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让社会主义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柳铁党委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双基”教育
本报讯柳州铁路局党委从实际出发，采取“四个结合”的形式，对职工进行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教育。１１月２７日至３０日，在全国部分省市、大中型企业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以下简称“双基”）教育座谈会上，柳州铁路局的经验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为增强“双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柳铁党委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形式：
正规办学与灵活施教结合。他们安排党员、青工到各级（局、分局、段）１５２所党校和职工政治学校轮训。对一些工学矛盾突出的职工，如列车乘务人员，安排退乘轮休时间“小集中”辅导；对确实难以脱产轮训的职工，则采取“课前自学，定期辅导，集中复习，统一考试”的方法。
正面灌输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在搞好理论辅导的同时，开展一些生动活泼的辅助教育活动，如专题报告、心得交流、“社会主义优越性在我身边”演讲比赛、“三热爱”文艺演出、优秀党员事迹巡回报告等，使大家在参与这些活动中受到启迪和感染。
理论启发与形象教育结合。他们要求各单位组织职工就近参观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河池红七军营地旧址及沿线重点工程；观看《开国大典》、《百色起义》、《世纪行》、《我的事业在中国》等电影录像；举办基本国情和局情、家情摄影图片展览等。
集中轮训与延伸教育相结合。他们既抓脱产轮训的成绩考核，又建立“双基”教育责任区，由各级党委（支部）成员、政校教员和成绩优秀的学员，继续有的放矢作辅导，帮助大家巩固教育成果。
柳州铁路局通过“双基”教育，激发了广大职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增强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责任感。下半年以来，青年职工们在安全运输生产、节约能源、技术革新等方面献计献策，提合理化建议１３００多条，安全运输生产成绩居全国１２个铁路局之首，综合经济效益也排在全路前列。 （李庆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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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联系实际学理论 全心全意为人民
某师党委工作务实
本报讯 济南军区某师党委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紧密联系个人思想实际，大大提高了领导班子成员的个人素质和整体合力。近３年来，该师的党风和基层建设、军事训练、安全防事故等项工作受到军区和总部表彰。
近几年来，该师党委在理论学习中，把解决名利思想作为新形势下提高领导班子政治素质，增强凝聚力的大事来抓。１９８６年初，上届新班子刚成立不久，急于来个“大跃进”，提出了每年本师要有一两项工作在总部挂号，有一两项工作在军区挂号的设想。结果师党委在部队调查研究时，发现“设想”严重脱离实际：兵员从十几个单位组合而成，人拢心不拢；相当一部分连队吃饭没饭堂，睡觉没铺板；文化活动缺少场地器材，组织建设和思想工作都比较薄弱。
师党代会上，他们发动机关和部队帮助自己揭“疮疤”，树立务实求真，为基层办实事的新风。对于个人思想上出现的争功诿过、影响团结的现象，一经发现，“一班人”敢于撕开面皮，进行积极的批评帮助。
对名利思想敢打进攻仗，使该师党委形成了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揭短求实，团结向上的良好风气。今年６月上旬，按计划部队要进行实打实爆课目训练，有的同志盘算：再差一个月师里就实现３年“双无”了，建议等过３年“纪念日”后再补训，可是师党委态度十分坚决：从难从严按计划实施训练！然后师、团领导分别率领工作组深入部队训练场，进行组织指导。结果，不仅全师这一课目获得了良好成绩，还杜绝了事故的发生。
