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经济专页)
专栏：
启动市场从何入手
陕西省省长 白清才
经过一年多的治理整顿，陕西过热的经济已经降温，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流通秩序逐步好转，物价涨幅明显回落，整个经济形势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与此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农民手中有不少余粮卖不出去，羊毛、羊绒和木耳、茶叶等农副土特产品大量积压，要求解决“买难卖难”问题的呼声很高；工业产品滞销的问题更为突出，生产速度逐月下滑，经济效益全面下降，不少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资金占压与短缺并存，企业之间竞相利用时间差，延缓支付，互相拖欠，形成了一条十分复杂的“债务链”，等等。对经济生活中的这些矛盾归纳整理、综合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工业还是农业，无论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销售问题都已成为关键的一环。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家都急于改变市场疲软、生产下滑的被动局面，加之许多企业都在喊流动资金不足，在销售不畅的情况下，要求银行大量注入信贷资金来换取发展速度。这样，注入一点，启动一下，憋在肚子里，出不去，再启动，又要再注入，势必陷入“工业报喜，商业报忧，财政虚收”的恶性循环。因此，要解决市场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启动市场，使产品实现它的价值。 从陕西的情况看，构成市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结构性供给短缺上。陕西属“布局型”经济，加工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达８０％，而工业产品又存在几十年一贯制、品种单一、款式陈旧、质次价高的问题。需求过旺时，“萝卜快了不洗泥”，好赖都能卖出去。现在市场出现结构性疲软，加上全国各地在前几年经济过热时竞相上了一大批加工项目，竞争日趋加剧，矛盾进一步显露出来。一部分产品在竞争中受到冷遇，积压严重，甚至被挤出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工业持续低速运行，使基础工业薄弱的矛盾被掩盖起来。一些长期短缺的上游产品，如钢、钢材、水泥、铝、铁合金、有色金属等也出现了暂时积压。但从长远看，这些产品仍然短缺，基础产业的“瓶颈”地位并未改变。因此，不论当前还是今后一个时期，解决市场问题的着力点都必须放到结构调整和疏理流通上。
治理整顿期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控制力度的措施，对启动市场、促进生产已经和正在产生积极的效应。但是，在市场转化中，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坐等外部条件的改善，指望国家大量增加投资是不现实的。观念、机制和结构不改变，即使有了好的外部条件，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启动市场、启动生产，关键在于启动内因。我们省政府遵循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打破封锁，疏理流通，扩大销售，以销促产，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上。集中力量，抓了五条：
一是抓改造。对在建技改项目，选择３８个重点项目，加大投资强度，加快建设进度，使其尽快投产、达产、达效，完成情况好于往年。技术改造促进了结构调整，全省能源、主要原材料、农用产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势头。重工企业生产的轻工产品，今年产值可达２０亿元，以偏“重”的工业结构求得偏“轻”的产品结构。
二是抓重组。以有限的增量为“引发剂”，引导、促进和启动资产存量向销路和效益好的企业流动和聚集。已组建起５０多个企业集团，有１０８户优势企业兼并了１２１户劣势企业。通过兼并、联合、租赁、参股，加速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三是抓开发。组织科学院系统、军工系统、大专院校、地方科研和企业科研队伍五路科技大军，投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实行集团化农业科技承包，强化产品开发和技术开发。今年已研制开发新产品５００多种，创优质产品３００多种，优质品率达到２８％。
四是抓推销。切实发挥国营商业的“主渠道”和“蓄水池”作用，深购远销，送货下乡，开拓市场；并大开“绿灯”，欢迎农民、供销社、农副产品进城，为他们提供方便。组织展销会、交易会、订货会，今年，这方面成交额达２７亿元。加强企业推销队伍，把管理、技术、销售三支力量融为一体，形成生产、经营的合力。
五是抓出口。把眼光投向国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了全年外贸出口计划。国防工业进一步把工作重点由量的增加转向质的提高，民品创汇产值比去年提高近１／４，进口替代产品产值占到总产值的１／３。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供需之间、产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到１０月份，经济运行呈现出市场抬头、生产回升的态势。
