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学习发扬韬奋精神
中国韬奋基金会主席 张友渔
今年１１月５日是邹韬奋同志诞辰９５周年。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来纪念这位在我国文化出版战线上有着卓著功勋、留下光辉业绩的坚强战士。他是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毛泽东同志说过：“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今天，韬奋精神，我们需要学习，需要发扬。我想这是最有意义的纪念。
韬奋（１８９５—１９４４）原名恩润，韬奋是他主编《生活周刊》后用的笔名。他曾解释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不懈的奋，意思是以此自勉。他祖籍江西，出生于福州，定居上海。他的童少年时期，是在破落的大家族里度过的。父亲做官清正，家中一贫如洗。他的中学时期，全靠半工半读维持生活，并且还要照顾弟弟，日子过得非常艰苦。１９２１年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后来出国又曾进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等进行过研究。
韬奋曾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编译过职业教育丛书和刊物，１９２６年接编《生活周刊》，由于内容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头痛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发行数量由几千份猛增到１５万份，为当时发行数量最多的杂志。“九·一八”事变后，国难临头，韬奋鲜明地举起团结抗日的旗帜，为救国大声疾呼！１９３２年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创办生活书店。同年他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第二年６月该盟秘书长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韬奋被列入“黑名单”，７月他被迫出国流亡，经意大利、瑞士、法国到伦敦。１９３４年，曾访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还到苏联参观，并在莫斯科大学听课。１９３５年从伦敦赴美国旅行，８月回国到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同年与沈钧儒、李公朴等人组织上海救国会，并成为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导成员，时年４０岁。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２日，韬奋和救国会其他领袖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在上海被捕，送往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这就是著名的因救国而坐牢的“七君子事件”。在囚禁的２４３天中韬奋仍然笔不停挥地写成了《经历》、《展望》、《萍踪忆语》和《读书偶译》四书。他在法庭上的答辩，成了唇枪舌剑的反击，而牢房又成了他拿笔作武器的战场。这是韬奋创造的奇迹，也是当时舆论界盛传的佳话。
１９３７年“七·七”抗战爆发，７月３１日“七君子”被释放。韬奋从上海迁往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往重庆，一直紧张地为抗日救亡而奔波、呐喊和写作、编刊物。他应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韬奋在历届大会上都有积极的提案，其中三案都是力争言论出版自由的：第一次，请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第二次，请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第三次，请改善审查搜查书报办法。当撤销原稿审查一案提出时，他慷慨陈辞，令人折服，付表决时，连素来反对他的人也不自觉地举起手来，遂得以大多数票通过了此案，这是参政会从来所未有，足证他辩论的逻辑力量之强。１９４１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对生活、读书、新知三家进步书店，连续不断加以摧残破坏，除重庆一地之外，各地所有分支机构被一一查禁，仅生活一家即达５０多处，有的经理、店员被捕被拘或被逼逃散，韬奋痛心疾首，愤然辞掉参政员之职，他认为不能自保，更何能保障他人？随即离渝赴港。在港仍为民主抗战，奋斗不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韬奋进入我东江游击区，经广东转赴苏北。他到解放区后，精神焕发，不顾疲劳和病痛，到处参观、访问，日夜找干部、群众谈话，边问边记。他又到处讲演，热情赞颂解放区的光明，深恶痛绝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他在一篇文章中，深有感触地说：“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可是，由于他被病魔缠身，又遇到敌人扫荡，在党组织精心安排和掩护下，不得不离开解放区到上海治疗。
