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谈谈一个老知识分子的感受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清华大学教授 张维
我是在旧中国生活了３６年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九年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求学和工作中度过的。我作为一个５０多年来从事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老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混乱、悲惨和外侮的年月，也饱尝了帝国主义国家藐视、欺压中国人的滋味。解放后的４１年，我们国家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对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发展的光辉前景日益增加了信心和感情。下面，我只想就我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亲身感受，来谈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服务于政治和经济的教育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半封建、特别是半殖民地的性质。当时，除去一些教会学校外，绝大多数的学校无论是学校体制、教育思想、专业设置，还是教学内容，都是照搬外国的。以我所学的工科为例。在旧中国最早建立的系科就是采矿冶金和土木工程。为什么？因为外国资本家要掠夺中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自然需要在中国培养、使用一部分本国的中、初级采矿工程师和修铁路的工程师。因此毕业生的出路，不是到政府部门担任向国外订购机器的公职技术人员，就是到外商在租界里设立的所谓买办公司做销售其产品的工程师。在教学内容上，半殖民地的性质更是明显。在二三十年代，所有工科大学用的教科书全是英文或德、法文的，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中国教授自己写的专业书，而且连中文专业名词全没有。在有些大学里，还流行着一种殖民主义者诬蔑中华民族的说法：中文不科学，无法表达科学内容，必须用英文课本原文讲授。我念的工程地质用的是美国课本，举的全是美国地质的例子。工程材料讲的是美国俄立冈松木的性质。由于那个年代很少有基本建设，在校四年没有一次到工地去参观实际的工程现场，更谈不上在工地上实习了。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既脱离生产实际，更脱离本国的国情。由此看出，帝国主义帮助我们发展教育，不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而是要使中国长期处于它的奴役之下。
教育如此，科学研究怎样呢？２０年代，在当时的首都北京只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地质调查所可以算做研究单位。到了２０年代末期，南京和北平（京）才分别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其各自下属的研究所直到解放前也是屈指可数的，而且都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和社会科学性质的，没有一所是工程技术性质的。每个所的规模不过几十人。事实表明，在旧中国，教育、科学文化是发展不起来的。
解放后的４１年，我们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业和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教育和科学技术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解放后不久，就统一了中文词汇。这件事，看来似乎是一桩小事，但对于中国这么一个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而且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来说，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即使在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亚洲的新兴国家和地区，也没有几个国家或地区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的工科院校已可以培养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在质量上，重点大学本科生可以与西方大学生不相上下。解放前，我国完全不能培养工科硕士和博士，而今日，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和硕士已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科学技术的进展更是举世瞩目。我们的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比资本主义国家所用的时间短得多。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我们已从起步较晚的基点赶了上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某些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个别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以核能研究为例，清华大学核能研究所在中央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完全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低温供热核反应堆，并通过了国家鉴定。德国的同行们给他们发来了贺电。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核工程的教授今夏参观后感叹地说：“这在台湾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研究设备什么都要从美国买。”清华大学核能所的这项研究成果体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体主义的巨大力量。论个人，他们那里没有世界知名的教授，更没有物理和化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他们有一个团结的集体，他们有坚定的信念，相信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挥集体智慧是一定能够创造出奇迹的。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始阶段，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物质建设方面基础很薄弱，起点又晚。但４０年的经验使我们树立了信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的。也许有人说，台湾经过了４０年，现在经济不是比我们更发达吗？请不要忘记，我们的４０年，有２０多年是完全在外部对我们实行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而且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也还在高、新技术等方面对我们实行禁运、封锁。而台湾则是在美国有目的地大力扶持和保护下生存和发展的。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不但我们自己充满信心，许多西方有识之士也认为中国将会日益发展。去年初，美国康奈尔大学新任校长率团来我校访问时曾表示，希望两校建立协作关系。我当时问他，我们目前还比你们落后，为什么你们愿意同我们建立协作关系？他回答说：“我们不仅看现在，更要看到２１世纪的发展。中国到那时必将与美、苏、欧共体、日本一起成为五大经济实体之一。我们是从战略上考虑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坚持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清华大学教授 董新保
我国建国４０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国民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和主要工农业产品总量、人均占有量的增长速度都是比较高的。我国国民生产总值，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年均递增６％，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年改革取得了比改革前更辉煌的成果。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８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９．６％，名列世界前茅。然而，由于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新问题，产生一些困难、矛盾和冲突，使人们产生某些疑问和议论，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客观上存在着两种方向、两种改革观的对立。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通过改革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一是放弃社会主义方向，向西方找出路。我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了４０年，已经发挥了并正在发挥着它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目前，两种改革观在经济领域的对立主要表现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还是实行私有化；坚持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还是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还是主张两极分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开放，还是“全盘西化”的“对外开放”。