以我跋涉的忠诚去写不加雕饰的歌。所幸是：生活的艺术，真的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表现生活的艺术——因才力不足而显现的缺憾。
《无极之路》出版后，一些文学界、影视界和新闻界的同志陆续去过无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开着车为河北送去４０００册书，正值河北省开党代会，省委买了７００多册书发给与会代表每人一册。那以后我又去无极，有些群众出于信任，对我说了一些“出格”的话，或者说是“不那么科学”的话，在我却有种振聋发聩的震动，我这里不必写出这些话，不想刺激谁，我将深藏在心中，我感到人民群众对党的深深期望。
其实，当初不赞成写这部报告文学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刘日本人。去做说服工作的不只我一个。记得当时我们还把他的“不同意”视为某种“局限”。当然，严格说来，当事者也有权不同意被写。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是局限，也不能侵犯完全是属于他个人的权利。我们民族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只有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去一个一个地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以及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问题，我们才能卓有成效地走在这条人类必经的伟大而又充满艰难困苦的道路上。这正是人民的希望。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些“大道理”说服了刘日，整整僵持了１０天的局面打破了。
我不想对刘日终于同意的那个夜晚——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作过多的描述，但我要说，我很感谢我的同学宫魁斌为这本书作《序》。他是那么理解地写道：假如我们还赞美青春，赞美生命，那么至高的爱惜或许莫过于把自己当做柴薪投入燃烧……读完这部书稿，想到它即将成书，即将被送到诸位读者手中去，喜悦情绪中又平添了几分送壮士登程般的感怀……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优美浓烈 目不暇接
——川剧《九美狐仙》观后
蒋健兰 刘乃崇
第二届中国戏剧节上，成都市川剧院一、二联合团给首都观众送来了一台优美、浓烈的神话戏《九美狐仙》。这出戏塑造了一个纯洁、善良、坚贞的狐仙九妹。九妹原是虔诚地修炼，希望列入仙班，但是玉帝派来宣读成仙诏书的吕洞宾上仙，却是一位骚神，他为占有九妹，设置重重障碍，九妹终于认清了仙界也并非洁净无瑕，因而“愿作鸳鸯不羡仙，长留情爱在人间”，与书生周义仁结为夫妻，并为保护这纯真的爱情作殊死的抗争，终至胜利。
这出戏，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然而编剧、导演别具匠心，利用狐仙善变的特点，设计了四个不同阶段的九妹，在不同的环境中，用不同的外化形体，展现出人物不同的侧面。第一个九妹由青年演员李莎扮演。她俊美、俏丽，活泼稚嫩，头上两支翎子，运用得那么熟练，灵活，当她躲闪吕洞宾的戏弄时，翎子随着她身子的旋转，悠悠地颤动，让人们好似看到了一颗紧张、迷茫、又逐渐被激怒而颤动的心，勾起人们无限的怜惜。第二个九妹由名旦萧开蓉扮演。九妹为吕洞宾所逼，来到人间挑逗、继而要杀害曾于三年前救过自己性命的书生周义仁，她的心情矛盾复杂。萧开蓉是以唱、做见长的演员，这场戏里有几段唱，她唱得动情感人，特别是那些“蜡烛明灭”、“蜡烛走路”、“藏剑”等川剧绝技，过去旦角很少用，旦角“藏剑”可以说是首创，她用来十分自如。第三个九妹由“梅花奖”获得者刘芸扮演。九妹与周生结为夫妻，吕洞宾派徒弟来捉拿九妹。在这场戏里刘芸充分发挥了短打、扇子、水袖功，那优美的“地旋子”，既轻柔又利索。第四个九妹由关肃霜的弟子周应伟扮演，她的出手使人眼花缭乱。还有扮演生角的闵捷的甩发，火神的吐火、变脸，群狐的斤斗功，都给人以极大的美感。
《九美狐仙》演星期日日场，场场爆满，晚场最差也有八成座，它不但争取了新观众，同时也稳住了老观众，它至少给我们说明了：首先是戏曲改革在争取观众方面要新老观众都照顾到，关键是不能抛开传统去拼凑一些戏外的东西，只有在充分发挥、发展本剧种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吸收融化其它姐妹艺术的好东西；多演一些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剧目，才能稳住老观众，又吸引新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