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笔谈
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摘要）
高狄
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相互比较，相互斗争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讲社会主义，就必须讲资本主义，必须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与斗争。斗争的结局，是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一、怎样看待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资本主义从它诞生起，就带有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占人口极少数的资本家靠剥削和掠夺成为百万富翁，另一极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贫困；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的积累。这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造成的。
现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是否已经解决了？我们认为，虽然现在这一矛盾的表现形式有所改变，但就其实质而言，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激化了。
有人说，资本主义企业实行了股份制，社会成员人人都有股份，人人都占有或多或少的生产资料，因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事实并不是这样。第一，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都是实行的股份制，许多企业是资本家独资或几个资本家合资经营的。第二，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人人都持有股份，那些大约占人口１／５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买股票？第三，即便是实行了股份制的资本主义企业，最大的股东仍然是垄断资本家。在美国，占人口２‰的超级富豪，拥有美国财产的６０％左右，占全国人口１．６％的百万富翁，拥有公司股票的８０％。一个靠工资度日的普通工人，是没有多少余钱买股票的。这些都说明，股份制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性质，没有改变垄断资本的剥削和统治。
还有人提出，列宁讲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可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而且还在发展，这是否意味着列宁的基本论断已经过时，已经不符合当前的情况了呢？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美国托马斯·戴伊著《谁掌管美国》一书，还提供这样一些材料：１９８０年美国最大的１００家公司控制全国工业资产的５５％（１９５０年为３９．８％），５０家最大的银行控制全部银行资产的６１％。日本《文艺春秋》杂志指出：“不足１％的一小撮企业群，竟占据着日本１／４到１／３的财富或市场。”
“垂死”这个概念是从宏观上说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趋势上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或最后阶段，再发展下去，就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有许多偶然性的东西。人总是要死的，这是必然性；但是某个人什么时候死，怎样死，是难以预料的，这里有许多偶然性的因素。
现在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也要作具体分析，要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这个大环境中去分析。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几乎置资本主义制度于死地的经济危机。而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经济发展很快。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初期以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社会主义曾经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强大的反差和压力下，资本主义为了生存，进行了某些调整、改良，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比如，扩大实行股份制；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实行一定范围的计划化；实行某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措施，等等。但是资本主义的所有这些改良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股份制，大量的股份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计划是软计划，在侵犯了资本家利益时，政府计划的作用，很有限。社会保障只在少数国家的一部分人中实行，也是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而已。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两极分化，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有扩大的趋势。据美国国情普查局调查，美国占人口总数的２０％的最富裕家庭，其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１９７０年为４０．９％，１９８７年为４３．７％；占人口２０％贫困家庭收入所占份额，从５．４％下降到４．６％。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表明，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８７年，占人口２０％的穷人的个人平均年收入下降了１１％，而占人口２０％的富人的年收入增长了２４％。
有人说，不管怎么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比我们富得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比我们富裕，这是事实。但是富裕程度，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一个普通劳动者，就业时收入相当高，但去掉税收、房租，生活并不很宽裕。单讲名义工资，不能反映各个国家的实际生活水平。美国一些高级专家认为，人民币的国内实际购买力与美元是１∶１。可是现在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是５．２∶１。这主要是因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不平等。不发达国家出口的主要是原料和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的主要是高技术产品。国际市场的价格是发达国家控制的，他们把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压得很低，把高技术产品价格抬得很高，发达国家从不平等贸易中赚了大量不发达国家的钱。最近召开的第二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指出：“近１０年来，国际市场上工业制成品价格以每年平均４．１１％的速度不断上涨，而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却大幅度下跌。如棉花、咖啡、可可和水稻，价格分别下降了３３—５１％。”有人说，高科技救了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人不发外财不富”，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裕，是建立在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没有不发达国家的穷，也就没有发达国家的富。
二次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虽然纷纷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并没有取得经济上的独立，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联合国秘书长代表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占全球人口１５％的发达国家占有世界总收入的近７０％，而占全球人口７０％的发展中国家却只占有世界总收入的２０％，其中占全球人口半数的穷国的收入仅为世界总收入的５．６％。１９８７年，第三世界穷国的人均收入为２９０美元，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则达１４５００美元，为前者的５０倍。”发展中国家没有钱，就向发达国家借，外债总额１９８０年为８３１０亿美元，１９８９年增加到１．２９万亿美元。１９８８年发展中国家从债权国得到的贷款为９２３亿美元，还债支付的款项高达１４２４亿美元，付偿款超过贷款５０１亿美元。就是说，借的钱还不足偿还的钱，资金是倒流的。这样，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一位美国专业人士在他的文章中说：“欧洲和美国恰恰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资源和市场的这种剥削，才促其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不是仅仅看一些表面现象的话，那么他们会意识到，西欧、美国和日本发展到今天的水平，是经历了几个世纪，是建立在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基础之上的。如果资本主义是如此神奇，那么问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贫穷国家，在财富分配问题上，你能否对其贫富悬殊找到合理的解释？”这位美国人士的话，说到了要害处。