该师党委“一班人”在改造主观世界中还自觉肃贪兴廉，为部队树立了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党委制定了《领导工作廉政１２条》，做到待遇上不攀比，生活上不奢侈，钱物上不贪占，不利用职权徇私情。师里生产经营是军区的先进单位，他们对社会上出现的高消费、比阔气等不正之风自觉抵制，至今没买一辆轿车，师领导没为自己添置一件家具。他们至今住着２０年前盖的水泥顶平房，由于年久，不少房间透风漏雨。军区有关部门专门拨来８万元经费，让他们建新房，他们想到基层更艰苦，硬是把钱让给了连队。师领导每年带着背包分别在基层蹲点都在两个月以上，积极为基层办实事，排忧解难。师党委成员积极改造主观世界产生的凝聚力，成为推动部队全面建设的巨大力量。８月份总政治部推广了该师党委联系实际学理论，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的经验。 （梁万魁 丛培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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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腐倡廉的卫士
——全国先进纪检组织和优秀纪检干部表彰大会侧记
本报记者 陈维伟
他们来了，全国２０万纪检干部队伍的“排头兵”，带着各地党风和廉政建设的宝贵经验，带着忠于职守、防腐倡廉的一片赤诚……
社会上有人说，纪检部门是“清水衙门”，“工资不高、待遇不好、惹人不少”。山西省古县古阳镇纪委书记孟宪志直爽地说：“纪委不仅没啥‘油水’，还要和那些捞国家‘油水’的人和事作斗争。所以，这个工作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干的，对那些党性不强、心术不正、私心严重的人来说，你就是想干恐怕还不让你干哩！”
孟宪志接着说：“‘乡镇工作两难点，计划生育和纪检’。我在古阳工作近２０年了，亲戚多、朋友多、熟人多，往往会遇到一些问题，情面上抹不开，关系上难处理，对上对下都不好交待。但咱是党员啊！党员就要讲党性，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于碰硬，不怕得罪人。过去，在我们镇，群众意见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一些党员干部用公款大吃大喝。只要县里一来人，就浩浩荡荡涌到街上食堂海吃海喝。上边来一个，乡里陪一群。３年前，我们镇机关每年用于吃喝的费用就高达１万多元，占当时财政收入的１／１０。我出任纪委书记后，下决心抓一抓这股歪风，先后搞了‘镇党政机关陪客制度’和‘下乡干部就餐制度’，使吃喝风迅速得到控制。这几年，全镇招待费用大大降低了。”
提到纪检干部的“苦”，黑龙江省伊春市纪委书记唐永旭说：“干纪检，就得有点‘自讨苦吃’的精神，没有这点精神，就当不好纪委书记。在伊春，领导干部住房问题是群众反映的热点。管，还是不管？纪检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决定了我要迎难而上。１９８８年，我正式向市委请战，主动领了清房这一十分棘手的任务。可以说，这叫‘自讨苦吃’，一时招来不少的咒骂声和责怪声。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和同事们终于顶住了，在上级的领导和支持下，去年清房我们共查出违纪资金２００多万元，收回住房２００多户，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
干纪检，不仅要敢管下级的事，还要敢于监督同级党政领导，这是党赋予纪委的职责。谈到这个问题，四川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纪委书记唐荫泉说：“老百姓看着你呢。曾有人问过我，你们敢管‘小官’违纪的事，‘大官’的事敢不敢管？我说，只要有问题就敢管。６年来，我们公司纪委先后纠正了公司同级党政领导不正之风问题１２件。群众伸出大拇指说，公司头头的事都敢管，纪委真是敢斗硬。”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纪委书记胡玉斌对此也有同感，他说：“纪律面前也要人人平等，不管是谁违反了党的纪律，都要依照职责，敢于查处，不徇私情。”前不久，这位“黑脸包公”曾秉公执纪，严肃查处了该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在为亲属办理户口、安排工作和转干中弄虚作假的案件，经市纪委批准，那位无视党纪的部长被调离了组织部门。