韬奋在病痛折磨下，所想的不是个人，他告诉留在上海的生活书店的老同事，希望病愈后继续和大家一块努力干二三十年，进一步为人民大众、为人类进步事业多做一些事情。第一，他要恢复生活书店；第二，他想为失学青年办一个图书馆；第三，他要创办一个日报，以遂夙愿。他目睹国民党军队对我解放区疯狂进攻，愤不可抑，以口述请友人笔录成为《对国事的呼吁》一文。他说：“我正处在长期惨苦的病痛中，环境的压迫和重病的磨折都可用我坚强的意志与之抗争，还能泰然处之，但每一念及祖国的前途则忧心如捣，难以缄默”。“国民党内反动派这次对敌妥协，进攻共产党的政策，实是危害国家，荼毒人民的滔天罪行，我们必须以全国人民的力量，全国舆论的力量，全国各抗日党派的力量，以及海外数千万华侨的力量，共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阴谋，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最后他沉痛地说：“我个人的安危早置度外，但我心怀祖国，惓念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对海内外同胞作最诚挚恳切的呼吁，希望共同奋起，各尽所能，挽救危机，保卫祖国。”更令人感动的是，他病已极其危重，还在病榻上，坐在被窝里，伏在木案上写作，每天写到天黑，不肯休息，有一天竟写了５０００多字，个把月的时间就写了５万多字，这就是《患难余生记》写作的过程。他还要写的《苏北观感录》等，因病情恶化，就无法实现了。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４日，伟大的爱国者韬奋同志与世长辞，年仅４９岁。逝世前，留有遗嘱：“我死后，希望将……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后来，中共中央的唁电中写道：“韬奋先生廿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以为吾党的光荣。”
韬奋所经历的崎岖艰险的坎坷道路，激励了他自己，也感染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和同辈人。他奔波呐喊，战斗了一生，苦思苦想，笔不停挥地写作了一生。他的著作达几百万字之多，先后主编了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全民抗战等１０多种期刊，生活书店出版了千多种书籍。他的确是辛勤的劳动者。
在这里，我想谈谈韬奋同我的接触相处的三年。时间过去虽久，但每一忆起，就像浮在眼前。他比我年长三岁多，是我尊敬的兄长，也是密切的战友。我们认识开始于１９３９年３月，我从华北敌后到了重庆，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直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文化工作和民主运动。南方局因我抗战前是华北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身份是左翼教授，所以让我在重庆仍然参加救国会，主要是以救国会领导人之一和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出现。救国会领袖是沈钧儒、邹韬奋等，核心分子为进步文化人，在文化界是有很大威望和影响的。我首先接头的就是韬奋，他约我到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即冉家巷宿舍谈话。他静听我介绍华北敌后的实际情况时稍有细节不详，他总要追根究底地问清楚，毫不含糊。听到敌人的残暴，止不住切齿痛恨，听到人民英勇斗争，则兴奋鼓舞。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追求真理和拥护真理的人。当时，他就约定我为《全民抗战》的经常撰稿人，写有关民主、宪政、日本问题，特别是介绍华北敌后情况的文章，每期一篇。同时，就民主宪政运动和救国会的工作交换了意见。从此，我们便经常在大小集会上频频接触，稿件往返，以笔代言，不仅成了文坛上的朋友，也成了政坛上的密友。我们曾共同写了《我们对“五五宪草”的意见》，由韬奋作为建议提交国民参政会。
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后，党为了保护可能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进步人士，决定把他们疏散到香港。我和韬奋乘同一架飞机经桂林去香港。我们走后的第二天，蒋介石给李济深发电说：“务必劝邹回渝”，李回电说：“邹已经走了”，若迟走一天，韬奋就会被扣留了。
到香港后，我仍做统战工作和文化工作，以韬奋为首，我们在香港成立了救国会香港工作委员会。我们经常聚会，进行活动。这时，韬奋恢复了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大众生活》，他任主编，我每期至少写稿一篇。同时，韬奋为我担任总主笔的《华商晚报》每周写有关民主宪政的社论一篇。这时，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也转移到了香港，韬奋在那里直接领导。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侵占，我们转入地下，党组织又派人掩护，将一批进步人士分批撤离香港。我到桂林后，负责接待从香港撤退的进步人士。韬奋经我东江根据地到广东。未到桂林，他的夫人沈粹缜和儿女先撤退到桂林，由我照顾他们的生活。不久，党组织决定韬奋不回重庆，转赴苏北根据地，通知我派人将其家属送广东一道走。没有料到，我同韬奋在香港一别竟成了永诀！后来，周恩来同志调我回重庆，公开职业是生活书店总编辑，实际上代表南方局文委直接领导书店党组织的工作，不直接参加书店内部组织生活。这使我接触了很多韬奋留下的更多的感人事迹。