帝国主义“垂而不死”是暂时的，“垂而必死”是必然的。这里我想借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非常熟悉的费孝通同志的一个比喻。费老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像得了心脏病的老人，用硝酸甘油虽然可以缓解一下病情，但绝不能根治。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
二、怎样看待社会主义
人剥削人的制度，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多少年来，进步的人们向往着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最初的社会主义带有空想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列宁又把社会主义的思想变成为现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的，这就为实行按劳分配，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能性。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为合理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合理的，为什么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穷呢？这是人们普遍提出的一个问题。这里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不能笼统地说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穷，只能说，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穷。当今世界１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是贫穷落后的。全世界经联合国大会确认的４１个最不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穷，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薄弱。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不发达的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帝国。据保罗·肯尼迪的《没有永久的霸权》（又名《大国的兴衰》）说：“１９１３年，俄国人均工业化水平，不到德国的１／４和美国的１／６。”现在，据苏联统计，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占美国的６７％，据美国统计占５４％。就是按照美国的统计，苏联的发展速度也大大快于美国。１９５１—１９８３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苏联是７．１％，美国是３．２％，苏联比美国快一倍还多。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胜利之前，中国落后于印度，棉花产量和纱锭数量只占印度的一半，铁路、钢铁、煤炭都比印度少。现在，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了印度。有人说，因为搞社会主义，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拉大了。这不符合事实。同最发达的美国相比，粮食产量１９５０年我国１．３亿吨，美国１．５亿吨，比我国高１５％；１９８６年，我国３．９亿吨，美国３．７５亿吨，我国比美国高４％。棉花产量，１９５０年我国６９万吨，美国２１７万吨，比我国高２．１４倍；１９８６年，我国３５４万吨，美国２１３万吨，我国高６６％。煤产量，１９５０年我国生产０．４３亿吨，美国５．０８亿吨，比我国高１０．８倍；１９８７年，我国９．２８亿吨，美国８．３亿吨，我国高１１．８％。钢产量，１９５０年，美国８７８５万吨，我国６１万吨，美国比我国高１４４倍；１９８９年，美国９９９２万吨，我国６０１０万吨，美国比我国高６６％，差距大大缩小了。当然，美国２．５亿人口，我国１１亿人口，按人平均，我国比美国少得多。
我国基础差，同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有关。就连西德半官方刊物《外交政策》也认为：“我们德国人虽没有进行鸦片战争，而且很早就失去了在中国的殖民地，但作为整个西方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也应对中国的衰落负有部分责任。”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长时间贻误了改革的时机，或者没有及时改革，或者改革不成功。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许多调整和改良，但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进行调整和改革。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国家能够集中人力、物力用在最重要、最急需的地方，有它优越的一面。苏联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在１９３９年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也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中国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在建国初期就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也有不足的一面。战争时期，经济恢复时期，计划经济有它的优越性。到了和平发展时期，面对几百万、几千万种商品，面对复杂多变的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就不行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进行如此周密完善的计划。这就需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我们国家的改革，就是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搞起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者叫包产到户。有人说，包产到户是单干，是退回到私有制。不能这样说。农村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包产到户以后，土地归农民使用，但所有权仍归国家和集体，土地不能买卖。包产到户是两权分离，农民有了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和产品的占有权，“交够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就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也发挥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城市改革，目前最成功的也是企业承包责任制。实行承包制，企业的所有权归国家，经营权归企业，国家依法管理，企业依法经营，企业赚了钱，在照章纳税、按合同上缴国家之后，其余的留归企业。这就既调动了国家的积极性，也调动了企业的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首钢的承包就是很成功的。承包前的１９８０年，首钢纯上缴国家利税总额５．３９亿元，１９８９年增加到２５．２７亿元，在全国１．２万家国家企业中居第一位。首钢的劳动生产率按可比口径计算，超过了英、法、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利税增长幅度，超过了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业企业。现在，某些社会主义企业效率低，这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改革了经济体制和机制，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做到既有公平，又有效率。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干涉。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但没有像日本、西德、台湾、南朝鲜这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那样，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干涉与封锁之中。苏联也是在这种背景下生存的。
这里有必要讲一讲军备竞赛问题。军备竞赛是两种制度的斗争的产物，也同霸权主义有关。军备竞赛把美国搞弱了，几乎把苏联搞垮了。《没有永久的霸权》作者说：“两个原有的超级大国被费钱的军事承诺负担压弯了腰，在某种程度上又受到经济停滞的折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在世界总产值中，占一半还多；１９８０年美国在世界总产值中只占２２．５％。二战结束时，美国黄金储备几乎占世界黄金储备总数的２／３，号称金元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现在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国内外欠债已达３万亿美元，每个美国人平均１．２万美元。而军费较少的日本、西德，则发展得快一些。