如果说腐败行为是侵害我们党健康肌体的瘟疫，那么，纪检干部就是同这些瘟疫作斗争的保健护士。广大纪检干部们始终将这一职责看得十分神圣。陕西省渭南地区纪委副书记王效维，去年查处渭南地、市公安部门有关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案件时，正赶上“动乱”的高潮时期。他们当时的想法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反腐败”的旗号搞动乱，我们要以查处腐败的实际行动回击他们，表明我们党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惩治腐败。大家日夜奋战，加快了案件的查处。案子查处完毕时，王效维也病倒住了院。“我虽然累病了，但能为捍卫党的肌体健康做出有益的奉献而感到非常欣慰。”这，就是纪检干部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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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两地”“一卡”制度
宜昌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
本报讯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农民党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湖北省宜昌县的经验是建立“两地”、“一卡”制度，确保党员带领群众劳动致富。
两年以前，宜昌县由于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党支部不必像过去那样号召农民春种、夏锄、施肥、秋收，对于如何发挥作用，一时感到茫然。因此，宜昌县委集思广益，及时决定开展“两地”、“一卡”活动，要求农村党支部和党员为民办实事，率领农民共同致富。
“两地”是党员的活动阵地和义务劳动基地。活动阵地专供党员开会、学习、交流经验，目的在于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增加科学知识。党员在义务劳动基地上，一方面将所学科学知识用于实践，成功后就传授给待扶持的农民，另一方面可得一些经济收入，用来购买活动阵地所必需的器具和书报。到目前为止，全县所有的村都建立了党支部活动阵地，８１％的村有了党员义务劳动基地。坚持按时参加活动的农民党员达９１％，学有所得的占８５％。
“一卡”是党员实绩卡，用来督促党支部和党员为民办实事，做了实事则记录在案，上级党组织定期检查。截至今年１０月底，全县农村党支部为民办实事１．５３万件，８１００余名农民党员为群众办实事２７７００多件，党员联系的３５７５个贫困户，已有１６４３个脱贫致富。 （彭明吉 易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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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辨篇
也说“同志”
读罢李荒同志的《同志颂——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声》（载人民日报１０月３０日八版），感慨很多，李文道出的不光是一位老党员的心声，也是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共同心声。
“同志”，这确实是一个崇高的称呼。它使人感到亲切、温暖，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危难时刻，一声“同志”，能使一条硬汉子浑然泪下，热血沸腾。“同志”这一称呼所以崇高，是因为它具有极为深刻的内涵：彼此都是为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在江西等革命老区，就有“同志哥”的叫法，可见同志间的关系何等亲密。
“为什么我们要把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同志这个崇高的称呼，淡化它，以致改掉它呢？”这是这些年来很多同志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在“同志”称呼淡化的背后，是“同志”观念和同志关系的淡薄。在党内称职衔，管同志叫“哥们儿”，称领导是“头儿”，甚至连穿着军装的解放军同志也被呼之为“师傅”、“大兵”，这恐怕不能简单看成叫法不当，用词欠雅吧？称呼若不是表明相互关系的性质，影响人的观念、关系，乃至社会风气，叫什么又有何妨呢？
