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年终专稿
钱其琛外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畅谈一年来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成就
本报北京１２月１６日讯 记者郑园园、果永毅报道：外交部长钱其琛最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回答了记者提出的７个问题，阐述了一年来国际形势的转变及我国的外交成就。
世界形势：
新旧格局交替的动荡时期
●“冷战”结束，世界向多极化发展
●过渡时期，世界并不太平
１９９０年国际形势的特点是旧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正在进入新旧格局交替、动荡不定的过渡时期。德国统一，“冷战”结束，战后雅尔塔格局已被打破。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军事对抗减弱，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世界力量的格局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但是，环顾全球，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太平：苏联社会持续动荡，东欧面临重重困难，南亚并不安宁，拉丁美洲债务沉重，非洲经济困难严重。在过渡时期，一些曾经被掩盖的矛盾突出起来，种种冲突交织在一起，趋于激化。过渡时期的特点是形势变化不定，很可能发生一些人们意料不到的事情，难以预测。海湾危机就是一例。
中国外交：
取得突破性进展
●和周边国家关系处于建国以来最好时期
●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
●和西方国家关系逐步恢复
今年，我国的外交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和纳米比亚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新加坡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其次，我们和苏联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友谊不断发展；为适应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中国国际商会同南朝鲜的经济组织将在对方互设贸易代表处；中蒙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随着同印尼复交、新加坡建交，我国同东盟的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同老挝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中越关系由于柬埔寨问题一直存在着困难，随着柬埔寨问题逐步获得全面政治解决，中越关系也可望实现正常化。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的友好关系都在加强。中国同印度关系正在改善和发展。应该说现在是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４０年来最好的时期。
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今年是中国领导人出访亚、非、拉国家最多的一年，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万里委员长访问了亚非拉许多国家。今年访问中国的二十几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是来自亚非拉国家。去年“六四”以后，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情况下，首先访问中国的外交部长和国家元首也都是来自非洲国家。
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自去年“六四”以后出现了困难，主要是他们对中国经济上实行制裁，政治上施加压力。由于国内形势稳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是不可能被孤立的，而经济制裁是双刃刀，对搞制裁的国家也不利。今年下半年以来，情况开始变化，首先中日关系出现了积极的变化，日本方面提供的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已经开始实施。其它西方国家也先后重新提供出口信贷，它们同中国的经济合作、科技交流正在逐步恢复。今年１０月，欧共体外长会议作出恢复对华关系的决定。西班牙外交大臣是欧共体国家中首先访华的高级官员。作为中国外长，最近我应邀访问华盛顿，这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事件。我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在逐步恢复和发展。
联合国：
作用明显增强
●冷战时期难有作为
●新形势下取得进展，任重道远
●中国立场：坚持原则，主持正义
在新形势下，联合国作为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它的作用明显增强。在美苏争霸、两大军事集团对立的形势下，联合国很难发挥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近年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冲突的政治解决、推动国际合作、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一些进展，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当然，联合国要真正发挥它的作用，还要有相当长的过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过去，由于美苏对抗，在安理会很难作出什么一致的决定。安理会的部长级会议，也就是１５国外长参加的会议，除最近连续开了两次讨论海湾危机外，历史上只开过两次，第一次是庆祝联合国成立２５周年，第二次是庆祝４０周年。换句话说，过去许多地区冲突由于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背景，难以进行讨论，更无法作出决议。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到恢复以来，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在解决地区冲突、经济、裁军、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活动。中国在安理会坚持原则、主持正义，坚持既对国际安全负责、也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比如，最近讨论海湾危机时，中国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决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出科威特，立场是十分鲜明的。所有采用和平方式解决海湾危机的决议我们都投了赞成票，但是对由联合国授权一些国家动武和采用战争手段的主张，我们不能赞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对历史负责。中国人民对过去以联合国的名义所发动的朝鲜战争记忆犹新。
海湾危机：
不放过和平解决的一线希望
●中国在海湾没有私利
●中国力争和平解决危机