在市场稍稍启动之后，应当清醒地注意到：如果经过调整带来的只是一次性产品代谢，那么，企业只会在依靠外力的情况下在低水平上循环；只有在产业素质进入更高层次，调整才算真正达到目的，市场的启动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省政府明确提出，要通过治理整顿、调整结构，争取在五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产品市场适应能力上有所突破，在缓解“瓶颈”产业约束上有所突破，在促进产业升级上有所突破，在提高省内配套水平上有所突破，在培植财政支柱产品上有所突破。在调整产品结构中又突出地抓了产品开发和产品更新，瞄准市场空档，开发缺门产品，努力做到人无我有；瞄准潜在市场，更新落后产品，努力做到人有我新；瞄准未来市场，实行超前开发，努力做到人上我转。
总之，启动市场靠的是找准问题，形成启动市场的策略梯度，逐层逐项，用那只看得见的手去推开市场的门扉。
第5版(经济专页)
专栏：
农村人口问题值得重视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段应碧
人们常说，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地大物博，基础薄弱，人口众多。沉重的人口负担，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所谓人口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农村人口问题，因为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近８０％。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为我们准确地认识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尤其是农村人口问题提供了可靠而翔实的数据。
从近期看，农村人口的核心问题依然是艰巨的控制生育工作。诚然，自七十年代初开始普及的计划生育，经过２０年来的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绩，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把过高的人口增长势头压了下来。妇女总和生育率由六十年代的６以上降到八十年代的２．５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由六十年代的２０‰以上降到八十年代的１０‰左右。第四次人口普查得出的１９９０年６月３０日全国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是２０．９６‰和１４．６９‰，与六十年代相比，这样的水平是可喜的。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１１．６亿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家来说，１４．６９‰的自然增长率就意味着每年净增一个有１７００多万人口的中小国家。特别是在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意识仍滞留在农民的头脑中，“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旧生育观念是农村贯彻计划生育工作的最大障碍。农村妇女中的多胎率一直很多，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至今仍保持在３左右。由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女孩到九十年代开始进入育龄期，因而我们面临的控制人口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生产的发展难以满足人口过量增长的需求。比如粮食，虽然今年取得了历史上最好收成，但是人均占有量仍然比１９８４年少好几十斤。我们必须从上到下，层层进行教育，使广大农民真正认识到控制人口与改善家庭生活、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紧密关系，从而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以争取在本世纪末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目标。
农村人口的另一个战略性任务是非农转移问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我们得知，１９９０年农村人口高达８．６亿，比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６０００多万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高达７３．８％。当一个国家非农产值占总产值的７５％时，农村人口的比重仍然超过７０％，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不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劳动力投入农业的边际效益就越来越低，人口也难以控制。因为，靠土地和劳力简单组合的就业结构，不利于控制人口。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基数庞大、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国家，转移农村劳力显然不能走那种“繁荣城市、萎缩农村”的道路。适合国情的选择是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向农林牧副渔的深度进军，搞好开发性农业，与此同时分配适量的工业资源给农民利用，发展多部门经济，兴办二三产业，加强小城镇建设，使得从土地上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基本上能在集镇或乡村就地转入非农产业。此外，就全国范围而言，开发大西北、开发山区（包括地表、地下资源），发展交通事业，更是开辟人口容量潜力的广阔天地。农村人口非农转移将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是今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份量越来越重的课题。