当然，我们并不主张不分对象、场合一律称同志。工作需要，该称职衔的还是要称职衔。在有的场合，称公众为“朋友”也未尝不可。关键是，不管称什么，都不应忘记我们的干部是人民公仆，公仆同主人（人民）的关系不能错位。刘少奇同志在会见掏粪工人时传祥时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话把革命队伍内相互关系的性质说透了。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可贵的公仆精神和同志的称呼一起被淡化了。同志间的平等关系被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念破坏了。在一些人心目中，官职成了权力、地位、名望、尊严的同义语。在他们看来，不为官不贵，不称官不尊。记得有一则报道：一位资深极高的老记者在参加一次会议采访时，由于签到簿上没有写上职衔，被安排在几个人合住的大房间里，而那些有职衔的年轻人却住进了单间。有人提出这样不合适，管会务的同志想了想说：“那就填个‘记者长’吧！”像这种认“官”不认人的观念，怎能不助长称官、捧官、迷官、要官的风气？
但愿伴随着“同志”之声的再起，公仆精神将得以弘扬，同志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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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简会议 减少检查
新宁抽调干部下厂驻村抓生产
本报讯临近岁尾，湖南省新宁县一改过去那种“会议多、检查多”的老规矩，组织机关干部下厂驻村，帮助抓好冬季生产。从１１月初开始，该县从县直属部门抽调８００多名干部，下厂驻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今年，新宁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旱灾，晚稻受旱面积达８０％，工业生产欠产较多。为了保证年前各项工作的落实，该县从改进机关作风入手，精简会议，减少检查，组织干部下厂驻村办点，现场解决冬季生产中的问题。县委书记肖刚强、县长徐运勤亲自带头，县委１１名常委除３名在家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全部下厂驻村抓生产。在县委常委的带动下，下厂驻村干部都把被褥搬到农户或职工宿舍，一面跟班劳动，传授和推广新技术，一面帮助基层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使工作落到实处。麻林乡是历史上没有冬种习惯的山区乡，为了帮助该乡搞好冬种，县农业局农艺师车兴富与其妻子一道在山区蹲点，使全乡今年的冬种面积达到３０００亩。
干部下厂驻村蹲点，既压缩了会议，又推动了年前各项工作。 （曾定保 李仁健 郑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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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和国卫士”不以功臣自居
王玉文入武警医校顽强学习
本报讯 一度被人们视为“植物人”的“共和国卫士”王玉文，经过武警总医院的全力抢救，终于在深度昏迷三十四天后苏醒过来。如今，王玉文不仅生活上能够自理，而且以顽强毅力走上了新的岗位。今年九月，武警总部党委特批准他为北京总队一支队少尉医助。此后不久，又将他保送到武警天津医校学习。
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医校党委决定允许队里给他开小灶；允许他不参加活动；允许他可以根据身体状况听课或不听课。王玉文谢绝了领导的好意，硬是坚持着做到了和大家吃一样的饭，和大家一样参加活动，和大家一样上课下课。
由于小脑重伤，王玉文至今平衡不好，走路一脚高一脚低，很容易摔倒；右眼视力很弱，上课不坐在前排根本看不见，看一会儿，头就疼，笔直地坐上一节课，头上常常滚下一串串汗珠。然而，王玉文并没有因此而搞特殊化，更不以功臣自居。他常说：“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我是一名普通战士，我必须和大家一样，一切从零开始！”早晨打扫卫生，队里根本不安排他，可他总是默默地抢着干在别人的前面。一天深夜，同志们都入睡了，王玉文患了感冒总想咳嗽，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他干脆披上衣服坐在走廊里。王玉文严于律己的模范行动使大家深受感动，同志们越发尊敬他，关心他，爱护他，而他却越加谦逊。他真诚地对大家说：“是党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必须用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所给予的一切。” （钟长洪 王桂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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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人武部带领民兵种草致富