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什么“变理维新”，实行“国有财产个人化”，有人居然主张“中国应该一跳过河地进行‘民营化’”，并指责我们为什么不实行“全世界上百个国家数千年历史证明最有效最简单的一个方案——私有制”。他们对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历史都表现出同样的无知。谁说中国没有实行过私有制？中国的私有制经历了几千年，中国人民经受了几千年私有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是在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悲惨境遇下奋起反抗走上人民革命道路的，是“逼上梁山”。百多年的近代史也深刻地说明，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探索革命的正确道路，在百多年的实践斗争中选择了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走回头路，搞私有化，必然是旧社会悲惨生活的重演。因此，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中，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格局必须坚持，不容动摇。
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又一关键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应，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自然是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与内在统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澄清两个极端的认识。一是否定计划经济，主张搞所谓“完全的市场经济”；一是否定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存在与作用，主张恢复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两种极端看法都是片面的，前者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后者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不能搞没有计划指导的所谓“完全的市场经济”，“完全”的市场经济，就等于说“完全不要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什么区别，和社会主义经济还有什么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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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的回答——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清华大学教授 贾观
我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有人说不见得，说若实行资本主义则更能发展中国。在他们看来，好像近代中国正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忽然冒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为地中断了这个进程，不然中国早就发展成为一个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强国了。这种看法对青年颇有影响。如果说要补课的话，具有这种看法的人，首先要补上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知识课。只要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自１８４０年以来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历史；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之所以行不通，首先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不允许。它绝不允许中国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成为与之竞争的强大对手。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其次是由于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他们也必然要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再次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脆弱性和政治态度的软弱性，无力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经济上、政治上发展起来。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从经济上说，洋务运动后，微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爬行了近３０年。从１８７２—１８９４年，民办工矿企业的资金才达到白银５００万两。对比之下，这一期间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和中国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工矿企业的资金分别为２８００万两和２０００万两。民国建立后，政局动荡，战乱不停，民族企业难以发展。如１９２１年在当时北洋政府注册的企业为３１８个，资本总额为１．７亿多元。而据《民国财政史》的一个资料，在此期间仅北洋军阀张作霖、曹锟、张勋等１０人的私产总值即达２．４亿元。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起一个在表面上的全国统一政权，此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得到多大发展。到解放时，全国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１７％，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仅为１２４亿元。发展了近一个世纪，工业固定资产才只有１９８８年固定资产的１／８５，真是少得可怜。
从政治上说，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政治方案也一再碰壁、破产。
百年来，特别是戊戌变法以来，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都明确地以欧美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政体为蓝本，鼓吹、推行多党制、议会制、竞选制。民国刚一建立，一些人就搞起了多党制，竞选议员，召开国会。一时间，党派多如牛毛。据载，“同时并存的政治团体，多达３００有余。”虽然在１９１２年的大选中，国民党曾取得胜利，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但后来真正上台的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北洋政府倒台后，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２０多年中，资产阶级始终没有死心。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在他们看来，国共两党势均力敌，谁也不能很快打倒对方，而这正是他们在中国实施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最好时机。于是，有人提出了一条不左不右的“第三条路线”，既有“苏联的经济民主”，又有“英美的政治民主”，妄图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政党制、议会制、内阁制，把中国造成一个“道地的民主国家”，建立起他们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但国民党蒋介石对此不能容忍。他们撕毁旧政协决议，暗杀民盟负责人，１９４７年又以“通匪”附逆等名义，宣布民盟为“奸盟”、“非法团体”，命令民盟盟员向国民党当局登记，迫使民盟解散。这样，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的道路又一次被堵死了。
总之，百年来，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尽管从思想到行动都不遗余力地为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而努力，但无奈此路不通。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而“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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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
清华大学教授 林泰