从我同韬奋相处和接触的大量事实中，我认为韬奋的确是一个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很多，集中起来，是这么几条。
第一、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决不动摇。
韬奋为民族解放而呼号，当《大众生活》发行到２０万份时，破了当时刊物数量纪录，有人劝他要“格外注意，勿使夭折”，他认为解放运动不能因此而停止或消灭，时代巨轮还是朝前迈进的，“这里被压下去，那里要奋发起来；今天被压下去，明天要奋发起来。”下定决心：“一息尚存，决不罢休”，“个人的得失生死，不算一回事”。他对特务的恫吓，公开庄严地声明：“只须对民族解放有些微努力的可能，个人的安危生死，早置度外。”尽管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找韬奋当面“谈话”，以暗杀相威胁，蒋介石指派杜月笙去“邀请”他到南京，他都一一断然拒绝。在重庆，１９３９年７月，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奉部长叶楚伧的命令和韬奋“谈话”，要生活书店和官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遭到他的严厉拒绝。中统局头子徐恩曾又约韬奋“吃饭”，名义上是老同学叙旧，实际上是“劝降”，国民党要员还以“三青团中央干事”的高官相许，都被韬奋拒绝。他的确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种坚定不移的浩然正气，实在难能可贵。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热诚为人民服务。
韬奋编刊物办书店，联系了广泛的读者，其中最多的是青年学生、店员、学徒、中小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家庭妇女。他不仅答复读者来信，而且亲自接待读者来访。他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答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做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凡是读者委托要办的事，他无不尽力办到，就是业务范围之外的，也要尽心尽力代为办理。有位内地的女读者要结婚了，托他打听一种衣料，条件是既要便宜，又要好看，还要代她调查时装裁剪样式等等。韬奋看了哈哈大笑，马上叫人到市上去办理，备齐后如数寄去。这位读者结婚后，来信说凡生活书店出版的刊物总要订购一份。因而书店的邮购部，被人形象地说成读者的“代办处”。韬奋把帮助读者办点事，认为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很多读者虽未见面，却能和他心心相印，交心谈心。例如他以３０００多字的长信，说服一个多疑青年，成全了一门婚事，夫妻俩来信感谢，要把《生活周刊》作为他们家庭的永远读物。为读者热诚服务，已成为全店人员信守的“生活精神”。
韬奋对读者不仅生活上关心帮助，更多的是在思想上的帮助，他对读者要求他指点研究学问的态度时，恳切地指出：“为个人利害而研究学问，检讨问题，是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意味，而且也得不到出路，无疑是要没落的；为大众福利而研究学问，检讨问题，乃至谈一段话，作一篇文，以及其他种种活动，都以此为鹄的，方向既有所专注，心神自所集中，随时随地都会有推进新时代车轮的可能性。”这是多么可贵的治学之道。
在韬奋看来，编者和读者之间的通信，是一种责任，是一桩乐事，应怎样对待读者来信呢？他说：“投函者以知己待编者，编者也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感情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而歌泣，随他们的喜怒而喜怒”，又说：“与无数至诚的挚友言欢，或共诉衷曲似的，辄感负托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能，尽忠代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就是韬奋对读者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能在白色恐怖下，得到那么多人的信任、支持和爱护。如果把人民大众比作“上帝”的话，他的真诚服务，确实感动了“上帝”！