本报讯河南省内乡县１４万亩穷山秃岭，在６万民兵手中只用两年时间就变成了龙须草生产基地，成为山区农民的“绿色银行”，３．１万户农民靠龙须草开始走上致富道路。
１９８８年初，内乡县人民武装部承担开发龙须草生产基地任务后，人武部党委以各乡镇武装部、基层民兵组织为主体，带领全县６万民兵顶酷署、冒严寒，两年来已建成１４万亩龙须草生产基地，今年共产草２．５万吨，总产值１２５０万元。 （芮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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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掉泥的县政府楼
——灌南见闻
本报记者 龚永泉
若不是实地察看，真难以相信，江苏灌南县政府的办公楼，还是１９５８年建起来的。二楼上脚步一重，一楼楼顶就会往下掉泥灰，全楼清一色的老式摇头窗，楼梯虽是木板的，但已坑坑洼洼……
５０年代，这座楼还是县城首屈一指的两层楼房。经过３０多年的风风雨雨，就出现了上述情景，以至有人感叹要戴着安全帽上班。
１９８３年，灌南县工农业总产值达２．３亿元，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有人提议县政府办公楼该改观改观了，但当时的县长张惠修考虑到全县教育急需资金，要求大家等一等，把钱先投入到教育上，１９８４年全县文教支出达５８０多万元。
两年后，几次县政府办公会上又提到改建办公楼之事，县长奚铁男考虑到公安、检察院、法院办公条件更差，县直机关有几百人在外租房住。几位县长统一了认识：这些问题不解决，搬进新办公楼也心中不安！这一年，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建了新办公楼，两幢职工宿舍也落成了，解决了部分工作人员的住房困难。
１９８８年，朱永钊当选为灌南县县长。初来乍到，他感到县政府办公条件太差，确有必要改造，但当他考察了县里的农业和其他事业之后，又觉得“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一年，县教育卫生事业经费比上年增加１０％，所有中小学校舍门窗修缮油漆一新，全县告别了“泥凳子、泥台子、泥孩子”的办学状况。
今年，朱永钊改任县委书记，４２岁的朱慈尧当选为县长。记者问朱慈尧对办公楼有何打算，他说：“看来，还得再等一等，手头紧啊！”
记者注意到，这个县的政府办公楼时不时会往下掉泥灰，但马路斜对面的县图书馆却是高耸而立，分外醒目。另外，县文化馆也紧锣密鼓地在翻建。
朱慈尧说：“图书馆和文化馆都是直接为群众服务的，理应有点现代文明的气息。至于办公楼，条件是差些，就将就克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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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情系江河源
——奉献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万余汉族干部剪影
本报记者 郅振璞
浩浩长江，滔滔黄河，滚滚澜沧江，均源于平均海拔４０００米以上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巍巍的江河源，常给人以一种神圣的感觉。
玉树，藏语意为“遗址”，传说是格萨尔王妃珠姆诞生地。唐文成公主由此进藏，在这里逗留数月，教会藏族人民耕田、种菜、磨面、酿酒等。至今，各族人民逢节集会，总要到“文成公主庙”朝拜、观光。
这美好的传说与现实，诱发了记者这次玉树之行。
上玉树，要择时。青海有句方谚：“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我选了“正好走”的时节。从西宁驱车５１５公里，翻越海拔５０８２米的巴颜喀拉山口时，行人有若步入云天。别看那开遍草甸的格桑花，倒映蓝天的碧水潭，白云下蠕动的羊群，或舒缓或激昂的牧歌，一概可望而不可即。倘若挪动四五步，就会头晕目眩乃至倒下。这便是严重的高山反应。