同产业间的非农转移紧密相关的是人口在区域间的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不断增多，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流动人口虽然仅占总人口的２．６％，但绝对数达到３０００多万人。显然，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为农村人口。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劳动力过剩的压力日益严重。有种估计，目前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达１亿人。这些人需要工作，而本来就狭小并日益减少的土地，又不能满足他们对劳动和收入的追求，只好远走城镇寻找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大批流动人口的出现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城市吃住紧张，社会秩序混乱，特别是流动人口盲目生育等。随着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进展，农村人口在地域间的大规模迁移如同行业间的转移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如何使迁移运动顺利进行，并尽量减少某些国家中曾经出现的地区间人口“过疏”、“过密”问题及其产生的不良影响，把大方向和现阶段所能作出的努力区别开来，是我们今后制定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农村人口问题不仅是个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素质问题。过去，农村经济水平低下，交通不便，文化教育非常落后，农民的文化素质很低。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绝大多数农民摆脱了贫困，农民的文化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据第四次人口普查，１９９０年我国文盲、半文盲人数比１９８２年减少了２１．７％。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农村人口。近些年，农村中的识字班、扫盲班办得红火，连一些老龄的农村妇女也摘掉了文盲的帽子。然而，我们还应看到，随着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落后的“读书无用论”又在兴起，尤其是在农村，弃学经商、务工的大有人在。不仅高中生、初中生，就连小学生也卷入了这个浪潮。老的文盲摘掉了帽子，新的文盲又出现了。农村中的扫盲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将随着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两者相辅相成。
第5版(经济专页)
专栏：
奔跑的“野马”
——记哈尔滨市野马实业公司总经理冯启志
赵志文 柳燕
冯启志是野马实业公司的总经理，加上他有股拚劲和闯劲，故得了个“野马”的绰号。
１９８７年，全国五大片剂厂之一的哈尔滨制药四厂遇到了空前的困难：由于竞争激烈和原料不足，使工厂开工率不足５０％，产值、税利、职工奖金都在下降。就在这个当儿，１９８７年９月９日，冯启志当了厂长。他召开各个层次的座谈会，寻找企业复苏的药方。最后，看法一致了，危机看似偶然，实属必然：生产品种单一，经营内容单一，销售死守商业一条线……症结找到了，冯启志立即对症下药。第一步是调整厂内各级领导班子，启用有真才实学的人。继而，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药。如今，该厂已能生产１２大类１７０多个品种。然后，他们又改进销售渠道。过去工厂的产品几乎全由商业包销，且绝大部分销在省内。现在７０％的产品销向全国和世界各地。
１９９０年，在哈尔滨市轻工、石化、医药、民政等系统联合举行的一次评选活动中，冯启志被评为“依靠群众的好厂长”。
冯启志，人称“拚命三郎”。但他深知，没有群众支持，自己长了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为了提高凝聚力，调动职工爱厂之心，他亲自创作了厂歌，教大家唱。搞厂庆时，表彰先进职工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对工作冯启志向来是严要求，生活上又为职工想得十分周到。厂内有名装卸工，家住在松花江边，住房几乎年年都要被江水淹几次。冯启志闻讯后亲自登门嘘寒问暖，并当场拍板：由工厂拨款派人修理房屋。
冯启志率领全体职工不仅走出了低谷，而且攀上了高峰。１９８８年总产值比上年增加２８．５％，实现利税５７６万元，被省里评为先进企业。去年，他们更进一步，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分别比上年增加２１．３％、９．８％。截至今年１０月，工业总产值、实现利税、销售收入又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１９．３％、７．２％、２９．７％，利税增长量在全市预算内盈利大户中，名列前茅。经上级批准，以制药四厂为龙头，成立了野马实业公司——一个以药为主、多种经营的公司正健康地发展着。
第5版(经济专页)
专栏：
对乡镇企业应刮目相看
——来自天津乡镇企业的考察报告
骆子程
我两次去天津实地考察了乡镇企业，受益不浅。对乡镇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贡献，以及它的历史经验，有了新的认识。