中国在中东包括海湾地区没有私利，也不谋求私利。中国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阿拉伯世界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中国历来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因此，我们主张并且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海湾危机，也支持阿拉伯国家和有关各方为此而进行的努力。
不久前，我访问了阿拉伯４国，包括同伊拉克领导人直接接触交谈。在安理会５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中，我是第一个同萨达姆·侯赛因直接就解决海湾危机进行过交谈的。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伊拉克的朋友，能够接受８月２日的行动。我还向伊拉克领导人转达了国际社会敦促伊拉克尽快从科威特撤军的要求，同时阐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强烈呼吁伊拉克表现出灵活性。这都是我们为和平解决海湾危机所作的努力。
至于使用武力解决海湾危机，必须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战争一旦爆发，就会波及整个地区，使有关国家都受到损失，对世界的和平与经济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赞同６７８号决议的目标，但不赞成所采用的手段。我们认为，和平解决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损失小一些，后遗症会少一些。我们投弃权票的目的，是为了使国际社会继续为和平解决危机作出努力。最近美国建议同伊拉克对话，得到了响应，这是积极的发展。
欧洲：
结束分裂，出现缓和
●中国—欧洲关系经历过曲折
●中国—欧洲关系前景广阔
●欧洲仍有不稳定的因素
由于战后欧洲的分裂，中国和欧洲的关系经历过曲折。５０年代，中国曾同苏联、东欧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而和西欧几乎很少联系，因为西欧不承认我们、抵制我们。１９６４年戴高乐将军在西方大国中率先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情况开始有了变化。以后我们和苏联、东欧经历了一段关系冷淡以至恶化时期，我们和西欧的关系获得了顺利的发展。那时欧洲存在两个德国、两个军事集团、两个经济组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上述中国同欧洲关系的曲折。现在，欧洲发生重大变化，只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就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由于两大集团的对峙，欧洲是战后世界军事力量最集中的地区，那里集中了最多的军队、最多的武器，成为世界的火药库，紧张的根源。这一年多来，欧洲常规裁军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军事对峙的局面改变了，军备水平降低了，欧洲出现了缓和，这是值得欢迎的。
当然也要看到，欧洲还存在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例如，各种民族冲突、种族问题、一些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内部矛盾、移民问题等等都显现了。这些不稳定因素若不很好地处理，还会出现动乱，对欧洲局势、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局势也会产生消极影响。
南北关系：
贫富差距扩大影响和平与稳定
●南方国家经济情况令人担忧
●缩小南北差距北方负有责任
在当前形势下，南北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问题。
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交换比价的剪刀差日益扩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困难，人均收入减少，发展迟缓。
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已由１９７１年的２５个增加到现在的４１个。富国愈富，穷国愈穷，这是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状况是长期不合理的经济秩序造成的，发达国家对此有不可推委的责任。虽然曾有过这样的规定：发达国家应以国民生产总值的０．７％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但实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没有做到。
世界经济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同样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和市场。美国、日本、欧洲对市场的竞争将日益激化，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市场的容量终究是有限度的。
西方有远见的政治家已经指出，第三世界如果不发展起来，而是越来越贫穷，那么，发达国家的市场将越来越萎缩。
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国际产业分工日益成为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南北关系若不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相补充，互相推动地发展，对世界经济是不利的。
环境保护：
发展与环保要兼顾
●环保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发达国家对环保负有更多责任
中国政府支持１９９２年在巴西召开有关环境和发展的世界大会。明年６月将在北京召开一个发展中国家关于环境和发展的会议。
现在人们普遍谈论环保和发展的关系的问题。发达国家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发展的历史阶段，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现在开始关心环境保护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不发达的问题，更加关心发展问题。
我们认为，要处理好环保和发展问题，必须注意两点：
一、发达国家发展有一二百年了，对破坏环境，或者说对保护环境都负有更大的责任。现在，发达国家要解决环境问题，采取一些限控的措施，那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如果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同步行动，采取同一个标准，规定这个不能搞，那个不能搞，就会影响它们的经济发展，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发展与环保一定要兼顾。
二、要向发展中国家以尽可能优惠的条件转让资金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如果只是把那些所谓“夕阳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对环保有关的技术不给转让，势必造成种种矛盾，而达不到环保的目的。环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需要全人类共同合作、加以保护才能收到实效。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