下山口，进入玉树州称多县。长江源流段通天河，浑浑沌沌已流过高原１１００公里。在细雨笼罩的河畔，记者碰见来自浙江义乌市的工程师刘樟伦。这个瘦高个儿、紫红脸色的汉子已５２岁，任市农牧局副局长兼电厂厂长。眼前这个二级水电站，已伴他度过２０个春秋。老刘和着汩汩江水告诉我：去年发电１２０万千瓦小时，６月里江水漫过电厂４米高，停产３个月。为了多发电，今年投资６万元，已在河畔筑起高１０米、长１６０米的护厂石坝。
一旁的权副县长打趣道：“他是藏家的老女婿喽，没人说他是浙江人。”入夜，老刘找我唠家常：“我在义乌县中学毕业，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分配到称多，３４年没挪窝儿。一起来的１４个男女青年，就我留下，惹得老家女友吹了灯。那时在拉布乡当秘书，遇上１８岁的护士索南卓玛。土房、酥油灯、骑马、吃糌粑，都走过来了。这不，我们的两儿两女都已成家和工作，毛毛根根都扎在藏乡啦。”
通天河与玉树巴塘河，在直门达古渡口汇成金沙江。越过通天河大桥，可见当年唐僧留下的“晒经台”，隐隐约约的经文字样似现于石板。记者在此竟和州委书记史国枢、新任副州长杨建中不期而遇。
“怎么，二位到藏乡取经来了？”我们一见如故。“我们是又取经又传经”，老史低笑着说：“向玉树２０万藏族人民取经，学习他们勤劳善良、热爱民族团结。同时，还向他们传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
１９７０年从省畜牧学院毕业的杨建中，在玉树度过了不惑之年。他和记者交心时不无感慨：“论说我是西宁人，真要适应青藏高原腹地气候，还得褪几层皮儿。要闯过生活关、语言关。我先到杂多县苏鲁乡８年，又到黄河发源地曲麻莱县４年，离家都是上千公里。夫妻一度分居，牧区带孩子困难，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到过曲麻莱么？那是青海著名大风区，年刮风在百日以上。外省人别说工作，来躺３年也不容易。”
问起他藏语水平，杨建中诚恳地说：“我开始３年耳濡目染，会打条子、写信、编译畜牧教材，后来当县委书记能用康巴藏语宣讲党的文件。你想，曲麻莱３．２万平方公里，１．８万人，汉族仅千人，下牧区讲汉话谁听哟。”
数日后，我们启程州府结古镇，傍晚驶出峡谷一线天，眼前河水浩淼、灌木丛丛，史国枢伸手指着：“呵，扎曲河。流到西藏昌都就是澜沧江。”河域里的囊谦县居青海最南，雷电日年均８５天属全省之冠。
县委书记王连喜，是青海已故省长王昭到河南动员来的青年，因就地参军转业留下来，屈指一数３１年。他仍葆有河南人的憨厚劲儿：“这里全靠艰苦奉献。生活差，物价贵，留人难。但是，藏族群众打心眼欢迎‘派干’（当地称汉族干部）。”翌日，我们踩着夜里雷雨酿成的泥泞，走进香达乡前多村。阳光下，数千亩青稞橙黄待刈。老史凑过来：“猜猜，亩产多少？”我伸了两次手指：“１７５公斤。”他点点头：“建议你采访一下洛叶亥加毛。”藏族县长更阳解释说：“藏语里的‘丰收姑娘’——州农科所农艺师王淑娴。”
提起“丰收姑娘”，老支书孔雀巴桑乐得合不拢嘴：“老王在我村试验丰产方，在我家住过３年。开始改混杂品种、粗放耕作难着哩。推广农药，还有藏族农民当‘魔水’，怕‘杀生害命’偷偷埋掉。最后，科学成功了，亩产提高一倍。去年全村青稞４４万公斤，超历史最高年１．５万多公斤，‘牛抬杠’全换成拖拉机、大汽车。１９８６年她转癿扎乡，我们都舍不得。”
午后，我们赶到癿扎乡卡玛村。在这儿不仅遇到王淑娴，还目睹了藏家４弟兄创办的扶贫协会。４９岁的王淑娴，于１９８４年“落实政策”重返玉树，丈夫和孩子都远在西安。当人们把她从香达请到海拔３６５０米的癿扎，她又从单一的青稞丰产方，扩展到豌豆、洋竽、园根和蔬菜等多种丰产方。１９８７年，她光荣地入了党。她一边指点沿途水灵灵的白菜、萝卜、葱、大头菜，和温室的黄瓜、菜花，一边带大家去卡玛扶贫协会。
老远，就传来“叮叮咣咣”的锤击声、“呼达呼达”的风匣声。两亩大的藏式家院里，二三十个藏胞正在赶制各种民族金银铜玉制品。看到我们，４兄弟达杰、苏扎、甘赤、永扎纷纷起身行礼。王淑娴指着老二：“他是我的科技户，今年６月入了党。”现在他们已联起３４户２０１口人，乡里帮助建了９人领导小组。４弟兄开动自家的两部汽车、３台拖拉机，开荒扩地，修渠架桥，还把祖传金银匠手艺教给大伙，计划５年内共同富裕，户均一台手扶拖拉机。
眼前的红火景象多使人振奋：这是汉族干部奉献的心音与藏族弟兄前进步伐的共鸣曲。记者顿悟到，江河源头万余汉族干部乐于奉献的情感也是神圣的，惟愿此情把华夏各民族维系得更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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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为哈萨克族敬老院老人做好事的新疆军区某部战士，退伍离队前再次看望老人。
束黎明 胥金章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