从５０年代到１９７７年末，天津市乡镇企业的产值仅８亿元；从业人员２０．６万人；年人均劳动生产率３９２５元。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４年末，乡镇企业总产值增加到３２亿元，７年增加２４亿元，是过去２０年的３倍。
１９８７到１９８９年期间，天津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城乡结合，发展乡镇企业；整体推动，振兴天津经济”２０字方针和发展乡镇企业“３０条”具体政策逐步落实。１９８９年末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跃到１７５亿元，两年增加９１．８亿元。从业人员达８７万人；劳动生产率上升到２００９２元，比１９８７年翻了近一番。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天津乡镇企业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由过去以外延发展为主向内涵发展为主转变；从内向型向外向型发展、粗放型向效益型发展。天津市乡镇企业取得了更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天津，我们可从以下１０个方面清楚看到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我认为，这是我国乡镇企业这一具有生命力的农村工业的缩影：
一、“三分天下”有其一。１９８９年天津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３２．６８％。
二、“半壁河山”功自多。１９８９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市农村社会总产值的７５％。
三、外贸出口创汇大户。１９８９年乡镇企业外贸出口创汇占全市创汇额的３０％。
四、税收贡献大。全市乡镇企业１９８９年上缴国家的税收，占区、县财政收入的７４％。
五、社会劳动就业的重要场所。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占全市农村劳动力的５０％。
六、支农资金投入大户。天津乡镇企业，每年用于支农资金投入额都在１亿元以上，相当于１９８９年国家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增加部分的１／１０。
七、农民收入来源的大头。１９８９年，天津农民人均收入９００多元，其中乡镇企业的占１／３到１／２。
八、对粮食、副食产品丰收有贡献。天津粮食连续６年丰收，蛋、鱼自给有余。这和乡镇企业实行以工支农、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分不开。
九、对大工业起到较好补充配套作用。承担大工业企业产品扩散、零部件生产；及加工配套、工艺协作、联合办企业、共同开发研制新产品等。
十、促进乡村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等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乡镇企业依靠城里科研单位共办科研所，共同开发研制新技术新产品；城市大专院校为乡镇企业培训各类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１９８６年天津农村科技人员仅占农村人口的３‰，１９８９年上升到３％。农村办学校、办托儿所、办自来水、办交通、办文化等，都得到乡镇企业从财力、技术力量等方面的支持。
以上十项，在天津，人民信服，社会承认。但也有认识落后于实践之处。因此，我觉得需要深化认识，对它战略地位和联结城乡的多功能作用，需进一步从规律性上去认识。
——城市大工业同乡镇企业间双向支持、适度联合，是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互为效果的。认识够、规划好，利于整个工业产品、产业、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与改造。天津同志深有体会地说，要处理好城市大工业同农村小工业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整个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小挤了大”和“大卡了小”从根本上看不存在。实际相反，谁也离不开谁。
——乡镇企业是增加农业投入的重要支柱。农业要发展，后劲要增强，除各方增加投入外，农民应是投入主体：一是劳动积累；二是乡镇企业从资金上对农业的投入。天津静海县大邱庄人认为，“乡镇企业是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经济支柱”很有道理。有人想要否定乡镇企业“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促农”的经验，很不妥。
——今后１０年，我国农村尚有二三亿剩余劳动力，向哪里安排？大头仍在乡镇企业。农村社会劳动就业解决好了，整个社会就业的大头也就好解决了。曾经有过“农村劳动转移过快，农业受影响”之说，也是片面的，不合实际的。
——在继续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保持乡镇企业健康发展。天津两条基本经验更加值得注意：在它的内部，要在产品质量、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经营管理、技术改造、管理体制、企业素质下狠功夫，抓实抓好；在外部，需要加强对乡镇企业战略地位、多功能作用的宏观指导与调控；进一步扩展、深化全社会对乡镇企业的了解。
第5版(经济专页)
专栏：
合资企业珠海市大环山毛衫厂，双方人员精诚合作，他们生产的各类产品95％返销国外，备受国外客商喜爱。今年1—9月份创汇近300万港元。 刘晓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