第三，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凡接触过韬奋的人，都有个突出的印象，他事事认真，编刊物，办书店以及其他活动，从不马虎。因为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对他领导或主办的新闻出版事业，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所以，倘若遇有“拆烂污”的现象，不管什么人或什么事，他都不会放过，决不客气。他曾说：“我自己作事没有什么别的特长，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我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我生性不做事则已，既做事就要尽力做得像样。”“我的工作当然偏重于编辑和著述方面，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我所不懂的，或为我所不称心的，就随便付排，校样亦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他没有一个错字。”同样，他也要求生活书店的职工以参加者的态度，不要以旁观者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每个成员都是店里的主人，而不是客人。所以，生活书店以及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工作人员，虽然生活艰苦，待遇菲薄，但他们却都非常自豪而愉快地工作。
第四，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追求。
韬奋具有坚强的自信心，但从不骄矜自满，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决不冒充内行，轻易发言，而是尊重专家的意见。他之所以不断进步，就在于他不断地学习，做什么事，他都努力从群众中发现问题和吸取智慧。他曾说：“我个人是在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除了在前进的书报上求锁钥外，无时不皇皇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他在不断地学习中，不断地追求真理，追求祖国光明的前途，追求人民大众的幸福。他从一个民主革命战士变成共产主义战士，从一个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坚决走上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道路，这都是他不断追求的必然归宿。当他在苏北根据地亲自看到党政军民如何粉碎敌人“扫荡”的斗争，又看到在反“扫荡”斗争中共产党和各阶层人之间的团结一致，感触良深。他说：“目睹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今天我真正的了解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绝不是只有形式的寒暄请客，而是和各阶层人民结成了生死之交”，“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是共产党的伟大成功。”他在遗嘱里要求入党，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长期宿愿。陈毅同志说：“韬奋先生是由民主主义者走上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他的业绩，对于每个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是很好的教育。”
第五，艰苦创业，廉洁奉公。
韬奋在办《生活周刊》之初，只有一间非常简陋的过街楼，三张办公桌，两个半人（有一个兼职），经济也很困窘；后来他在香港贫民窟里，找了三间破楼房，办起了《生活日报》，成了“贫民窟中办报”的传世佳话。他那种饱尝创业艰辛而顽强拚搏的精神，是闻名于新闻出版界的。
创办生活书店是没有现成资金的，韬奋发起个人集股，是以合作社办法筹集资金的。后来历经磨折，共同奋斗，发展到全国５５个分支机构。韬奋从不表白个人“劳绩”，常以“贡献微薄”为憾，他把所有成绩归功于“我们这一群兄弟姐妹血汗的结晶”，看成是人民群众的鼓励、赞助的结果。
说到韬奋生活方面，他的夫人承担了家庭经济的一切困难，常常为吃、用发愁。在重庆，他们只有两个斗室，还是楼上一间，楼下一间；在香港，他们也只分租人家两间不作正房的后房，一家５口总是很勉强地才能挤得下。可是，他的许多著作却是在这种陋室里写出的。他主持生活书店十几年，从不谋私，涓滴归公。他曾说：“像我这样苦干了十余年，所以能够得到许多朋友们不顾艰难地共同努力，所以能够始终得到许多共同努力的朋友们的信任，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始终未曾为自己打算，始终未曾梦想替自己刮一些什么。不但我这样，凡是和我共同努力于文化事业的朋友们都是这样的。”韬奋的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文化界闻名的，也是堪称楷模的。
今天重温韬奋精神，仍然亲切感人，仍然是我们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对于当前的出版界是治病的良药！
我认为，在我们的新闻出版界、文化界仍至整个知识界，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认真学习韬奋精神，并且大大发扬韬奋精神，定会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增加推动力量，取得新的成就，从而使我们的同志更加豪迈地前进！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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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帅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高存信