要科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首先就有一个正确看待国家综合实力和人均产值的问题。全世界１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１００万人口以上的１２０多个，１亿人口以上的不到１０个，而１０亿人口以上的只中国一家。中国“地大物博”，但被人口众多这个分母一除，就变得相当落后。１９５０年，美国煤产量为中国１０．８倍，现在我们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但按人均量算却只有美国的２０％多。１９５０年，美国粮食产量比中国高１５％，现在我们也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但人均产量还略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中国是大国，优势是综合国力强，弱点是人均产值低。按党中央经济发展战略三步走的目标，到下世纪中叶，我们的人均ＧＮＰ也只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１５亿人、每人４０００美元计，我国的ＧＮＰ将达６万亿（美国现为５万亿），整体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将是数一数二的。而且由于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靠共同富裕而不搞两极分化，在人均ＧＮＰ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就一定会使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３／４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
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正确估量人民币的实际价值、中国人民的实际购买力和实际生活水平的问题。目前国际经济比较通行的是汇率比较法，即用官方汇率将本国货币换算成美元进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但汇率的变化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可以产生极大的误差。如按人民币１９８０年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国民生产总值１９８７年比１９７８年，１０年增长了１．２５倍。但按当年汇率换算成美元，１９８７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反而比１９７８年下降了１０％，这显然是不真实的。造成这种误差的原因是，同期内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由１．４９∶１调低到３．７２∶１。在和日本比较时，由于日元对美元的升值和人民币的贬值，这种误差就更大。世界银行报告表明，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３．８％，这就是说，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此期间原地不动，也不像《世界经济导报》所说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此期间由相当于日本的１／４下降到１／５。更何况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９．８％呢？问题是，在此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１．４９调到３．５４，而日元对美元汇率由２０３调到１５９．１（１９８６）。《河殇》和《世界经济导报》就是采用的这种荒谬的比较方法，夸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为“社会主义失败论”制造论据。如果按这种比较办法，那么今年我国人民币汇率两次下调，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不是就因此降低了呢？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的经济状况。
正因为汇率比较办法的缺陷，联合国从６０年代以后逐步试行购买力平价办法，即选１５１类５００种商品，在国际可比的范围内，试算不同货币的购买力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按这种办法计算，中国１９８５年人均总值约合１１００到１６００美元，比汇率比较法提高４—５倍。意大利米兰大学一位教授也认为：在中国的城镇，花费相当于５０美元的人民币所享受到的物品和劳务，在美国或英国大约需要花费２５０美元或１５０英镑。这同汇率比较法比也高出５倍。这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说明中国和发达资本主义的差距是逐渐缩小的，而不是什么“差距愈拉愈大”，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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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今的世界——
社会主义还是早晨
清华大学教授 李润海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毫无疑问，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艰巨的社会改造工程。
第一，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人类在私有制社会中繁衍生息数千年之久，其中所发生的社会变革都是用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社会主义变革是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逐步实现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既然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尚且要经历一系列曲折和动荡，社会主义在发展进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也就不足为怪了。将来人们回首再看这些曲折和失败，不过是大江东流中或大或小的漩涡而已！
第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是首先从一系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开始的，这些国家基础差，起点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还要完成本来应当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事情。列宁说得对：“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列宁全集》第２７卷第７７页）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说，正因为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难度特别大，在短短几十年中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就含有更深刻的历史价值。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估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完成社会主义变革后，可以帮助和带动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２０世纪历史的发展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预料，社会主义变革首先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开始，于是在地球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经济发达国家却保存着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实力将占据着优势。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不但得不到经济发达国家的帮助和支持，相反会遭到它们强有力的破坏和反对，国际资产阶级不惜采取武力进攻、和平演变等一切手段来消灭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自然就更增加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
第四，正如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要经历自己的童年时代一样，目前只有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童年，带有很大的不成熟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从不成熟的童年时期进入成熟的成年时期，至少还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第五，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规律，有些还不认识或不完全认识，在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必然王国”。经验表明，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是要付出学费的，有时甚至会付出重大代价，要从成功与失败的正反经验中才能获得真知。而且，社会主义建设者自身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摆脱几千年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历史传统的巨大影响，他们不是天生的圣贤，必须而且也只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这样和那样的失误也是难免的，而每次失误又必然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这也是造成社会主义发展曲折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曾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现在，我们对这些话有了深切体会。我们正在改革中前进。我们已经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征途，我们必须知难而进，努力去开创未来。
我们坚信：在今天的世界上，社会主义还是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