美国受累于军备竞赛尚且如此，苏联则更受其害。苏联的经济实力约为美国的一半。但它用了很大力量搞军事工业。现在苏联的国防实力与美国相当，有些方面超过了美国。１９８７年苏联拥有兵力５５０万人，是世界上最多的。苏联核弹头的当量约为１００亿吨，几乎比美国多一倍，瑞士《国际防务评论》说：“苏联是唯一能摧毁美国的国家。”１９８２年苏联人均军费支出９５２美元，美国８４６美元，苏联高于美国。苏联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５％，美国仅为６．４％，军费占苏联财政预算的４０％。军事工业的基础是重工业，苏联多年来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工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８０％以上。有所为，就有所不为，重工业投资多，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就少，发展就慢。苏联消费品供应紧张，军备竞赛和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一个重要原因。尼克松说：“巨大的军事机器，使苏联松松垮垮的经济压上了不堪负荷的负担。”
第四、工作上的失误。社会主义是新生的社会制度，是同人类历史上其他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在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这种那种错误。人的主观认识不可能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要想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只能要求犯得少一点、小一点，犯错误的时间短一点。在中国４０年的建设过程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犯过错误，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也有的错误不是完全不可避免。这里有许多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有某些错误和失误，比如“一手硬、一手软”，经济过热，宏观失控，忽视教育等。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纠正了错误和失误，我们就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
三、怎样看待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制度的斗争，没有停止过。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从来都是软硬兼施的。硬的一手，是军事遏制，直到今天，美国总统仍然宣布，美国必须保持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不同意裁减军费。软的一手，就是“和平演变”。这两手的物质基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的暂时的经济优势。
搞“和平演变”，早在１９４９年８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提出了。他主张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通过和平的方法，推翻人民的政权。５０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把和平演变战略进一步具体化了。他宣称：美国的政策，就是要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并寄希望于这些国家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此后美国和西方的统治者，都实行“和平演变”政策，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宣传战”、“思想战”、“心理战”、“没有硝烟的世界战争”，企图“瓦解”、“摧毁”社会主义国家。
“攻心为上”，“哀莫大于心死”，软刀杀人是最厉害的。美国一位政治家就说过：“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不是武器。”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政策，确实取得了某些成功。
这里想说一下，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援助问题。尼克松是清醒、明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还是他说的比较坦率。他说：“我们外援必须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的为宗旨”，“有来才有往，没有报酬，就不作赠予”。西方的援助是有政治条件的。据路透社透露，西方工业国家制订了向东欧和苏联提供援助的策略和标准是５条，就是坚持法制；尊重人权；坚持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引入多党政治；发展面向市场的经济。后两条是主要的。多党政治，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去年的动乱，与国际大气候的关系，大家已经了解，不想多说，这里想引证尼克松最近发表的《在竞技场上》的一段话：“没有１９７２年的恢复邦交，大多数中国人不会了解不可分割的权力和民主政府的思想，而这次民主运动正是被这些思想激发的。”
尼克松说去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风波是“民主运动”，我们说是一场动乱。也有人说，游行、静坐的学生是为了反腐败。这个问题也不想多说，仅举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去年４月１８日凌晨，北大学生王丹等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演讲，提出９条要求，没有一条是“反腐败”的。后来，大喊大叫“反腐败”，那是一种策略，是有人给他们出主意：“就是用腐败来攻他们！”据今年４月２５日法国《解放报》发表该报记者写的题为《北京之春根源》一文披露：胡耀邦逝世第二天，大学还无动静。“这天上午，大约１５人左右的一小伙人在北京蓟门饭店举行秘密会议。”“除了未来的学生领袖王丹之外，其他与会者都是知识界人士。”从去年４月１６日至６月４日，这伙人几乎每天开会，组织极其严密，都有电话传呼机互相联络，“秘密领导着民运的发展。”
这些人的目的何在？今年２月１日吾尔开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看“打倒共产党”》的文章。他说对共产党应持“必须坚决打倒的态度”，“打倒后再不允许注册成立”，“而应坚决取缔”。今年２月１５日香港《信报》刊登了严家其在海外“民运”团体联席会上发表的讲话。严家其毫不掩饰地说：“我过去只批共产党是不够的，还应批共产主义理论”，“推翻共产党专制独裁”。可见他们反腐败、要民主等等，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为了加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愿。但是，我们的开放和改革一样，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之下，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防止引入资本主义社会那些腐朽的东西，消除崇洋媚外的心理。小平同志说过，“开放政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风险，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会被带进来。”又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非常遗憾的是，对小平同志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贯彻执行得很不够，去年动乱的国内小气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这是付出了血与火的代价的沉痛的教训。
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坚信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根据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话整理，全文载本报理论部编《学好社会主义理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一书，约１４０００字）
第5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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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理论部编辑的
《学好社会主义理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出版
本书是为配合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社会主义理论，解决广大干部学习中碰到的疑难问题和模糊认识而编写出版的。
本书作者有高狄、袁木、许立群、有林、卢之超等。书中对关于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前途命运、十年改革的经验教训和两种改革观的界限、我国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关于“和平演变”问题等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进行了深入透彻、令人信服的分析论述。
书中的理论观点和丰富翔实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几年来对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认识的前沿成果，因而，是广大干部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为本书撰写序言，向广大干部推荐。欲购者请速与陕西人民出版社（电话：七一七九六四或七一五九○三）或本报理论部（电话：五○九二六六○）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