今年９月２１日上午，传来徐向前元帅逝世的噩耗，我的心像刀绞一样疼，像石头一样沉重，泪水立刻充满眼眶，一些往事立即涌上我的心头。
那是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我奉命率华北炮兵二旅一团的三个营和三团的一个营，从蒿城县屯头驻地急行军赶赴太原，参加太原战役。１０月２０日左右，太原前线总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中共太原总前委书记兼前线总指挥徐向前司令员在连续指挥了临汾、运城、晋中等战役之后积劳成疾，徒步行军特别是攀走山路已十分困难，同志们劝他不要参加这次会议，他坚决不肯，毅然决定坐担架前来。当担架把他抬到会场时，我们所有与会人员，被徐总不顾个人病痛、坚持亲临作战前线的崇高精神所感动。
徐总斜坐在圆木扶手椅上，静静地倾听前委汇报和旅以上干部的发言，当时大家对主攻方向和具体部署方面意见不一致，徐总总结大家的发言，说：“城南守敌力量薄弱，但是地势低洼，即使西、北两面予以配合攻进去，也会受到东山守军居高临下的攻击，难以站稳脚跟。”他又说：“阎锡山自称‘东山好比太原的头’，攻下东山四大要点（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和山头）一线阵地，就等于割断了阎锡山的脖子，然后依托东山攻取太原城，不就是再来掏他的心吗？”徐总最后决心先攻东山。对于怎样攻取东山，徐总紧紧地握住了两个拳头，做了一个由东山之北面和南面相对深插的钳形攻势之手势。对四个要点的攻击与对东山正面攻击同时展开，把东山主峰和四大要点之敌分割开，并攻击歼灭四大要点之敌。太原东山所修的四大要点高出太原城，是守备太原的屏障，攻下它即可俯瞰太原全城。实践证明，徐总所确定的这种主攻部署，的确是极其英明的战役决策。
接着徐总向各参战部队部署了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们华北炮兵二旅是刚从平汉线战场调来参战的，徐总对我们的到来非常高兴，说：我们浴血奋战西征时，要有一个炮兵团也不会是那样的结局。他给我们布置了五大火力任务：（一）组织强大火力压制敌炮兵；（二）控制阎军机场；（三）掩护爆破；（四）破坏敌碉堡、城墙、野战工事，为步兵开辟突破口；（五）压制杀伤反冲击的敌人。我听了徐帅的最后决心、部署以及给炮兵下达的任务后，深感他在运用炮兵火力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是完全符合炮兵特点的，我从内心感到敬佩。根据这个总的部署，我们炮兵二旅除令神炮五连（９０野炮三门）专门执行控制阎军的机场任务外，把其余火炮组成三个炮群，中央炮兵群主要负责压制敌炮兵，同时以火力支援对大小窑头、陈家峪、淖马等据点的攻击；右翼炮兵群压制西岭、牛驼寨；左翼炮兵群压制双塔寺、老军营等据点。炮兵群配属给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他们既受兵团指挥，又受炮旅指挥所指挥。我和旅政委李呈瑞、参谋长李健在中央炮兵群指挥，我们以徐向前司令员为榜样，深入基层，解决炮兵作战的战术、技术问题。当年神炮五连的９０野炮是我军射程最远（１．２８万米）的炮，但是炮兵阵地距离城北机场跑道为１．４万米，炮打不到机场，我们与团、营、连干部一起研究，最后用人推火炮上山，将驻锄沟挖深，采用爬梯子方法逐渐增加距离，直到将弹着点修正到跑道上。炮五连围困太原半年多，先后控制了两个机场，有力地阻止了敌人空中支援活动，为解放太原做出了贡献，因而获得太原前线司令部奖给“英勇命中连毁敌机”的锦旗，炮五连集体立大功一次。
对四大要点的攻击，是太原战役中最紧张、最激烈的战斗，双方使用火炮不下８００门，争夺阵地非常激烈。在敌炮多、我炮少的情况下，徐总要求炮兵勇敢战斗，发扬近战传统，讲求技术，把阵地选好。在攻淖马的战斗中，炮六连与敌七门榴弹炮进行炮战，用一门炮向前推进到可行直接瞄准的阵地上实行射击，命中了敌之主碉，随后结合全连火炮又摧毁了地堡和营指挥所，打开了两个突破口，压制了敌人炮兵火力。支援步兵攻占了梅火碉。这些战绩的取得都和徐总亲临第一线指挥分不开的。炮兵的同志们提起徐总总是念念不忘。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６日，是黄埔军官学校建校６０周年，在北京成立了黄埔军校同学会，选举徐帅担任会长。会后程子华同志让我把同学会机构的组建事抓一抓，并决定趁我去北戴河休假之机向徐帅当面汇报请示确定。
我汇报了黄埔同学会的组建工作，提出会名、会址、人事及工作指导方针等，请徐帅确定。徐帅说，会名就叫黄埔军校同学会，方针是广泛团结黄埔同学，不分前期后期，不分海外的还是大陆的，只要愿意参加就可加入。只要有利于祖国统一的事，即可做。
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的时候，他已是８２岁高龄。６年来，他呕心沥血，把心血浇灌在黄埔同学会的身上，使它茁壮成长。今年春节时，他和聂帅共同向海内外黄埔师生发表谈话，提出了“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须努力。”徐帅虽去，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定坚定不移地按照他的遗嘱去做，以告慰徐帅的英灵！